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飘零，一腔热望化作满天星；爱情在侧，半生浪漫全是窗上花。写不尽山花的笑靥随风俯仰，此时的心已属于春天；赏不够月光的跫音轻移弦上，彼刻的梦便没有黑夜。寻觅良辰美景，或许良辰美景已随水东逝；看淡意短情长，或许意短情长又进驻心灵。
椽笔蘸情邀绮梦，
一怀绮梦一宵风。
雪压文思夜何暖，
粲然幸福初启程。
郁达夫 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掠影
本名：郁文
生年：1896年
出生地：浙江富阳
卒年：1945年
辞世地：苏门答腊
辞世原因：被日本宪兵杀害
身份：作家
代表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
时人评价：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夏衍语）
生命中的女人：孙荃、王映霞、何丽有
楔子
郁达夫是一个爱国者。
《毁家诗纪》第10首曰：“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在其诗文中，“为国谋”的诗颇占比例。为国奔走，不惜毁家纾难，甚至因之而痛失爱情。
妻子红杏出墙之后，悲痛与羞辱之余，郁达夫仍未忘记国难，作《贺新郎》一词曰：“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这首词下，作者自注曰：“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爱国之情，锥心之痛，令人感怀不已。
至于在苏门答腊英勇就义，尸骨无存，被人民政府追为烈士，更是郁达夫作为一个爱国者的高度体现。
郁达夫是一个多才者。
诗文兼擅，词意兼美，郁达夫受缪斯垂青殊深；诗重意境与情绪，小说不避斥责，纵笔挥扫，令人讶异与钦佩。郭沫若曾评价郁达夫作品中的直率：“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性真如赤子，才华如江河，方能不惧不避，直意谠言。
这就是多才的郁达夫。
郁达夫是一个多情者。
当“赵家少女”和倩儿无意间惹起他“水样的春愁”，少年郁达夫的情潮便自此泛滥，汩汩滔滔，难以遏制。
从国内到国外，自少年而中年，由纯粹肉欲的勃发到柏拉图似的渴想，后藤隆子、海棠、银娣、李筱英……郁达夫一路爱过来，他的多情亦如其文才，洋洋洒洒，不可或止……
初见而爱上孙荃，闻名而痴恋王映霞，无爱而娶何丽有，郁达夫的情感生活多元而多变，充满了始乱之而终弃之的荷尔蒙的味道。
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文人，一个爱国的文人，对于家庭，尤其对于国家，他高度的责任感有目共睹。他不是赤金，不是完人，他只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曾说过：“世人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真实得透明，要求低得可怜——这就是郁达夫。
细行不检，大节无亏，对郁达夫的评价何其中肯。
荃·心如香草
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1920年7月，在浙江富阳的炎夏中，郁达夫与孙荃结了婚。
结婚时辰颇为奇怪，在暮云四合的傍晚。这种“神来之笔”，为孙荃的婚姻染上了浓重的暮色，以致日后无数个独居的日子里，于吟诵完当日的佛经功课之后，这种暮色仍然沉沉地压在孙荃的心头。
蒋增福在《才女·贤妻·良母——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中写道：“（1920年）7月24日结婚这一天，没有举行繁文缛节的结婚仪式，不用证婚人，没有请亲戚朋友来吃喜酒，甚至连一双红蜡烛和响火炮也不用——这也是达夫事前的苛刻条件，也许这时的郁达夫也不至于全然这样的主张。按照择定的结婚时辰，这天晌晚时分，孙荃坐了一乘用作代步的普通轿子，从乡下被抬到了富阳街上满舟弄郁家。”
在当地人眼里，郁达夫对婚礼的要求是苛刻的、无理的，他的目的并非为单纯的打破传统，而是让孙家有知难而退、知耻而悔婚之意，但由于孙荃的痴情，孙家人将郁达夫悖于当地风俗的无理要求照单全收。
孙荃的花轿之所以傍晚才到郁家，或许并非郁达夫本意，是因为孙家所在的富阳宵井下台门村距离县城较远，30华里吧——我们权且这样想，或许这样会多少消退一些这桩婚姻启幕时的悲剧色调。
孙荃，1897年生，比郁达夫小一岁，出身于富家，深得其父孙孝贞疼爱，因而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先由父亲开蒙，学习了《三字经》、《千字文》、《小学集注》等童蒙书籍，后又蒙当地有名的塾师——富阳场口人李宴春悉心指导读《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列女传》等典籍，颖慧而好学，灵透而多思，遂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女。
才女出深闺，纷纭人初识。转眼到了谈婚论嫁之龄。
孙家的财名与孙家女儿的才名远播，提亲者踏破了门槛。
均为富家子弟。
但，不论是乡宦之家的贵气还是富商巨贾的多金，都未能打动孙家姑娘的芳心。
她将自己的心交给了灵性，交给了才华，交给了爱情，尽管此时她并无目标，也并不知晓这灵性、才华与爱情究竟在何方。
恰在此时，郁达夫被人介绍，进驻孙荃的心灵。毫无疑问，他是孙荃构想了无数次的结婚对象，尽管郁家的贫寒并不符合孙家择婿的标准，但出于对郁达夫前程的美丽祈望和女儿的坚持，爱女心切的孙孝贞同意了。
对于孙家的家境，郁达夫的母亲自然非常满意，她唯一不放心的便是孙荃的长相和为人。于是，初秋的一个日子里，她便邀约孙荃到郁家来“玩玩”。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孙荃便有了第一次进富阳县城的经历。这次经历，不仅使她更加坚定了与郁家结亲的决心，也更让她发自内心地觉得郁达夫的母亲甚至郁家老宅都是那样的亲近。当郁家那幢三开间的老式楼房初次映入眼帘，孙荃初起的念头是，这幢房屋与自己家的相比，差得太多了！然而，孙荃随即便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郁家老屋坐落在富春江畔，美丽的风光成为它的背景，也增加了它的魅力。屋前还算宽敞的庭院，颇有趣味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树木花草，似乎都在诉说着主人的匠心，尤其是院中放置的大缸，让人不由联想起金鱼的灵动而多趣……浪漫的孙荃一下子便被这院落主控，她近乎毫无道理地爱上了它。
这就是她日后生活的地方吗？明丽的江水，婉转的鸟鸣，清新的空气，多么富有诗意！
无端的，孙荃的爱情便眉清目秀起来。
因了对宅院的喜爱，原本素昧平生的郁母的亲切便扑面而来。
于是，两个初逢的女人便因为无言的介绍有了似乎是来自久远时空里的亲切感。
然而，孙荃并不知道，这种带着太多浪漫气息的感情，为她的人生悲剧抹下了第一笔。
孙荃也给郁达夫的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净而合身的印花布衫裤，自然垂于脑后的乌油油的麻花辫子，盛溢着诚挚光芒的明亮的眸子，都很入郁达夫母亲的法眼。更让郁母喜欢的是孙荃的一双小脚，精致的样子，惹人疼爱，万般事尽在无言中，小脚已代言一切；最后，郁母的目光降落于孙荃害羞的部位——臀部，那丰满的样子，预示着宜生之兆。虽然是乡下女子，却谈吐文雅，完全没有乡下人的粗俗与土气；虽然谈吐超过同龄人，但孙荃又显得那样忠厚老实，不失乡下人的诚实。
郁母喜欢孙荃的结果是，不仅强留孙荃住在郁家一夜，更是写信告知远在日本的郁达夫。
得知母亲在他不知情的前提下已经为他物色好媳妇的“噩耗”后，郁达夫感到意外且郁闷。
在母亲书信的频频催促下，加之与日本女子后藤隆子的恋爱受挫，郁达夫不得不回到富阳。
此次回国，按照郁母的要求，应该是与孙荃结婚的，拗不过母亲，郁达夫只得退让一步，答应回去先与孙荃订婚，待学业有成之日，再行结婚之仪不迟。
于是，1917年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三日），郁达夫与孙荃初识并订婚。
三年之后，郁达夫再次回国，与孙荃正式结婚。
在情感上，转瞬之间便是沧海桑田，长长的三年，足以发生任何重大的事情。对于郁达夫而言，他的感情也经历了重大的转折，终于，一匹野马被套上笼头。对此，蒋增福写道：“在郁达夫的心里，有点不大满意母亲的包办，以及嫌孙荃太土气，但他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想来一个‘拖拖看’。不料孙荃却似吃了秤砣铁了心，双方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订婚以后孙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决心了。此后，孙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还担起了与达夫通讯的代笔者。久而久之，达夫在心灵深处，便对孙荃产生了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这个乡下姑娘了。”
三年中，郁、孙之间鸿雁往来频繁，既加深了了解，也使二人萌发了感情。
孙荃，原名孙兰坡，字潜媞，是其父根据《诗经·小雅·采绿》之“终朝采兰，不盈一襜”句和《尔雅·释训》之“恹恹媞媞，安也；祁祁迟迟，徐也；丕丕简简，大也”之句所起，希望女儿终身幸福安乐。
初见之后，郁达夫便为之取名为“荃”，日后并以《赠名》一诗相寄：“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相思是有体积的，胀得异国的游子爱情澎湃；相思是有棱角的，硌得郁达夫心疼。
订婚之后，未重返日本之前，对于孙荃，郁达夫已心内悬悬，难以忘情。1917年9月5日，在美丽的杭州，郁达夫写了五首诗，对孙荃的爱恋拳拳于纸上：“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解释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诗中，人将分而未去，离恨已经启程，直袭心埠了。
第三首，郁达夫似在对孙荃郑重宣誓，让她再等自己五年，五年之后，一定和她结婚：“杨柳梢头月正圆，摇鞭重写定情篇。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情定，意味着心定，郁达夫的情潮，终于有了堤岸的约束，这堤岸是孙荃。
下一首尤其感人，不唯直抒了离别之难，思念之笃，更将孙荃比作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立马江浔泪不干，长亭诀别本来难。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在郁达夫的诗里，表达对孙荃爱恋和思念的诗作尚有很多。
郁达夫回到日本后，孙荃与未婚夫两地相思，唯以书信相托，信中不时夹带自己新写的诗句相寄，并请郁达夫修改，每当孙荃来信，郁达夫便欣喜不已，频频称赞，并仔细修改未婚妻的诗作。
1917年10月11日，孙荃将《秋闺》一诗寄给郁达夫，请他修改。
孙荃的原诗为：“暑退凉秋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者，触我深闺万里情。”
或许，请未婚夫修改诗作，不过是孙荃的小“诡计”，是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罢了。
欣喜之余，郁达夫修改为：“风动帘珠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从孙荃的角度说，看到郁达夫的修改，对他的钦佩之情势必更切，心中的爱情更会汹涌澎湃了。
这时候，是完全符合诗心相和的标准的。或许，是阻隔着的时空骗了他们，让他们觉得对方就是自己一心寻找的爱人。
1995年12月，郁达夫的长媳陆费澄曾撰《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一文，文中谈及婆婆孙荃对公公郁达夫的崇拜：“早在1917年8月，郁达夫寄给孙荃的、称之谓《云里一鳞》的长信，就使孙荃感受到他的博学多才。这封信的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诗论一束’部分，孙荃常常为之叫绝。其中有‘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义集乎！’”
然而，就《秋闺》一诗的修改而言，笔者认为，郁达夫未免失之于武断。孙荃的原诗中，“暑退凉秋”“者”“触”，在表达对未婚夫的思念上效果更佳：因为思念在胸，与意中人相隔天涯，故有秋之“凉”，独对幽兰，沉溺于思念之痛中的人忽然明白，幽兰之所以未随百花凋零，是为了触动我的相思。而改动之后的“风动帘珠”“去”“识”，固然灵动了不少，用上了拟人手法，感情似更强烈些，但却不符合孙荃的原意和性格。
且不论诗作修改之后是否更佳，但从郁达夫精心为孙荃修改诗作本身来看，他对未婚妻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切的。
1918年，中国农历的腊月，日本寒冷的风，向郁达夫吹来了孙荃的两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光少故人。”“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在中国，春节即将来临，但身在异国的郁达夫只能遥望祖国与亲人了。2月1日，面对孙荃的似水柔情，郁达夫诗兴大发，和诗四首，其中两首为：“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
异国情愁，总是最动人心弦的。云一般的惆怅里，爱人的面影便愈来愈清晰了。
结婚之后，1922年的春天，在郁达夫离开妻子，赴日本参加毕业考试的前夜，春天的脚步与离情别绪的伤感，亦曾触动夫妻二人的诗灵：“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醒来却喜夜沉沉。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
这首词为《卖花生·送外东行》。令人感动的是，这首词是夫妻一人一句联袂写成的。从题目上看，应该是孙荃的惜别之心先被催生，接着，郁达夫的情绪也找到了合适的调子。词作以孙荃的句子开头和结尾，离情殷殷，令人动容。
这样的感情，岂一个“深”字了得！
直到1926年，郁达夫与孙荃度过了六年幸福甜蜜的时光，虽然不乏争吵，虽然存在差异与分歧，但幸福仍是主题。富阳、安庆、北平，都留下了他们幸福的回忆。直至晚年，孙荃仍然向人不时炫耀地提起这六年来她与郁达夫共守的日子。那些闪着亮光的贝壳，是她无数次摭拾并精心擦拭的宝贝。
