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把爱情曲子讴，春风欲过又停留。情潮难控，万丈堤守成虚化；秋思未动，一段春思又启程。谁念旧人，心事弹尽无人听；心如流水，清凉过处春草发。最怕孤独，每将自己交付予爱情；仍旧孤独，只留皮囊独对着老旧时光。
无所谓时已陷身，
三千弱水总伤人。
青春未老琴弦断，
梦里云归何处寻。
梁启超 悲喜从来由我定
梁启超掠影
别号：任公
生年：1873年
出生地：广东新会
卒年：1929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社会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代表作：《饮冰室合集》
时人评价：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陈书良语）
生命中的女人：李蕙仙、王桂荃、何蕙珍
楔子
无疑，梁启超是一个具有大爱的人。
笔名为“饮冰子”，蕴含殷殷忧民之意；书斋为“饮冰室”，彰显拳拳爱国之心。
毕生倡导国民性，志在民强；撰文痛斥清政府，旨于改革。
“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变革的不唯是形式，更是思想；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新民丛报》，惊醒的不仅是国民，还有历史。
因为大爱，故能忘我。
张之洞曾出上联：“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一，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对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先，岂敢在后。”不唯学识渊博，境界已达到忘我高度，自然超群。
不惧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李鸿章作传，颇有为之辩护之意：“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爱国，不是口头上的豪壮，必须付出行动，故而忘我。
梁启超有一著名论断已为民众熟知：某年某地，参加科举的学子竟无优秀者。学政无奈，于众多瘸子之间，挑出三名“将军”，含恨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对此，梁启超诠释曰：“放狗屁”，身份为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则身份已非人实狗，虽然如此，此狗仍有看家护院之能，“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最令人鄙夷，不仅身份为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虽曰诙谐，但梁启超指斥科举之弊、痛心学界无人之意昭然纸上。
左肾病笃，却被误割右肾，竟撰文为医生、医院辩护，目的无他，为不使民众对西医失去信心，为西方医术能在中国广泛传播……
爱情与婚姻亦如此，虽不乏政治因素，但主宰爱情与婚姻走向的仍然是宽宏与忘我。
李蕙仙貌陋而贤，多才而贞，终于成为梁启超办报的坚强支撑。一生只吵一次，已足以令梁启超痛悔。
与何蕙珍两情相悦，却能发乎情，止乎礼，谨记“一夫一妻世界会”创办宗旨，实属不易。
王桂荃虽系嫁媵出身，嫁与梁启超为妾，终得平等与尊重，令人感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似已忘记“一夫一妻”之宏旨，明明已纳王桂荃为侧室，却不敢承认，似乎以此佐证自己尚未忘记。这又对王桂荃不公平。
矛盾如斯，一如梁启超晚年立场、政见、文风的改变，同样令人惋惜。
纤弱的手，高远的天
河汉皎星回，拱桥诸鹊肥；玉堂笼喜气，绣闼映明辉。1891年，梁启超与李蕙仙完婚。对他而言，一段婚姻的启航，不唯意味着一个男子的自立与炼成，更意味着一段责任的开始与具化，因而是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重要节点。
他忘记了数月前赴京会试名落孙山的不快，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沐浴于恩师康有为维新思想的阳光下。
枕帏看未足，着意画双蛾。家庭的温暖令他充实而自信，有新婚妻子的温存，他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男人的责任与甜蜜；万木草堂中新知识与新思潮的力量令他振奋，他的心里，萌生出更多改良社会、拯救国运的理想。
这一年，梁启超年仅18岁。
他与李蕙仙的缘分起于两年前。
1889年，梁启超以粲然的成绩在广东乡试中脱颖而出，得举人功名，高居第八位次。少年得志的他尚不知道，这次科举考试，不仅为他日后的盛名与杰出成就带来了良好的开端，还为他打开了一扇美满婚姻之门。
少年多才，前途无量；风度翩翩，气度不凡，自然会引起众人的关注。关注者之一是李端棻——梁启超乡试的主考官、前清礼部尚书、李蕙仙的堂兄。
爱惜梁启超是“国士无双”，李端棻意欲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受李端棻委托，乡试副主考官王仁堪便以冰人的身份前往梁府提亲。
李端棻并不知晓，他的这一托付，无意间“破坏”了另一桩婚姻。
原来，见梁启超的确是难得的少年才俊，近水楼台先得月，身为副主考的王仁堪也已萌生爱才且许婚之意。不料，李端棻意在他先，竟捷足先登了！
既有先来后到，又为李端棻的副手，王仁堪只得应托。这样，将女儿许配给梁启超的念头便被打消。
不料，梁、李姻缘却被婉拒了。
梁启超之父梁莲涧认为李家系豪贵望族，而梁家为寒第素门，门不当户不对，故不敢高攀，以免辱没了李家小姐。
或许，耿介的梁莲涧因嫌李家门阀太高，与之结亲，恐污清名，故婉言谢绝，也未可知。
得此消息，李端棻锲而不舍，差人坦诚相告：“我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其意笃诚，梁莲涧再无理由辩驳。
梁启超的弟弟、我国著名词学家梁启勋在其《曼殊室戊辰笔记》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佐证：“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做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两段婚姻竟然以如此奇特的方式突袭而至，无疑增加了梁启超生命流域的传奇色彩。
李蕙仙是曾任顺天府尹的李朝仪之女，虽祖籍贵州，却出生于北京南边的固安，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琴棋书画、女红持家、吟诗作赋，均有涉猎。
李蕙仙生于1869年，大梁启超4岁，比梁启超的庶母仅仅小两岁。在梁启超面前，她既是大姐，又像母亲，对丈夫付出了无微不至的关爱。
李端棻对堂妹介绍得很是中肯，李蕙仙果然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嫁到梁家不久，她便以其美德赢得了梁家人的心。
李蕙仙给了梁启超一个温馨的家庭。
然而，对此，著名民主革命家冯自由却不以为然，他在《革命逸史》中写道：“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若冯自由所载基本属实，李蕙仙虽“貌陋”，但还不至于丑；至于爱吃槟榔，并非足可诟病的嗜好；梁启超心中的缺憾，也并非什么大事。看在内兄面子，原谅妻子，以达到仕途通畅的目的，也实在算不上十恶不赦的罪过——依梁启超之才与抱负，欲以天下为己任，故号任公，而要实现此理想，通过仕途这一捷径原本就无可厚非，并不能以此否定梁启超，更不能否定李蕙仙。至于他们的婚姻，似乎很少受到“槟榔”、“妇兄”的左右。
冯自由之所以如此揣度，是因为梁启超对妻子既敬且爱，于是有了陈季常惧内之名。婚姻之事，冷暖自知，非局外人所能道也。因而，《革命逸史》所述，未必没有臆测的成分。
与梁启超结婚后，李蕙仙颇受丈夫影响，虚心学习新学，提升自己对于革新的认识，以便对丈夫的理想予以更多的支持。
1896年，李蕙仙追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时务报》和女子学堂，李蕙仙担任学堂校长。
1898年，《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该报自主编到撰稿人皆系女性，办报宗旨在提倡女学、女权，宣传变法，鼓励妇女参政议政。
自然，李蕙仙系该报主笔之一。
真正的女性，不仅应当善于持家和温存，在丈夫背后甘当绿叶和藤，更应该做一棵大树，与丈夫共同撑起一片天空。
李蕙仙就是这样的女人。
两年以后，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抛妻别子，逃亡日本，一段长达十余年的漂泊流亡生涯就此开始；李端棻被牵累革职，发配；李蕙仙留在广东新会，后为避清廷追杀，又逃往澳门。
这一段时间里，李蕙仙成了梁家的支柱。
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到达日本后，梁启超给妻子写信，并寄了张自己身着和服的照片，信中有“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之语，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浓雾般的思念跃然纸上。
梁启超深感妻子的艰难，深愧自己只身逃亡留给妻子的灾难，遂频频写信相慰，尤其听恩师康有为与之在日本会合后所述，更感钦佩。于是，梁启超给妻子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闺中良友”是梁启超对李蕙仙的极高评价，这也是他被人视为“惧内”的“罪证”吧。既然是良友，自然须敬须让，不必有高低之分，自然有敬重在其中，而这些却是庸常者、视女子为附庸者所难以理解的。
1902年，李蕙仙亦东渡扶桑，与梁启超团聚。劫波渡尽，终于破镜得圆。
在日本，梁启超开始虚心向妻子学习官话。几年前，梁启超因不会说官话，在被光绪帝召见之时，由于语言障碍，令光绪帝大为失望，只赐以六品官阶。而李蕙仙生于京城，长于帝都，熟读经史，官话自然标准流畅，堪为人师。
此时的李蕙仙，不仅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也是闺中良师了。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逝，享年55岁。
让李蕙仙丧命的是乳腺癌。其外孙女吴荔明在回忆外祖母时说，“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因为她的外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致乳腺癌之因，或许是她性情中的乖戾吧。然而，致其乖戾之因，又是什么呢？
是与一个女子有关？
妻子的生命即将终结之时，梁启超不由陷入悲恸且悔恨之中，失去爱妻，自然悲恸；一次争吵，留下无穷遗憾。
日后，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曾检讨似的说起李蕙仙的早逝：“我总觉得你妈妈的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5年10月，梁启超的一篇痛悼亡妻李蕙仙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发表于《清华文艺》第2号上：
呜呼哀哉！
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
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一度。
君之弥留，引疚自忏，如泣如诉。
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痼疾，岂不由我之故？
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槌胸泪下如雨！
该文与其说是一篇悼文，不如说是一篇检讨书，文中披露了自己与妻子的那场争吵。虽未写出具体原因，但追悔之情却如山似海。
此时，已去世一年的李蕙仙再也不能听到丈夫的忏悔。
至于那次打架，是梁启超任进步党“人才内阁”司法总长兼币制局总裁之时，因公务繁忙所致呢，还是因为另一个女子的介入？
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痛撰《祭梁夫人文》，祭文不仅表达了痛丧爱妻的憾与哀，更具体阐释了“闺中良友良师”的内涵：“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抚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当长相厮守一朝变为永久毗离，当温香软语蓦然化作天边云霓，当多年的噩梦主宰生命的主题，梁启超哀痛难定，痛断肝肠。
