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有谁会想到，中国的经济会超过当时国人都感觉遥不可及，并且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发展群雁中头雁的日本，成为仅次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自1978年之后，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这种变化不仅仅反映在外观的感受上，也反映在人们的内心、思维方式、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
中国人越来越自信了。
记得我还小的时候，那时改革开放开始还不太久，我们打开了国门，刚看到外面的世界。外国是如此繁荣发达，外国人的产品是如此先进，所有一切都让我们中国人自愧不如。
因此便有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在很多人话语中出现的词——“崇洋媚外”。所谓“崇洋媚外”，有个极端一些的说法，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造成的落后的过去，对“崇洋媚外”现象，我们容易理解，外国的经济更发达，外国的东西就是比中国的好，中国人就喜欢外国产品。在过去的中国，国人的“崇洋媚外”不仅表现在对外国产品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上。许多年前，中国有一个“出口转内销”的现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质量问题等，反正是原本要出口的产品不能出口了，需要“出口转内销”。但就是这样一些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也往往比原本内销的产品更受欢迎。
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买东西就要买外国货，质量好，设计好，耐用。总之，就是洋货比国货都好。由于消费者如此迷信进口货，以至于国外的旧货、二手货甚至洋垃圾运到中国后，在一段时间里竟也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香饽饽”！
崇洋媚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长期落后造成的，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自卑情结导致的低自尊”。自近代以来，中国就已经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当中国人还身着土布大褂的时候，西方国家使用的机械纺织机已能织造出更细致、更便宜光亮的现代机织布了；当中国人还处在人力畜力、肩扛手抬阶段的时候，洋人却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汽车、火车，而且奔驰得飞快；当中国人还在使用烽火、快马传递信息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使用电报、电话了；甚至，西文先进生产力给中国的社会商品种类中留下了许多带洋字头的名词，比如洋火、洋布、洋油、洋漆，乃至打仗用的洋枪洋炮……于是，这让我们有了一种定势思维——科学技术还是外国厉害，我们永远都追不上。我们总觉得西方国家比我们强，导致我们总是缺乏必要的自信。
在崇洋媚外情结的驱使下，我们总是对西方“舶来品”情有独钟，甚至国外的洋垃圾都一度成为我们的抢手货。洋品牌在潜移默化中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在欧洲访问，看到满大街跑着奔驰宝马，但他不用看车内就能猜到是谁在开这样的车子。他说：“全世界开奔驰宝马的人，大部分是中国人。真正的外国人，并不一定会去开奔驰宝马。”
甚至许多人还抱怨，中国人太落后了，思想太封建了，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太慢了，中国人不懂得艺术享受，等等。
特别是对日本。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是充满了自卑感的，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别人，包括我们这个民族自身。也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使用的电器是日本产的，乘坐的汽车也是日本产的，工厂中使用的机器设备也是日本产的。
因此挂在我们嘴边的永远是日本人工作认真，日本货质量好，日本人的技术就是比我们强。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没日本人精细，没日本人聪明。有些自日本归来的人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他们都会诉说日本的繁荣发达，日本的洁净，什么皮鞋穿一个礼拜不用擦，衬衣穿三天领子也不会黑。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自愧弗如。因此我们更加自卑了。
这种观点发展到最顶峰的时候，一个有关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的报道也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篇报道，名为《夏令营中的较量》。报道讲述了在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次草原探险夏令营。据称在这次活动中，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差：中国孩子大都娇生惯养、怕吃苦、身体弱、没有拼劲和闯劲，而家长也是过多呵护，很多人都在暗地里偷懒耍滑；而日本孩子却相对都坚强独立、能吃苦、坚忍，并且少说多做。
当时这一报道发出后立即成为举国热议的话题。人们纷纷议论：难道连孩子我们也都输在了起跑线上？中国孩子也比日本孩子差？
越来越多的事实让我相信，这些认识和观点都是十分偏颇的。英国教育家伊迪斯在目睹了中国少年在世界上屡获数学、音乐大奖，并多次访问中国后，不由自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孩子是最辛苦的一族。而一位在美国的中国母亲在比较了中国孩子与美国孩子之后，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用功。她注意到，在书面学习上，中国孩子几乎总是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成绩更好一些。除此之外中国孩子还总是比美国孩子更忙。除了一大堆的功课要完成之外，课后时间还有大量的课外功课和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导致孩子独立玩耍的时间很少。当然，她也注意到，美国孩子在口头表达方面要大大优于中国孩子。
关于中国孩子的用功，我们从一名英国记者的文章中也看到了相似的例证。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他在映秀镇看到遇难孩子留下的作业本，上面都是孩子密密麻麻抄写的方块字，他感慨地说：中国一个落后村庄孩子的作业可以使英国所有的同龄孩子感到惭愧。
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甚至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往往能够比其他国家的国民取得更大更突出的成绩。
研究一下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态位，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等制度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竞争时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以美国为例，犹太人和华人同属少数族群，都有与美国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或习俗，都是公认的两个相对成功的文化族群，但都不是主流。
而在东南亚，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华人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文化成就往往要高于当地人。华人更多从事城市工商业，也从事金融业、娱乐业等。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经济，成为上层族群。当然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高于本地人呢？我们会发现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可以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文化因素。
也许有人说，可能是人种因素。但这很容易找到反例，比如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具有共同的血脉。但是无论在哪个方面，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我更相信那是文化的力量。
