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或者说心理学方法去治疗心理问题，常被一般人与“精神分析”混为一谈。由于“精神分析”一词在今日已普遍为大众所接受，因此，每个说到它的人自以为已了解其含义了；然而，实际上，真正领会到其意义的人仍然寥寥无几。
根据该词创立人弗洛伊德的目的，“精神分析”只是指：应用某种潜抑冲动去解释心理症状的特殊方法。既然此方法是一种研究人生的特殊尝试，那么精神分析的观念自然就会包括某些理论上的假说，例如弗洛伊德关于性的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精神分析的创立者本人曾经很明白地坚持其应用的限制性。可是禁者自禁，行者自行，外行人还是照旧把精神分析的观念应用到许多探讨心理问题的科学方法上。所以，阿德勒[4]派者虽然就其观点和方法而言显然是和弗洛伊德派者迥然不同，然而也被称作是“精神分析”。由于存在区别，阿德勒自己不称其方法为“精神分析”，而称之为“个体心理学”；而我个人则较喜欢称我的方法为“分析心理学”。我希望这个名称能够代表一个总的概念，这个总的概念既包括了“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也包括了在这一领域内的其他成果。
既然人们的心理存在相通性，也许有些外行人就要急于下结论，认为世间只可能有一种心理学，而且会把各派之间的分歧视为不过是些主观的诡辩，或是一种不入流者为了要自我掩饰和自我标榜的目的，故意戴在脸上的一种假面具。当然我可以很容易地把许多不包含在“分析心理学”领域内的其他心理学派一一开列出来。实际上，确有很多学派在方法上、观点上及信条上都是互相冲突的——由于这些学派都不够清晰明确，自然就无法确定谁比谁更正确。今日的心理学观念有那么多的分歧、那么多的种类，实际上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外行人确实会奇怪，为什么无人可为之作一综合性的研究。
当人们在一本病理学教科书中看到许多不同的治疗法时，一定会毫无疑问地确信，这些治疗法没有一个是特别有效的。同理，假如碰到许多研究心理的方法时，我们也会确定，其中一定没有一个可达到最后目标，尤其是那些凭空幻想出来的方法更是不可能。今日大量的“心理学”确已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了解心理的路径是越来越难了，而且心理本身也已如尼采所说的，已经变成一个“有角的”问题了。无怪乎攻击它如此无法捉摸的人层出不穷，因为可攻击的目标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现象当然不是言过其词了。
读者们会说，讨论精神分析时不应该只局限于其狭窄的定义，我们应该广泛讨论那些为解决心理问题所做的努力——只要这些努力与成败是同分析心理有关的。
不过，我们要问，为什么突然间大家对人类心理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把它当做一种新鲜的事看待？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我只是想把此一看起来不相关的问题提出，但不拟在此答复。但它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今日大家对许多当代潮流，诸如通神学、神秘学、占星术等都表现出同样的浓厚兴趣。
一般外行人认为“精神分析”有关的概念乃是来自医学上的实际经验；所以，大部分应是属于“医学心理学”的。它确实带有医生在诊断室的特征——不论就其术语来讲，或就其理论上而言，我们因而认为许多医生们的假定都是取自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此一现象对于现代心理学与学术界中哲学、历史与古典学问之间划清界限的贡献很大。现代心理学是实验性的科学，极接近自然。相反地，另外的那些学科却是完全以心灵为根本的。然而那座横跨在自然与心灵之间的桥梁，越来越随着医学与生物学上专门用语的加深而更难沟通，虽说这些术语有时确实相当实用，但与人们的美好愿望——划清心理学与上述其他学派的界限——相去甚远。
鉴于在观念上有这么多的混乱，所以我才认为本章开头的声明是不可或缺的。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谈谈正在进行的工作，讨论“分析心理学”的真正成就何在。既然在这方面的研究尝试多如过江之鲫，要企图为之作一概括性的叙述，实在相当困难。如果就其目标与成就而言，我尝试把它们划分成几个组，或几个阶段，我的立场带有几分保留。而且我也只想把它当做是种暂时性的划分法，也许看起来和一位测量员把一个国家的领土划分成许多三角形一样随意。话虽如此，我还是尝试把有关的研究发现以四个标题划分开来：“倾诉”（confession）、“解释”（explanation）、“教育”（education）、“相互改变”（transformation）。首先我要讨论下这四个名词的意义。
所有的分析治疗法的典型开始便是忏悔式的倾诉。虽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可是两者却有着共同的心灵起源，虽然一个外行人看不出来精神分析原理与宗教上的自白忏悔之间有任何关系。
当人一旦有了罪恶的观念后，心灵即会有掩饰的行为产生——或套句分析法用语，即产生了潜抑（repression）的现象。凡是藏起来的东西一定是秘密的东西。继续保密的结果就会慢慢地促使心灵产生一种使秘密的拥有者与社会隔离开来的毒液。如果毒液的剂量少，便是一种无价的治疗剂，对于明确个体之间的差异而言不可或缺！此一现象屡见不鲜，在原始人那里，甚至也是常有的事。原始人老早就感受到创造一些秘密的必要性了；对秘密的拥有使他不至于消融于社会之中，同时也会使他的心灵免于受到致命的创伤。大家都知道，许多古老神秘的祭礼，便是为配合这种互相区别的需要而存在的。就算早期的基督教教会所举行的临终涂膏礼也被认为是神秘的仪式，而且他们的洗礼只在密室里举行，每次提到这些仪式时也只能用隐喻的语言。
