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3区之外，温州人在巴黎的辉煌还与巴黎的11区有很大的关系。与3区情况相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巴黎11区伏尔泰街早期只有几家成衣批发店，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了出来）。
由于3区温州人的商圈逐渐被占满，因此，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开拓地。一部分温州人看好了11区的伏尔泰街等街区。先是有温州人租了当地的几个店铺，然后，其他人便迅速地跟进，也纷纷跑到附近找能够空出来的店铺，然后就改过来，专做成衣批发店，当地的店铺租金、转让费等也迅速上涨。很多温州人是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来的，看到合适的铺面，就走进去，跟老板商量，能否高价转让其店铺，其中不少店铺是法国人开的面包店、药房、肉铺、乳酪店等。在伏尔泰街也逐渐占满之后，一些温州人就又跑到附近的Sédaine、帕蒙提耶和Popincourt等街道。很多法国的传统商家老板都乐得转让，因为店铺的转让费让他们兴奋无比，比他们辛苦工作10年所赚得的钱都要多。这些钱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在几年间，这一带三四条街，几乎全部都由温州人开起了成衣批发店。根据巴黎第11区区政府估计约有五六百家，由此形成了“华人服装一条街”。
偷渡进入法国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大赦了，这样，人们就可以转为合法的法国公民，那么就不必偷偷摸摸地打黑工，而最为温州人看重的是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开工厂了。
1992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曾有过一次大赦。通过这次大赦，一部分温州人最先拿到了居留的身份。于是一部分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温州人立即尝试自己做生意。当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两个行当，一个是餐馆，一个是开制衣工厂。而开起了制衣工厂就需要销售渠道，然后成衣批发零售店也就慢慢成为另一个投资方向。
这次大赦极大地激发了温州人对法国的向往。有了成功的榜样，温州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了法国。这些后来的温州偷渡客，又为刚刚脱离早先的地位、开起餐馆和制衣工厂的温州老板找到了现成的劳动力。而为了招募给自己打工的人员，很多开制衣工厂的老板还主动召集自己家乡的亲属、乡亲偷渡法国。基本上每个老板都有十几个黑工为自己打工。
在早期，开制衣工厂是很赚钱的。那个时候竞争不激烈，11区原先也有一些衣服批发店，但都是由当地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些工厂老板因为总是有大量起早贪黑、做牛做马苦干的老乡为其辛勤干活，因此其产品成本要比那些当地人经营的低得多，这样，他们出货的价格可以非常低，因此，产品非常畅销。这些制衣工厂老板的资金也就迅速地积累起来。从而发生了前文所叙述的那一幕，温州人开始大量花费现金买下11区的衣服批发店，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迈进了。
于是在温州人群体里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地位最低、也最辛苦的是那些初到法国，不得不打黑工的制衣工厂的工人，他们付出的辛劳最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最低。较早进入法国，并取得居留权的温州人就比较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段蓬勃的发展期。
整个过程基本是这样的：在11街的成衣批发商越来越多，于是又需要更多的制衣工厂。因此，制衣工厂就必须要请很多的工人。那个时候，温州人的偷渡也如火如荼，到达法国都很容易找到做衣服的工作，于是工人越来越多，制衣工厂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赚了大把的钱，于是更多的人从工厂老板进一步当起了批发店老板。然后，商店再次增加，又推动着更多的成衣工厂出现。生意火爆，所有人都不能闲着，几乎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着。到处都有工厂在做衣服。而巴黎11区的衣服批发也随之名声大噪，欧洲各地的人都会来巴黎来提货，甚至一些美国的客户也会慕名来到巴黎进货。
不过，这样的繁荣景象最终还是停滞了下来。最初的生意好做是因为，无论衣工厂还是批发商，最初都是在和其他国家的人竞争。靠着更加吃苦耐劳和勤奋的温州人，总是能迅速地将那些竞争者打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温州商人的加入，竞争就直接在这些温州商人之间展开了。
开头的几年里，因为过去那些当地人和犹太人从事的这些生意利润都非常大，温州人只要稍微降低一点价格来竞争，就可以迅速击败这些外国人，从而维持火暴的市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加入进来，开始供大于求，产品的价格于是开始走低，而质量要求却不变，这样衣工厂和批发商的利润便开始直线下降。
另一个竞争对手是国内的那些外贸成衣出口商。随着国内的纺织品、服装开始大规模地进军国际市场，也大大压低了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这进一步压缩了这部分成衣制造商的利润空间。
利润下降，生意很难维持下去，无论是底层的工人，还是制衣工厂的老板，都开始承受很大压力。
然后，1998年法国再次宣布大赦，又有许多温州的偷渡者身份合法了。但是这个时候，开制衣工厂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于是，很多温州人纷纷跑到了土耳其人开的制衣工厂。据说是因为土耳其人工厂给的工资相对比温州老板要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温州人在国内的生活逐渐转好，为生活所迫而到来的偷渡客数量开始减少。并且，即使还有新到来的人，也不愿意再从事如此艰苦的工作了。
良性循环被打破了，那些愿意做衣服的工人越来越少，制衣工厂的工人不断流失，却得不到补充；同时国内出口商的挤压，让制衣工厂的利润也越来越少。于是，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制衣工厂便一个一个倒闭了。相比于中国国内的制衣工厂，虽然在巴黎的这些工厂已经极力地压低成本了，但无论如何工人的费用还是要比国内的要高。于是批发商纷纷转向，开始去国内找工厂加工衣服了。
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会长陈钱康是第一个在巴黎从事服装贸易生意的温州人。他说：“当时我发现国内的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比较便宜，如果从国内进口的话会比直接在巴黎做有更多利润，于是我随即开始了进口贸易。”
巴黎的服装业开始进入恶性循环期。批发商给制衣工厂的活和价格越来越少，制衣工厂能找到的会做衣服的熟手老工人也越来越少。而原有的工人则因为年龄的增加，体力也不如以前，况且收入也不比往年，想继续做衣服的也越来越少了，这就只能让批发商从中国进口已经加工好的衣服。
就这样，11区的生意一蹶不振，而且很难再恢复过去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