六年中，郁达夫也硕果累累：发起并成立创造社、主编《创造季刊》、发表《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出版小说集《沉沦》、发表《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然而，他们的爱情还是衰老得太快。
在“情到迷离处，心伤雾起时”之后，当初曾经苦心经营的爱情便告枯萎。
是郁达夫的神经质性格加速了他们的婚姻触礁吗？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这首诗下有一附注曰：“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叹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新婚宴尔，有太多爱情琼浆等待夫妻啜饮，而新郎却如此悲观，叹“生非容易”，欲“放棹江湖”，令人不解。不过是生一场小病罢了，竟如此厌世，让新娘如何自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对他们的婚姻缺乏信心？
还有几首诗，甚至令人觉得郁达夫是在“大放厥词”——诗中，对孙荃感情的真挚自不必怀疑，但又“泪”又“愁”又“死”的，总不太合时宜——
青衫红粉两蹉跎，偕隐名山意若何。
泣向通天台下过，日斜风紧乱云多。
昔日曾谈别后心，谈时涕泣已难禁。
当时只道难离别，别后谁知恨更深。
一霎青春不可留，为谁飘泊为谁愁。
前生若道无缘分，不合今生配作俦。
贫士生涯原似梦，异乡埋骨亦甘心。
不该累及侯门女，敲破清闺夜夜砧。
有一首诗令人感动，尽管仍然未脱“死”的悲观：“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百年人世多风雨，不及泉台岁月长。”
刚刚结婚，小别而已，作者已然想到二人同赴泉台，固然感人，却更闹心。
是感情太深，怕驮不动沉重的思念，还是惧自己感情太易泛滥，难以控制？
总之，怪。
是新婚之夜的疾病奠定了他们婚姻忧伤的基调吗？
在《才女·贤妻·良母——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中，蒋增福的笔触带着遗憾：“那天孙荃正患疟疾，当达夫进入‘洞房’时，见她在发烧，双颊潮红，大汗湿透了她的白纺绸衫子……”新婚之夜，原本是人生最绚烂的时刻，妻子却不幸染上了传染的疾病！郁达夫的郁闷与哀怨可以想见。这桩婚姻，本来就充满着郁达夫推三阻四的无奈，本来就充斥着孙荃的一厢情愿和委曲求全，屋漏偏逢连夜雨，岂不晦气？新房不新，喜事无喜，只余孤独与无奈了。
新郎的哀怨，新娘自然可以揣知。然而，新娘的痛苦，新郎就未必愿意知晓了。
虽然是酷热的夏夜，新婚者心里却一阵阵的悲凉。
为何选在酷热难当的盛夏结婚？是时间的催逼还是顺其自然？是无奈还是敷衍？无人知晓。
到底是新婚夫妻，小小的挫折难以掩盖婚姻初期的浪漫与心动。三朝回门之时，夫妻二人离开了酷热灼人的富阳县城，回到孙荃宵井乡下的娘家小住了几日。随着孙荃的疾病渐渐痊愈，二人的情感也渐渐改善，慢慢升温。
幸福中的时光总是特别迅疾，生活中充满了嫉妒的味道，岁月的河道里，留下了太多令人心伤的碎片。转眼间，郁达夫要重返日本了，这对孙荃而言，是个巨大的考验。面对着即将远行的丈夫，孙荃眼泪汪汪，彻夜不眠，对郁达夫嘱咐殷殷，不说自己如何思念，如何难舍，只说祖母已风烛残年，时日无多，只说婆母年迈体衰，倚门倚闾，只说应当在寒暑假期间要归国看望两位老人家。
说着，孙荃将自己祖传的钻戒塞给郁达夫，并嘱咐他在国外有不时之需时，可以把戒指当掉或卖掉。
这一夜，便是夫妻二人共写《卖花生·送外东行》一词的时候吧？重情重意的孙荃，懂事孝顺的孙荃，当她依恋的丈夫即将远行之时，她的心几乎要随他去了。
痴情是一把刀，首先斫伤的是自己。
人未远行，孙荃已伤痕累累。
当这样的心伤渐渐平复，婚姻却又名存实亡——更多更深的心伤又来了。
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之后，孙荃带着孩子自北平回了富阳。
丈夫的心已属于别人，孙荃的心也不属于自己。不同的是，她的心分成了无数瓣，它们分别属于丈夫、属于婆婆、属于孩子、属于她的父母。还有一部分碎片，孙荃把它们献给了佛。
虚无的佛，似乎比实际存在的丈夫还要现实，时刻浸湮在她的生命里。
因此，佛便不再虚无，丈夫便不再实际存在。
与王映霞在上海营造小幸福之余，郁达夫亦偶尔想起远在富阳的孙荃及孩子们，于是便不由自责：“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到头来，终究要回到自家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求她饶赦……”郁达夫在日记里痛陈。或许，是太过幸福的他蓦地想起了孙荃被屈辱与苦痛折磨的面影？当被甜蜜围裹着的人想起被拜他所赐的苦痛主控着的人时，是真情的流露，还是得意的释放？是真心的痛悔，还是白日的呓语？
走近一个人，或许就走进了矛盾。与王映霞生活几年之后，二人的矛盾渐渐凸显。
1931年，被矛盾折磨的郁达夫回到了富阳。这次，他是寻求孙荃的饶恕和孩子们的亲近的。孩子们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自然很快便续上了中断了的亲情，但孙荃却未给郁达夫机会。对于这件事，多年以后，她还以痛悔的口气对长媳陆费澄提及。
不久，郁达夫便离开了富阳，走进了茫茫世界。
对于郁、孙最后的“团聚”，陆费澄在《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中有温暖如春的回忆：“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
对于郁达夫的回归，孙荃意外且排斥：“‘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然而孙荃固执己见，对此无动于衷。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
当心已被伤透，当一个“虚无”了许久的人重新回归现实生活，难怪孙荃会不适应。
或许，她需要时间。
遗憾的是，生活并未给她时间，也未给郁达夫时间。
月底，郁达夫便离开了富阳。
郁达夫走时，在书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钱牧斋，即钱谦益；杨爱，是钱谦益爱妾柳如是的原名。孙荃忽然明白，郁达夫此次回家，是想与她重修旧好，并想让她成为柳如是，原谅他，劝说他。
郁达夫回家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孙荃派人去宵井的娘家，为丈夫在娘家竹园里挖掘早笋。未到清明，虽非采花时节，却为丈夫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鲜。
这样的深情，原本已经原谅了他，只不过是未曾表达而已。
于是，孙荃开始忏悔，深深地。
然而，孙荃的矜持，完全可以理解，更应该忏悔的是郁达夫。
如果他直接说出来，而不是离开家之前以纸留言，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
妻子的心思已通过行为表露无遗了：一切柔情都在无言中，一切原谅都在行动里——莫忘富阳，莫忘故人。
而郁达夫，伤人至深，却反怪被伤者不如古人，反遗憾自己没有钱谦益之幸，无缘得遇柳如是那样的女子，自私的性情也显露无遗。
一张字条已让一个重情的女子因错过修好之机痛悔终身，若郁达夫能再付出真心，又焉能不峰回路转？
长女郁黎民在《我的母亲——孙荃》中动情回忆其母：“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富阳县城沦陷，母亲为了不做顺民，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逃到离城三十里的乡下宵井外婆家去避难。生活当然更加困苦，在没有学校，没有教师的困难条件下，母亲也未放松我们的学习，她亲自教我们读书……就在那一年，我们初次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也就在那一年，她教我们读了不少唐诗和《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当她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当讲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又是那样的低回感叹！”
她不仅亲自教孩子们读书，还注重培养他们的高尚人格，使他们不忘国耻，使他们自强自立。这些，都是孙荃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备受流亡之苦和遭夫抛弃之辱的前提下完成的。
本应由郁达夫做的，他都没做；孙荃，一个弱女子，都做了。
1978年3月，孙荃病逝，享年81岁。她为郁达夫生下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长子龙儿早夭，长女郁黎民（1925年）、次子郁天民（1926年）、次女郁正民（1927年）。
去世前，孙荃享受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却未能看到她30年来一直关心的事情成为现实——《郁达夫全集》出版；而后者，一直是她欲达的目标，自从1946年听说丈夫被害之日起，这个目标已经定下。
孙荃之所以对郁达夫如此痴情，如此“死心塌地”，除了缘分、崇拜等因素之外，还有对他爱国情愫的钦佩。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上愤然写道：“予已不能爱人，予也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
该年11月，郁达夫又在日记上慷慨陈词：“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或许，在孙荃朴素的思想里，一个人，为了国家，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有时忽略自己的妻子，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
于是，她便让自己从怨恨中走了出来。
正像郁达夫因《沉沦》出版而遭受攻击时，孙荃劝他的那样：“犯不着为这批人生气，看不到主题，盯着那几句低下情趣的描写不放是别有用心的。”
她一直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霞·爱入云天
王映霞是走进郁达夫第二段婚姻的女子。
郁达夫与王映霞初识之时，是在1927年1月14日，在郁达夫的好友孙百刚上海的家中。
一切出于偶然，一切又似乎有缘。当目光与目光相撞，刹那间，郁达夫觉得，他的魂魄已被面前这个年轻的女子全部吸去，剩下的，不过是一具躯壳。
于是，在老友面前，他便坦言：“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王映霞便是他的绿洲，便是他的奇迹，她就在他面前，他已经感知了她的魅力，但他想从老友那里寻求答案，寻求帮助。
在日记里，他记下了他的爱的轨迹：“15日，得见王映霞女士……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17日，差用人去邀王女士来同饮，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坐到十点左右，才回家来……18日，三四点钟，又至尚贤坊四十号楼上访王女士……19日，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们坐了汽车……”
心已乱，忘了孙荃与三个孩子；目已瞽，只能感知前方的光亮，那是来自王映霞的光亮。
其余的，指责、鄙夷、丧子之痛，与同事的矛盾……全都隐去了。
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结了婚。
《王映霞自传》中，曾对他们的婚姻进行过记载，在王映霞的记忆里，他们婚姻的发轫似乎并不顺利，也毫无风光可言。面对颠沛的结婚历程，简单的结婚仪式，却没有怨恨溢于字里行间，足见王映霞并非爱财贪图享受之人，她与郁达夫的爱情是单纯而坚定的：“1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然而，这一对被易君佐赞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他们的爱情还是未能经受住时间之流的剧烈冲刷。1940年5月，感情分崩离析之后，又经过数年的口水官司，郁达夫和王映霞正式在新加坡离婚，当年爱得要死要活的恋情，在时间的永恒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之后，王映霞独自回国，并于1942年4月与钟贤道在重庆结婚；而郁达夫则继续留在新加坡，从事抗日活动，并编辑报纸。
郁、王的爱情之殇，原因多多，其中两个被人视为主因：郁达夫为抗日奔走而无暇顾家，从而产生矛盾；王映霞红杏出墙：先与戴笠交好并堕胎、后与许绍棣相恋并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郁达夫的酗酒并酒后失德等。
关于王映霞与许绍棣之事，郁达夫曾写《毁家诗纪》组诗并序以记之，诗意甚悲，诗情甚哀。
其中第二首曰：“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该首之下，作者原注为：“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齐东邻。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
戴笠也是戕害郁、王爱情的幕后黑手，因其残忍无道，不唯当事人王映霞畏其淫威，以身事之，即便知情的局外人也敢怒而不言，对戴着绿帽子的郁达夫讳莫如深。直到戴笠一命呜呼，郁达夫为国捐躯，知情者才渐渐有了说出真相的勇气。
诸事纷纭，终酿苦果，恩爱夫妻，黯然退出对方的世界。
2000年，王映霞去世于杭州，享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
王映霞与郁达夫生有五个子女，其中三个儿子郁飞、郁云、郁荀长大成人。
醉·情路苍茫
1943年9月，郁达夫与何丽有在印尼结婚。
1942年，随着日军自马来西亚分两路向新加坡逼近，新加坡沦陷为时不远，郁达夫离开新加坡，化名为赵廉，与王任叔、胡愈之等人于2月4日撤退至苏门答腊。
何丽有本名陈莲有，祖籍广东，经朋友介绍与郁达夫相识并结婚。
因其相貌并不美丽，郁达夫便为其改名为“何丽有”，取“何丽之有”之义。但陈莲有欣然接受了这个新名字——虽系华裔，但她不懂中文，更不懂古汉语。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失踪，据说被日本宪兵杀害。直至此时，何丽有方知丈夫是中国知名作家、抗日志士。