虽说由一群人共同拥有秘密能带来甚多好处，然而，属于个人私下的秘密一定是具有不良效果的。它就像是心里头的一种罪恶感，会使不幸的拥有者切断他和同伴们的来往。不过，当我们晓得所要隐藏的东西时的害处，比我们不清楚自己所要潜抑的东西时害处要少得多——因为后者不但心中藏有秘密的东西，而且连他本人都不知道。在此情况下，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和意识脱离，形成独立的情结，在无意识里过着隔离的生活，既不被意识思想所纠正，也不受意识思想的干扰。此情结于是就构成心灵中的自发部分，此部分，就经验显示的那样，便发展出一套特殊的自我幻想式生活。我们所谓的幻想其实便是心灵的自发活动；一旦意识部分的潜抑行为稍有松懈或在睡眠中完全停止，它即会涌现出来。睡眠中，此种活动便以梦的姿态出现。而且白天我们也会在意识的边缘下继续做梦，特别是当这种活动受到一个潜抑的或无意识的情结影响时更是如此。在此要顺便一提的是，所谓的无意识内容并非一定是以前的意识受到潜抑才变成无意识的情结的。相反地，无意识本来就有它自身的特殊内容，这些内容是从无意识内部深处慢慢生长上来的，最后才到达意识的表面。因此，我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把无意识描绘成一些意识心理所遗弃的东西。
所有接近意识底层或浮于意识之上的心灵内容，多多少少一定会对我们的意识活动产生影响。既然内容本身并非是意识的，所产生的影响力当然也是间接的。我们日常所有的失言、笔误、遗忘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经由此一干扰产生的迹象，和所有的神经症症状都是同一道理。这些现象都有其心灵渊源，除非过分表现或其他原因才会造成可怕的情况。最轻微的神经症是上面所提过的“失误”——失言，突然间把名字或日期忘了，意想不到的摔跤导致受伤，误解他人的情绪或把他人说的话听错，以及一些所谓的导致误认为我们已经说过或做过这或那的记忆错觉等都是。我们把上述这些现象拿来做一通盘研究，结果发现存在某种东西间接而且无意识地影响了意识的工作。
因此，一般说来，无意识的秘密比有意识的秘密危害更大。我碰到过许多生活处境很差的病人，只要他们的意志稍微弱一点一定会走上自杀的道路。这些病人常有自杀的意向，可是由于他们先天的理性存在，不会让自杀的冲动涌现到意识上来。可是该冲动仍然留在无意识里，不时引发出许多危险的灾难来——譬如说因为眩晕或犹豫而在一辆行进中的车前面停下来，把升汞当做止咳药误吞下去，顷刻间忽然想表演危险的杂技动作等等。其实，只要有办法把自杀的意向变成为意识中的一部分，常识就会对自杀产生干预；病人也就会认出这些情况，并且去避免这些引诱他们做自我毁灭的情景。
大家都知道，每个个体的秘密都带有罪恶感在内——无论如何，从常人的道德观点来看，可说是种错误的秘密。另外有一种掩藏称为“克制”（withholding）——通常都是对情绪的克制较多。如同秘密的情况一样，我们在此也应有所保留。克制是有利于身心的，甚至可说是一种美德。这就是为什么克制是人类最早的道德成就之一。它在原始人的祭祀仪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那些禁欲者及忍受痛苦或恐惧者更是如此。不过，自我克制只和其他人在一起秘密进行的集会中才需要。可是如果克制只是私人的，而且也许不含任何宗教色彩在内，那就和私人的秘密一样会有害处了。我们人类所有的恶劣情绪和易怒现象便是因此类克制引发出来的。经我们压制的情绪也是我们要隐藏的东西——某种我们甚至要欺骗自己的东西——在这方面男人是最有办法的，而女人，除非少数例外，都是天生无法这样粗暴对待她们的情绪的。情绪一旦受压制，如同无意识的秘密，它就会孤立我们，扰乱我们，使我们心中有罪恶感。通常假如我们心中有个其他人从没有过的秘密，本性便会对我们发脾气，因此假如我们把情绪压制以免伤害其他人，本性当然也会对我们发脾气。本性喜欢在这方面保持空无所有，长时间后，再也没有比人与人之间只凭压制情绪来维持和谐关系，更令人受不了的事了。受潜抑的情绪通常都是我们想要保密的。不过，其中大部分的情绪根本是不值得保密的；有许多可直言的情绪，就因为在紧要关头被压制了，所以才成为无意识的一部分。
也许神经症的一类原因正是在过分控制秘密的情况下产生的，另外一种则是过分压制情绪而造成的。无论如何，患有歇斯底里神经症的人，虽然从不克制其情绪，但一定是心中有秘密的人；另一方面，患有强迫神经症的人，一定是无法消化自己情绪的人。
不论是保守秘密或是压制情绪都是心灵的错误行为，在此情况下，本性会使疾病降临到我们身上——即当我们私下发生这些行为时。可是如果和他人共同做这些事，却可以满足本性，甚至还会被视为是有用的美德。唯有私下且只为自己的克制才是不利于健康的。这样一来似乎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知道他人的弱点、缺点、笨拙之处、错误之处——这些都是我们保密以便保护自己的东西。就本性而言，人如果把缺陷掩藏住便是罪恶的——似乎令人需要依靠弱点才能活下去似的。人们似乎觉得，人如果不设法停止或放弃防御自己、保护自己，而是坦白承认自己也会有错误，承认他也一样是常人的话，就会受到良心的严厉谴责。一旦他这样做了，在他和生活经验之间才不会觉得永远有一道鸿沟存在，他才会有他也是众人之一分子的感受。至此，我们发现，真正的、不落俗套的自白的重要性何在——这种重要性早就发现于古人的入会仪式及神秘祭典诸习俗中，正如希腊的圣餐礼中所说的一句话：“放弃你所有的，你才可得到一切的东西。”
