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重新赢得了显赫的文学话语权。这一话语权的获得，是《人民文学》依据自身在拨乱反正中的贡献、内部机制的建设以及确立文学标准等举措中建立起来的。
1976年《人民文学》的复刊，本身就是政治较量的产物。《人民文学》1966年停刊以后，1972年周恩来曾作《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报告》。受此次座谈会鼓舞，李季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一个期刊小组，试图恢复《人民文学》，但未获中央领导批准。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明确表达出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现状的不满，提出“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签发了落款为“文化部核心小组”的《关于筹办刊物的请示》，呈交国务院。经张春桥、邓小平、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批示后，《人民文学》以“创刊”而不是“复刊”的形式出现。主编由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兼任，施燕平受命由上海来北京，做《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同时为副主编的还有李希凡，编委有马联玉、李季、贺敬之、浩然、张永枚、袁鹰、蒋子龙等。张光年也参与了筹备工作。《人民文学》重新出刊，包含着高层之间的权力较量。邓小平的批示写道：“我赞成。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要领导好这么一个刊物也不容易。”1976年，《人民文学》的头4期为双月刊，到10月“四人帮”垮台，变为月刊。1977年1月，张光年代袁水拍成为《人民文学》主编。以上资料参见崔道怡：《早春的记忆》，见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文艺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吴俊：《关于〈人民文学〉的复刊》，《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2期。1976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被认为是对邓小平的歌颂。
1976年1月，停刊近十年的《人民文学》复刊。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词两首》。
《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未久，就被批判为“给邓小平树碑立传的翻案风黑样板，蒋子龙被强制违心‘检讨’，编辑部曾被指令专题‘检查’”。批判者和被批判者虽处于不公开的对立状态，但思维具有某种同一性。被批判者认为如果将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大道认定为“推行邓小平路线”，那么，“我不仅尊重、崇拜霍大道，还拥护邓小平”。政治指向，在批判者、被批判者、读者那里，具有一致性。参见崔道怡：《早春的记忆》。随着四五运动爆发、“四人帮”被逮捕，对“文革”持强烈批判的力量终于公开而稳固地取得了《人民文学》的编政权。张光年成为《人民文学》的主编。1980年，编委会得以彻底改组，编委均由“归来者”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一批诗人称为“归来者”。所谓“归来者”指1957年被划为“右派”或“文革”中被“打倒”的文学界人士。改组后的编委成员有：王蒙、刘剑青、孙犁、沙汀、严文井、李季、李清泉、张光年、张天翼、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葛洛、魏巍。担任。
由“归来者”领导的《人民文学》成了对全国文学实行“拨乱反正”、重组文学秩序的重要机构。1977年由《人民文学》主持召开的两次会议，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该年11月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包括茅盾在内二十多位作家露面。座谈会的议题一是为所谓的“文艺黑线”平反，二是讨论《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在揭露“文革”极“左”势力的功能性作用。12月28日，《人民文学》以一家刊物之力召开了一次只有中国作协才能召开的高规格会议。这次会议属全国性，参加人员二百多人。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为《人民文学》题词，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等到会讲话。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如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文学编辑。
在这一历史转折期，《人民文学》其实是在代行中国作协的职能。两次会议的组织方式、参加人员所属的文学领域，意味着拉开了重组中国文学秩序的序幕。1976年的《人民文学》，不仅回到了创刊时的1949年，比创刊时期还发表了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1976年《人民文学》第1期。
具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
《人民文学》在80年代初期掌握着确立“新时期”文学标准的话语权。其确立文学标准的方式，除会议之外，是高频率地发表同一类型的作品和主持评定“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如果说上述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为“文艺黑线”拨乱反正和重建文学秩序，《人民文学》通过发表作品和设立奖项，则直接针对着文学“写什么”的问题。以人道主义和政治激情来控诉“文革”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对“文革”原因的文化、心理探源，成为文学的主题。发表在1977年11期《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结合了对孩子被扭曲的心灵的真情描写和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的直接呼唤崔道怡是《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原小说中所写的是“救救孩子”，作者在编辑的“提示”下，加了修饰语，变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种倾向性在作品的改动中更为明显，与易卜生小说和戏剧中的做法相类。见崔道怡：《早春的记忆》，第11页。在社会上造成强烈反响。这篇小说也成为随之而来的“伤痕”、“反思”文学的发轫之作。之后，书写历史创伤的作品风靡一时。在1977～1981年间，“伤痕”、“反思”小说达到高潮。“伤痕”文学的命名，当在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伤痕》（卢新华）之后。“伤痕”文学在1979年前后曾受到批评，后来贬义色彩消退。“伤痕”文学被称为“反思”文学的源头，其特征是从“控诉”到对“文革”原因的纵深思索，深入到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积习。
有论者将“伤痕”、“反思”小说作为“文革”后知识分子写作的历史起源。
在“伤痕”、“反思”文学成为80年代初期文学主潮的过程中，《人民文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考察，1978年和1979年，《人民文学》共发表这类小说92篇，占发表小说总数152篇中的60.53%，如果除去特殊题材的小说及老作家的旧作34篇，则占到78%。
从1978年到1981年，由《人民文学》接连主持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伤痕”、“反思”类小说占有极高的比例。1978年比例为72%，1979年比例为72%，1980年的比例为63%。在这些获奖作品中，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比全国其他任何刊物都要多。如1978年《人民文学》有12篇小说获奖，占全部获奖总数25篇的48%；1979年有10篇获奖，占获奖总数的40%；1980年为11篇，占获奖总数的36%。
《人民文学》在新时期伊始，在文学界再次起到不可替代的权威作用。这一地位给《人民文学》带来了其他刊物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在急剧变化的新时期，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潮流的情况下，这种先天优势又可能转化为对市场适应上的先天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