四年之后，何丽有又与一名印尼华裔商人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过上了安定生活。但好景不长，在1960年的印尼排华事件中受到冲击，何丽有回到中国，被安排至海南岛华侨农场工作。丈夫去世之后，生活困顿；后来，何丽有移居香港。
何丽有与郁达夫所育二子一女，存活下来的有儿子郁大亚和女儿郁美玉。
在何丽有之前，郁达夫还曾与李筱英同居过一段时间。
李筱英是福建福州人，据郁达夫之子郁飞回忆，“上海暨南大学文科毕业，既漂亮也聪明，中英文程度都好，沪语国语全能说”。与郁达夫相识时，是新加坡英国当局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因情报部要办一张四开的《华侨周报》，李筱英便推荐郁达夫担任主编，获准。此后，李筱英便成为郁达夫的助理。
二人同居的时间并不长，约自1941年年中至年底。关于二人分手之因，人们多认为与郁飞反对有关。对此，郁飞曾撰《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予以回忆，除部分承认之外，他认为尚另有他因。郁飞写道：“我渐渐感到父亲的心思没有专注在我一人身上了。十三岁的男孩怎能体会嘤嘤求偶的男女的心境。我本能的不愿眼前唯一的亲人对我的爱有所分散，更不愿另一个人成为旁人笑谈中的我的新妈妈，尽管这个女性我挑不出多少不是之处，而且她对我也一再表示好感和关切：带我看电影，给我讲解一些不明了的情节，散场后一定进过高级冷饮室才回家……这些心意我并非全不领情，但终因上述两个原因而不愿自己同她亲近，竭力使自己嫌恶她……”
同时，郁飞也分析了父亲郁达夫与李筱英分手的另外原因：“可能因为战火临近，首要顾虑已不在此了……李是英方职员，自可随官方撤往爪哇，后来大约转往印度度过战争时期。战后随英国当局重返星洲，另行缔结了良缘。至于父亲，也许惟其因为两人终于分手，自己复流落异国，身陷困境，雨淋铃夜之感分外强烈，情思才得升华而凝练为那样情意缠绵的诗篇。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的一个女性被他化为诗中的夷光和洛妃了……可见关键还在于有无能够激起炽烈情感的生活。”
认识李筱英之后，郁达夫果然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他昵称李筱英为Livy（李维），取自古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还用德语当着儿子郁飞的面对李筱英表达“我爱你”。他大大减少了与儿子相聚的时间，花尽可能多的精力与李筱英待在一起。
对于这些，郁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
搬出郁家后，李筱英与郁达夫的联系并未真正中断，直至二人先后离开新加坡。李筱英随军队撤到印度之后，曾与一位年轻的广播员结婚，但丈夫又不幸身罹车祸死亡。
重返新加坡之后的李筱英仍在电台任职，再嫁后定居于香港，后移居澳大利亚。
郁达夫的情感生活非常丰富，除孙荃、王映霞、何丽有与李筱英之外，还有不少。从少年时的邻家少女，到结婚后的转正小三；从才貌双佳的明丽女子，到逢人卖笑的妓女；从国内的明眸如波，到国外的异域风情。甚至，郁达夫不惜将孙荃新婚时赠予他的戒指当掉，以资助在日本的女友后藤隆子。
郁达夫有一副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但不幸，他终因太过多情而带累了太多“美人”。她们中，有的为他生儿育女，有的为他驱除寂寞，有的激发了他的才情，而有的则只是满足了他的肉欲……因了他，有的女子终生吃斋念佛，有的女子永恒与孤苦为伴，有的女子则彻底与新的爱情绝缘。
郁达夫，在给人们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之时，也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思考和太多的遗憾……
准风月谈
风月或许无边，但心灵须要有岸；幸福崇尚寻求，但欲望亦需收束。未卜能够先知，是欺骗者之巫术；伤人后方才痛悔，系自私者之行径。不管为情还是为梦，均不可害人误己；无论因爱还是因恨，亦莫要怨天尤人。人无完人，不是犯错误的理由；情后有情，应为失望后的新生。
郭沫若 才江情海意何如
郭沫若掠影
本名：郭开贞
生年：1892年
出生地：四川乐山
卒年：1978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诗人、剧作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代表作：《女神》、《屈原》、《甲骨文字研究》
时人评价：郭老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感情是坚贞的、统一的。（冰心语）
生命中的女人：张琼华、安琳、佐藤富子、于立群
楔子
多情多才互因果，终以多情误斯身。郭沫若是巨匠，他在多个领域所达到的高峰，均引人瞩目。“郭沫若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历史学家杨天石这样评价郭沫若。
游学扶桑，胸怀大志。初而学医，以疗救国人身体为己任；继而从文，以唤醒民众思想为天职。以诗为角，以笔为枪，意在激发国人救国之情；抗战期间，为国事奔走呼号，不顾身家，意在拯民众于水火。豪情万丈，笔力千钧，郭沫若不唯是一个文学巨匠，亦是一个爱国先锋。
动乱之后，郭沫若站在拨乱反正前列，力擎科学大纛，以生命之秉烛之明，散发温暖与热能，为社会增添温暖，给人们输送信心，功不可没，有目共睹。
对于感情，郭沫若则“泯然众人”，体现了食人间烟火者的俗欲与色心。对发妻张琼华的漠视与冷落，对日裔妻子安娜的疏离与绝情，对于立群的痴恋与相守……只以世俗男人的面目出现于这些女子面前，张扬其真性情，裸露其瑕瑜兼有的人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真性情的显现，郭沫若便不真实，不完整。
纵观郭沫若一生，虽有立场摇摆之嫌，虽有见风使舵之讥，但斯人逝矣，人无完人，还应以正确态度看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龚书铎指出：“现在有的批评文章对郭沫若的学术人品持否定态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年轻人有不好的影响。我们要客观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来，有的人将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种时髦，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同为北师大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的瞿林东也持类似观点：“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是非功过终须散，一段毁誉入青史。郭沫若之所以为郭沫若，所有的繁盛与衰败，所有的浮沉与荣枯，都像山一样，绕不开。
黑猫夫人
郭沫若之母杜邀贞怀孕之时，曾梦见一只乳豹突然咬其左手虎口，因而生下郭沫若之后，为儿子取乳名曰“文豹”；四岁半入私塾之时，郭沫若有了学名郭开贞，号尚武，也许是家人以此名来寄托让他体魄强健、意志刚毅之愿景吧。
1919年9月11日，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作时，首次使用了笔名“沫若”。日后，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名字替代了郭开贞，闪耀于中国科学、文艺界的天穹。“沫”为沫水的简称，即大渡河；“若”，是若水，即雅河，这两条河流经其家乡，滋养了郭沫若，并赋予了他沫若二水般的诗灵文思。
以“沫若”行世，表达了对家乡的诚挚感恩与殷殷思念。
1912年2月，险些被四川官立高等学堂开除、回乡组织民团以响应辛亥革命的郭沫若，奉父母严命，与张琼华结婚。
郭沫若的婚姻一波三折。不满10岁时，郭沫若曾与一名女子订婚，因为未婚妻夭折，只得作罢。接着便有县视学王畏岩先生之女差点走进郭沫若的生命，不巧的是，郭沫若五哥的未婚妻新亡，阴差阳错地，王家女儿师蕴被介绍给了五哥，生下郭沫若五哥的孩子三个月之后，王师蕴便不幸病亡。因而，郭沫若以为罪愆在己，便心怀愧疚。自此，直至1911年之前，父母为郭沫若提亲近50次，但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无他，郭沫若不愿订婚。究其原因，或许是受了伤害吧，又或许是郭沫若胸怀大志，原本就不愿任婚姻极为被动地为父母所包办。
直到1911年，在成都读书的郭沫若忽然收到父母的来信，才知道他又“被订婚”。这次，父母考虑着儿子年龄渐长，婚事告急，便不再跟他商量，直接武断地“玉成”美事。得知此讯，郭沫若并未反抗，而是默认了。
女子便是张琼华。
张琼华是乐山苏稽镇人，生于1890年，比郭沫若大两岁。
张家与郭家是转折亲，提亲之时，张琼华尚在读书，又是天足——这是郭沫若父母来信中的介绍，这或许是郭沫若选择顺从的原因。
然而，据《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的作者桑逢康所述，实际情况却判若霄壤。
关于新婚之夜郭沫若的灯下惊魂，《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中有生动的描述：“郭开贞心里怦怦直跳，他被人指导着，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把纱帕揭开来。‘口袋打开了，究竟是白的呢？还是黑的呢？’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在他眼前直端端地伸了出来！……梦想彻底破灭了。美姬花王、幽兰百合统统如烟云般消散。郭开贞在极度失望中，有人把新娘头上的黑巾揭下来揣在了他的怀中，表示这个女人已归他所属。郭开贞二话没说，返身走出了洞房……”
郭沫若心里的落差之大，局外人亦可以想见。一段时间来所勾画的美丽景象被残忍地打碎，噼里啪啦的声响尖锐得令人疼痛。新娘子的丑陋像一把刀，那盖头的红便是刀剜刺心灵后涌出的血。
初见便是新婚时，勾画多番令人痴。然而，20岁的郭沫若又焉能参透这其中巨大的欺骗玄机。真应了李白“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了。
因蒙蔽而缔结的这段婚姻，郭沫若称之为“结婚受难记”；回首这段不堪的经历，郭沫若将之作为其作品《黑猫》的素材。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
因此，无辜的张琼华，便被人唤作“黑猫夫人”。
四年之后，面对着美丽的佐藤富子，欣闻着她带来的爱情馨香，郭沫若充满了自责：“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了的。”
对于佐藤富子而言，郭沫若是四年前即失去了童贞。然而，对于可怜的张琼华来说呢？
结婚五天之后，郭沫若就离开了家，来到成都继续学习。
那一段烦心的婚姻，被郭沫若抛在了家乡；那一名无辜的女子，被弃于尴尬的浪尖，至于她的屈辱与等待、她的自尊与希望，失望与愤怒交织的郭沫若根本无暇顾及。
即便是当年暑假，郭沫若回到家乡，也不与张琼华同房，宁愿睡在厢房的长凳上。这一段婚姻，已经被他彻底地弃掷了。
若沫水与若水有知，当会宽宥他吧？
但对于张琼华而言，婚姻却是大事，像生命一般。自结婚至去世，她独自苦苦支撑着婚姻的危局，以无声的谎言欺骗着自己，静观生命河水般湍急地流走。她孝敬公婆，善待家人，恪守妇道，意念之中，她始终是郭沫若的元配，郭沫若始终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天：他曾经读过的书籍，她都精心珍藏；曾经带着他体温的书信，她都当作圣物；他的毕业证书和来往信件，她都反复摩挲，不忍释手；尤其是他们结婚时用过的家具，她日日擦拭，使之一尘不染。
还有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但在她心里，却青春永驻，不曾改变。
1923年，长兄郭开文给身在日本的郭沫若提出了两种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案：其一是与两位妻子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二是和张琼华离婚。郭沫若没有采纳兄长的建议，他复信道：“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1939年，47岁、才名满天下的郭沫若携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于立群回到乐山老家之时，张琼华早已被苦守的岁月淘漉掉了所有的青春。听了老父对张琼华美德的含泪介绍，郭沫若似乎蓦地意识到张琼华的存在，27年来，她从不曾进入过他的回忆、他的梦境，他将她遗忘得太彻底、太遥远。
蓦然回首泪纷纭，纵是无情也动心。或许是感动与羞愧所驱使吧，郭沫若当众向张琼华鞠躬致谢。一个鞠躬，驱走了张琼华所有的委屈，多少年的屈辱与苦痛，似乎一下子被这一躬抚平了……
为让郭沫若与于立群能够睡得安适，张琼华将她与郭沫若结婚时的新房腾出来，收拾干净，让其居住……
新房，这萦绕着张琼华多少绮丽梦想的所在，此刻，又成为她为丈夫和他的新任妻子缠绵恩爱献上的礼物。
岁月催人老，青阳逼岁除。1939年10月5日，父亲郭朝沛去世，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回家奔丧，连夜恸撰《家祭文》以表哀悼：“呜呼！我慈祥而尊敬之父乎，不孝等罪孽之深重，虽万死不足以自赎，而犹以不孝贞之不孝，盖为旷古以来所未有。不孝贞幼而多病，常累父母忧劳；性复不羁，小学、中学均曾迭遭斥退，重为父母奇辱……夫望窃父母之天和以为生，不能奉养而反致父母于病，母丧未尝奔，父殓未能临，旷古以来有如此大逆不孝之孽子乎？吾父母之年寿实为不孝贞而减削，吾父吾母之慧业，实为不孝贞而束缚，是不孝贞也，不仅为吾父吾母家庭之逆儿，且复为吾国家吾民族之罪人矣。号泣天，哀忏无极，尚复何心，腼颜苟活也耶……”对于这篇长约七八千字、文风古奥的长文，张琼华竟然能够热泪盈眶地熟诵之……
敬夫而爱其才，思人而诵其文，拳拳之情，令人唏嘘。
1980年，张琼华在乐山病逝，享年90岁。这位世纪老人，忍辱负重，以迟缓的生命节奏，谱写了一曲沉重而绵长的婚姻苦守曲。
张琼华一生，没有子女。
维纳斯的复生
1914年1月，郭沫若到达日本东京，游学日本的峥嵘生涯由此开始。先入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后弃医从文。1915年秋天，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其间，郭沫若广泛阅读了歌德、海涅、泰戈尔和屠格涅夫等人的经典作品，颇受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文学像温柔的手，温暖和丰裕着年轻的郭沫若的心灵世界，哲学又像坚强的骨架，支撑起才子人格的晴朗天穹。