在初期的心理治疗阶段中，我们最好还是把这句话当做座右铭。精神分析的初期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实践古老的真理；即使早期所使用的“宣泄”（catharsis）一词也是从希腊人的入会仪式中得到的。“宣泄”，一开始便是（不论用催眠法与否）设法使病人与其内心深处沟通——换言之，即将病人导入东方瑜珈术所谓的冥想或沉思的境界。和瑜珈术不同的是，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要在冥思状态中观察那些难以捉摸的影像——不论是以意象还是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些不需我们做出努力即自然出现在无意识中的部分。靠此方法，我们可再次发现那些潜抑过的，或是已忘掉的东西。虽然那是件痛苦的事，却是有收获的工作——因为那虽是些较次要的，或甚至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但仍然是属于自我的阴影，仍然是能供给自我本性成形的东西。如果我不能把阴影投射出来，我的实体又怎能存在呢？既然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就必然也有阴影的一面；虽然我知道自己的阴影，但我也明白这是和任何常人一样的。而且，如果我能确认拥有自己的一部分，那么此一使自我完整化的再发现便会抹去我的情结，还原我未患神经症以前的本来面目。令事情只让自己知道，我只能治愈一部分而已——因为我仍然是处于孤立状况下。只有借助于倾诉的形式，我方能投入人类的怀抱中，从此可免受道德放逐之苦。此一宣泄治疗法的目的便是充分的倾诉——只有表面上把事实说出是不够的，而是要诚心诚意地将受压抑的情绪真正释放才行。
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倾诉对于头脑简单者当然有无比的效果，而且其治愈的功效通常都非常惊人。然而我不想在此要大家注意那些利用此方法在此阶段即痊愈的病人；我所要大家注意的是那一再强调的倾诉的重要性。这就是最令大家吃惊的部分。因为我们都多多少少会因有些秘密而显得不正常；我们不但不想利用倾诉的方法尝试把使我们分离的隔阂填平，反而选取了另一条道路，简单地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观念和妄想。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发表什么高论。对罪恶的倾诉要求过多，无法帮我们走得更远。心理学告诉我们，此事需小心处理。我们无法直接或只针对它自己就能研究，因为它本身含有一个非常“尖而弯的角”。这一点在我们谈第二阶段——解释——时即会明了。
很显然地，如果“宣泄”治疗法是一剂万灵药的话，那么这一新的心理学派一定会永远停留在倾诉的阶段上。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非永远有办法把某些病人带到无意识的边缘，促使他们瞥见自己的阴影。事实上，有许多非常复杂而且具有高度意识性的病人肯定地认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使他们放松。每次要把他们的意识减弱，他们总是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反抗；他们只愿和医生谈谈他们完全意识到的事物——要医生了解他们的困难，讨论这些困难。他们说，他们已经受够了，不必去诉诸无意识了。要对付这一类的病人，一套探求无意识的新方法是不可缺少的。
这便是我们运用宣泄治疗法所遭遇到的一个限制。另外一个限制下面还会谈到，由此引出了第二阶段的问题——“解释”的阶段。首先我们假设，这里有个病例，按照宣泄治疗法的原理，倾诉已开始了——神经症已不复存在了，换句话说，至少症状终于消失了。完全只凭医生的观念而言，病人可以说是治愈了，可以让他回去。可是病人——尤其是女病人——其实是不可以走开的。病人因为做了倾诉工作，所以似乎是和医生连结在一起了。如果这种看起来无任何意义的依附关系勉强被切断，一定会造成故态复萌的现象。
没有依附关系的病例反而是奇怪而且有其含义的。病人显然是治疗好了才回去的——可是因为现在他已迷上了挖掘他内心深处的部分，哪怕付出无法恢复正常生活的代价，也要不顾一切继续倾诉。他受无意识的支配——受自己的控制——而不是医生的。显然，他已尝过忒修斯[5]及其同伴庇里托俄斯[6]进入地狱将冥府女神请回到阳世的经验。在回来的路上，因为累了，所以就坐下来歇一会儿，最后他们发觉自己已经和石块长在一起，站不起来了。
这些奇怪而出乎意料的事件都需要解释给病人知道，而且上面曾提过运用宣泄治疗法行不通的案例，也必须以解释来处理。虽说这两类病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不过相似之处是两者皆须利用解释——即探究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固置现象”[7]问题来源于何处。那些受过宣泄治疗法的病人，“固置现象”非常明显，尤其是那些仍然依附于医生的病人。类似的问题也体现在催眠治疗的不愉快结果上，可是此一依附关系的结构还没人知道。现在我们已发觉，此一问题联结关系和父子之间的关系颇为类似。病人开始陷入一种孩子气的依赖状态，甚至根本无法运用理智与悟性去保护自己。固置的病征有时出乎意料的强烈——严重到使人把它误认为是受到某种来自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可是既然此过程是无意识的，病人无法给出任何线索。很显然地，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个新的症状——一种直接由心理治疗导出的“神经症”。于是问题就来了：如何来应付此一新难题呢？表面看起来，毫无疑问，父亲的意象及其感情等记忆现在已经转移到医生的身上了，不论后者是否愿意处于父亲的地位，病人显然已处于孩子的关系位置了。显然并不是由于此关系，他才变得很孩子气；而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有孩子气的特质，只不过是被潜抑住而已。现在孩子气浮到表面上来了，而失去已久的父亲又找回来了——开始把孩童时代的家庭气氛恢复了过来。弗洛伊德为此现象取了个适当的名字，称为“移情”。在某种程度范围之内，去依赖帮你忙的分析师当然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只有那种很少见地拒绝移情，并拒绝接受纠正的人，才是不正常的，意料之外的。