在日本时，有李蕙仙在老家广东，梁启超便能放心地蛰伏，以待东山再起之机。即便对家人，尤其对老父有万千牵挂，也会由于李蕙仙的孝敬而缓释许多。这些，都反映在他写给妻子的信里。
1898年10月6日，梁启超在写给李蕙仙的信中说：“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当年只道是寻常，忍把珍珠弃道旁。爱到深时增厌倦，此生无计立残阳。如今，斯人逝矣，到哪里去追寻那个爱他如命、非他不嫁的人呢？
梁启超发表于1924年《晨报》纪念增刊中的《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哀哀写道：“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老妻病故，抽去了他的脊梁，他的血液，他的灵魂；而这些，此前竟然全不曾预想到……
当年，梁启超离开广东，赴京与李蕙仙结婚之时，感于此情此景，康有为为得意门生慷慨赋诗：“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如今，当年那个青春年少的人已年过半百，一向辅佐他、支持他、呵护他的那个人已经去了，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李蕙仙与梁启超共育有三名子女：1893年，生下长女梁思顺；1901年，生下长子梁思成；1908年，生下次女梁思庄。儿女是李蕙仙生命的延续，在他们的身上，梁启超或许可以找到亡妻的面影，以抚慰受伤的心灵吧。
宏阔的爱，温润的春
1903年，梁启超30岁的时候，纳王桂荃为侧室。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王桂荃之名为梁启超所起。她生于1886年，四川广元人，原为李蕙仙的随身丫环，随李蕙仙一起来到梁家。因聪明伶俐、勤快忠厚，王桂荃深受梁家人喜爱与信任。
纳王桂荃为妾，是经过李蕙仙同意的，目的在于弥补梁家人丁不旺之憾。
事情起于梁思成的出生，因其身体羸弱，加之李蕙仙年龄渐长，不宜再过多生养，便以丫环代之。
王桂荃不负梁家所望，为梁启超生了八个子女，他们中的六位长大成人且均有所成就。
1904年，王桂荃生下梁思永；1907年，生下梁思忠；1912年，生下梁思达；1914年，生下女儿梁思懿；1916年，生下女儿梁思宁；1924年，生下梁思礼。
养育八个孩子的贡献，终于为王桂荃换来公开的名分——妾。1924年，王桂荃即将生下梁思礼之时，在给老友蹇季常信中，梁启超始以“小妾”称呼王桂荃，而此前的二十一年里，王桂荃的称呼是“来喜”、“王姨”或“王姑娘”。王桂荃得到名分之时，李蕙仙已病入膏肓。
莫非，此前是顾及李蕙仙的面子？不是。王桂荃成为侧室，原本是经过李蕙仙批准的。
原来，年轻时，梁启超曾与谭嗣同创办过“一夫一妻世界会”，顾其名而知其义，该会的宗旨自无须赘言。
若对外宣称又纳小妾，岂不有违初衷？
于是，便这样隐瞒了下来。
这一隐瞒，便是漫长的二十一年。
既然不想破坏“一夫一妻”制的理想，就不要纳妾；既然是事实，却又遮遮掩掩，完全不顾当事人王桂荃的自尊，梁启超此举颇令人费解。
也难怪，当年合作创办协会的伙伴谭嗣同刚就义五年，梁启超就纳小妾，实在不好解释，还是隐瞒为上。
虽无名无分，但并不影响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王桂荃对梁启超的爱恋与悉心照顾，对梁家九个子女的悉心教育与培养；二是李蕙仙所生的三个孩子都对王桂荃很尊敬与爱戴。在他们眼里，王桂荃是他们的“娘”，而李蕙仙则是他们的“妈”。
王桂荃的精心照顾，不仅为孩子们弥补了因李蕙仙去世造成的母爱真空，还极大程度地抚慰了梁启超因丧妻而带来的巨大悲痛。
由于梁启超社会活动繁多，无暇照顾和教育孩子，王桂荃实际上也承担了教育子女的重任。可以说，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之所以会出现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三名院士，其余六名均在各自领域成为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与王桂荃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李蕙仙一度撑起了梁启超乃至梁家的天空的话，王桂荃则丰满和精彩了梁启超及梁家人的世界。
曾经评价外祖母李蕙仙性格有些“乖戾”的吴荔明——梁思庄之女，曾撰《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刊于1991年年初的《民国春秋》上，这是由梁家后人正式披露王夫人存在事实的第一篇文章。该文中，吴荔明首次向世人介绍了王桂荃的生平：“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是四川人，一九〇三年嫁给外公，生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三舅思永、四舅思忠、五舅思达、五姨思懿、六姨思宁、八舅思礼。”
介绍虽然简单，却向人们正式昭告了一个事实：王桂荃作为梁启超的妾、第二任夫人，她不仅真实存在过，不仅为梁启超生下子女，而且还把他们抚养成人。
1968年，王桂荃去世于一个阴暗逼仄的小屋中，终年85岁。去世时，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在铺天盖地的革命洪流中，他们不知被冲刷到了何方。俯仰天地间，何处是归所？王桂荃的灵魂一度成为一朵流转的孤云。
受伤的心，无解的梦
漂泊的日子里，谁的影子在心底照耀？飘零的世界上，谁的名字让人未思已痴？
在梁启超的生命河流里，有一只灵秀的船儿曾经逆流而上，伴着淙淙的流水，走出了一段精彩的日子。
只是，这艘画舫般的船未能永远无阻地航行在河流上，它被生活的另一条更宽阔、更湍急的河流带走了。
这艘画舫名叫何蕙珍。
如果说李蕙仙是梁启超心目中的“闺中良友”，那么何蕙珍便是梁启超的红颜知己。
对于得与何蕙珍这个秀外慧中的尤物相识并相知，梁启超对生命充满了感激；对于不能与之相亲相携，他又不由得感慨系之。
诗中，梁启超表达了这样的感慨：“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何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不知李蕙仙看到这首诗后，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当年痴心相恋的穷书生，如今早已成为光芒熠熠的大人物，他心中时有新风景进驻。李蕙仙纵然再大度，再信任，心里也会激起波澜。
爱上何蕙珍、听到何蕙珍的真情告白之后，梁启超陷入了迷惘。一时间，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接受何蕙珍抛来的绣球吧，难免会让李蕙仙伤心，更糟糕的是，有违与谭嗣同的约定。此时的谭嗣同，尸骨未寒，若泉下有知，他定当先自心寒。若让一片痴情随水飘零，势必会伤害一颗纯洁无瑕的少女情心——这也是他万万不忍心为之的。
1900年5月24日，思之再三，他还是将这件事和心里的怅惘以信的形式向妻子李蕙仙和盘托出。
览信之后，李蕙仙的震惊与伤心可想而知。但她在回信中告诉丈夫：“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所谓“你来信中说的”，自然指的是梁启超的态度，在信中，为了不让妻子伤心，他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何蕙珍结合是万万不可的。不管这“不可”出于多少无奈，不管说出它要经受多少次心碎的痛苦，但原则在前，他还是做出了选择。
李蕙仙“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的大度，完全吓到了梁启超，他忙不迭地去信表示，千万莫告诉父亲他与何蕙珍的关系，“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梁启超的信中，虽不乏鸿猷壮志，但其中的无奈，亦可揣度。
可以说，李蕙仙以其大度，或者以其智慧，为梁、何恋情定了性：兄妹。
仅仅三年之后，李蕙仙便准许王桂荃成为梁启超的小妾，又何尝不是对丈夫慧剑斩情丝的补偿呢？看似大度，或许缠绕着无奈。
何蕙珍1879年生于美国，父亲为侨商，家境殷实，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西方教育。
与梁启超的初识是在1899年，当时，何蕙珍20岁。
这一年，梁启超到檀香山建立保皇会，当然是奉恩师康有为的严命。
在当地侨商的宴请中，二人相识。原来，出资宴请的人便是何蕙珍的父亲，此时，他已经是保皇派的一员，对于久闻大名的梁启超，当然不愿错过结识之机。
席间，因有西洋人在，何蕙珍便做了梁启超的翻译，对于何蕙珍而言，这是求之不得的美事。
对于梁启超，她不仅早已耳熟能详，且久已产生崇拜之情。不仅如此，在梁启超被人讥笑、被媒体揶揄之时，她还曾用英语撰文为梁启超争辩——只是文章是以匿名的形式。
梁启超终于得知此事，不仅心里的疑惑冰释，且非常感激，于是视何蕙珍为知己。
建立保皇会期间，为了更有利于工作，梁启超便请何蕙珍教他英文，像后来李蕙仙教他官话一般，凭着超群的记忆力和语言感悟能力，梁启超向英文发起了进攻——有美人在侧作为启蒙老师，效果自然奇好。
对于何蕙珍而言，当教师是她的本职工作——从16岁开始她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了，更何况，教者是出于崇拜与爱慕之情悉心教导，学者是出于理想与爱情的双重目的孜孜不倦地学习呢。
爱情已扬帆，结局似乎呼之欲出，但让何蕙珍没想到的是，她痴情的爱恋很快便走进了死胡同。
对于陷入爱恋难以自拔者而言，时间过得太慢太慢，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荏苒十四年，何蕙珍自檀香山来到北京，欲与朝思暮想的情郎梁启超再续情缘。此时，梁启超已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位高名显，特别注重名声。
对于何蕙珍的造访，梁启超表现出了非常决绝的态度，他并未给这个可怜的女子长时间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颇带官样文章的言行，彻底击碎了她精心编织了十四年的梦。
伤心人自有怀抱，何蕙珍无限失望地离开了。
我们若设身处地地为梁启超想想，他唯有如此，别无他途：身边已有李蕙仙与王桂荃两个女人，外界有千千万万双眼睛盯着，心里即便有万种风情，也只能像地幔里的岩浆一般，炽热只在内部，又如何能轻易冲出地壳？
此时的梁启超，再也不是当年在檀香山时的气象，此时的北京，也不似当年的檀香山，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媒体和普通民众的神经。
李蕙仙羽化之后，何蕙珍仍痴心不改，再赴北京。梁启超的政治生命虽已结束，由绚烂归于平淡，但结果还是一样。
远离，便是爱，这也是铁的定律。
或许，这便是梁启超能给何蕙珍的最好结局。
为安抚这位痴情的女子，梁启超曾欲将其介绍给麦孟华，麦孟华系康有为的另一得意弟子，时任《不忍》杂志编辑，中年丧偶，博学多才。可以想见的是，梁启超的好意遭到何蕙珍的婉言拒绝。
想想也是，由一心痴爱的人为她物色对象，不仅仅是一种绝望，更是一种屈辱。
幸亏不嫁，若嫁给麦孟华就惨了，最多能过两年的共同生活，还未必幸福。1915年2月25日，麦孟华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当然，生活的链条错过一节，或许结局会截然不同。而这“截然不同”的结局，却不是当事人有权利安排的。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6岁。
自此上溯，6年前的春天，因李蕙仙去世的打击，梁启超开始尿中带血，医生诊断的结论是，须切除一个病重的肾脏。于是，1926年3月，在协和医院将病笃的右肾切除。在病床上，梁启超写着为协和医院的辩词：“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事实是，“病灶”切除之后，梁启超的身体反而更加虚弱。原来，由于医生的不慎，切除的恰恰是健康的那个肾。
为了使民众不丧失对西医的信心，为了更快地推动西医在中国的普及进程，梁启超力排众议，否定了亲友们谴责协和医院和那位主刀医生并向其索赔的建议。
后来，虽经中医悉心调理，身体大有好转，但仅靠一个病肾维持着生命，梁启超的生命已是强弩之末了。