数月之后，1916年夏，当东京的太阳愈来愈难以让人忽视，当凉风愈来愈成为人们的渴望，在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像一股清凉的夏风，轻轻骚动着郭沫若的心灵。
一段甜美的跨国姻缘自此启程。
佐藤富子是仙台人，生于1895年4月5日，受身为牧师的父亲影响，热心于慈善事业。从美国人办的教会女校毕业之后，佐藤富子辞别父母，远赴东京，成为京桥区圣路加病院的一名看护妇。
他们的相识缘于郭沫若友人陈龙骥的无意牵线。
陈龙骥生病时，曾在圣路加医院就医，后不治身亡。得闻噩耗，时在冈山的郭沫若便赴东京为好友料理后事。
之所以来到圣路加医院，是为好友取一张他生前所拍的X光片。
郭沫若邂逅了体态丰润、皮肤白皙、脸庞圆润、眼睛有神的21岁的佐藤富子。
佐藤富子约为1.67米的高挑身材和脸颊上晕着的粉红，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很多时候，脸红不仅能够显露出艳丽少女的妩媚，更易让陌生的男子产生错觉——她或许已经喜欢上了他。
真正让郭沫若倾心的是眼前女郎的同情心。当听说陈龙骥已不幸身亡时，她流出了眼泪。在郭沫若看来，她没有丝毫做作，完全出乎自然。
身在医院工作、把守着人生生老病死重要关口的人，竟然有着如此强烈的同情心，郭沫若不由心动。
生怕眼前的郭沫若为好友的离去而哀伤，佐藤富子温言安慰郭沫若——以基督教徒最擅用的方法：“陈君是到上帝身边去了。我们以后都要到上帝那里去，天国才是归宿呀！”郭沫若注意到，眼前女子的眉目之间笼着一种光辉，圣洁得令人肃然起敬。
不可思议。
说话的时候，佐藤富子注意到了郭沫若苍白的面孔，他微翘着的嘴唇，紧紧闭着，似乎在克制着什么，是失去好友的痛苦，还是面对生活的不安？是身体不适的征兆，还是对前途隐隐的担忧？接受她安慰时，他的眉头不时皱一下，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出来，但佐藤富子看到了。
于是，一股莫名的情愫便悄悄升上来。问了郭沫若读书的学校与地址之后，佐藤富子许诺将X光片给他寄去。
自此，佐藤富子明丽的笑靥一直盘旋在郭沫若心里，挥之不去，还有她的话语，樱花般芬芳着他的梦境。愈来愈浓的牵挂里，X光片寄到了，还夹着佐藤富子一封长长的信，满是劝慰的言辞。
心里，便被搅动出更大的波澜。
信便成为一个著名景区，“诱使”郭沫若进入，一遍遍地阅读，便是在一帧帧欣赏，读着读着，字便有了清香，心也有了醉意。不知不觉间，郭沫若读出声来，声音透着激动；不知不觉间，佐藤富子美丽的眸子便现于字里行间，温柔地看定了他，但他又不觉得有任何压力，只有温暖……
信里的眼神，点燃了郭沫若的智慧之光，字间的温暖，驱走了郭沫若心里的阴霾。他迫不及待地给佐藤富子复信：“……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郭沫若的诗人气质使他难以从容，复信诗化的语言也点亮了佐藤富子的爱情，精镶了她炫色的梦境。
1916年9月17日，佐藤富子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痴情地倾诉：“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现状是怎么样……”
表面上，书信里他们兄妹相称，每星期的鸿雁往来有三四次之多。
爱情是神物，滋润细无声。一切迹象均表明，他们相爱了。
对于父母的爱情，郭沫若与佐藤富子之子郭志鸿这样分析：“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人的，（对）女性的一见钟情呢，他是很迅速，一下火就烧起来了，而我母亲呢，毕竟是，她是那种封建家庭出来的女人，是吧，对我父亲的感情呢，通过几个月的书信来往，逐渐的升级，父亲逐渐超越了兄妹，而是对这个，对女性的那个渴求，追求，这种状态呢，母亲就是随他的意愿吧，是这样。肯定是我父亲主动的，主动进攻。”
同年12月，佐藤富子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离开东京，来到冈山郭沫若的身边，二人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为了爱情，佐藤富子不惜与家庭决裂。在信中，她对郭沫若说：“哥哥，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虽说都是自己造下的命运，啊，哥哥，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是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郭沫若将佐藤富子给他的爱情捧在手心里，怀着颤栗的心，珍视地看着，生恐它枯萎了，跑了，飞了，受到伤害了。为了表达对爱人的痴爱，郭沫若还为佐藤富子起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
安娜的爱情引来了缪斯，郭沫若为爱人写了大量的爱情诗篇，以讴歌爱情，赞美安娜给他的爱。在《venus》里，郭沫若动情歌唱：“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安娜，便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维纳斯，便是美丽多情的安娜。
“啊，我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是郭沫若的诗歌《炉中煤》中的一节，诗的副题为“眷念祖国的情绪”，但郭志鸿却显然有自己的理解：“在当中有些诗句可以看出来，好像是《炉中炭火》（《炉中煤》）当中说的，啊，年轻的女郎，为你燃烧。这种诗句显然是说我母亲的。”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即便《炉中煤》是郭沫若为抒发对祖国的眷念而作，其起因、切入点或比喻的基点，当与安娜、与安娜给他的幸福有关。
1917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都市谷女子医学校，带着与爱人分离的痛苦和郭沫若的思念，她离开冈山，远赴东京求学。初春的月夜，原本是最引人遐思、最惹起诗情的诗样时光，但与安娜暂离后的郭沫若，心里却被思念与惆怅浸泡着，旭川桥上，有他彳亍的瘦形；惨淡的残月下，有他独自吟哦思念的哀声。
很快，他们便团聚了：刚刚入学的安娜怀孕了！
学业被中断，相聚的幸福却得到了延续。
这是他们共同渴望的。
此后，郭沫若与安娜度过了四年静美如湖的幸福时光。
郭沫若始终是不完全属于爱情的，也不完全属于安娜一个人，他心里有沸腾的热血，前面有民族的积贫积弱，耳畔有隐隐飘至的国人的呻吟。
1921年至1927年，郭沫若数度归国，除处理与创造社有关的事务之外，风雨飘摇中，郭沫若时刻投身于国家大事之中，始终让自己立于革命洪流的潮头。
1927年3月7日，共产党人陈赞贤被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与总工会，数人被打死打伤；3月23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遭暴徒冲击，6人被打伤，并被剥去外衣游街……得知这些均由蒋介石的黑手操纵之后，郭沫若决意脱离国民党，离开安庆，化名高浩然，转赴南昌，借居于朱德家中。
3月31日，怒不可遏的郭沫若撰《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于武昌《中央日报》上，以讨伐蒋介石，揭露其叛党与蓄意破坏国共合作的恶劣行径：“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蒋介石对郭沫若恨之入骨，畏之若虎，遂于5月10日发《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对之“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1928年2月下旬，郭沫若假赴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之名，化名吴诚，离开上海，乘船赴东京，回到安娜及孩子们身边。
1937年，中国的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告别安娜与五个孩子，自日本返回国内，投身于抗日之中。
这一别，直到1948年8月之前，安娜与郭沫若音讯杳然，生死两茫茫。
这一别，直到郭沫若去世，他们的感情再也未能得到真正的延续。
此次离开，郭沫若与安娜的感情已走向终结。
关于这一点，很多人都对郭沫若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不辞而别，认为他抛弃了安娜和几个孩子，甚至，安娜的几个孩子对郭沫若也颇为怨恨。
对此，郭沫若与于立群之女郭庶英却不以为然，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谢绮珊采访时，她曾亢声为父亲辩解：“1937年，父亲穿着和服睡衣，晚上跟孩子们吃完饭，走的时候吻了安娜的额头，到船上才有人接应他，换了衣服回国。在那种情势下，他不可能说，因为一走漏风声就被抓。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当工作需要你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情。说他抛妻弃子，完全是不公平的。我认为，一个男人投身于革命事业，只要革命事业需要，也可以有新的选择。”
关于郭沫若对安娜的感情，郭庶英也加以澄清：“郭博（郭沫若与安娜之子）说过，在家里其实不是我爸厉害，是我妈厉害，她是日本武士家庭出身，性格很暴烈。他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我妈看到房梁上有一只蟑螂，一刀‘啪’的飞过去就把蟑螂杀了。他还说，在家里父亲不怎么发脾气，脾气不好的是我母亲。父亲对安娜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也寄托了对安娜最真挚的怀念。”
郭沫若女儿的回忆，或许有着太过浓重的感情色彩，但或许能在某些程度上拨开岁月的尘封，让我们依稀看出些事情的原貌来。
自1948年8月25日起，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开始由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连载。远在日本、时刻牵挂着丈夫安危的安娜，偶然得到丈夫尚在人间的消息。狂喜之下，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到中国去寻找丈夫，回到丈夫身边！
不久，安娜与孩子们带着郭沫若的手稿，不避风波之险，来到香港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前，从天而降般出现在郭沫若面前。
且不说郭沫若对安娜与两个孩子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安娜对于眼前的情景更是意外且震惊——她看到了站在郭沫若身边的一个年轻女人和五个孩子！
她一直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给她的消息，一直以为那些话不过是一个圈套，目的是中伤她丈夫，挑拨他们的感情。
原来竟是真的，他果然已经结婚！
11年的苦苦企盼，都成泡影；一路上的颠簸劳顿，都成讽刺。安娜的心碎了。
丈夫活着，原本是多么令她觉得庆幸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庆幸，一瞬间被彻底击碎了！
安娜的心里升腾起怨恨。
在尴尬里挣扎浮沉，在苦痛里洗礼涅，几天之后，安娜带着孩子们离开，把空间、把丈夫留给那个年轻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她是基督教徒，成全别人是她的本能。
随即，在组织的安排下，安娜离开了香港，定居于大连。
1947年，安娜放弃日本国籍；1949年，安娜加入中国国籍。
安娜与郭沫若育有四男一女：长子郭和夫（1917年）、次子郭博（1920年）、三子郭复生（亦名郭佛生）、女儿郭淑、四子郭志鸿（1932年）。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99岁。她以博大的胸襟，化解矛盾，包容恩怨；以基督教义的精髓，睥睨艰险，拥抱和平；身为女性，胜过须眉。
爱如西江水，昼夜无已时
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是于立群。
他们相识的契机，是林林的介绍。
于立群的身份是演员，虽颇有名气，却无世俗的气息和时髦的熏染，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没有老练和浅薄，只有纯真与朴素。
时尚阵里惊初见，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的印象美好而深刻。正值青春的她，没有入时的发型，而是任两条小辫子自然地垂着；没有新潮的衣饰，一身蓝布衣衫走天涯；面色黑里透红，健康而阳光，素面朝天，毫无脂粉气……除了气质与容貌上的吸引之外，郭沫若与于立群的缘分冥冥之中自有力量。
于立群系天津《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于立忱之胞妹，于立忱曾与郭沫若有一段过从甚密的关系。于立忱高挑而美丽，多才而有胆识，自然不乏追求者绕于石榴裙下，其中就有《大公报》社长张季鸾，但她独钟情于才华横溢的郭沫若。1934年，于立忱被派驻日本后，与郭沫若一见钟情，并曾引发安娜的深深危机。因《大公报》中断了其在日的费用，不得已，于立忱离开日本，辞别郭沫若，于1937年春天回到上海；5月，于立忱在上海自缢身亡。生前留下17字的一纸绝命书：“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女作家谢冰莹认为于立忱之自杀，系殉情之举，郭沫若难辞其咎。
于立忱去世之前，曾对谢冰莹讲过她与郭沫若的感情，后来，被谢冰莹写入《于立忱之死》一文。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说道：“我由于钦佩他（按：指郭沫若），同情他，而盲目地爱上他；自从受骗失身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非常冷淡，我就知道上当了。但他这时正言厉色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摆脱安娜，我们两人回上海结婚。你腹中的一块肉，是我们两人的爱之结晶，我要负责到底，我不是善变心的人，你放一千万个心。近来我少来看你，为的安娜知道我在爱你，所以特别监视我很严，随便我到哪里，她都要跟踪。我只好偷偷地给你写信。’”可以看出，于立忱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表情是痛悔，郭沫若的始乱终弃则是她痛悔的根源。