把此一联结关系的性质加以解说，是弗洛伊德的杰出成就之一——至少他已从个体的历史经历去解释了这一点——而且他也已为心理学知识领域开拓了一条康庄大道。今天，大家都已断定，该联结的关系乃是无意识里的幻想所引起的。这些幻想实际上便是我们所谓的“乱伦”的特性；这点似乎已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幻想一直都保持于无意识状态中，只用“倾诉”的方法根本无法使之显现出来的原因。虽然，弗洛伊德曾屡次提及这些乱伦的幻想受到了潜抑，更深入的经验表明，我们发觉这些幻想根本未曾被意识到过，或只是以很模糊的形式进入意识——因此，我们便不可把它们视为是些曾故意被潜抑住的东西。据最近研究的报告，似乎这些乱伦的幻想一直都是处于无意识中的，一直到利用精神分析才被发掘出来。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把它们从无意识中提出来是项干扰本性的行为（这种行为我们最好是避免为佳）；我个人只是希望提醒大家，此一过程和任何的外科手术一样，是件严肃的工作。当精神分析过程中遭遇某个不正常的移情，唯有发掘出乱伦的幻想方能将之处理。
宣泄治疗法为自我的内容寻得了和意识相接近的方法，而且使它走上正常的道路；而另一方面，澄清移情作用的过程使得其中的内容真相大白，这些内容由于其本身的特性，无法进入意识里。这便是倾诉阶段与解释阶段的主要不同。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两种病人：一种是那些无法用宣泄治疗法应对的人，另一种则是利用该法可臻效者。另外刚才我们也谈过其固置现象以移情形式出现的病人。除此以外，我们提过那些和医师无任何依附关系，但他们自己却已和其无意识产生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病人。这些病人的父亲意象仍无法以另一个人为转移对象。该意象成为一种幻想，但是仍有其吸引力，而且和移情所产生的依附力量相差无几。
那些无法毫不保留地接受宣泄治疗法的病人，其原因如果根据弗洛伊德研究的观点来看便可容易明白。我们会发觉，在还未去看医生前，病人早就把自己认为是父母亲了，经由此一认可而产生的力量、权威、独立及批判力使得他们生出一种抗拒治疗的力量。像这样的人都是些有教养、有个性的人。而另一些人则是无意识中父亲意象的牺牲品，他们却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和双亲等同起来并从其中产生力量。
谈及“移情”这一问题，我们实在无法凭倾诉的方法得出什么成果来。因此，这才使得弗洛伊德不得不把原本布罗伊尔[8]的倾诉的方法从根本上作一番修正，改成他自己所谓的“解释法”（interpretative method）。这一过程是必需的，因为移情所造成的关系势必需要加以解释。一般外行人也许不晓得其重要性；可是忽然身陷于那些不可思议的幻想中的医生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他需要把“移情作用”解释给病人听——将他把医生设想成何许人的事实解释给病人听。病人本人也不知是何原因，医生只好尽可能从病人的幻想中获取一些暗示，而后运用分析解说法去研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做过的梦能提供给我们一些重要资料。当致力于研究和人们的意识无法兼容的潜抑愿望时，当从事梦的研究、愿望的探求时，弗洛伊德才发现了我上面已提过的乱伦内涵。这些当然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成果；他还因而发现了人性所可能蕴含的丑恶部分——要我把这些东西一一列出来，我想得穷毕生之力吧！
弗氏解释法的副产品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结果，即把人的阴暗面巨细靡遗地揭发了出来。这是在想象范围之内有关人性的错觉最有效的解药；难怪攻击弗氏及其派别的人来得那么多，行动那么猛烈。对于那些坚持人性错觉的人，我们无话可说；可是我深知，有很多反对解释法的人原来很能正视人生的阴暗面，没有错觉，却仍反对那种戴着有色眼镜，只从阴暗面去描绘人性的方法。毕竟，主要的问题不在于阴影，而是投射阴影的个体本身。
弗洛伊德的解释法凭借的是那不但开倒车而且渐走下坡的“还原”（reductive）解释法，只要行为太过分了点，太坚持于一己之见的话，就会有不良影响产生。话虽如此，心理学从弗氏的开拓工作中得利还是非常大；心理学现在才知道，人性有其阴暗面，而且不只是人有此面，就是其作品、典章制度、信仰亦皆没例外。甚至在我们最纯朴、最神圣的信条里，也能找到卑下的来源。这种判断事物的方法也不无其道理，因为一切有机体的开始都是简陋的；就如我们造房子是由下往上造的。凡是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雷纳克[9]用原始人的图腾观念解释《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的方法确有其深刻的含义；而且他不会反对有关希腊诸神的神话中的乱伦主题。当然，无可置疑的，要从阴暗面去解释光明的事情，并且因此视其来源为非常可怕的肮脏东西，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可是，我倒觉得，这便是人类美中不足的地方，而且也是人的弱点所在，要是说从阴暗面去解释的方法会产生一种不良影响的话。我们之所以恐惧弗洛伊德的解释法，乃是因为我们本身所具有的野蛮性与孩子气，认为只有高度没有深度，这才使得我们蒙蔽了真理，不知道若走到极端，两端终必相遇。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的话，那么明亮的一面已不复存在！很不幸的是，弗洛伊德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其实，阴暗是光明的一部分正和恶与善之关系的道理是一样的，反之亦然。因此，我愿不顾众人的惊愕，毫不迟疑地揭露我们西方思想的错觉和渺小；我非常欣慰而且欢迎这个事实的出现，将之视为无比的贡献。从历史中我们常看到，事理的正确性往往便是由于诸如此类的现象所造成的。它逼迫我们去接受如爱因斯坦在现代数学物理方面所说明的哲学相对论，而这便是一项东方人的真理，根本没预料到它对我们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影响。