蔡元培写给梁启超的挽联是：“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杨铨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的挽联则充满了人情味：“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启超去世后，与李蕙仙合葬。后来，梁启超的子女又在他们的墓旁植了一株母亲树，立了一块纪念卧碑。碑的题目为“母亲树”，卧碑正面的文字是：为纪念梁启超第二任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立碑时间为1995年4月。
自此，从表面上看，这两位痴情的女子和她们杰出的丈夫似乎终于得以合葬。
何蕙珍不知所终，她的心伤，不知以何药方予以疗治；她的爱情，自然亦不知流落何处。
准风月谈
黄钟大吕的爱，往往过于生硬；江南烟雨的情，常常润物无声。不知不觉间，伤人最深；无朝无暮时，痴心最痛。近乎完人，怎么看怎么不够真实；有了小错，怎么想怎么多了亲切。叱咤风云，内心或脆弱如绵；柔弱无骨，意志或坚强若钢。温和与激越，差距只一纸厚度；真情与假意，没准得一生体味。
陈独秀 毁由己招誉由人
陈独秀掠影
本名：陈庆同
生年：1879年
出生地：安徽安庆
卒年：1942年
辞世地：四川江津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革命家
代表作：《独秀文存》
时代评价：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蔡元培语）
生命中的女人：高晓岚、高君曼、施芝英、潘兰珍
楔子
民国是一片风景，神秘，魅惑，对人有足够的吸引力。
若欲与民国真正对接，便绕不开一个人——陈独秀。
不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婚姻与爱情，莫不如此。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曾如此评价陈独秀。此语道出了陈独秀的坦荡如砥，不施诡计，足可信赖。
以鲁迅的目光如电，辨物识人之精准，如此高度评价陈独秀，实堪为凭。
“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樾如此评价自己的恩师。此语道尽陈独秀的博才与深邃，亦流露出深深的惋惜，虽不乏浓烈的感情色彩，但以他对恩师的了解，以他的正直与高风，当不致夸大其辞。
对于爱情与婚姻，陈独秀似乎始终给人以太过随意之感。不论是与高晓岚初涉婚姻，还是与潘兰珍终其后半生；不论是与妻妹高君曼的私奔，还是与女医生施芝英的匆匆聚散，莫不如此。爱情在陈独秀的生命里，如拉洋片所用的画面，倏然而来，倏然而逝，来去之间，既无过渡，又无声息。
更不用提在八大胡同与妓女的流连与浪漫了。
陈独秀的一生，毁誉参半，矛盾交迭，谜团如影随形，这都浓郁了他的神秘色彩，使他的本来面目更扑朔迷离。陈独秀逝世四个月后，陈中凡撰《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八千言，其中有“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之哀哭。然而，对一个人的骂詈或褒扬，对他本人毫无意义；对陈独秀而言，龙性独秀的他，生前已翛然物外，又岂会在意逝后的评说？
当西服撞上小脚
乱点鸳鸯古来有，阴差阳错事非奇。1897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此时，陈独秀18岁，高晓岚20岁。高晓岚不识字，仅仅知道《列女传》中的故事和三从四德的古训，而陈独秀已是远近闻名的秀才，一年前，他在院试中刚刚取得第一名的骄人成绩。
小时候，陈独秀就狂狷不驯，惹得其祖父陈章旭对他既恨且爱，认为他将来不成龙便成蛇。成人后，陈独秀更以嵇康自况，曾写“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之诗，以抒其难驯的“龙性”。习写八股，参加院试，并非他自愿，纯乎为敷衍母亲查氏，承她欢心；即便是院试时也是如此：面对着“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种强行嫁接不通的题目，陈独秀索性“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古文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难字，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不料，就是这样一篇不通的文章，竟让17岁的他“蟾宫折桂”，拔得头筹。
然而，宁折不弯的陈独秀，在婚姻面前并未反抗。
提亲者踏破了陈家低矮破旧的门槛，人人均想纳人中龙凤的陈家小儿子为乘龙快婿。然而，最终，高晓岚脱颖而出：她以高挑的身段、眉清目秀的俊美、柔顺的性情，获得了查氏的青睐。其父高登科为安庆副将，高晓岚虽出身高门大户，却毫无豪门小姐的骄娇之气，颇得查氏喜爱。
既然母亲喜爱，陈独秀便没有半句反对的话。
或许，他也被高小姐的容貌与身段迷住了。
年轻的陈独秀自命不凡，志在天下，自然对家庭看得淡泊。虽然如此，新婚燕尔，陈独秀也享受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新婚的幸福里，陈独秀到南京参加了江南乡试。这一次，他未能延续院试的神勇与幸运，名落孙山。
该年年底，写下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和《扬子江形势论略》二文，后文刚刚成形，得意之下，陈独秀学习白居易读诗给老婆婆听的故事，对妻子高晓岚高声诵之。然而，未及读完便被妻子阻止——她实在听不懂，再读也不过是折磨，还不如让她上养父母、下育儿女来得实在。
当头棒喝，陈独秀的新婚里萌生了阴影。所幸，二人聚少离多，矛盾未得快速激化。
1898年，陈独秀开始在杭州“中西求是书院”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尤重“新学”和“西学”，在于“求是”。陈独秀接触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和维新派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等新书报，思想受到洗礼，反清思想渐萌。同年，陈独秀因反清言论与活动被追捕，离开杭州逃往南京；而后，来到沈阳的嗣父陈衍庶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901年抵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读书。
留日之前，夫妻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缺少盘缠，陈独秀欲寻求妻子的帮助，当其金镯以实现出国梦想，被高晓岚严词拒绝。在她眼里，在国内求个一官半职、与家人安宁生活才是正途，至于出国，纯粹是乱花钱，瞎折腾。这与陈独秀欲教她习读《三字经》时，她愤怒地将书撕碎，是“一脉相承”的。
高晓岚与陈独秀的结合与“三”字有缘：他们的婚姻，虽然自1910年之后便名存实亡，但毕竟有夫妻的名分，共存续三十三年，其间，共生育三子三女（3个女儿中，除陈玉莹外，另两个早夭）：1898年，生下长子陈延年；1902年，陈乔年出生；1910年，即陈独秀与另一个女人私奔之时，陈松年出世。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龙华刑场被国民党刽子手乱刀砍死，未满30岁；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陈独秀与高晓岚的长女陈玉莹受到兄长惨死的刺激，患血崩症而殁，年仅28岁。
高晓岚命运苦厄，被丈夫所弃，长期忍受着孤寒与屈辱；继而又听到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去世的消息，她难以接受，遂一病不起，于1930年9月9日去世，终年53岁。
高晓岚去世两年之后，陈独秀方听说消息，半天无语之后，陈独秀才对儿子陈松年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斯人逝矣，陈独秀方才想起高晓岚的种种好处，岂不太迟？
弥留之际，高晓岚没有其他愿望，只希望与丈夫合葬。
一个痴情的女子。
爱过恨过，聚过散过，甜过苦过，到头来，一切归零，似乎她又变成当年的那个苗条女子，他还是那个略显稚嫩的少年。
当理想照亮现实
与陈独秀私奔的女子叫高君曼——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
或许，缘分是流萤，总是闪亮于感情的夜空。1909年，在与高晓岚的冷战中，陈独秀与高君曼相识。
高君曼生于1888年，与姐姐高晓岚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高晓岚的保守、落后、粗陋不文都与高君曼无关。此时的高君曼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新知识光芒的照耀下，她有了一种文雅的美；受新思潮的影响，她又是一个开朗、活泼、大方的新派女子。年轻而美丽让她充满自信，这一切都是姐姐难以企及的。
高君曼化作一股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驻了陈独秀的心灵。
她的一切都让他痴迷，她美丽的外表和热情的言行像神奇的手，抚去他心里的惆怅和婚姻滋生的所有压抑，看到了她，陈独秀的青春倏然活了过来。
他才30岁，还非常年轻，见到了高君曼，陈独秀似乎才蓦地意识到这一点。
对高君曼而言，姐夫的大名她早已知晓，他出众的谈吐、传奇般的经历、强烈的革命意识，对她都是一种莫大的吸引。在她心里，姐夫就是英雄。然而，这个英雄在姐姐眼里却一文不值。相反，由于革命屡屡失败，姐夫饱受姐姐无情的奚落。
这些，都博得了高君曼的同情。
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江面的冬雾般，升腾，笼罩。
他们的相恋引起了陈、高两家的愤怒：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苦劝不下，不惜以与陈独秀这个继子断绝关系进行要挟；高登科更是感到奇耻大辱，他不但痛悔高家挑错了女婿，更因宝贝女儿强夺姐姐丈夫的丑行而顿觉颜面扫地。
高登科发下狠话，逼迫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及早出嫁。
然而，父亲的威怒并未吓退倔强的高君曼；陈独秀更是无所畏惧的人物，自然不会屈从“家长”的威严。作为革命者，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正是他与他的同志们奔走呼吁，努力踩在脚下的糟粕之一。
1909年约9月间，陈独秀自日本回国，接过了浙江陆军小学堂的聘书，在该校任地理、历史教员。虽然大材小用，但毕竟可以避免回到老家安庆的尴尬，暂时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同时，他高调宣布与高君曼在杭州结婚。
美丽的西湖畔，留下了陈独秀与高君曼甜蜜的双影。工作之余，新婚的甜蜜之余，他们广结朋友，与当时江南的名人如沈尹默、刘季平、马一浮诸人诗酒相和，吟风弄月，不亦乐乎。
其间，高君曼以其美丽的外表与过人的气质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胡适的老乡兼好友、著名出版人汪孟邹甚至称誉高君曼为“女中豪杰”，这恐怕与她不畏强权、捍卫爱情，以及对丈夫的革命事业大力支持的勇气密切相关。
1910年，事业、爱情双丰收的陈独秀将自己的志得意满融入笔端，写了《灵隐寺前》一诗：“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陈独秀的古典诗词一向卓见功力，更何况又加上了爱情的绚烂色彩。
随后，意犹未足的陈独秀给远在爪哇的好友、法号曼殊的和尚苏元瑛写信，附上了该诗，欲让老友分享一番自己的快乐。他颇为“浅薄”地向苏曼殊“要掌声”“讨祝福”：“‘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回信中，或许是受陈独秀的得意刺激了吧，或许是因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与鲁迅等人合办《新生》杂志均告失败吧，苏曼殊极为悲观，并未接老友陈独秀抛来的甜蜜话题。苏曼殊写了《答陈仲甫先生》一诗，以作回复：“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只顾自己悲观，苏曼殊根本未考虑陈独秀的甜蜜，一如陈独秀自己得意，根本不曾考虑到苏曼殊一样。
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合后，由于她的支持和爱情力量的推动，他们在一起的十五年中，陈独秀人生的精彩和境界的高度达到了顶峰。