谢冰莹的这篇文章，历来遭人质疑：不仅仅因为于立忱去世前的见证者唯有谢冰莹一人，只从于立忱的17字遗书判断，也并非全因感情。
从国家的大气候而言，狼烟遍地，哀鸿遍野，赤地千里，爱国之士，欲改变之却无能为力；就其自身而言，身患肺病，沉疴难愈，故万念俱灰，遂绝了生趣。
从于立群对郭沫若的一见倾心和终身爱恋上，似乎也可以作为佐证：除非于立群全无原则，或者大气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才肯爱慕一个害死姐姐的“无情者”。
于立群清丽的面庞，使郭沫若俨然看到了于立忱的复生，只是这面庞全然没有于立忱的忧郁。于是，郭沫若日渐岑寂的情感，又如春水涨潮，如春草苏生矣。更令郭沫若的情潮难以遏制是，初次见面，于立群便将于立忱的遗诗交给了他。
于立忱字字含涕的感情，炽热如火的思念，燃烧了郭沫若的情心。
对于立忱的爱恋、思念、愧疚，袭上心头，于是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心便达到了快速的契合。
于立群原名于佩珊，生于1916年，小郭沫若24岁，祖籍是广西贺县，生长于北平，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外孙女。受家风濡染，酷爱书法，写得一手神似的颜体字，知郭沫若书法自成一家，便请郭沫若时常指点。
这也是他们萌生爱情的又一要素。
才情男女，浪漫青春，互相倾慕，不荡漾起爱情的狂潮也难。
1938年1月1日，是一个值得当事人乃至很多人永记的日子。这一天，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广州正式复刊；也是这一天，郭沫若与于立群开始同居。
自此，长达40年的时间里，于立群便陪伴于郭沫若身边，以书法怡情，以爱情养性，共度浮沉日月，共担如磐风雨。
1938年底，郭沫若与于立群来到重庆；1939年元月，周恩来为郭沫若和于立群亲自主持并补办了婚礼。
二人育有四男二女：长子郭汉英（1939年）、次子郭世英（1942年）、三子郭民英（1943年）、长女郭庶英（1940年）、次女郭平英（1946年）、四子郭建英（1953年）。
1979年2月25日，于立群追随丈夫而去，终年63岁。丧子、丧夫之恸，疾病长期的困扰，她早已难以忍受。
来了，去了
在郭沫若的生命里，有一个女子绕不过。
安琳。
安琳，安徽芜湖人，本名彭漪兰，早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之后，安琳参加了南昌起义。
郭沫若与安琳的恋情其实是柏拉图似的恋爱：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不幸染上了痢疾，与之随行的安琳为他寻医问药，不辞劳累，亲人一般。有一次，夜幕降临，部队突遭伏击，又是安琳不避危险，折回头寻找与部队失散的郭沫若。这以后，二人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先是隐蔽10天，后又乘船至香港，最后抵达沪上。
二人结下了战火中的情谊。
1928年，郭沫若与安娜不得不暂避于日本之时，送行的人中，有安琳的身影。由于捕捉到了丈夫与安琳的不寻常，安娜颇为不安，郭沫若与安娜之间曾有过深谈。安娜也曾表示，若无几个孩子的牵累，她会将丈夫让给安琳。
但郭沫若还是选择了安娜，放弃了安琳。
他的眼里，只有安娜，是他此时唯一钟情的女子。
更何况，还有他的孩子。
在郭沫若的生命里，安琳无疑是一个绝好的伴侣。遗憾的是，他们的爱情，附赘着太多战争的残酷。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国者，心房所有的空间都不应为爱情存留，这样的前提下，郭沫若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除了张琼华、安娜、于立群与安琳之外，还有一些女子曾经在郭沫若的生命里驻留，尽管她们或许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依然成为构成郭沫若丰富情感世界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不管是与非，它们在构成大师完整人格的公式中，不可或缺。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才情满天，不过是一声长喟；成就斐然，原本是南柯一梦。数段情缘，终归于虚无；满腔热血，成一本传奇。
准风月谈
崇高与否，非决于语言的感人；痴情与否，不在于誓盟的频率。佳人之美，因爱而生动；情爱之笃，缘心而永恒。成就如天，在爱人眼里，或许视如敝屣；爱恋无境，据情心看来，始终过于生命。贪如花青春，固然无人辩驳；惜若海才情，迥乎天壤之别。爱我所爱，看似无可厚非；恨我所恨，必须把握分寸。
沈从文 亦慈亦让亦多情
沈从文掠影
本名：沈岳焕
生年：1902年
出生地：湖南凤凰
卒年：1988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作家、文物考古学家
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时人评价：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是他的丰富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夏志清语）
生命中的女人：张兆和、高青子
楔子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的爱情自白，亦是其人生总结。
沈从文经历坎坷，萍踪无定，在乱世之中，若柳絮身不由己，但在喘息之后、笃定之时，又“固守”己见，如磐石力求独立。正因如此，其思想才历磨难而愈浪漫纯粹，其文笔才淬流离而愈清丽脱俗。汪曾祺曾评价：“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觉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
生平最耻慕冠缨，静看竖子亦成名。唯其心怀璞玉，才能笔吐珠玑；唯其纯真不阿，方可口含莲花。“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季羡林这样赞誉沈从文。
秉性静若处子，感情矫若脱兔；平素文静羞涩若淑女，遇到爱情却又笃诚无畏若猛士。这就是沈从文，矛盾统一的沈从文：唯心怀善良，方能退去所有锋芒，故而沉静如石；唯胸怀异秉，方能摒弃所有张扬，故而坦荡如砥。
爱情在前，其目灼灼，其颜如枫，摄人魂灵。因而甘受其驱使，甘为之方寸大乱，甘为之冒天下之大不韪，甘于抛却身份自尊，不畏厚颜无行之讥，终使鸳梦得圆，夙愿得偿。
沈从文去世之后，画家黄永玉在其墓旁另立一碑，亲笔书碑文曰：“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对于文学，对于爱情，沈从文都是一个士兵：孜孜以求之，衷心捍卫之。
沈从文妻妹张充和所撰之联尤能涵盖其性格：“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人，赤子其人。”对于文学，对于爱情，沈从文又是一个赤子：炽热的是爱，透明的是心。
爱恋，一江才气一情诗
1929年9月，创办了23年的中国公学，迎来了两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校长胡适和讲师沈从文。
沈从文以小学学历，却登上了大学讲坛，这不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堪称传奇。
这得益于诗人徐志摩的大力推荐和校长胡适的爱才与无畏。
自1924年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处女作——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之后，又有了《狂人书简》、《市集》、《压寨夫人》等文面世，22岁的沈从文俨然是颇受文学爱好者和圈内人士瞩目的文坛明星。
胡适就是因沈从文的才名才破格聘他做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的。
此时，人们均未尝想到，这一段传奇会碰撞出另一段更具传奇色彩的佳话。
初为人师的第一堂课，在沈从文糟糕的“表演”中尴尬地滑过——对于这尴尬的场景，后来成为沈从文连襟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这样回忆：“学生很欢迎他，因为他的文章的确在当时青年里影响很大。可是他不会教书，怎么教呢？学生练习写小说，他给他们改。这很好。可是课堂上怎么样子来教人家写小说，他也不会教。”
看到自己一向崇敬的沈从文登上讲台，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结束了先前的议论，教室里忽然变得鸦雀无声。或许是这种骤然的变化“吓”到了沈从文，足足一分钟，沈从文未尝说出一句话。
紧张是会传染的，有的同学开始为自己的偶像担心起来。
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甚至，不知身在何处了。
他迅速扫视了一下满满的教室，旋即羞怯地低下头去。
一名皮肤稍黑的清丽女生，竟然也低下头去，似乎不忍再看这位严重失态的老师。
又五分钟过去了，时间分外漫长。
终于，沈从文抬起头来。
他的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手足无措：“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要哭了。”
作为人师的处女航如此乖蹇，若不是校长胡适的鼓励，或许沈从文未必有勇气再做下去。
胡适叮嘱他，十分钟不讲话，竟然未被学生赶下台去，实属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取得了学生们初步的认可。
师途不顺，但沈从文的情路却自此绽开了艳丽的花朵。
那个皮肤稍黑、低头无语的女子，叫张兆和。
或许，沈从文正是因为与张兆和逼人的光芒相碰撞，才让他在杏坛生涯之始画上了如此充满喜感的一笔。
张兆和生于1910年，是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
当沈从文初登中国公学讲台之时，张兆和刚从预科班升入大学部。
说来，一切自有缘分掌控。原本，张兆和是中国公学英语系的学生，但因为慕沈从文之名，偶然来旁听的。不曾想，这一旁听，竟成为“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的爱情的发端。
很快，张兆和便收到了沈从文的情书。
沈从文为张兆和写了一首诗《我欢喜你》：
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你怎么能知？
我贫乏到一切；/我没有美丽的毛羽，/并那用言语来装饰他热情的本能也无！/脸上不会像别人能挂上点殷勤，/嘴角也不会怎样来深藏着微笑，/眼睛又是那样笨——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我心就抖战，身就沁汗！/并不当到别人，/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我才敢低低喊你的名字。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以其美丽和多才多艺，赢得了众多男生的追求，他们的来信，柔情似水加热情似火，深情款款加海誓山盟。而张兆和，只将这些信冷处理：既不拒绝，又不答应；既不伤人自尊，又不让人孤立，只是为它们排序之后压在箱底。
沈从文的情书，自然也受到了这样的冷遇。
对于沈从文，初时张兆和是颇有好感的，正因如此，才有她跨学科旁听的冲动。然而，沈从文的讲台糗事，在张兆和心里，反而大大减少了喜欢的砝码，降了级别。
退一万步说，即便张兆和的崇拜不降级，似乎也与爱情无关。
更何况沈从文以如此直白的方式示爱。
求爱受挫，沈从文并不气馁，爱情面前，他并非木讷，而是百折不挠。
自1929年底到离开中国公学，沈从文愈挫愈奋地给张兆和写了数百封信。对此，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回忆道：“沈二哥跟三姐之间的情书呢数量是很多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晓得沈二哥每天有好几封信要给三姐，所以这个数量上是很多的。内容我们当然不知道，后来我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呢看到这个情书，看到以后呢他说这个情书才叫真正的情书，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情书。”
沈从文对心爱的女子表白道：“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唯其思念之殷，方才文思似江；唯其爱慕之切，方才文情兼美。这一段时间里，沈从文的眼里、心里，只有张兆和，因而才能写出令人动容、“我见犹怜”的情书来。
张兆和不能无视这些“大批量”情书的存在了，善良的她既不想答应沈从文这个痴情者，也不想伤害一颗无辜的心。
于是，她找到了胡适，向见多识广的他讨主意。
拜见胡适时，张兆和带着证据——沈从文的情书。
一个最为露骨、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情书片段被呈在了胡校长面前，请他评判：“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片段中，有一句话最令张兆和觉得脸热心跳，觉得罪无可恕：“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
证据充分。
满以为胡适会为她主持公道，不料，胡适却笑了。
对此，周有光先生讲述道：“她说你看他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她想不到这个胡适的思想很新，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向你追求那是正当的事情，你同意不同意当然你有你的自由。这个话，张兆和听了已经是出乎她意料之外了。下面的话更出乎意料之外。胡适说你的父亲跟我是同乡，我也认得他，你要不要我去跟你的父亲讲一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拿了信就走。”