心灵观念是最不会影响我们行为的东西了。可是当一个观念是东西方的隔离、其间毫无历史关系可言的心灵经验的共同结果，那么我们就得进一步去加以研究了。因为像这一类的观念乃代表某些无法用逻辑去证明，也不是道德所能制裁的力量；其力量远比人或其脑力要强大得多。人总是相信，是自己塑造这些观念，可是事实上，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人，并且使其成为毫无思考力的代言人。
现在且让我们再回到“固置现象”的问题，首先我想在此谈谈解释法所具有的效果。当病人移情行为的阴暗根源被发掘出来，他就会发现，他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合理的，他免不了会认为他的想法是多么不合适、多么幼稚可笑。要是他曾有是权威的感觉，他将会把他的较高地位改换成一种更谦卑的地位，也会去接受这样一种不安全地位比较有益于身心，如果他曾对医生做孩子气的依赖行为的话，现在一定会发觉一项必然的真理，即依赖他人是一项最幼稚的自我陶醉方式，取而代之的该是更有力的自我的责任感才对。稍有点见地的人将会有自知之明。一旦确知其缺陷后，他一定会以此种自知之明来保卫自己，此后也将投入生活的战斗行列，从不断的工作与经验中抛开那种促使他去执着于孩子乐园不放的力量。坦坦荡荡去容忍自己缺点的行为，将会成为他在道德上的原则，他将尽力去摆脱感伤情调和错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他会渐渐离开充满弱点与诱惑的无意识——这是充满道德性及社会性挫折的贮藏所。
现在，病人所面临的便是被教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问题了，于此，我们便要进入第三阶段。那些对道德问题较敏感的人，只要他们开始对自己内心有所了解的话，便足够令他们继续奋斗；然而对于那些毫不重视道德价值的人而言，仅这些是不够的。即使他们深信“领悟的方法”，但如果缺乏外在因素的刺激，对于他们而言，仍然发生不了效力，而且对于那些亲自尝试过分析解说法，但仍然对它抱怀疑态度的人更是如此。这种都是一些心理上受过教育，能深解“还原”解释法的道理，但仍然无法接受的人，他们认为解释只能破坏其希望与理想。像这样的病人，“领悟”仍然不够用。这正是解释法的限制之所在。只有在那些敏感的人，即那些能够从对自己的认识中独立得出道德结论的人身上，解释法才能够获得成功。当然我们利用解释法可以比不解说的倾诉法更往前推进一步，因为此法至少可磨炼磨炼心灵，而且它也可能唤醒那些有益处的潜在能力。但事实上，有时最详尽的解释法也只能使病人变得非常有理性而已，其结果照样保持经验。毛病就出在，弗洛伊德“享乐原则”的解释法显得极为偏差，不足以说明一切，特别是当其应用到发展的后一阶段时更是如此。此一观念是无法适用于每个人的；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这一面，那也并非总是最重要的情况。一个饥饿的艺术家宁舍弃一幅美丽的图画而要面包，一个在热恋中的人宁舍弃事业而钟情于爱人；那一幅画也许对前者最重要，而事业则对后者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享乐原则”是较容易用来说明那些很易于适应社会而获得成就的人，而对于那些渴望变得强大而重要却无法适应社会的人，就不那么简单了。老大继承他父亲的事业，握有权柄，其行事或多受欲望支配；而那觉得处处受压制、不受人重视的老二，其行事的动机却多出于野心，有要求被尊敬的渴望。他甚至会完全受此情绪的摆布，任何其他事情对他都无足轻重。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的解释法不够彻底，正当此时，他以前的学生——阿德勒，便出来解决此一问题。阿氏斩钉截铁地说明，有很多的神经症其病因用“权力欲”比用“享乐原则”更容易解释得通。因此，他的解释法便是要说明，是病人自己“安排”出症状来的，其目的乃是为了求取一点虚名，因而给自己带来了神经症；他的移情现象与固置现象也是为了迎合权力欲的要求，因此这种现象可说是代表着一种要反抗幻想出来的屈就的“男性的抗议”（masculine protest）。很显然地，阿德勒的注意力是集中在那些一心一意想提高自信心，但却把它压抑住而在社会上毫无成就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患神经症乃是因为，他们常幻想自己受到了压制，常感觉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结果最后把他们的最终目标埋藏了。
其实，阿德勒的方法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他解释症状的方法如上所述，这需要诉诸病人的了解力。然而，阿氏常不期望病人有太多的了解。根据他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发现了社会教育的需要性。弗洛伊德是一位研究家、解释家，而阿氏则是一位教育家。不愿把病人置于孩子气的境况而不顾，当病人了解自己但仍然一筹莫展时，他便尽力利用教育方法去把病人改变成一位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从这方面来看，阿氏可算是弗氏方法的修正者。他之所以如此做，显然是深信，社会适应力及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个人而言，不但可符合其愿望，而且也可赋予他最适当的成就。阿德勒派的学说之所以能大为盛行，便是因为他持有这种看法——然而有时候他忽略了无意识，有时完全把它否认了。也许这是一个钟摆——一项对于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无意识的反动现象；同样的，弗氏强调无意识也是因为一般人都畏之如蛇蝎，避而不谈，这种现象特别见于那些努力在社会上求发展和身体求康健者。因为假如无意识被认为只是一个容纳人性之恶或阴暗处，甚至包括那些原始的罪恶诉求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走近这我们曾掉进去一次的沼泽边缘呢？研究者也许在泥坑中看到了一个充满神奇的天地，可是普通人却常视之为须退避三舍的地方。就像早期的佛教教义，为了要摆脱存在近两千年有关神的说法，所以只好否认神的存在了；同理，心理学如果想要有更进一步发展的话，便要采取一项极为否定的研究法去对待弗洛伊德在无意识方面的理论。