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创办、二次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离不开陈独秀，在这样的革命浪潮面前，陈独秀身边，始终有一个身影娉婷、面容清丽的女子——高君曼。
由安庆而杭州，由杭州而上海，高君曼始终是陈独秀身边的那个人：如磐的风雨中，他们的爱情得到了考验，也受到了洗礼；无数次历经艰难与风险中，他们始终并肩而行，互相支撑着，互相鼓励着，这样才少了疲倦，多了浪漫与坚贞。
这样的浪漫与坚贞能够长久，该有多好。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离沪赴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
从此，他的人生进入了一段崭新的时期，他与高君曼的爱情也开始走下坡路。
有名的八大胡同，成为陈独秀与高君曼爱情的最大考验。
工作之余，陈独秀常在北京城内“踽踽而行，偶过八大胡同，入妓院小坐，与妓默然相对数分钟，出五倍茶资而去，妓笑为疯子，亦不以为忤，真参透游戏三昧之旨者也”，这是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
若该回忆属实，陈独秀的行为令人遗憾，入八大胡同，已足以授人以柄，至于是否与妓女仅仅“默然相对”，是否仅仅数分钟，则难以考据。此次“参透游戏三昧之旨”，未必下次仍然能够“参透”。难怪最终遭人弹劾，失去文科学长之职。
自此，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感情日浅，争吵日多，裂痕日大。当年的浪漫与信誓，昔日的恩爱与相守，已被八大胡同的香艳之风吹散无遗。
屋漏偏遇连阴雨。1922年，高君曼不幸患肺结核，身体虚弱，需要陈独秀照顾。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一切都亟待开始和规范，陈独秀作为党的领袖之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根本顾不上高君曼。此时，二人相守日久，新鲜早过，各自的缺点又暴露无遗，似乎又预示着，对对方的宽谅与爱恋均非十年前所能比。
于是，责怪主宰了生活，矛盾频发，争吵声此起彼伏。
据经常为陈、高二人出面调解的汪孟邹回忆：“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茅火性，发起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君曼也很强，不肯让。”
夫妻嫌隙，根源在心，争吵不过是由头或表征罢了；局外人的调停，即便辩才再高，心再诚笃，也不过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而已。
因此，汪孟邹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事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到这一地步，二人均难辞其咎。
之后不久，二人分居。十二年间，高君曼已为陈独秀生下二子一女——陈光美、陈子美、陈鹤年。母子的生活费由陈独秀提供。
1925年10月，高君曼母子迁居南京，艰难度日。对于移居南京的初衷，高君曼曾对汪孟邹谈起：“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哪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谈话中，高君曼提到的一个信息令人纠结：“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从这句话可以判断，此时，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苛待高君曼母子，是因为他另有了新欢。
1931年，高君曼在南京因患乳腺癌病逝，终年43岁，因条件所限，被草草葬于南京清凉山山坡。
当年颇具才气的美丽女子，最终被才华所弃，生命结束前的那几年里，只能靠跑跑腿，或者抄抄写写维生。当年为了爱情而疯狂的尤物，最终还是被爱情所弃。她视若生命的男人，最终却视她如敝屣。想想，该是怎样的悲哀。
这个美丽而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结束的第六十一年后，陈鹤年的女儿陈祯祥将祖母的尸骨自清凉山的山坡移出，迁至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安葬。自1925年10月起，直至辞世，高君曼始终未能见陈独秀一面。
当热情遭遇冰雪
高君曼所说的陈独秀“拿经济接济”的“心爱的人”，是施芝英。
施芝英，生于1901年12月25日，原籍安徽泗州，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私立医院工作。
1925年冬天，陈独秀猝然发作的胃病将他与施芝英联系到一起。
施芝英的美丽打动了46岁的陈独秀。清澈若潭的眼眸里蕴含的温暖缓解了虚弱的病人，宽慰的话语使陈独秀的心泛起微澜。生病之时，感情变得脆弱，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也使他预感到革命的低潮即将到来。于是，感情更加低落。然而，眼前这个善解人意的医生，无意间点燃了他的信心与坚强。
他不由得想起16年前与高君曼的初识。当时，高君曼的眼睛和表情也具备这样的魔力。
然而，仅仅16年之后，他和她都把这魔力弄丢了。
所幸，他又遇到了具备同样魔力的人。
得知施芝英是他的安徽同乡之后，陈独秀更产生了他乡遇故知之感。出于莫名的信任，他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施芝英不由惊呆了！数月之前，陈独秀刚刚被中共中央委员会推举为总书记，这个消息曾见诸报端。原来，这个人竟然站在她面前，竟然是她的病人！
由崇拜开道，爱情呼啸而至。再想躲开，已然无力；再想控制，早已太迟。
于是，两个人开始同居。
之后，陈独秀与施芝英赴杭州、扬州等令人心动的地方度蜜月，感情在美丽的风景里得到升华。
至于党内的工作，被暂抛脑后。
自1926年1月上旬起到2月21日止，是陈独秀的“失踪”期。直至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初开”之时，“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
原来，被幸福冲昏头脑的新郎，直至看到《民国报》上刊登的《寻人启事》时，才蓦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周。他赶忙向组织发电，以“外出治病”为由，将此重大失误搪塞了过去。
陈独秀对爱情的浪漫与果决可见一斑。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陈独秀未被通知参加。这已经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八七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李维汉将会议的情况告诉了陈独秀，建议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陈独秀不仅未去，反而表示，即便他犯有错误，这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伴随政治生涯的低谷到来的，还有施芝英爱情河流的干涸。
之后，二人分手。
这一段夹杂着些微政治因素的感情，仅仅维持了十四个月，便告终结。
不久，施芝英嫁与江苏南通人王蔚如，并于1965年1月迁往上海会稽路居住。二人于1927年生下女儿王美珍。
1973年12月23日，施芝英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2岁。
再嫁之后，施芝英一家过了40多年平静的生活，对于她与陈独秀的这一段情缘，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在1969年王蔚如去世之前，她一直讳莫如深，绝口不提。
随着王蔚如的去世，施芝英便再次被孤单击中。偶尔喝高了之后，在酒精的裹挟下，施芝英才说出“老陈”二字，说“老陈”待她最好。接着便会说起她跟陈独秀一起生活的某些情景。每当此时，邻居们只是以为他们是在听故事，谁也不曾当真。
那只有他们二人知晓的前尘往事，那只有当事人珍视的温柔缱绻，其他人又如何能够理解？
或许，对于施芝英而言，过往的风月虽曾经存在，有棱有角，有重量有气味，但自分手的想法产生并付出行动起，陈独秀这个人，已与她无关。或许，与陈独秀的结合，原本就是一场梦。
之所以酒醉后提起，原是重回旧时的梦境。
仅此而已。
当青春恋上皱纹
潘兰珍是走进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一个女人。这个比陈独秀年轻29岁的女子，她将自己秀拔为一株高直的树，为晚年的陈独秀撑起一片温馨的天空，将自己化作一支燃烧的烛，温暖着陈独秀生命里最后的时光。
潘兰珍，生于1908年，江苏南通人，随家人飘零至沪。潘兰珍是一个苦命的人，这样的人与漂泊的陈独秀能够走到一起，且并肩走过13年的岁月，似乎并非偶然。
出身贫穷，从小便做包身工，接着入英美烟草公司做童工，十七八岁时，被逼与工厂里的一名工头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孩子便夭亡。
因不堪工头暴打，潘兰珍逃出魔掌，在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后楼的一间亭子间里租住。此时，陈独秀也搬到这里不久。
成为邻居之后，二人渐渐有了接触。
在陈独秀教潘兰珍读书识字的朗朗之声里，在潘兰珍给陈独秀做饭洗衣的温馨回报里，二人的灵与肉得以契合。
此时，潘兰珍尚不知道同居男友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她只知道他姓李。
因为信任，所以不追问陈独秀的过去。他的过去，与她无关。
关于潘兰珍，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曾经回忆道：“这个女工，年仅二十余岁，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看来十分摩登。他俩走在一道，人们必以为是父女。我们非常诧异，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
一对看似父女的男女，却成为同命鸳鸯，若不是命运的捉弄，便是奇异的缘分。
1932年10月15日，由于谢少珊的叛变，陈独秀被捕，被押往南京等待审判。很快，报纸便登出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并配有巨幅照片。截至此时，潘兰珍方知自己的丈夫便是陈独秀。而此时，她正与陈独秀因一点小事发生龃龉住在娘家。
真挚的感情，是开在荆棘里的花，患难是给予它艳丽与芬芳的手掌。潘兰珍不顾陈独秀老友高语罕的苦劝，辞去工作，抛下养女，执意前往南京探望丈夫。此前，陈独秀已委托高语罕，让他阻止潘兰珍探视，但在爱情和思念面前，劝告无济于事。
1934年秋天，在爱情的驱使下，潘兰珍正式告别上海的亲人，迁居南京。因为4月26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作出了判决，陈独秀因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6月30日，在强大的压力下，法院又改判为有期徒刑8年。
为了使丈夫不孤独，潘兰珍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一间房，住了下来。
在陈独秀的强烈抗议下，潘兰珍得以自由地与陈独秀在狱中相会。甚至，在狱中，她享有与丈夫亲热的权利。因此，每天的9点到17点，她都与丈夫在一起。
对于潘兰珍的深情，不仅陈独秀的内心温暖如春，陈独秀的亲人也非常感佩。陈松年曾经这样评价潘兰珍：“她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极端的困难是试金石，他们爱情的纯度得到了验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陈独秀得以提前出狱。此后，他与潘兰珍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居住，最后长期居住于今天重庆的江津区。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60岁，而且身体不好。
南北飘零，无情岁月催人老；老鬓发花，始羡纷繁少壮心。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最尴尬的时候，潘兰珍不得不当掉陈独秀的皮袍。但潘兰珍始终无怨无悔，以妻子之爱，女儿之心，精心照顾着陈独秀。