胡适作为一个海归，思维和行为方式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态度来看，他是极为认真、足够诚挚的，并且，沈从文使君无妇，张兆和罗敷无夫，他除了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外，自然无当法海的理由。再说，以沈从文的性格，如此执着地去追求一个人，并非容易。
后来，胡适因故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之职，而被胡适所聘的沈从文自然也失去了继续任教的条件，遂离开了中国公学。
没有了固定收入，爱情上前景渺茫，沈从文的心境之衰，胡适应该能够体会。
此时的沈从文，近在咫尺又杳如黄鹤的爱情是他的支撑：爱情是疼痛，让他清醒，爱情是天空，给他高远与明丽。胡适又怎忍心打击沈从文的一颗情心呢。
或许因为离开了爱情萌生的土壤而感情愈加炽烈吧，或许是受到了胡适的鼓励而胆气更豪吧，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更加动人。
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1930年7月12日，张兆和收到了沈从文一封长达6页的信。
这封信，使张兆和长期以来的排斥和戒备心理得到了改变。
“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这是张兆和看了沈从文长长的情书后的日记。日记里，排斥的尖刺变得柔软，戒备的冰锋正渐渐融化，感动与理解正在生。
然而，正像当初的崇拜一样，感动与内疚并不等同于爱情。
在胡适的极力推荐下，沈从文于1930年9月16日到达武汉大学文学院讲授写作课。或许是不太适应新环境吧，或许是感动于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法外聘请”吧，沈从文在武大讲台的“首秀”，依然那样的充满了意外。
对此，1976年，朱东润在自传中写道：“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涨红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此时，武大的讲台下，没有他久追不成的张兆和的丽影了，他竟然又将在中国公学的尴尬再次演绎了一遍，足见沈从文真正的木讷与腼腆。
如此木讷与腼腆的人，竟然对所爱的人如此执着，反而能让人体味出更多感人的情愫来。
1931年8月，沈从文赴青岛，在国立山东大学（时名为青岛大学）任文学院讲师，直至1933年与张兆和结婚，他才离开。
这一段时期，沈从文从未减淡对张兆和的思念，更未放缓对她的追求。
不仅在信中表达刻骨的感情，不仅使小说中的人物闪烁着张兆和的光芒，更在行为上加紧了追求的步伐。
信里，沈从文调动所有的文才与情思，表达对张兆和的爱慕与思念：“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爱情，已经成为沈从文唯一的方向。
这样的方向里，张兆和的面影愈来愈清晰可见。
这样的思念里，张兆和散发的清香左右着沈从文人生的航向。
1932年7月，张兆和自中国公学毕业，回到苏州。
三年了。
屈指而计，岁月若触礁的江流，洄旋往复，似乎停滞不前，但蓦然回首，这才发觉，一切都急浪若奔，难以遏止。沈从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从身份上来说，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在校学生，他也不再是她的老师；从感情上来说，他虽未获恩准，但也未被打入地狱——这就是希望。
于是，沈从文决定，赴苏州看望心爱的女子，并乘机向张家提亲。
去时，沈从文带着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以投其所好，张兆和是爱书的，她家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这是最好的礼物了——这是巴金给他出的主意。
书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托尔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名家的经典。还有一对精美的书夹，书夹上印有两只长嘴鸟，生动而有趣——这些礼品，是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才购得的。
后来，张兆和只收下了《父与子》与《猎人日记》两本，将其余的书都退还给了沈从文。
于是，大大的太阳下，炎夏的风景中，沈从文便站在苏州九如巷张家气派的大门前了。
灰色的长衫，由于匆忙奔走而略显汗渍；近视的眼镜后面，是一双忐忑的眼睛。成与不成，在此一举。命运的天空，究竟是阳光普照还是暴雨倾盆，不得而知。
蓦地，沈从文感到那样无助。
笃笃的叩门声响过，无助感被无限放大。
要将自己作为祭品献给所爱的人了，但不知道她会不会收下。
开门的是门房，应声而出的是张家二小姐张允和。
当听到张兆和不在家的答复时，沈从文的失落不由得写在脸上。爱情面前，即便是30岁的沈从文也难以伪装。
原本，他就是一个摒弃伪装、真面示人的人。
若干年后，张允和口述、叶稚珊整理的《张家旧事》中，对这一“历史时刻”进行了追忆：“站在太阳下，沈从文感到些许的尴尬，我抱歉地说道：‘沈先生，三妹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听到这样的答复，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这话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他自己说。沈从文结结巴巴的留下了自己所住旅馆的地址，便转过身，低头走了，他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1980年底，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张家四姐妹中最小的张充和也对沈从文不速造访张家之事进行了描述：“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了。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
一路上，沈从文不知道是怎么回到旅馆里的，心情沉重若石，脚步更沉重如铅。鸟儿的鸣叫，都是嘲笑，太阳的炙烤，都是不怀好意，所有的一切，都应了他的预想：张兆和果然拒绝了他，因不想让他太过尴尬，便躲出去了！
回到旅馆，沈从文浑身无力地倒在床上，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担心成了现实，梦想被无情摧毁，他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地难为情。沈从文转而恨自己此行的莽撞来：此次不来，尚能维持不愠不火的关系，尚能培育着纤弱的希望，尚能鸿雁传情，这一番自作主张前来，恐怕什么都没有了！
大概沈从文忘了，他来时，根本不曾通知张兆和，又焉有张兆和故意躲他之说？
这时，忽然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打开门时，沈从文呆了：门外赫然站着张兆和——他日思夜想的人儿！
原来，是张允和力劝妹妹前来，邀沈从文到张家的。
关于此，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回忆道：“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从文总算不虚此行，达到部分美好的愿望——遗憾的是，由于性格原因，或者是害怕失败，他未能当面向张兆和之父张吉友提亲。
回到青岛后，沈从文才有勇气给张兆和写信，并郑重地委托张允和代他向父亲提亲。
张父非常开明，向来不干涉女儿的婚事，更出于对女儿的信任和对沈从文的敬重，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1933年初，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同年9月9日，他们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亦无任何结婚仪式。结婚时，二人的服装亦非常简单，沈从文身穿蓝色毛葛的夹袍，张兆和身着浅豆沙色的普通绸旗袍，均为大姐张元和为他们缝制，爱情是他们华贵的服装，因而便不再在意外在的穿着。客人也不多，多为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张家人有大姐张元和、大弟张宗和与张充和等寥寥数人，沈家有沈从文表弟黄村生和九妹沈岳萌。
他们的新居安在了北平西城的达子营。院落不大，一棵枣树一棵槐树在院中茂盛着，颇有喧宾夺主之貌，因而沈从文称之为一枣一槐居；有三间正屋，一间厢房。囿于物质条件，新房里四壁空空，既无奢华陈设，又无普通新房的张扬喜气。让人觉得有新婚氛围的是床上罩着的锦缎质地的罩幛，上面绣着百子图，天伦之乐的意境自里面流溢出来，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赠送的贺礼。
近四年的爱情追逐，丰沛了爱情，便略去了所有形式。
新婚不久，因母病笃，沈从文便离开娇妻，回凤凰探望。
上苍好妒，刚尝幸福滋味便不得不分开；思心永怀，相携梦里魂中却转眼已分东西。水路陆路的长途跋涉，隔山隔水的怅惘悬望。途中，沈从文又重操写情书诉相思的“旧业”，绵绵相思苦，漫漫归乡途，谁知分离者的痛苦？局势动荡，战火纷飞，谁解断肠者的怅望？“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成为此刻沈从文的写照了。
“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说去？我不高兴！”
“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屈指算来，所有的幸福，一切如昨，但在心里，却是岁月无边的苍茫！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分离前不知愁滋味，分离后尽吞相思苦。沈从文的信催人泪下。
“这是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全是吊脚楼！这里可惜写不出声音，多好听的声音！这时有摇橹人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天高地迥，人，若有千里眼、顺风耳，该多好！
1948年起，沈从文便受到“左翼”文化力量的犀利批判，郭沫若甚至批判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不得已，自1949年起，沈从文与他深爱的文学创作疏离，被安排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工作。1950年，沈从文自杀未遂。自此，身份便由作家转向研究学者，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和物质文化史的考证与研究，建树斐然。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艰难时世里，是张兆和的爱情助他渡过人生的严冬，迎来迟到的春天。
李扬《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一书中记有这样一件事，讲的是1969年11月29日，沈从文下放湖北前夕，张允和到沈从文所居的东堂子胡同看望他。她吃惊地看到，沈从文的房间里到处是灰蒙蒙一片，衣服与书籍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屋子。原来，沈从文正在整理东西，为下放做准备。然而，让张允和奇怪的是，沈从文木然地站在那里，似乎并没有整理东西的意思。张允和即将离开时，沈从文却唤住她，“他从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皮皱脑的信，像哭又像笑对二姐说：‘这是三姐（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的羞涩而温柔。二姐问：‘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下来，放在胸口温了一下，又把信塞进口袋，那只抓紧了信的手再没有拿出来。二姐正在一边踌躇的时候，沈从文喃喃地自语：‘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接着这位70岁的老人像一个孩子一样吸溜吸溜地哭起来。”
三十三年风雨共渡，爱情为心疗伤；一封情书，是沈从文全部的世界，有了它，再白发苍苍的岁月也会变得年轻。
2003年2月16日，张兆和于北京去世，享年93岁。当额间有了皱纹，一颗饱蕴了爱情的心灵也会温润如当年；当记忆生了华发，也有爱情在守护着那份青春永驻的时光。
情感，一条湘江几道弯
除张兆和之外，还有数朵浪花，或深或浅地翻涌浮沉于沈从文的情感长河。它们不仅汇聚成沈从文绵长的爱情，不仅构成沈从文完整的人格，不仅撑起沈从文作品完整的情感世界，还形成了沈从文性格与思想的复杂性。
其中一朵是高青子。
高青子，本名高韵秀，福建人，高青子是其笔名。
沈从文与之相识，缘于他的远房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
当沈从文到熊府拜访熊希龄时，适逢熊希龄外出，失望中的沈从文受到了其家庭教师高青子的热情接待。
寻访不值，虽曰遗憾，却有了意外之得，也算是有缘。
初识，与爱情无关。
一个月后，二人再次相见。
这一次，高青子不再是那个高青子了。
她精心打扮了自己，尤其是穿戴，完全是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打扮，“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那一点“紫”“点亮”了沈从文的眼睛。
言谈之中，蓦然发现，高青子竟然对沈从文所有的小说了如指掌。
知音。感动。
这是一个暧昧的时间段，不论是感情的意义上还是纯乎时间的意义上。
二度相见，已有一种情愫流溢心间，说不清，道不明。
奇的是1938年11月，沈从文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之后。
他又一次睁大了眼睛：高青子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另一说为高青子之所以能在西南联大工作，系沈从文推介）
是刻意的追随，还是天授的缘分？
暧昧变得炽热，矜持变得躁动。
原本文静如沈从文，感情的轨迹也倏然转向。
随即，流言四起。