主张以教育为主的阿德勒派者正好是从弗洛伊德停止的地方开始，因而得以帮助那些了解自己内心的人去过正常的生活。也许只让他了解如何和为什么会生病是不够的，因为知道了恶的根源还是无法对治疗该病有裨益。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即曲折的神经症是含有许多顽强习惯的，而且我们也不该忘记，即使有了相当的了解与领悟，除非这些恶习得以为其他习惯所代替，否则神经症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可是习惯是要经过反复练习才可能形成的，所以说，适当的教育便是达到此目标的唯一办法。实际上，病人是应该被引导走到其他道路上去，此工作通常都须具有一种教育意愿才行。因此，我们便可以明了为什么阿德勒的手法特别受牧师及教师们的欢迎，而弗洛伊德派者则尤其受到医师及知识分子们的拥护——后者常不是好的医护人员和教师。
在我们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每一阶段总会有某些特别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存在。当我们做了有益的倾诉，经历了宣泄净化的过程时，我们觉得终于达成了目标；一切都已水落石出，都已一清二楚了，每种担忧都已经历，所有的泪水都已滴尽；从此一切将走上正常化的道路了！做完解释法以后，我们也同样深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根源何在了。最原始的记忆已经被挖开，最深的根已被拔出；移情作用只不过是一种要实现孩童乐园愿望的幻想，或是一种缅怀过去天伦之乐的现象而已；通向正常的、觉醒的生活大道已经开启了。可是紧接着，又是教育阶段的来临，我们发觉，要使一棵长得不好的树长直，倾诉或解释是做不到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位训练有素、深谙园艺的园丁。
每一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惊异结果便可说明，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使用宣泄治疗法的人显然根本没听过“释梦”这一名词。有许多弗洛伊德派仍不知阿德勒，而也有不少阿德勒派不愿意提及无意识！每一派的人都自以为他的结果，便是最后的结果，这样一来，难怪要有众说纷纭的情形发生，观念大为混乱，使得我们不知何所适从。
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各执其是的现象呢？我只能以下面这个理由来解释：心理分析中的每一阶段都总结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因此，出现了许多说明此原理事例的惊异的方法。因为世界上存在太多的幻觉，很少人会因碰到几个例外就不相信一个真理了。凡是怀疑此真理者，一定会被当做是没信仰的堕落者看待，与此同时，大家却允许有幻想和不容忍的态度同时存在于各方面的讨论中。
然而，我们每个人传递知识火炬的距离是有限度的，我们需要他人来接力。要是大家都能很客观地去接受这个道理——我们要了解，我们并非真理的创造者，而只不过是真理的诠释者，只是今日众人心灵需求的代言人的话——那么，其中许多的毒素与恶意自能免除，而且我们也自能了解人类心灵所具有的深刻性及超越个人的连续性了。
通常，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即医生利用宣泄法当做是治疗手段，并不只是将抽象观念进行具体表现，因为这种具体表现所带来的也只是宣泄而已！医生也和常人一样。他的思想当然可能只限于他专门的范围内，可是他的行为是会深深影响一个人的。由于他不知道这一回事，或说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不知不觉地就做了许多解释和教育的工作了；而另外的许多分析者和他一样，也用宣泄治疗法做了许多同样的工作，只是未将它归纳成一套有系统的原理而已。
到目前为止，分析心理学三个阶段的顺序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颠倒的。这三个方法与程序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同一问题中的个别部分；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忏悔之间的关系一样，都是互不侵犯的。同理，第四阶段，即“相互改变”阶段，也是如此：此一阶段不应被视为是最后一关，或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它的功用乃是要补充前一阶段的不足处；它正适应那多出来的，但仍未满足的需要。
为了述说第四阶段的原理，以及对不寻常的名词“相互改变”作个说明，我们首先必须注意至此于其他阶段中仍然还未占有其应得席位的人类心灵的需要。换言之，我们必须找出，除了做一个适应社会的人之外，什么是人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做一个正常人是最有用、最适当不过了；可是一提到“正常人”（normal human being）这一概念，好像是暗示说，做一个正常人即意味着有适应能力的人。按照常理而言，一个人通常都是因为已经发现无法处理好日常生活，才会把此限制当做是进步：我们可说，那便是一个所谓其神经症病况已使他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人。过“正常”生活可以说是那些不成功的人的最高理想，对于那些仍然无法适应社会的人来说。可是对于那些比普通人技高一筹者，那些永远有办法履行他们分内之事者，要他们过一种这样的正常生活，正如要他们永远睡在普罗克拉提斯[10]床上一样难受、无聊和绝望。