陈独秀去世后，遵其遗嘱，潘兰珍再嫁，与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结了婚。深爱的那个人已然作古，她的青春与快乐都随他而去。在这样的前提下，似乎嫁与不嫁，嫁给哪个，都无甚区别。然而，命运太苛，好景不长，军官病殁，潘兰珍再次被孤苦攫住。
1945年8月之后，潘兰珍回到上海，没有再嫁，自食其力，独拥苦寂。她不曾忘记陈独秀的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一个“吾妻”，对于“早逝”的陈独秀而言，已经说明一切；对于“苟活”的潘兰珍，已然足够。
对于陈独秀的寂寞而殁，又联想到陈独秀的凄凉晚景，陈铭枢痛挽曰：“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曾经壮志满寰宇，料得枯骨肥青山。万丈雄心皆弃得，柔情一段总嫣然。
1949年11月，41岁的潘兰珍病逝于上海医院，罪魁是子宫癌。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享年63岁。先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园，后于1947年6月移回故乡，与高晓岚合葬。
不知这一对冷战了数十年的夫妻，在泉下可否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定是高晓岚的夙愿。
然而，陈独秀呢？局促于高晓岚身畔，若泉下真的有知，他可否想起美丽幽怨的高君曼、活泼多情的施芝英和曾经照亮他最后岁月的潘兰珍？
准风月谈
一段故事一奇葩，一场梦幻一美景。心非止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情为种子，落到哪里便萌芽。没有誓言，似乎一切都是随缘；回避结局，终究远离天长地久。爱情与革命，究竟哪个更重？价值与毁誉，到底谁为天平？爱是陈年老酒，至死方才蓦然明白；命若古老琴弦，弹响不是唯一目的。
罗隆基 终是情缘系此生
罗隆基掠影
别名：努生
生年：1898年
出生地：江西安福
卒年：1965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心脏病突发
身份：学者、政治活动家
代表作：《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
时人评价：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梁实秋语）
生命中的女人：张舜琴、王右家、浦熙修等
楔子
矛盾交叠，幻化成人的多彩，罗隆基尤其如此。
《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这样评价罗隆基：“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之君子，也是长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
机变万千终有尽，一言道破九天云。
很多时候，复杂与简单，不过一句话的厚度；伟大与渺小，不过一张纸的距离。
然而，人性之复杂，却难以盖棺定论。
福祸可以相依，善恶亦能相生，既无须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亦不应囿于盲人摸象之偏颇。对于罗隆基尤其适合。
罗隆基对于女人，敬之慕之，爱之恋之，鸳梦得圆之后，却又由于种种原因，终而弃之，转而追逐新欢。因而，常被人讥为滥情。
仍然有女子甘做其俘，心甘情愿将自己的青春与罗隆基维系在一起。
就爱情观而言，罗隆基无疑是“多元论”者，爱不厌多，多多益善。然而，奇怪的是，总有女子，优秀的女子的眼睛被他点燃。
究其原因，应该是罗隆基的真诚吧：虽不乏见一个爱一个之嫌，但爱时必以心相托，不避水火；怨时亦和盘托出，绝不拖泥带水，就这么斩截。
当有人骂罗隆基是“不可一日无女人的流氓”时，章伯钧却不以为然，他这样评价罗隆基的“滥情”：“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猥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像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
终生怕孤独，仍被孤独累。罗隆基去世时，孤身一人，他爱和爱他的女人都不在他身边。只有死神，迫不及待地等着他。
琴瑟和鸣，何其难？
罗隆基少小时便被乡人惊呼为神童。五四运动期间，罗隆基正在清华读书，是段祺瑞眼里的“江西三只虎”之一，另外两只是北大的张国焘和段锡朋。因为最早点燃五四烽火的壮举，罗隆基得到李大钊的“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之誉。
罗隆基喜欢轰动效应。
1928年12月，他在新加坡举行的教堂婚礼也达到了轰动的目的，新加坡的英文报不唯对其婚礼进行了报道，还有多幅婚礼照片见诸报端。
新娘是张舜琴，与罗隆基结婚之时，正值22岁芳龄。
张舜琴在新加坡出生并长大，其父为辛亥革命的先驱人物、著名华商张永福。
到了求学的年龄，张舜琴到英国留学，回到新加坡后，执律师之业，成为新加坡学历最高、资历最具光环的女律师，而罗隆基，更是光彩熠熠。
对于这一对内外兼美、光芒四射的夫妻，周围的人都投以羡慕的目光。
1921年，23岁的清华学子罗隆基公费赴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欲在政治学方面有所建树。因崇拜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著名政治家拉斯基，罗隆基离开美国，到英国深造，成为拉斯基的学生，并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让罗隆基不曾想到的是，对学术的执着，竟然感动了爱情，为他送来了一段缘分——在英国研修法律的张舜琴，受命运的指派，默默地等候着他。
情爱多时，相逢恨晚，结缡水到渠成。由相识而相恋，最终，缘定终身。
1928年，罗隆基先行回国，他的新婚妻子暂留新加坡，等待考取律师执照。执照拿到后，张舜琴亦来到中国，与丈夫团聚。此时，尚沉浸于新婚幸福中的她还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上海，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
此时的罗隆基，正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政治学教授。
夫妻二人居于霞飞路的花园洋房里，邻居是梁实秋，朋友有胡适、徐志摩等人，生活颇为惬意。因张舜琴不擅中文，故只能接外国人的案子，因而其律师事务所生意清淡。工作之余，张舜琴便在光华大学做兼职英语讲师。
其间，张舜琴生过一个孩子。遗憾的是，由于她从小娇生惯养，又无生儿育女的经验，孩子很小便不幸夭折。
这或许是他们夫妻感情触礁的导火索。
于是，爱情里便开始夹杂了争战，纷飞了战火，与国内外的大气候完全融为一体。
罗隆基的朋友、著名政治活动家李璜，在与罗隆基夫妇的交往中，自然也关注到了他们之间硝烟弥漫的景象。只不过，李璜对罗、张婚姻的思考似乎远逊于他对政治的敏感，他看到的也只是表象：“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英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至于为何打架，确非局外人所能知晓。更多时候，夫妻双方似乎更愿意打掉牙齿吞进肚子，而不选择向外人倾诉。
罗隆基曾经的学生、文海出版社总主编、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编辑顾问沈云龙则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二人终将分开的结果：“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隆基面部经常挂彩，既可想见张舜琴脾气之烈，亦可想见罗隆基相逼之炽。夫妻间战事之惨烈，可见一斑。
在此之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婚姻必不久长；甚至，尚未结婚，预判能力颇强的一些人就已看出他们分手的必然了。
“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与罗隆基有多重关系的潘大逵曾这样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的婚姻。
时过境迁，又在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在朋友家中仍学当年放浪不羁之行，原本就不应该，若再以此断言二人的婚姻前途，则实属“不厚道”。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婚姻的运程，竟然不幸被人言中。
究其原因，争吵不过是表象，性格迥异才是根源。罗隆基与张舜琴，性格一动一静，一个渴盼叱咤风云，一个则喜爱静雅多思；一个热衷政事，一个信仰基督，不生龃龉才怪。
罗隆基与张舜琴的结合，是有物质与政治的因素的。据罗隆基曾经的学生、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温梓川在其《文人的另一面》一书中回忆：“他的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劢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可见，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本以为与张舜琴结婚后，以其父的厚财与盛名，足以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助他一把的，但结果却与其预想大相径庭。张永福的确豪爽慷慨，仗义疏财。然而，他的标准也非常明确，只帮助与他有共同信仰、属于同一党派的人，而这，罗隆基并不符合。于是，罗隆基便从希望的九霄坠落至绝望的深谷，摔得几乎粉身碎骨。
恨屋及乌，张舜琴便受了父亲的牵累。
更何况，造成他们婚姻的破裂，还有其他更致命的原因。
游移不定，怪何人？
这致命的原因，除了孩子的夭亡之外，还有罗隆基游移不定的感情。
他爱上了张幼仪——徐志摩的前妻。
张幼仪比罗隆基小两岁，她的遭遇，罗隆基深为同情；她的刚强，罗隆基深深叹服。自1926年夏之后，八弟张禹九将张幼仪母子接回上海，不久她又带儿子阿欢去北京读书，直到张母去世，她携子回沪。
与徐志摩离婚之后，张幼仪变化之巨，令人咋舌：
自1916年起，其兄张嘉璈已升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而徐志摩父亲徐申如也把海格路125号公寓送给了张幼仪母子，在上海，即便不做任何事务，张幼仪也会衣食用度颇为优裕。
然而，张幼仪是个要强的人，她先在东吴大学任德语讲师，后又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和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之职。且不说她背后势力庞大的张家，即便张幼仪本人，再也不是几年前的那个弃妇，而成为人人敬佩的女商人、女学者。
罗隆基开始追求张幼仪，但张幼仪根本看不上罗隆基。
追求无望，罗隆基以为，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张舜琴从中作梗，最起码是因为有她在，他便不是自由人，于是开始迁怒张舜琴，甚至对她施以拳脚。
罗隆基想提出离婚，以便转而追求张幼仪，但又惧怕身为律师的张舜琴会索要高额的赔偿费，便想通过殴打的方式逼张舜琴主动提出离婚的请求。
张舜琴不堪其苦，遂于1931年5月下旬离沪，回到新加坡。据张舜琴的妹妹张茂迪回忆，回到新加坡之后，张舜琴重操旧业，曾于宋旺相律师馆当过一段律师。
然而，不久，张舜琴又随父亲张永福移居中国。抗战期间，张舜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联合大学外语系主任。其间，她遇到了一段缘分——与比她小12岁的学生王振纲互生好感，两人遂坠入爱河，乱世中，他们互为依靠，结为伴侣。
1948年，张舜琴、王振纲夫妇携他们唯一的儿子王智夫，随张永福移居香港，夫妻二人仍以教书为业。1952年底，王振纲带着11岁的王智夫离港赴京。第二年夏天，张舜琴也离开香港，到北京与丈夫、儿子团聚。
到北京后，王振纲在中学任教，张舜琴先被安排在侨务委员会工作，后赴河北邢台任教；1958年，张舜琴被调到合肥师范学院教外语课。
“文革”期间，因海外关系、父亲既是资本家又曾是国民党的一员，张舜琴曾三次被关入牛棚，吃尽苦头。
1978年4月23日，张舜琴在安徽大学教职员宿舍内突然辞世。