关于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能力，还有一个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在东南亚诸经济体中，凡是华人占人口比例大的经济都发展得很好，甚至显示出华人所占比例越大，该经济体经济发展就越好的现象（依靠资源致富的文莱除外）。
要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诸经济体，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基本都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而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经济体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最发达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恰恰都是华人占主体的地方。而在其余的东南亚诸经济体中，如马来西亚华人占当地人口比例最高，而恰恰马来西亚也是其中最发达的。
曾经在《香港商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称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最差。文中称：“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形见绌。虽然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的估计，在未来10年，中国20～34岁的年轻人口将会增多7700万人；但从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识字率、教育和入学率等指标，在人类发展指数中却排全球94位，远远落后其余三国，甚至比突尼西亚（内地称突尼斯）、阿塞拜疆等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差，这反映了中国未来大部分的劳动力仍只能从事低技术、人口密集的工业。”文章还称，“中国在天然资源和人力素质上皆有不足，这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绊脚石”。
很明显，该文章只是收集到了纸面上的一些数据，即所谓的硬件方面的条件，然后为取得眼球效应便匆忙将结论推出了。但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积极性等方面的因素。实际上，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之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在全球或许谈不上最高，比如与日本、美国以及西欧等部分国家相比，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确实还存在一些差距。但是与全世界其他更多的国家相比，特别是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都是遥遥领先的。
而这也是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
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产业一直存在诸多担心。因为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包括进出口的主导力量。而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与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有种说法：“廉价劳动力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一旦这个‘动力’丧失，中国经济还会高速运行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报告就一直宣称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人口1/3，即约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更表示，在1978—1998年间，中国持续20年经济高速增长，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仅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但自2004年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以来，大量使用农民工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制鞋、服装、玩具等）的工资大幅度上升，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有学者担心，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30%～50%，中国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尤其是大城市更为明显。
很多外资企业已经有了这样的抱怨。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已看到了大量类似的报道。比如有媒体报道，日本的优尼电子公司1992年就在中国的深圳投资设厂。最初公司给予工人的平均工资差不多相当于8000日元的水平，即便这样，招收一个工人也至少有五六个人一起竞争；而到2009年尽管工资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8万日元，但却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了。
这绝不是孤例。有经验的企业管理者的工资甚至上涨得更加迅猛。据称，德国埃德瓦机械设备公司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雇用一名有经验的经理人，月薪为人民币5000元左右，而如今，雇佣一个类似的人员的价格已经涨到最低1.5万元，并且还要再加年薪的40%作为奖金。
据德国《财经时报》报道，1998—2004年，中国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在8%～12%之间，高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同期水平。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准确的数据。因为另一份报告宣称，1998—2004年，中国人工成本（包括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职工福利费用及其他人工费用）平均每年递增6.4%，而同期国内人均GDP增幅为平均每年11.4%。
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确实上升了，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也在逐年缩小。目前我国的劳动者相对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相当一些国家。
而在2008年初，中国又出现了外资企业的“撤离潮”，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山东，有100多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也因此，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了“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对韩资企业无故撤离最严重的青岛、广州等地区开展调查。虽然其中有无良的企业主逃避责任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认为，外资的撤离潮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不少人认为中国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是原因之一）。
许多人认为，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就是因为私营和港资台资企业能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
因此，中国人劳动力成本低这样一个“传统的优势”一旦丧失，很多人的担心便油然而生：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会减少吗？经济发展的速度会不会遭受重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甚至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呼吁：提高劳动力工资，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提得太高，投资者就会把产业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等中国周边地区，这样中国的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