因此，才有许多神经症病人的毛病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平凡了，这一点和许多无法过正常生活的病人情况是一样的。这些人，想要教导他们走上正常化，简直可以说是在做白日梦；他们真正最需要的东西便是希望能过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之所以想要获得满足或实现愿望，乃是因为他还缺少这些东西；对于他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感到有太大的兴致。适应社会对于那些有此能力者根本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对于那些早已知道怎么做的人，老是要他做正确的事一定会令他生厌。相反地，那些笨拙的人却常渴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拿出一点成果来。
个人的需要因人而异。令某甲感到自由的东西，对某乙也许便是碍手碍脚的——这些只要正常与适应性的标准便足够说明。虽说从生物学的原理来讲，人是种群居的动物，而且只有过社会生活的人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可是我们上面所看过的第一种情况却是违反了此一说法，甚至还证明，他只有过非社会性的不正常生活，身体才能康健。很遗憾实用心理学无法为此提供有效的秘方或标准。许多个案，其需求与主张都迥然相异——其差异的程度使得人不知哪个已有的案例可以参照。因此，医生们最好还是否认所有不成熟的假说。这当然并不是要他们摒弃所有的假说，而是说，他们应该把适用于任何一个现成病例身上的假说视为是假设性的。
然而，医生的工作并不仅止于教育或说服病人而已；医生应把自己对此特别病况的反应述说给病人听。通常我们总易于歪曲事实，其实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在所谓客观与职业性的治疗范围内，仍然是非常具有主观成分的。我们不能武断否认，治疗并非病人与医师两者皆参与、两者相辅相成的工作的成果。治疗须两项基本要素皆具——即任何一方单独并无固定的或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意识范围也许容易划定，可是他们仍然具有相当辽阔的无意识世界。因此，医生与病人的性格常比医生的所思所言更能左右治疗的成果——虽说我们不该将后一因素的效果价值低估了。两种个性的会合和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是一样的：如果产生了反应，双方一定都会产生变化。我们应期待医生能对病人产生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影响：然而此一影响只有当医生也受病人影响时方能产生。假如你无法被影响，你一定也无法产生任何影响力。医生没有必要去避免受病人的影响，也无必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他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得到资料的宝贵机会，而实际上，他不知道此时病人仍然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他。病人为医生所带来的许多无意识方面的变化，许多心理医生都有所了解；这些在病人“化学性质的”影响之下所带来的害处便是这一行业别有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移情现象”所引起的“反移情”了。可是这些现象所带来的后果非常微妙，其性质便是传统上所谓的驱魔疗法。根据此一原理，病人便把他的病菌转移到了健康者身上，而后者又把病魔驱除了——虽说其间免不了会在治疗者身上发生一种负面影响。
从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找到了促成相互改变的不可思议的因素。在这互换过程中，较镇静、较坚强的一方往往是决定结果者。我个人曾碰到过许多病例，看到病人在驳斥理论和医生意见方面都表现得比医师更为强烈有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通常（而并非一定）是不利于医生的。相互改变阶段的实质便是相互影响及其所具有的各种特性。要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需要的不只是二十五年的实践经验而已。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它的重要性，因此也很赞成我所提出的分析者本身也必须接受分析这一建议。
可是我这项建议的用意何在呢？其含义乃在于，医生和病人一样，“同样要接受分析”。他和病人一样，都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样都要暴露于相互的影响之下。实际上，如果医生多多少少拒绝接受这种影响的话，他对病人的影响亦将被剥夺；要是他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影响，那么，他一定会显露出一种无法正确判断病人病况的意识的缺陷。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治疗所得到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此，我们要求医生亦须面对自己让病人面对的工作。倘若那是一项要他去适应社会的要求，他首先也必得以身作则——否则，病人亦无法适应社会。当然，在治疗方法上，这种要求体现许多不同的方面，须依不同的病况而论。一位医生想治疗“幼稚症”，他就得先克服自己的“幼稚症”。另一位想解除病人所有受压抑的感情，因此他也就须解除自己所有受压抑的感情。第三位想建立病人的充分意识，因此，他自己也就必须在高度意识状态下才可以。总而言之，假如医生期望对病人产生适度的影响，那他就得自始至终尽量去达到他自己的治疗要求。医生在治疗中可能碰到所有这些重要的道德责任，可形成如下结论：“身教必先于言教。”单凭谈话通常都是无济于事的，任凭你怎么去变戏法，也不能长期逃出这个法则。最重要的是，应不止于努力说服他人，而是要先自己深深地去相信它。
