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中国的工人，再来说说我所了解的一些中国的企业家。
我曾经多次到格兰仕集团进行采访，对格兰仕的数名高管都比较熟悉。如格兰仕集团总裁梁昭贤，是典型的“富二代”，父亲梁庆德创办了格兰仕，并且为他的家族打下了数以亿计的巨额财富。在别人眼里，梁昭贤即使什么也不做也可以稳稳地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但是梁昭贤却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出差（事实上他差不多总有1/3的时间在出差中度过，很多时候是驾车去勘察市场），他总是7点左右便来到单位上班。大家知道广东人是习惯夜生活的，晚上一般是玩乐的时间，梁昭贤能够这么早到单位，说明他肯定没有夜生活玩乐的习惯。而格兰仕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也就是8点半而已。
上午梁昭贤主要是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开一些会等。他曾经连续一个礼拜在早上7点多钟召集下属开会。有人就劝他了，说，你这样拼命，即使你能熬得住，你也得考虑一下手下人能不能熬得住。他回答说，只要我能熬得住就行，我不是和同一批人开会。
下午，梁昭贤就会来到生产车间，现场了解情况，看各道工序的运转情况，如果有问题，他就会现场解决。到了晚上，别人都下班了，他却还在办公室加班，批阅各种文件，一直到晚上10点来钟。
梁昭贤的例子或许比较特殊一些，但是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抱有如此工作热情的绝对不仅仅梁昭贤一人，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这样的企业家，中国经济才会迅猛发展。苏宁电器的张近东已经是一个极其有实力的老板了，他每天还是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通常周末还要开经营管理会，听取高层的管理意见，制定新的管理方针。
以往我们总认为日本人中有太多的工作狂。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工作狂的数量可能要多得多。我所认识的一家民营太阳能企业的总经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据他说，他只有坐在了办公桌前才会感觉到踏实，否则就会浑身不舒服。因此他每天都是6点50分就赶到了单位，而下班通常都会在晚上八九点之后，从来都没有什么星期天，基本上一直在全天候地工作。更让人吃惊的是他每年探亲回家的时间也都仅仅只有几天。除了在办公室之外，他的其余时间就大量花费在出差看市场的过程中，而在出差时，每次讨论一个方案都会到后半夜。
在中国，类似的工作狂我们能看到太多太多。以至于如今很多欧洲人都害怕和中国的员工一起工作了。因为中国同事这种拼命工作的状态常常让他们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不怎么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性的影响。通过以上所叙述的事实，我认为，这种民族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正如一些人所评论的，中国人目前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或许是最像100年前的美国人。那个时候的美国人也有很多类似的特点，比如由清教徒的信仰而造就的勤奋和节俭。
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像美国开国之初，那就是很功利、很务实、很虚心，而且一直在拼命向别人学习，有一种通过学习别人来改善自己处境的强烈冲动。中国文化中洋溢的永不满足的“野蛮劲”、不甘落后的冲劲，都会在吸收全人类文化的过程中推动中国逐渐走向新的经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