漂泊的生活，终于彻底结束；苦难的生命旅程，到了终点。此时，罗隆基已辞世13年。他们曾经的恋情与婚姻，他们的爱与恨，已随风流散，成为填充历史的素材。
1931年，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共同组织了再生社，创《再生》周刊。1934年10月，召开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改再生社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为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不久，张幼仪应兄长之邀，管理国社党财务。虽在同一党工作，但罗隆基与张幼仪的距离愈来愈远。
罗隆基追求张舜琴，可以掺入经济与政治的成分；那么，追求张幼仪，也未必没有。上海的张家与新加坡的张家相比，势力更强大，若能介入其中，势必会对热衷政治的罗隆基帮助更大。聪明过人的罗隆基未必看不到这一点。
张君劢是罗隆基国内最尊敬的人，又是张幼仪的兄长，他回国之后得以进入光华大学任教，便得益于张君劢的提携。若能与张幼仪结合，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均能找到最好的晋身之阶。难怪，自觉追求无望的罗隆基会迁怒于张舜琴。
然而，罗隆基对张幼仪的爱恋，果真有如此多的外因吗？是非之间，妍媸难辨。或许，一切猜测都不过是捕风捉影。
幸福若纸，何其脆？
1938年，经过几年的高调同居之后，罗隆基与更年轻的王右家结了婚。
王右家生于1908年，湖北人。据同学与朋友回忆，王右家长得很美：“她身材修长，举止又活泼轻盈，每当她比我们晚到校时，总是在高高的台阶下面老远的就扬手弯腰，作一个外国武士的敬礼，然后一跃而跳上台阶，那顽皮潇洒的姿势，虽已相隔四十多年，但在我的记忆中犹如昨日一样清新。有人说她的美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又有人说，她静时如圣女玛利亚，动时如春天的一朵花。”
很潇洒，很大方。这或许是她不计名分地与罗隆基同居的原因之一。
美丽的青春，总是搔得人心痒痒的。这样的时候，人最易受到“蛊惑”。对于王右家而言，蛊惑她的人是罗隆基。“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罗隆基的话颇有道理，颇具诱惑力。
或许，这就是她放弃在美国留学的机会，急急赶回的动因。然而那时，他们还不认识，莫非，这就是缘分？于是，飞蛾扑火一般，王右家扑入罗隆基温暖的怀里。
她被融化于爱情的烈焰里，飞升。
不久，罗隆基离沪赴津，任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社论总撰。
自此，王右家开始与罗隆基同居，且高调出入于社交场合，俨然把自己当成罗太太。她高昂起头，丝毫不将人们的目光和刀剑样的舆论放在眼里。
1935年，曹禺的著名话剧《日出》与观众见面，交际花陈白露的形象深入人心，其原型便是王右家。
关于王右家，曹禺说过：“这位王小姐（指王右家）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来过，这样认识的。的确她长得很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关于王右家与陈白露的渊源，曹禺解释道：“她不是陈白露，也不是交际花，但她长得确实非常漂亮，也非常聪明。真正的交际花我也见过，但王小姐不是。我同她家不十分熟，但王小姐这个影子，和我心中的人物形象，这么一碰，陈白露就出来了……”
1941年1月4日—14日，皖南事变爆发，不久，中国民盟成立。作为民盟创建人之一的罗隆基，任民盟中央第一、二届副主席。
此后，当罗隆基与周恩来会晤时，他身边的女人是王右家，其迷人的气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罗隆基与蒋介石一起登峨眉山时，那个堪与宋美龄媲美的女人，还是王右家。
罗隆基多次鼓励王右家多读书，勤写作。王右家尽享幸福甜蜜的同时，博览群书，竟办起了《益世报·妇女周刊》，一时成为佳话。
然而，自1943年6月28日起，罗隆基与王右家开始分居。
努生：
叠奉惠函，关于你对我的一切好意，我当然非常感激。在你的信上，曾向我提议，如果北归，你当遣人来送。这一点在时间与经济上都是一种浪费。在人情与法律上，我嫁给你并不是卖给你。当然我有北去省亲的绝对自由。我已决定即日离开此地。梅、郭两家我在渝期间，并未见过多少次。我去后，盼你冷静点，理智点，你常常说我不是个好妻子，那么这正是你寻找好妻子的时候。总之，在任何方面，都盼望你珍惜自己的时间与精神。在抗战期间，盼望你为国珍重吧。我们的分居，应当是在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号开始的，希望你能接受。在人情与法律上，我有正当的理由来要求你的同意。余再详。
专此即颂恭安。
右家七月二十四日
这是王右家写给罗隆基的信。分居，是因为一个叫杨云慧的女子。
杨云慧是杨度的女儿，曾给罗隆基写过大量的情书。当二人因故闹翻，杨云慧遂决定挥剑斩情丝，她首先做的便是索回此前写给罗隆基的情书。
意外至极的王右家还是大度地将罗隆基保存的情书交给了杨云慧。
但遗憾的是，怀着好奇，王右家随意打开了其中一封信。于是，她长期以来建筑起来的自尊心倏然崩塌。
接着，王右家便提出与罗隆基分手。
很多的时候，我的眼泪到了眼角，快要流出来了，又忍住了。心跳得非常的快。这心境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绝对描写不出来的。我的的确确感觉空虚。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四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含有历史的意义。每一项事物，一眼望去，都有一大串的历史。这一大串历史里，都有那一个人的影子在里面。隐隐约约望到这个影子，眼角的眼泪又来了。
生离死别的不同，如今我知道了。生离苦于死别。最爱的人死了，你绝望了，你的心也就慢慢的放下了。你知道没有再见的希望了。你的最爱的人不告而别的走了……未死的爱人，她要是万一到别人的怀里去了，这念头，单单这念头，就可以叫你心上发生针刺般的痛。
这是罗隆基《无家可归》中的两段，写于收到王右家的信的翌日。不仅如此，他卸下所有的工作，追随妻子而去。王右家的决然，使他完全惊醒：他离不开她！
在昆明机场，罗隆基差点儿追上王右家。他的痴情，差点感动心灵破碎的女子。然而，王右家最终克制住了自己。这件事，罗隆基的清华校友、著名学者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这样记载道：“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刻的心态，王右家写在了纸上：“虽然刚一看信时未免生气，不过事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又抬头了，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王右家对罗隆基的爱称）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有回去过。”
1943年7月24日，王右家直飞印度，后又转英国——她永远地抛下了曾经苦心经营的爱情。
1945年，王右家自英国归国，与罗隆基离了婚。不久，王右家又走进另一段婚姻，她的新任丈夫是唐季珊，著名电影明星阮玲玉曾经的丈夫。
1967年，在罗隆基去世两年以后，王右家于台湾去世。曾经的才子佳人，曾经的无限风光，只留下一段遗憾，一声叹息，一个传奇。
情路如歌，何其哀？
罗隆基与浦熙修的相识始于1945年。初识时，罗隆基是民盟领袖，浦熙修是著名记者。由于工作，二人相识；由于浦熙修对罗隆基的崇拜，二人走到了一起。
此时，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姻已经结束，而浦熙修与袁子英已育有二子一女。
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浦熙修任南京《新民报》采访主任，专门负责采访国共和谈事宜。时任民盟宣传部长的罗隆基更是她的主要采访对象。国共和谈失败，共产党代表撤离后，罗隆基搬进了梅园新村，居住于谈判期间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过的那间。
一段时间里，陷于孤寂的浦熙修仍然每天到梅园新村，因此与罗隆基的感情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记载：“他（按：指罗隆基）离京的日子定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在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
最终，在1947年年底，浦熙修与袁子英离了婚。
然而，命运多舛，情路蹇啬，罗浦二人最终未能真正走到一起。
与袁子英离婚之后，浦熙修欲立即与罗隆基结婚，但由于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罗隆基也被严密监控，无法达成心愿。待监视稍缓，浦熙修又被国民党逮捕，直至1949年初，才被罗隆基托人营救出狱。当浦熙修赴沪欲与罗隆基结婚时，却发现罗隆基不仅处于软禁中且正患肺病，身体虚弱，根本不适合结婚。解放后，罗隆基肺病已愈，浦熙修与罗隆基结婚路上的阻碍更多了：因为罗隆基是“资产阶级政客”，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力主她必须与一名共产党员结合。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夫人，她的话，浦熙修不能不听，还有一个原因，浦熙修的两个孩子也极为排斥罗隆基当他们的继父。
当亲情与爱情碰撞，当幸福与政治龃龉，浦熙修深深地迷惘了。1952年，42岁的浦熙修终于鼓起勇气对罗隆基说：“我们还是朋友。”她退缩了。
“文革”期间，罗隆基受到冲击。在揭发批判时，浦熙修似乎忘记了“我们还是朋友”的真情告白，以“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进行揭发批判。浦熙修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举了两个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一是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时，她曾去探望他，但不知为何，竟惹得罗隆基勃然大怒。直至这次批判会上，浦熙修方才明白，那次罗隆基之所以会大发雷霆，是因为她那天穿了一双红色的胶鞋。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浦熙修得出结论。第二个例子是，浦熙修将罗隆基与蒋介石放在了一起。一次，观看曹禺的话剧《蜕变》时，蒋介石看到了一个红肚兜，于是大怒。浦熙修推论道：“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的，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揭发到高潮处，浦熙修泪如雨下：“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十年情路十年泪，一朝断肠一朝空。浦熙修此举，固然有身不由己的成分，但这样的揭发批判，爱情已被生生凌迟了。
1970年4月，浦熙修因癌症去世，终年60岁。她的恨与爱，阴霾与光芒，绝望与渴求，都被岁月带到永恒。
群星闪耀，何其幸？
罗隆基爱情的天空里，群星闪耀，除了张舜琴、张幼仪、王右家、杨云慧、浦熙修之外，还有不少。她们像拱月的星子一样，愿意以爱情的光芒精镶罗隆基的生命。对于罗隆基，她们是扑火的蛾子，甚至不惜烧毁自己。
罗仪凤。
罗仪凤（1914-1974）是康有为的外孙女，精通六国语言，却不懂爱情之语。只知痴爱，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热情如火的她，将罗隆基吓得抽身不及，退避三舍仍觳觫不已。罗隆基生日时，罗仪凤一盒生日蛋糕，一封火辣的信笺，已让人若坐针毡，如履薄冰，又何谈温存缠绵？
罗仪凤终身未嫁。
心，究竟是被罗隆基所伤，还是被自己所伤？是被爱情所害，还是被梦想所害？
然而，罗仪凤却对章诒和如此表达她对罗隆基的态度：“如果他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接着说：“我嫌他脏，肮脏。”这是肺腑之言呢，还是心伤之后的反语？