1935年末，高青子的小说《紫》刊于《国闻周报》第13卷第4期。该小说被张兆和看到后，聪慧过人的她便从中理出了脉络，获知了高青子与沈从文的“故事”，接着便是沈从文的“坦白”。一怒之下，张兆和离开沈从文，回了苏州。
沈从文曾就此事询问于林徽因，寻求帮助。
林徽因曾对人言：“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个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的苦痛与拼搏。”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张兆和一生都难以释怀。她坦承高青子长得漂亮，事情发生后，为了终止沈、高之恋，亲友们颇费心思，甚至欲给高青子介绍对象来了结。后来，约为1942年，高青子见与沈从文相守无望，遂抽身退出，据说与一个工程师结合，后不知所终。
已故作家孙陵出版于1961年的散文集《浮世小品》一书中，曾对沈从文有过这样的评价：“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他又说：‘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他对于女人有些经验，他对我说的是善意的，我复述也并无恶意，虽然我并不同意。”
除了张兆和与高青子，沈从文早年对朋友之姊马泽蕙的思慕，苦恋张兆和未得时对女演员俞珊的爱恋，对作家丁玲似真而幻的情感……沈从文的情感对象确有旁逸斜出的时候，对于张兆和，他有太多的爱恋与相守之情，《湘行散记》之中有太多让人感动的感情在；对于其旁逸斜出的感情，或许《水云》和《看虹录》等作品中能看出些端倪。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于北京去世，享年86岁。或许，对他喜爱或不满者均不忍让所有的传奇都归于记忆，使所有的浪漫都遭遇尘封，于是便翻出了过往，晾晒出新鲜，这样的过程中，甚至增添了一些时尚炫目的成分。不能说这些行为一定是错，因为它总比遗忘好；但同时，若多些宽容，更令人欣慰。因为，爱情只是沈从文生命与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言，毕竟，铸成其伟大的，除了爱情，还有很多。
准风月谈
眼里有五彩，笔端便有美景如画；心底有爱恋，生活便会芬芳如花。生平坎坷，到最后都成为写作矿藏；幸福难觅，得到后均引为甜蜜资本。只有心谨记当年苦觅，方能摒弃路边野芳；没有人能奢谈成功，除了尝尽人间诸味。
汪静之 春色璨然究几许
汪静之掠影
生年：1902年
出生地：安徽绩溪
卒年：1996年
辞世地：浙江杭州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诗人
代表作：《蕙的风》、《六美缘》
时人评价：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谟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朱自清语）
生命中的女人：符竹因、曹诚英、傅慧贞
楔子
曾如艳阳下的孔雀，张开华丽的尾羽之时，引来倾慕的目光如潮；复如暗夜里的夜来香，默默地散着静香，周围却阒无人迹。
当年，一支笔搅动情涛，两片笑靥惹动眼风，何其潇洒倜傥？诗集未出，情已动人；争相购买，诗名远播。
这是属于汪静之的春天。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诗人由绚烂归于平淡？
“时间是一把剪刀，生命是一匹锦绮；一节一节地剪去，等到剪完的时候，把一堆破布付之一炬！”或许，看穿了隆名盛誉后的真相，便是参透了人世红尘的妙语梵音，年轻的诗人，曾经把控的美好都付之东流——时间的剪裁，不疾不徐，但又难以改变其节奏。
或许，正因如此，诗人选择了归隐般的生活，听涛声细诉，观四季涌动，成为在特殊的年代里未受冲击的哲人。美丽的西湖作证，低调是一种奢华。
“时间是一根铁鞭，生命是一树繁花；一朵朵地击落，等到击完的时候，把满地残红踏入泥沙！”知岁月苦短，解人生匆促，故而重爱情、惜时光。把爱情邀到笔底，流泻于洁白的纸面，那绽放了的情思，化作岁月中静静的花朵；那美得令人心动的句子，真的是心灵献给伊人的礼物。
对曹诚英，曾经，情若流沙，难以遏制，难以掌控，然而，终于若水一般，归于深浅适宜的河床；对符竹因，一颦一笑，皆装点着梦境，一一嗔，亦丰满着人生。
娇兰佳人，得成比目何辞死？无边岁月，愿作鸳鸯不羡仙。
走过人生萧瑟的秋和单调的冬之后，同样是汪静之的春天。
或许，这样的春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用我的爱，精镶你的心
20世纪20年代初始的时光，对于年轻的汪静之而言，是绚丽而令之骄傲的，这其中有事业的蹒跚起步，亦有婚姻幸福的启航。
首先是湖畔诗社的诞生。
1993年，汪静之在《没有被忘却的欣慰——湖畔诗社71周年纪念》一文中以浓稠的感情回忆道：“中国第一个新诗社湖畔诗社1922年4月4日成立于西泠印社四照阁，创始人是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湖畔诗社得到‘五四’新文坛最著名的三大名家鲁迅、胡适、周作人的精心培养和赞赏爱护。当时请三大名家为湖畔诗社导师，请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三位老师为湖畔诗社顾问。”
劲鹏展巨翼，海小九霄低。对于汪静之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起点，新高度。
湖畔诗社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即1924年4月4日，在春风骀荡、湖山含情的武汉，汪静之与他苦追成功的符竹因结了婚。
个郎早岁盛才华，彩笔群推是大家。亲向妆台调粉黛，画眉深浅足堪夸。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段幸福自此初航。
符竹因，杭州临平人，生于1903年，灵水育美人，符竹因出落得美艳动人。身为小商人的符父感秋瑾之英气逼人，因而特别重视对女儿的新式教育。
符竹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杭州女子师范之后，经人介绍，与当时已小有诗名的汪静之相识。
符竹因在女师时的名字为“符竹英”，前者系与汪静之相识之后，汪静之为她新取的名字——“汪”字多“水”，“符”字含“竹”，“因”字与“姻缘”之“姻”谐音，故而“竹因”便有了“水竹姻缘”之意——年轻的汪静之用心之深，其情之殷，可见一斑。
裁取《诗经》中某句的意境，不顾符竹因的反对，汪静之又为心爱的女子取名为绿漪。
1923年夏天，汪静之为符竹因写《笛声——寄绿漪》之诗：
去年雪压梅花的冬天，/月亮吻西湖的夜里，/我们游孤山的时候，/她为我吹了一回笛。
吹得白雪微笑地轻舞，/吹得小星滴下了泪，/吹得湖水露出了笑影，/吹得梅花想提前吐蕊。
今夜我怀念吹笛的人，/就到孤山去寻笛声，/山儿沉默着一动不动，/湖水死一样地冷清。
新诗意境颇美，然而，取“绿漪”之名，并说取自《诗经》，既难免有卖弄之嫌，也不恰当。
《诗经·卫风》中有《淇奥》一章，其中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之句，而非“绿竹漪漪”，其中的“猗”字与下面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押韵，当不读“yī”音。
汪静之还曾为符竹因取“芷丽”之名，称是取自《楚辞》。对眼前女子，爱则爱矣，无人能够怀疑，但赠名之举，说是因为爱和风雅，实不敢苟同。
然而，情潮来袭，从容不得，卖弄几乎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多情如斯的诗人汪静之。
或许，在陷入爱情者的眼里，卖弄，也是一种浪漫呢。
从这样的角度说，赠名之举，似亦无可厚非。
对于汪静之的追求，符竹因初时并不接受，虽然汪静之有才华，有名气，但由于其个子低矮，难入美女青眼。更重要的是，此时，汪静之的家中又为他订了一门亲，女子叫晓芬。
1922年暑假，汪静之到上海学习英文，其间，与符竹因互寄明信片，互相通信，信中谈及二人感情道路上的难题——晓芬。
汪静之在7月12日的信中写道：
……我沉思往昔，使我怀念那幽丽的温和的妍倩的静逸的西子湖了！你说：“湖上的清风，一阵一阵地吹来，想还抵得过海边吧！”
诚然！诚然！湖风的确比海风柔软得多，湖上是清风，海上却是狂风呵！近日给海上的狂风吹得讨厌极了，很渴望着湖上的可爱的清风来吹吹我——将我的心吹回到湖上去吧！
……
这里校舍好得很，很可以清静读书，颇适我意。我这暑假要专致全精力用功英文，我要做到“人百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一之”这一步。一定要做到！为将来着想，我非大努力一下不可；因我拟定一两年后要留学西洋（我可以设法得到官费）。
西湖之美，汪静之原本就无法抵制，更何况心爱的女子在湖畔呢。飞鸿往返，更增思念；意欲相见，又怎么能够？汪静之恨不能心插两翼，抹平时空，直抵符竹因身边！
思念的心，使时间无限拉长。然而，理想在前方照耀，光阴又迅疾得可怕。因有留学的打算，汪静之只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信中，汪静之除向符竹因表达思念之情外，还谈及人们对他的议论与指责，骂詈与误会。以让符竹因了解他，对他有信心：
在杭州的两年来，因我有裸露的赤子之心，情感太热烈，每多唐突；如今想来，非常懊悔！虽然，但我于心无愧，因我所为皆出于真心，毫不虚伪！方知处世为人，当步步谨慎也。但人家误会我，讥笑我，诽谤我，又造我的谣言，毁我的名誉；我实在都不在意！随他们如何轻视我，何损于我哉？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正所谓凤凰每被视于鸡也！我何尝希罕他们的称赞，超众者正须受庸常者的反对与讽刺呵！我不说别的，只请他们等着看将来吧。
汪静之已经两年不敢回老家了，除了学业繁忙、留恋于群芳之中外，还有一个原因——怕回家以后，父母逼迫他与晓芬结婚。正因如此，汪静之在信中对符竹因表示，寒假他一定壮起胆子，回老家一趟，与晓芬脱离关系，让自己重新成为自由之身。然后，双手托着自己的自由和爱心，以赢得符竹因的爱恋。
两天以后，符竹因在老家临平复信于汪静之：“……你在杭州两年来的事体，我不十分明白，不过我们处在现在这种黑白不分的社会上，人们的嘴，原是很讨厌的！前日得一朋友来信，质疑我者亦有人在，他们无中生有，更要使人气煞！关于晓芬的事，你该把各种手续想好了，不然，这种不十分明白的家庭女子，是容易弄出事来的！”
符竹因与汪静之的看法是一致的，要他尽快妥善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们所处的世界很可怕，人们的口是杀死爱情的刀剑，威力无穷。
与符竹因感情日深，情书往来愈多。
于是，麻烦来了。
一天，汪静之的10封信同时寄至杭州女师。负责给学生“把关”的训育主任私拆了信件之后，无比震惊地发现，原来学校最优秀、最漂亮的女生之一符竹因竟然在谈恋爱！
这个意外，差点导致符竹因被开除，所幸学校有关领导念在她的确是一名好学生的分上，法外开恩，才免除了失学的厄运。
因了汪静之，无意间，符竹因害了胡思永。
胡思永系胡适侄儿，自幼体弱，不幸患上肺痨。到杭州游玩之时，可怕的缘分陡起恶念，引导他邂逅了符竹因。
自此，胡思永便堕入无底的思念之海。
遗憾的是，符竹因已心属汪静之。
1923年4月，在汪静之与符竹因耽于爱情的炽烈、啜饮爱情的甜蜜时，世界清冷的另一端，20岁的胡思永，这个写出优美的《月色迷蒙的夜里》、《寄君以花瓣》等情诗的诗人，收拾起他所有的诗灵，带着他巨大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相思而夭亡，为符竹因的美丽与魅力增添了太多传奇色彩，也为汪、符之恋增添了不少宿命的成分。
1923年初，汪静之父亲经营的茶庄破产。自此，身为独子的汪静之永别了靠家庭资助的生活。诗歌的土地是肥沃的，但诗歌对于生活而言也是吝啬的，汪静之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更别说1924年春天与符竹因结婚之后了。
为了生计，汪静之不得不边创作边担任教职，1928年至1936年，在上海、南京、安庆等地任中学语文教员或大学中文系教授。
1932年暑假刚过，溽暑的风里，汪静之的心却阵阵冷意来袭，他离开心爱的妻子，远赴汕头，在市立第一中学担任教职。毕竟时光似箭，无端招惹相思。七年之痒，不知不觉间已过，爱意如酒，历久弥香。极度无奈之中，汪静之题苏东坡诗句赠爱妻，以暂纾刻骨的思念：“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东坡此意，原在风雅，但经汪静之引用后，却已翻出新意。自小，汪静之家境甚殷实，吃肉原为家常便饭，肉本为不可或缺之物。然而，若让他选择，他宁愿选择与爱妻符竹因在一起，而放弃吃肉。
家书难尽意，相念太殷殷。在信里，汪静之痴痴地夹进几片竹叶，以之传递他对妻子难以排解的爱意。
拳拳之情，似海如山。
1932年11月28日，这个进入农历十一月的寒冷日子里，汪静之怅然题词：“平生爱竹已成癖，不可一日无此君。”
人在两处，情发一心。斯景斯情，思念者又何以堪？汪静之恨不得将自己夹进信封，寄给妻子。无奈，他只能将心融入诗句，化为曼妙的灵思。
华裔作家温梓川系汪静之的学生，在其《文人的另一面》一书中，有对汪静之当年授课风采的回忆，汪静之对学生们说：“我现在的太太是和《蕙的风》的女主角同学，那时她们同在杭州第一女师读书。她嫁了人，我失恋了，伤心了一个时期，才追起我目前的太太来的。我追求她时，曾有过一天写过十一封信，平信、快信、挂号信全有，但都给她学校里的校长扣留了，并且还请她去谈话，她竟很干脆地说：‘没有什么话可谈的，还我的信好了。’由此可见我的太太是懂得恋爱的。”话里充满对符竹因的爱恋和对爱情的得意。虽然会招来别人的质疑甚至指责，但他依然故我，心无旁骛。
汪静之诗写得好，但其他体裁的文章就相对普通，教学尤其令人不敢恭维。汪静之在浙江一师的同学曹聚仁曾在《诗人汪静之》一文中作过批评：“他教国文，实在糟得太不成话。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无可奈何，他就说些文坛典故来填补……我就当面对他说：‘假如我是校长的话，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你这样的教法，真是误人子弟！’”
或许，因为在教学上少些灵气吧，汪静之的工作频遭变动，生活也在变动中愈发拮据。虽然由符竹因开杂货店的娘家提供一些生活保障，但汪静之夫妻的生活仍然挣扎于贫窘之中。
所幸，有了爱情，这些均可大大缓解。
汪静之是一位热血诗人。1926年10月，在郭沫若的介绍下，汪静之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第二年又任《革命军报》特刊编辑，兼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劳工月刊》编辑。
