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人，号定庵，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三百余篇，诗词近八百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三百一十五首。
言传身教，受益终身
龚自珍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七月初五，杭州城东马坡巷小采园（今有纪念馆于此），是龚家的长房长孙。龚自珍童年的首位老师就是他终身敬爱的母亲段驯。直至成年之后，龚自珍对慈母仍存有极大的眷恋之心，忆母之诗作比比皆是，其恋母情结不言而喻。段氏知书达理，乃学术名家段玉裁之女，性喜雅咏，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幼时龚自珍体弱多病，不便远行，父亲龚丽正只好独自先行到京师任职。所以，在他童年最初的这段时期，母亲担负起了启蒙教师的职责。段氏曾经引导幼小的龚自珍诵读吴伟业、方舟、宋大樽的诗文。在他幼年时所欣赏的三位诗人对于他日后诗艺的锤炼无疑有着重要之功。而灯前帐下，与母亲一起吟诵诗歌的脉脉温情，成为诗人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回忆。在母亲体贴入微的关爱和耐心的教育下，龚自珍哀乐过人、细腻敏感、发想无端的天性得到了最大的滋养，使他日后的情感犹如低回幽怨的箫声，在诉说着泯灭不定的心境，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童真的心境。
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与外公段玉裁，也深深影响着龚自珍。在学养方面，龚自珍自小就被培养对考据学、文字学、金石学的兴趣；而在自身人格塑造方面，龚自珍秉承家学门风，走上了读书入仕的道路。
龚丽正不仅是两榜进士，而且学养深厚，在仕宦之余，不忘著述，撰写了《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在龚自珍八岁的时候，父亲亲手抄录《文选》，在儿子放学后进行教导，这在幼小的龚自珍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严父的鞭策下，龚自珍自此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就在这一年，他得到了一本旧时的《登科录》，开始收集有清一代两百余年的科名掌故。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受父亲启发，又考证古今官制，考察古代至清代各朝代的官员制度，写成《汉官损益》上下篇以及《百王易从论》一篇。十六岁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究目录学，并且开始收集四库未收之书。十七岁跟随父亲游历北京太庙，从此衍发出对金石学的喜爱，并热爱终身。
正是龚自珍年少时受到祖父、父母的影响，非常乐于交朋结友，加之家庭条件优越，没有过多地束缚他的交友自由，龚自珍才得以塑造自身的人格和理想，日后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具有犀利的锋芒，具有直面时政、撼动人心的力量。
六次科举，始中进士
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龚自珍与表妹段美贞结婚，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编词集《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两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三十八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著书立说，经世致用
在这个时期，龚自珍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诗篇和散文。其中，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龚自珍到三十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厉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仕途失意，自任史家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学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文学成就”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lú，陈列）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龚自珍手札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学家、政治家的诗。
今存龚自珍诗六百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又如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所作七律《释言》四首其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点评”
龚自珍一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改革内政，抵抗外国侵略。他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他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改革风雷的风气。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一个精通经史、诸子、金石、小学、舆地的优秀学者，他曾多次表示要戒诗，然而除精严不磨的少作已散失外，现仍存古、近体诗六百余首，蔚成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