罗隆基去世之后，老友章伯钧扼腕叹息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想了想，章伯钧又说：“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一个“所幸”，含义太过丰富：是从爱情的层面，还是爱情以外的层面？只有见仁见智了。
史良。
在不堪回首的1966年冬，一切秘密均在史良（1900-1985）面前揭开，当所有的爱情都成为嘲弄的对象时，听着红卫兵戏谑般朗诵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时，她没有羞愧，这种美好的情感，局外人是不会懂的。正因如此，当红卫兵质问她与罗隆基是什么关系时，她不由得直起弯得酸痛的腰：“我爱他。”
爱，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呢？在风雨如磐的人间，或许，能够照亮人心的，只有爱情了。
杨薇。
感谢章诒和，她的笔不仅记载了浦熙修的眼泪，也描绘了杨薇坦然且灿烂的笑容。当章诒和询问杨薇，是否同意将她与罗隆基放在同一篇文章中时，杨薇的回答让章诒和意外且温暖：“不，我很高兴。”没有迟疑，没有做作，那样大气。让我们不由想起她2005年所写的《缅怀许如辉先生》一诗：“六十年前抗日在重庆，奋笔高扬救国风。借古喻今表民意，木兰从军展雄风。高歌木兰词及曲，响彻山城永垂青。”一样的大气，毫不拖泥带水。
她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然而，这一次，她交付的是最真实的自己，最纯真的感情，没有丝毫表演的成分。
爱情，拒绝任何形式的表演。
为爱情而骄傲，为能与所爱的人站在一起而幸福，原本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却是那么艰难。
拂过面庞的春风之所以轻软如梦，原是因为杨薇的优雅与从容为它染上了浪漫的色彩。因而，章诒和的心，也被这浪漫温暖，笔便更加含情。
刘王立明。
“刘王”这个复姓，原是为纪念丈夫刘湛恩所造，它见证着爱情的坚贞。刘王立明（1896-1970），这个毕业于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才情女子，在爱情面前却抽去了所有的智慧，变得如小女孩一般单纯弱智；这个不惧怕国民党杀手的坚强女性，在爱情面前却那样脆弱，甚至不堪一击。生日时，因罗隆基遗忘，她竟抛弃所有的风度，坐在地板上，将罗隆基上年送她的生日礼物——一块衣料一点点剪得粉碎，随之碎成一片片的还有她的情心。
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力量让人拥有夺目的光芒、迷人的风度？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力量能让人卸去一切光芒、丢掉所有风度？
走进罗隆基生命里的女子，若像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所述的那样，还远远不止这些。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温梓川写道。
对于罗隆基这位爱女成癖的长辈，章诒和似乎颇觉无奈：“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一种天性了。”向女人献殷勤的天性，未必尽坏，应该比在女人头上作威作福者不知要强出多少。因而，章诒和的话里，似乎又含有弱弱的褒扬之意。
1965年12月7日，子夜，时间的分水岭上，新旧交替的时刻，罗隆基去世。关于罗隆基去世的情景，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有过几句叙述，被章诒和写进《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里：“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准风月谈
情如瀚海，身边却无一点温暖；才如潘陆，笔端只有半个爱字。风吹雨打，淘漉掉所有浮华；轻歌曼舞，滋生出无尽遗憾。心比天高，到头来不过南柯一梦；希望如潮，醒来时依然月白风清。人虽已殁，爱与恨都铭于心底；心固成双，形与影仍独拥孤单。
吴宓 一蓑烟雨任平生
吴宓掠影
别名：雨僧
生年：1894年
出生地：陕西泾阳
卒年：1978年
辞世地：陕西泾阳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国学大师、文学评论家、诗人
代表作：《雨僧诗文集》、《空轩诗话》、《吴宓日记》
时人评价：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钱钟书语）
生命中的女人：陈心一、毛彦文、邹兰芳
楔子
吴宓是一个矛盾而奇特的人，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对于吴宓的矛盾，季羡林这样评价：“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关于这点，赵瑞蕻在其《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一文中写道：“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季羡林这样评价吴宓的奇特：“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
理论上，吴宓似极端保守，力主“克己复礼”；行为上却又极端新潮，“无法无天”，屡撞“高压线”，是个十足的“伪人文主义者”。
爱情上，他力主绚烂多姿，彩旗飘飘；婚姻上，又以卫道士自任，恪守一夫一妻。吴宓曾言：“宓主张婚姻与恋爱分开，婚姻为社会服务，应严守一夫一妻制，恋爱则为个人自由，应随意而无限制。婚姻属于事实，恋爱则属于感情，此二者并行不悖……”
即便对同一个女子，吴宓的感情也矛盾交迭，扑朔迷离。譬如，对于毛彦文，远而恋之，近而弃之；终生爱之，却又时而厌之。感情的颜色变幻莫测，不唯令毛彦文无所适从，恐怕连吴宓自己都难以捉摸与驾驭……
足以动情亦伤情
在走进吴宓生命的女子中，毛彦文与吴宓相识最早，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恋也贯穿一生。吴、毛之恋，既曲折乖蹇，又传奇丰盈；既诱人遐想、一时堕人思路之中，又惹人怨恨、忽然出人意料之外。
吴宓与毛彦文的相识，得益于毛彦文的表哥——她一生深恋的朱君毅。
1910年，朱君毅入清华学校赴美预科班；第二年，吴宓也至。自此，二人成为同学。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友谊升温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交谈的话题中，自然有朱君毅正热恋着的表妹毛彦文。
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朱君毅口中，毛彦文不唯美丽动人，温柔可人且才华过人。为佐证自己此言非虚，朱君毅还大度地与吴宓分享阅读毛彦文情书的喜悦。
让朱君毅不曾想到的是，耳濡目染中，毛彦文已成他“上下铺兄弟”吴宓的西施。更让他不曾想到的是，当他抽身撤退之后，在吴宓心里，毛彦文会以西施般的美丽驻留一生。
此时，吴宓与毛彦文尚缘悭一面，但鲜活在吴宓想象里的毛彦文恰恰是最美的，情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成为砝码，加重毛彦文在吴宓心里的分量。只不过，此时的毛彦文还是吴宓最好朋友的未婚妻。朋友妻，不可欺，吴宓恪守着道德的底线。然而，这样的克制，恰恰炽烈了他的单相思。
依吴宓的恋爱观分析，恋爱是个人的自由，可以与婚姻无涉，心里想想自然无罪。
1917年，在朱君毅赴美一年后，吴宓也踏上了美国留学之路。此时的吴宓，已经23岁，在生理上，完全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
在美国，同学陈烈勋将其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无意间提供了让吴宓与毛彦文有某种关联的契机。
受朱君毅之托，毛彦文对陈心一进行了考察，并将结果反馈给吴宓：若本着娶一个贤妻良母、生活温馨幸福的原则，陈心一是绝好人选；若与前程、事业联系一起，则似可另觅他人。
1921年，吴宓提前回国，匆匆见了陈心一一面，便于当年的8月23日结了婚。
此时，二人刚刚相识13天。
吴宓匆匆堕入婚姻，引发诸种猜测。
一说是，吴宓对陈心一并不满意，但受陈寅恪劝诫，最终“妥协”。陈寅恪曾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1919年，吴、陈初识，吴宓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相见恨晚，引为知己。“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在《空轩诗话》中，吴宓感慨良多。因而，陈寅恪的话，他服之不疑，才与陈心一结婚。
然而，陈寅恪的这段话并非说于吴宓结婚之前，而是在吴宓决意与陈心一离婚之时。可见，当年他与陈心一结婚，并非陈寅恪开导或激励所致。
一说为吴宓邂逅毛彦文，遂与陈心一结婚。
在陈心一家，吴宓与毛彦文不期而遇。原来，陈心一系毛彦文在杭州女师的同学。系念数年，终于得见，毛彦文无论身段容貌还是气质谈吐都超过吴宓平素所构想。于是，一种爱恋便升腾于心底。又转念一想，毛彦文已名花有主，且男方为自己最要好的同学，不由悲自心生，绝望之余，遂自入围城。
生活的情节一波三折，吴宓的绝望并未持续太久，便因一个变故而萌生出葱绿的希望。
朱君毅自美归国，与吴宓同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因爱上汇文女中的一名女生成言真，于是坚决与毛彦文分手。
毛彦文极力挽回无效之后，终于含泪吞下分手苦果。
此前，吴宓也受毛彦文之托，劝说朱君毅念于旧情，抛弃新欢，回心转意，回到毛彦文身边。
但吴宓有辱使命，不但未能说动老同学改弦更张，反而使自己彻底堕入对毛彦文的爱恋中不能自拔。
《空轩诗话》中，吴宓痴情地写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本集之诗，可为例证，凡题下未注姓名之情诗，皆为海伦而作也。”这里，“异国仙姝”指美国的格布士，“海伦”是毛彦文的英文名。因为对毛彦文的爱恋，吴宓成就斐然，在他的文学成就中，多出了五大本《日记》和数百首《忏情诗》与《正情诗》，最著名的当然是“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这首最令人惊心动魄。
求婚不成，难免自怨自艾，转而艳羡鲁迅：“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苦研比较文学的吴宓，竟思维发散为比较人学，将自己与鲁迅相比，将许广平与陈心一比较起来。徒增烦恼丝而已。
让他烦恼的，自然是那个叫毛彦文的女子。
初时，吴宓并不想离婚，只欲效虞舜之拥有娥皇、女英，齐人之有一妻一妾，将毛彦文收为外室。毛彦文纵然正处于感情低谷，又岂肯就范？她给吴宓写信，断然拒绝：“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欲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情令智昏，吴宓聪慧如此，也难逃这样的规律。
然而，经不住吴宓的穷追猛打，已身在国外的毛彦文或许是感于异国他乡的孤寂，或许是被吴宓的痴情打动芳心，终于答应了吴宓的追求。
然而，就在毛彦文被吴宓点燃爱情、与之谈婚论嫁之时，吴宓的爱情似乎在点燃了别人之后忽然冷却，又将精力用在点燃另外多名女子上了。
这一时期的吴宓，像极了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心之后，便不再将情施舍于她。
绝望之下，毛彦文最终于1935年2月9日与前民国总理熊希龄缔结婚姻。得闻消息，吴宓如梦初醒，遂写《吴宓先生之烦恼》组诗四首，以表达自己的绝望。其中两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诗的抒情主人公吴宓很受伤，时至今日，读这样的诗句，仍能感觉到浓烈的绝望自字里行间时时冲将出来。
婚后，不到三年，熊希龄病逝。
吴宓似乎又有了希望，于是又燃起了求爱之火。可以预料的是，这次示爱，吴宓又失败了。或许是看透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或许是心已如眢井，或许是接过丈夫慈善的大纛之后再无余力谈及婚姻，毛彦文拒绝了吴宓。
吴宓身上固然存在太多矛盾，比如主编《学衡》，思想被人讥为因循守旧，但行为却前卫得可怖；比如一边为毛彦文嫁熊希龄而悲伤绝望，一边又因熊希龄去世、毛彦文新寡而哀痛。初闻熊希龄去世，吴宓写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他不由替毛彦文哀叹：“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自1949年4月起，毛彦文离开大陆，先至台湾，后到美国，后又返台，直至吴宓去世，二人各自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再也没有见面。