所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阶段并不只要求病人变化而已，而是医生也须反过来应用该治疗法才行。处理自身问题时，和处理病人一样，医生须同样非常坚定、一致、刚强卓绝才行。当然，要全心全力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他要向病人告知他本人的错误方式、结论和观念，他本身该具有的投入性及批判性此时亦应表现出来。一般人都忽略了医生的自省工作；而且，我们通常对自己都不甚感兴趣。另外，因为我们都把人类心灵内部的价值低估了，所以总把自我反省或关心自己视为是一种病态的现象。很显然地，我们总把自己误认为是一间充满不健康因素的病房。医生本身必须先能克服这些抵制情绪才行，因为如果他自己没受过训练，怎有办法来教育他人？如果自己仍然在黑暗中摸索，怎有办法去开导他人？要是自己本身不清洁，怎有可能去净化他人？
在相互改变的阶段中，医生须从教育他人迈向自我教育。通常的情况是，病人先改变自我以达成治疗的前一阶段。这要求医生改变自己以便应对病人的改变的挑战，但这种说法只得到少许人的认可，其原因有三：第一是因为该要求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第二是源于一种不需要关心自己的偏见；第三是，有时要我们自己去做出如同我们要求病人要做到的成绩，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最后一项要求更是医生自我诊断无法普及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他凭良心去实行自我诊断工作的话，很快地，他便会发觉，他的本性中也有许多非正常化的、虽经详细解释而仍然困扰着他的东西存在。他该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呢？他对于病人的事情倒是一清二楚——那是他分内的事。说句真心话，他该怎么处理那些关乎他自己或那些与他密切相关的事情呢？要是他作了自我检讨，他一定会发现，自己亦有许多在病人面前会损害自尊的缺陷。一旦他有了这种发现该如何处置呢？这一多多少少带有“神经症”的问题会深深地困扰他，不管他自己以为是多么正常。他也会发觉，那困扰病人和他自己的问题是无法应用“治疗法”解决的。他将要使病人了解，期望从他人处获得解决的期待将永远停留在孩童的阶段；而他自己也会知道，要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只好仍然再被潜抑住了。
我不想进一步去讨论自我检讨及其许多有关的问题，因为在研究心灵所遭遇到的那么多难题面前，目前根本还无暇去顾及它们。我宁愿强调一下前面讨论过的：即分析心理学最新发现的有关人性难以了解的因素；我们已经懂得医生的个性在治疗中也是有益或有害的因素；以及我们已经开始要求医生改变自己——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工作。凡是病人经历过的，医生也该经历，而且他去经历一番倾诉、解释与教育的阶段后，才可避免他的性格对病人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医师将无法以处理他人的难题来逃避自己的难题。他该记住，一位患有脓疮病的医生是无法去主持外科手术的。
正如无意识阴暗面的发现迫使弗洛伊德派不得不去处理宗教问题一样，分析心理学最新的进展也造成了医师不得不在道德态度上作出自我改变。要求医生作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的工作，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灵的观念。这是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了解的；不但是病人，而且是医生；不但是客体，而且是主体；不但是头脑，而且是意识本身。
从前的医学治疗法现在变成了自我教育法，所以，我们今日的心理学领域也随之大大地扩展了。医学学位不再是重要的东西，而人的本质才是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跃升。一切在临床实验里的心理疗法所发展出来的、经过改良的、经过整理成系统化的工具，现在已经都可派上用场了，而且可用来作为自我教育及自我完善的用途。分析心理学已不再只局限于医生的诊断室里，其限制已被打破。我们可以说，它已超越了自己，现在已进化到可填补目前仍然存在（与东方文化比较之下）于西方文化中的心灵空虚。我们西方人已经懂得如何去驯化、制服心灵，可是我们对于其方法的发展始末及其功用却仍然无所知悉。我们的文明仍然是年轻的，因此，我们需要运用所有驯兽师使用的技法，来使存在于心中难以驾驭的野蛮成分变得驯服。然而当我们达到一个较高级的文化水准时，就该放弃强迫法，而采用自我改良的方法。为此我们应说了解一种方法——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个人认为，分析心理学所有的经验至少可拿来作为此工作的基础；因为一旦心理疗法要求医生做自我完善的工作时，它便会脱离临床的限制，不再只是个治疗病人的方法而已。目前它亦可裨益于健康者，或至少对于那些有资格享有健全心灵者，及那些患有每个人都共有病症的人，也是一大福音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分析心理学得到普遍的应用——比它在最初的阶段里所拥有的那几个方法更能被人所运用。可是在这个希望得以实现与现在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我们需要慢慢地用一块块的石头把这座桥建造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