抗日战争时期，汪静之远赴广东，担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后学校迁往广西宜山，之后又迁往贵州独山，汪静之与学校同在，不避艰辛。1942年，汪静之操酿酒之业，极力渡过时艰；1945年，又同人合开小餐馆，亲任跑堂。即便是这样的时候，有符竹因的爱情在，他仍然能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跑堂中找到了文君当垆、相如煨酒的浪漫。
日本投降后，汪静之前往江苏徐州，任江苏学院中文系教授，仅仅一年之后，又转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对此，汪晴（汪静之女儿）所编《汪静之自述生平》中有这样的叙述：“在徐州教了一年，不想教了，我想到复旦去，就找陈子展，他说我力量不够，如有于右任或邵力子的信就行。我想我只见过邵力子一面，不熟，我就先找曹聚仁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拿着他的信去找邵力子，邵力子说：‘何必要信？我同你早就认识了，《蕙的风》刚出版的时候就认识了。’只见过一次，二十几年没见，他还记得。我就到复旦教书了，教了五年。”
五年，自1947年到1952年，汪静之的年龄，从45岁到50岁，原本是人生最浓郁的一段时光。然而，对于汪静之而言，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复旦大学给汪静之的教职生涯作了这样的“盖棺定论”：“（1）教学态度不负责任，备课不努力，讲授不认真，时常缺课，辅导和作业不重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够；（2）业务水平差，学习不努力。因为业务水平差，所以教学内容空泛零乱。因为学习不努力，所以观点立场不正确。可是汪静之教授还是很自满，诗人包袱不肯丢掉，并且说自己二十年前就学习马列主义。这种自满的情绪更阻碍着他进步。”
因为，在复旦，汪静之是大家公认的“落后分子”。对此，《汪静之自述生平》中有这样的解释：“我教书从来不讲政治……在复旦，我还是不谈政治。1950年冬，苏州有个（华东地区）政治研究院，学校派了几十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去学习，各大学都派了人去，他们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派去改造的，我也被派去学了半年，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过国文教官的缘故。”
当过国民政府学校的教员，算是政治上有污点；新政权建立后，又回避政治，算是不支持新政府。难怪会被视为落后分子。
然而，时过境迁，可以看出汪静之叙述口气的轻松。
1986年，符竹因去世，享年83岁。六十二年相守，自红颜而白发；三万天美丽缘分，平淡处见情真。当年的娉婷背影，当年的无边魅力，已植入斯人梦里，何尝老去；所有的离合悲欢，整个的甘苦人世，都变成永恒主题，化为传奇。
幽深的岁月里，谁在挣扎
将符竹因推至汪静之面前、为其带来一段美丽缘分的冰人，是曹诚英。
曹诚英字佩声，既为汪静之同乡，又与之同岁。
早年，二人已有一段渊源；日后，二人更生一世缘分。
汪静之尚未出生之时，父母已指腹为婚，将一个小他半岁的女子曹初菊许配给他。
曹初菊系曹诚英的侄女，12岁时，曹初菊不幸夭折，其小姑曹诚英便进入了汪静之的生活，二人遂有了青梅竹马的美丽缘分。
三年之后，汪静之情窦乍开，蓦然发现，一段感情入驻心灵，他爱上了曹诚英！
于是，一首小诗便自心底汩汩流出：“伊开了一朵定情花，由伊的眼光赠给我，我将我的心当作花园，郑重地把伊供养着。”
或许是情诗乍泄了春光，或许是忽然想到了男女之大防，当眼睛背叛了青春所有的秘密，倏然之间，距离已经产生，鸿沟在前，难以逾越。
不是不想爱，是不敢爱，不该爱。作为女子，15岁的曹诚英要冷静许多。
辈分的差异是山，是海，人们的眼神是枪，是戟。
要翻越，便会粉身碎骨，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或许是命运有意控制着即将到来的缘分：不久，曹诚英便与胡适相识并爱上了他。
胡适含情的醉眼从土气的江冬秀身上移开，将貌美而气质过人的曹诚英温柔地罩起。自此，曹诚英的梦里，便只有胡适风度翩翩的身影。是他，无数次精镶过痴情女子的梦境，在现实的世界里，二人上演了令人艳羡、同时又令人唏嘘的鲜艳的爱情故事。
自此，曹诚英的梦境，更没有身材不高而略显肥胖的汪静之。
1919年，曹诚英出嫁，丈夫是早已订下的，叫胡冠英。
自此，汪静之与曹诚英的缘分，似乎走到了死胡同。
心早有所属，时刻在爱情的天穹翱翔，加上婚姻又有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致命伤，自然会与幸福无缘。新婚不久，曹诚英便离开家乡，离开丈夫，赴杭州求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院。
在杭州女师美丽宜人的校园里，符竹因遂有缘与曹诚英有了同学之谊。
又一段光阴荏苒挨过，在曹诚英及其同学清脆的读书声里，曹诚英的夫家以其久婚不育为由为其丈夫纳妾。
约于1922年冬，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走出了痛苦的围城。
此前，数学、英语、常识分数为零的汪静之被破格录取到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汪静之之所以离家赴杭，原因无他，追随曹诚英。
1920年，汪静之写《题B的小影》诗一首：“月下老人的赤绳，偏把你和别人相系，爱情被压在磐石下面，只能在梦中爱你。”
以此表达对曹诚英的爱慕与思念。
此前的一首诗则似乎充满了臆想的味道：“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四个眼睛两条视线，整整对了半天，你也无语，我也无言……”
明明是自己耽于单相思之中难以自拔，却假想着对方亦是如此。少年心事，执着而繁乱。
曹诚英得以恢复自由之身，使她与胡适的心灵距离分外近；她真的不是汪静之的“伊人”，她重返自由，受益的男人中，似乎只有胡适一个。
对于汪静之的爱意，曹诚英何尝不知。或许是感谢汪静之多年来的执着爱慕，或许是为她与胡适更好的相处减少压力，或许出于对汪静之的喜爱和关心，曹诚英开始在杭州女师为汪静之介绍对象。
可以想见的是，由于汪静之的自然条件所限，绝大部分美女都礼貌地拒绝了。只有两位除外，除了符竹因，另一位是傅慧贞。
在汪静之诗灵相助下，傅慧贞芳心暗许，二人的爱情之舟渐渐进入宽阔的江面，两岸鲜花繁盛，是处芳香袭人。似乎，一切都在向婚姻的方向发展。
汪静之为傅慧贞写了大量的情诗，如《蕙的风》：
是哪里吹来这蕙花的风——/温馨的蕙花的风？
蕙花深锁在园里，/伊满怀着幽怨。/伊底幽香潜出园外，/去招伊所爱的蝶儿。
雅洁的蝶儿，/薰在蕙风里：/他陶醉了；/想去寻着伊呢。
他怎寻得到被禁锢的伊呢？/他只迷在伊底风里，/隐忍着这悲惨而甜蜜的伤心，/醺醺地翩翩地飞着。
然而，这段看似即将水到渠成的爱情却被两双巨手生生掐断：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傅慧贞便带心爱的男子见了自己的父母。
不曾想，这一出“丑女婿见泰山”的戏，只唱了一次，再无重演的可能。
傅慧贞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与汪静之来往，原因当然还是身高问题。
这才明白，所谓的海誓山盟不过是一只蝼蚁，背后倚靠着封建家长制淫威的父母只消两个指头便可将之轻轻捏死。
美梦成空，往事珠散，汪静之痛不欲生。
但这场风花雪月的演绎催生了一本诗集——《蕙的风》。1922年付梓，共收诗33首，以祭奠夭亡的爱情。
关于这本诗集，汪静之曾这样解释：“蕙就是我从前追求的理想的爱人，我这部诗集就是为了她而写的。”汪静之一如既往地坦诚，但同时他也深表遗憾：“我写好了，书出版了，送了给她。谁知她正眼都不瞧一瞧，她嫌我穷，后来嫁给一个官僚去了。”接着，汪静之又发狠道：“女人就是这么样愚蠢的。”
曹诚英与汪静之并非毫无感情可言，与胡冠英离婚之后，有一次，乘着酒意，曹诚英对汪静之坦言：“我和胡冠英脱离关系后，当时真想答应你的爱。可一想到符竹因，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夺人所爱……”
是酒后吐真言，还是伺机对汪静之安慰？若是前者，曹诚英与胡适的感情正自深笃，甚至，如此义无反顾地离婚原本便是为了胡适，又如何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
或者，明知汪静之已有了符竹因，才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歉疚？然而，歉疚再深，也不会等同于爱情。
曹诚英与汪静之，有感情，但似乎与爱情无关，至少，爱情的成分甚为稀薄。
据说，曹诚英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任教期间，汪静之曾去探望她。不知不觉之间，夜幕降临，两个人这才考虑到住宿问题，曹诚英便要求汪静之与她同床。在汪静之听来，颇有长辈的威严。于是，二人同榻而眠，但相安无事。
此事又存疑：曹诚英心里只有胡适，汪静之心里此时也只有符竹因，曹、符仍然是同学关系，是曹诚英心内坦荡如砥，亦相信汪静之也像她一般，还是欲以此考验自己与汪静之对爱情的忠贞程度和定力？或者，在曹诚英心里，以二人的感情与了解，已完全忽略或超越了性别？
汪静之与曹诚英之间，还有一些大胆与暧昧并存、惊险与安然共生的感情纠葛存在，有些事实系汪静之亲笔所记、亲口所述，它们见诸诗里，生动于口中。甚至有曹诚英的“他们多年来早已断定我们有男女关系，我也不否认。我们从小相爱，渴望有爱的亲密关系，但我要为表哥守贞操，为了贞节，今生只好算了，希望下世有缘再做夫妻”之类的话。
若事实果然如此的话，曹诚英表里不一、灵肉疏离的矛盾之大，令人震惊：且不说为胡适守贞是否必要，是否荒唐，即便有必要，即便很感人，但其所言与所为，竟有隔山隔海的巨大差距，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看过曹诚英去世后同事和学生的悼念文章，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专家、教授，是别人全部看错了，还是曹诚英太过复杂，还是事情的真相另有版本？
在胡适的关心下，1934年，曹诚英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1937年回国，相继在安徽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农学院、沈阳农学院等校任教授之职。曹诚英终身未再嫁，于1973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1岁。缘来缘去随聚散，若有若无一段情。当爱情随红颜一同老去，当誓言逐流年归于虚无，或许，一段真谛便浮上岁月的额头：当年倾心的追逐，不过是南柯一梦，早知如此，不如当年好好珍惜当下，或许不负人生的要义。
写出来的，未必是爱
汪静之的诗作向来以大胆著称，诗中所写，皆为真实生活，既不曾粉饰，更不曾抹杀与歪曲。1923年10月，汪静之曾写《求欢歌》，以记向符竹因求欢之事：“欲求情爱更圆满，灵肉调和美十分。若不调和灵与肉，难医心上爱伤痕。”
求得与符竹因灵肉合一之后，汪静之又写《欢喜佛歌》一首：“白玉雕成玉美人，全身柔软乳脂凝……交欢快乐似神仙，愉快鲜甜到骨髓。两个灵魂都化完，两个灵魂化成水！”以记交欢过程的感受。
这样的敏感区，汪静之尚且不避，其诗集《六美缘》中所记的其他事件想必也不会与事实相差太远。
与符竹因结婚之后，在上海建设大学任教期间，汪静之的心曾为另外两名漂亮而年轻的女子激跳，且写下了描写相关场景和感情的诗歌。
玉莺与玉珍。
二人是汪静之的学生，因崇拜而生爱的那种。的确，27岁、诗名远播且为大学教授的汪静之值得她们崇拜。
对于玉莺，汪静之曾幻想享齐人之福，将其与符竹因左揽右抱，并写诗表达这种奇妙的感受：“兰蕙海棠都爱极，新欢旧爱尽销魂。并肩并坐二仙女，我将跪拜两观音。”
遗憾的是，玉莺不同意。
汪静之的鸳梦未圆，玉莺要求他离婚的愿望自然也未得实现。
但二人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实却在《六美集》和汪静之日记里表露无遗。
玉珍则不同。
她对汪静之的敬重多于肉欲，在汪静之成为自由人之前，她既不愿逼迫，更不愿轻易委身于人。
但结局却是相同的：她也离开了汪静之。
对于这两段婚外恋情，汪静之曾向符竹因提起，伤心之余，符竹因选择了宽宥；而汪静之，则痛心疾首地表示要痛改前非。
或许，在遭遇挑战之时，在意识到即将失去之时，爱情便及时苏醒。
汪静之的不少爱情诗，尤其是类似古体的诗作，热烈与勇气有余，感官的刺激有余，但诗意与含蓄不足，甚至粗陋无文。与其早期的新诗不唯风格不同，意境亦大相径庭。难怪1929年冬，曾热力推介汪静之诗作的鲁迅曾提醒他，再写爱情诗已不合时宜。此时，正是他与“双玉”相恋，并写下诸多露骨诗的前后。
1996年10月，汪静之逝世，享年94岁。
时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的乔丽华在《汪静之黯然告别讲台》一文中，以简练的文字概括了汪静之自1952年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至逝世44年的人生轨迹：“汪静之到北京后也并不顺利，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和古典文学部负责人聂绀弩关系很僵……夹在两位老朋友中间的冯雪峰也很为难，只好聘汪静之为特约编辑。1956年汪静之进入中国作协，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动荡的环境中诗人不由怀念起早年在西湖边无忧无虑的日子。1965年，就在‘文革’前夕，他携妻子符竹因回到了杭州，从此隐居杭州，直到终老于湖畔。”
且看汪静之写于1922年6月4日的诗作《伊底眼》：
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乐的钥匙；/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
伊底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
万般才气，千般思量，都凝结于短短此诗中；血液奔跑的声音，心脏激跳的巨响，都融会于短短此诗中；唯浪漫得不掺杂念，永恒若山若海时的笔触，才有如此动人的灵气。若受只求一夕之爱、一瞬之欢的肉欲驱使，写出来的不过是杂乱无章、不堪入目的文字的排列组合而已。
准风月谈
闪烁于眼里的思念，心灵能听见；横亘于天涯的距离，渴望能粘连。柏拉图的爱情，不过是爱的呓语；灵与肉的相谐，方为爱情的高度。没有珍惜，再美的爱情也会很快失色；舍弃尊重，再甜的笑靥也会瞬间干枯。纵有椽笔，写不成无爱的美文；泛滥情心，留不住幸福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