毛彦文曾数度走进吴宓的生命，但吴宓都放弃了。正因如此，才有无尽的遗憾萦绕吴宓心里；正因如此，在吴宓的心里，毛彦文才像茶，远嗅之而清香，啜饮之而绵长，初饮微苦，渐觉芬芳，低调而宁静，益寿而延年。这样的尤物，却与吴宓无缘。
对于与毛彦文的感情，吴宓颇有“始乱之而终弃之，弃之后复欲乱之”的嫌疑。对此，吴宓在1936年8月1日的日记中似乎有过暗示：“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故宓不但爱彦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起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虽不乏自我开脱、自我标榜之意，倒也不失真诚。
吴宓认为，他对毛彦文的爱恋，为他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使他的人生走出了平淡：“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这也许是他晚年请人画毛彦文画像，悬于墙壁上的初衷吧？
然而，两人若真的走到一起，又当如何？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还是令人惋惜的遗憾？命运的每一个安排都饱蕴深意，它最终未让吴、毛走到一起，看似残酷的结局，或许浸润着温情。
聚散匆匆，仍是伤情
1929年9月12日，冒天下之大不韪，吴宓与陈心一离异。其时，陈心一已生育三女：长女吴学淑七岁，次女吴学文三岁，幼女吴学昭只有一岁零两个月。
之所以如此决绝地离婚，自然是为了毛彦文。吴宓认为，毛彦文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他，就是因为他不是自由之身。于是，在一妻一妾之宏伟构想失败之后，吴宓还是做出了决绝的行为。
对于吴宓的意图，毛彦文非常清楚：“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毛彦文知道吴宓脑中幻想的那名女子是谁，因而她才隐隐地心怀愧疚。毕竟，二人的婚姻中，她既是成全者，又是破坏者，尽管这破坏是无心的。同时，对于吴宓与陈心一的离婚之因，毛彦文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
陈心一，当初知书达理的新式女子，见到一个男子的诗文便心生崇拜，继而以身相许。不料，在付出真情、受尽屈辱之后，被人抛弃，想来令人同情。
吴宓离异不久，便有亲朋好友力劝他复婚，而吴宓正桎梏于对毛彦文的感情中难以自拔，对此根本未加以理会。《空轩诗话》中，吴宓自陈曰：“彼在当时痛诋予离婚，（使予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予复合者，皆未知予者也。（尤非爱予者也。换言之，即不愿予快乐康健有益于世，而必欲杀予而自居于行仁义者也。）试翻读予之诗集，一切自见。予之情志固不难知，予敌予友，当可共谅。”
然而，对于陈心一，吴宓始终恪守君子之道，交恶而不出恶言：“故妻杭县陈心一女士，忠厚诚朴，众所共誉。然予于婚前婚后，乃均不能爱之。予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予自知之。”
或许，吴宓忘记他在另一则日记中的心跳了：“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这是吴宓与陈心一初识之时，西湖泛舟之后所记。波光粼粼的水面，美不胜收的景致，红得动人的面庞，面对着美景佳人，吴宓自然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的，寥寥数语，已传递出他的这种喜悦。谁又能说，其中没有爱恋？
离婚之后，对于前妻与三个女儿，吴宓还是非常照顾的。每次领完薪水，吴宓必亲往陈心一住处，将生活费交予她们母女。关于此，可以从毛彦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之文中得到证明：“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姚文青《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中也有提及：“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
据姚文青《挚友吴宓先生轶事》所载，1964年，西南师大的领导怜吴宓老年丧偶，而他的身体尤需人照料，曾撮合吴宓与陈心一复婚，陈心一与吴宓的三个女儿均已同意。
然而，时隔数十年，吴宓仍固执依旧，便趁到成都参加政协会议之机，将自己的委屈向好友姚文青诉说。姚文青误以为吴宓已有复婚之意，只是碍于面子，不肯轻易开口，便乘机开导他：“我等交往多年，于君婚姻问题，知君素志，始终未曾一提。今既承下问，余以为君年已高，即有采薪之忧，组织上纵有照顾，亦不过送君入医院，终不若左右有人照应为善也。心一和令嫒既已同意，愿君行之勿疑。”
不料，吴宓非但没听老友苦劝，反将老友愤怒地擂了一拳，声称与之绝交。
政协会议结束后，吴宓回到学校，回思此事，颇觉歉疚，遂致信姚文青，以示歉意。
吴宓在致歉信中写道：“近来亲友，仍多劝余复婚。余愤甚，无计可施，乃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并一一列举姓名，某某已死，某某经咒诅后身患癌症，不久当死；犹可恨者，老友凫公（潘伯鹰）亦有信来，劝余复婚。宓当年与毛彦文恋爱及与陈心一离婚，伯鹰当时极表同情，且加赞助。今乃出尔反尔，更不可恕，因于神前咒之。继知为其夫人之意，伯鹰为媚后妻，故作违心之论，情似可原，但余咒诅已出，无法收回，伯鹰近已重病住院，生命危在旦夕耳。惟于吾兄并未咒诅，盖当时痛斥殴击，愤气已消，但吾兄终不应出是言，此次住院，殆上苍略示薄罚耳。”
此时，吴宓已七十岁高龄，仍然心若顽童，透明无碍，不忍令纤毫虚伪掺入。虽不乏可佩之处，然而对于陈心一，为何竟如此苛待？
是真的对陈心一素无爱意，还是毛彦文完全占去了他对陈心一仅存的爱恋？是邹兰芳的早逝使他再受重创，还是喘息粗重的岁月消磨掉了他全部的激情？莫非，挂在墙上的毛彦文的画像竟能撑起他整个情感世界？莫非，与毛彦文的心灵对话，已足够抚慰他的情感？
感情的事，真的说不清楚。
鸳盟惊处，扑朔迷离
1953年6月，年近花甲的吴宓走进了他的第二段婚姻。
新娘是吴宓的学生、比他小三十多岁的邹兰芳。
邹兰芳出生于四川万源的罗文镇，原为重庆相辉学院法律系学生。1950年9月起，转入重庆大学法律系三年级读书。此时，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的吴宓在这两所学校做兼职教授，于是，二人相识。
自1950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燃遍全国开始，身份敏感的吴宓便宣布不再写诗，以免遭致不必要的麻烦。然而，认识了邹兰芳之后，感于她兄长被政府镇压，一家人无依无靠的境况，一时手痒，为她写了四首诗——《送女生邹兰芳赴川西参加土改诗》，诗下并加注，表达了对某些过激做法的不满。
还是因诗贾祸了：吴宓被勒令公开检讨。
也有收获：感激于老师的仗义执言和同情，邹兰芳以身相许。
于是，一段年龄相差近40岁的“奇怪”婚姻由此缔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地的轰动效应不亚于近20年前毛彦文与熊希龄的少妻老夫恋。
或许是担心别人斥责自己“老牛吃嫩草”，或许是被人讥为对毛彦文用情不终，或许考虑到陈心一与三个女儿的面子，吴宓曾对姚文青表达过这桩“被动”婚姻的来龙去脉，并曾撰《与邹兰芳结婚始末记》之文。吴宓对姚文青这样诠释他天上掉下的婚姻：“非宓负初衷，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此时，吴宓比较文学的旧疾似乎复发，既已娶了别人，还将人说得如此不堪，不唯自己掉价，还有失君子风度。
即便是为自己辩解，也大可不必如此。花甲之人，还学无知顽童争高竞低的行为，未必值得钦佩。
联系到邹兰芳去世之后吴宓的痴情表现，再回思这段话，颇觉疑惑：是三年共同生活中新生的感情，还是老先生当初在为自己开脱？
1956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五，邹兰芳去世。此前她就患有肺结核，身体极度虚弱，且亟待持续治疗，本来医生不允许生孩子，但她还是坚持生了一个。结果，不仅孩子夭折，她也未能保住性命。
邹兰芳去世之后，吴宓将邹兰芳曾经住过的、现在已然空了的房间命名为“兰室”，并在屋子的墙壁上方，贴了一张写着“兰室”二字的淡绿色土纸。邹兰芳用过的物品，全部保持原样，尤其是她看过的书籍。吴宓的学生江家骏怕老师太过哀伤，经常去看望他，吴宓总是指着邹兰芳用过的东西让江家骏看，指的时候，吴宓神情悲戚。逢年过节，吴宓请人吃饭时，总要摆上邹兰芳的碗筷，要开饭了，吴宓总低下头去默祷两三分钟；看电影也是如此，吴宓总是买两张票，似乎旁边空着的座位坐着邹兰芳；吴宓的寝室中还设有邹兰芳的灵位，以便随时祭奠；清明节，吴宓还“顶风作案”，偷偷到亡妻墓前扫墓、烧纸钱。为此，吴宓还曾被人揭发。
杨建华曾经采访过邹兰芳的侄儿邹名倜，并将相关内容写入《吴宓情愫里的罗文古镇》一文。1954年7月，8岁的邹名倜住进其姑父吴宓与姑母邹兰芳在西南师范大学的家中。尚自年幼的邹名倜记得，姑父、姑母在闲暇之余喜欢在逼仄的客厅吟诗。有时，他姑母也学着吴宓的样子在屋里来回踱步，夫妻二人高声朗诵，一唱一和，此起彼伏，十分投入，不时发出笑声。文章写道：“一天晚上，天上突然下起了雨，电灯也突然熄了，家里一片漆黑，姑母可急了，姑父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坐在椅子上，怡然自乐地吟起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句。当姑母买回蜡烛时，电灯又亮了。姑母看着我，不知怎么说到被错误处决的大伯邹桂芳、四伯邹槐芳和我母亲远在老家独自一人的境况，伤心的眼泪不住地流。”
每当听到邹兰芳的叹息，一向乐观的吴宓总是充满爱怜地安慰妻子，并承诺抽空到邹兰芳娘家去看望她的亲人。邹兰芳也有强烈的回娘家探亲的愿望，尤其是1955年夏被查出肺病之后。但后来，因为邹兰芳老家的成分问题，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邹兰芳去世后，吴宓并未中断对邹兰芳娘家人的资助，相反，吴宓更加关心邹家人。不仅对邹名倜的大伯、四伯两家和邹名倜家按月寄钱，还每月写信慰问，甚至每月几封。尤其是邹兰芳刚刚去世的前三四年，吴宓寄往邹家的信件，有时一天竟达四五封。
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吴宓与邹兰芳不是没有感情。如果感情真诚，那么，他对姚文青的解释便令人费解了。
不论如何，吴宓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重情意的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吴宓生命里的女人，除了毛彦文、陈心一、邹兰芳之外，尚有暹罗陈仰贤、吉水欧阳采薇、美国哈蕾蒂、作家卢葆华、清华女生K等。她们不仅在吴宓的日记里留下芳踪，更在吴宓的生命里萦绕醉人的馨香。她们，既精彩了吴宓的生命，也模糊了吴宓的形象，使之更加扑朔迷离。
1978年1月17日，农历腊八的第二天，在幽暗逼仄的小屋里，吴宓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洋洋洒洒的锦绣文才已经枯竭，只剩下一句话：“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生前的令名已经随风，时代馈赠给他的是一条断腿和一只失明的眼睛。
才如海，情如江，到头来只有孤独陪伴。想当年，在课堂上，像贾宝玉一般公开宣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的吴宓，何等英气勃发；看到女生站着听课，便会跑出去替她们找凳子坐的吴宓何等柔婉细腻；将自己翻译的作品署上女学生的名字发表，替女生作弊的吴宓何等潇洒多情……如今，沉重的黑暗像巨石压下，欲挤垮八十四岁的垂危老者。青春，曾几何时，还是最明丽动人的图画，转瞬之间，已成傍晚山林深处的哀号……
准风月谈
顾此失彼，当名声与爱情发生冲突；无关紧要，清誉被重重误会所累。爱就爱吧，何惧语刀眸箭；失则失乎，无视雨雪风霜。没有人在意你的错误，当时光随水而逝；总有人记得你的柔情，当青春随水飘零。韶华易逝，再柔软的嗓子也会喑哑；佳梦常醒，索性睁大渴望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