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公元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母亲为萧衍的贵嫔丁令光，又称丁贵嫔。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萧统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很多梁代以前的名篇佳作赖此得以保存。著名的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三十二分则”本，即是昭明太子分段编定的。原本一贯到底的长篇经文，经过他的分段编整，成为容易传诵理解的三十二个分则，各段并补充浓缩精要的副标题。由于他与其父对佛教教义流通的贡献，禅宗寺庙时常以梁武帝与昭明太子合祀为护法神。
好学博闻，知古通今
南朝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萧统生于襄阳。父亲萧衍时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南朝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梁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一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史书记载，萧统生而聪睿，自幼酷爱读书，博闻强记，颇有才气。三岁接受《孝经》、《论语》。四岁曾随老师沈约到乌镇书馆读书。
五岁就读遍儒家的“五经”，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到了十几岁，已是博览群书，满腹经纶了。他更喜欢“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南史》本传称“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南朝宋）以来未之有也。”
萧统少小时期的刻苦博学，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据传，明朝万历年间，乌镇同知（官名，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全廷训出于对昭明太子才学的敬仰，便在书馆遗址前建起一座门楼式、花岗岩石坊，上有沈士茂题写的“六朝遗胜，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匾额。
至孝奉亲，仁厚为民
萧统生来就与佛投缘，受父亲梁武帝影响，他从小参禅礼佛、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喜愠不形于色。
萧统十六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切欲绝，饮食俱废。梁武帝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一点麦粥，但仍不肯吃有滋味的果蔬。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人已瘦得脱了本相，变得羸弱不堪，官民们看见了，无不感动落泪。
萧统十二岁时，可能出于好奇，他来到衙署勘查审判犯人。堂官呈上案卷，请太子过目。他仔细地查阅着案卷，对堂官说：“是皆可念。”即凡事要以慈悲为怀，断案量刑也不例外，也要怀有慈悲怜悯之心，量刑轻重，能从轻的就不要重判。并问道：“我得判否？”意思是可以由我来判决吗？堂官见太子年纪尚小，就故意哄着他说：可以呀！于是他就在案卷上作了从轻的判决。这样一来可难坏了堂官，不知如何处置才好。无奈之下，只好进宫向梁武帝禀报。未曾想，武帝听后哈哈大笑，说：“就照太子的意思办吧！”显然，这是对太子的慈善仁厚深表嘉许。
萧统长大成人后，把黎民百姓的饥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梁“普通（梁武帝的年号）”年间，战事和天灾引起了社会动荡不安。萧统心急如焚，令东宫“菲衣减膳”压缩开销，省出钱来赈济百姓。他派出人员暗访民情，为贫苦百姓派发粮食，对逃难灾民每人赈粮十石，遇有死于路上的，则备办棺木帮助殓葬。同时，每年在东宫制办三千领“襦袴”，在隆冬之时施与贫苦百姓御寒过冬。而所有这一切，萧统都是在默默中悄悄进行的，从来不许张扬，更不得留名。
这，就是萧统，堂堂的昭明太子！他以自己的禅缘禅心，赢得了广大民心。正是因此，当后来宫中传出太子去世的消息，才出现了“都下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ménɡ，古代称百姓＜多指外来的＞）庶闻丧哀恸”的一幕感天动地的场景。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民心所归”！因果泾渭，不言自明。的确，昭明太子迎着佛光渐渐远去，瞬间化作了历史的永恒。然而，人民却在心中为他立碑，并和他的传世名作《文选》一样，熠熠闪光，千古流芳。
隐居天目山，分编《金刚经》
萧统性爱山水清音，不好丝竹管乐。曾在天目山筑舍隐居，研读经卷文章。天目山瀑飞泉流，巨杉幽篁（huánɡ，竹林），几所草庵掩映其间，令人神清气爽。一日，天色渐晚，萧统走进一间草庵，见一老僧正在诵经，萧统便询问他，老僧诵而未答。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佛经未曾尽译，因这老僧不通梵文，所以不辨章节，难以停顿。萧统只得在旁边一面等候，一面静听，直到天明。原来老僧诵读的是著名的佛教大乘经典《金刚经》。
萧统笃信佛教，通晓经卷，他清楚《金刚经》不分章节，篇长难诵，又眼见老僧诵读如此困难，便决意将《金刚经》分则（章）重新编订。他先将《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则（章），接着译出了全部经文内容，并为各章补入了浓缩精要的副标题，最后形成了《金刚经》三十二分则本，通行于世。这个全新的经卷版本，对佛经的普及推广和佛法的弘扬光大具有重要的贡献。由于分经用神过度，萧统的双目翳障（yì zhànɡ，眼角膜病变，遮蔽视力），渐渐失明。老僧便带他到东天目，以清泉洗眼，左眼复明，复回西天目以清泉再洗，右眼复明。当今，东西天目尚存洗眼池古迹。
几年后，梁武帝遣人将萧统迎回宫中，萧统又在宫内营建“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他身穿佛衣，膳不兼肉，招集名僧，穷经未已。
精心编《文选》，后世享盛名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深化。
对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进行品鉴别裁、芟（shān，割＜草＞）繁剪芜，进而纂辑各类文粹总集，就成为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引擎。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诗文总集，就是萧统主编的《文选》。
《文选》共三十卷，分二十八类。选收先秦之梁一百三十家的诗文辞赋作品共七百余首，是极具鉴赏价值的文萃精英。《文选》以“远略近详”、“薄古厚今”设计架构、谋篇布局，先秦只收子夏、屈原、宋玉等数人作品，汉代作品也不算多，大约四十余家，其余均为魏晋至梁的作品，但尚在世的名家名作不予收录。选文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基本准则，艺术风格注重“典雅”，“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并推崇“骈俪”、“华藻”，强调鉴赏价值。尤其钟情“五言诗”的汇辑，录汉至梁五十九家四百三十八首，凡古诗、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永嘉体、元嘉体、永明体等靡不具备，被后世称为“选体诗”，可考辨“五言诗”之流变发展轨迹。
《文选》文字华美、文采灿然，是历代科考取士的标准教范，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著名学者李善，以讲授《文选》为业，用毕生精力注释《文选》，析成《文选注》六十卷。随后，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的《五臣注》面世。同时，注家蜂起，或注释、或讲疏、或广续、或雠校、或评论，风风火火一直延续到清代而势头不减、经久不衰。李善为《文选》的传播普及做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他率先提出“文选学”的概念，开创了“文选学”之先河，使《文选》升华为文学史上的一门专门学问（学科），傲然自立于文学艺术之林。昭明太子萧统若“在天有灵”，真应该向李善道一声“谢谢！”
“文学成就”
萧统博学擅文、才华横溢。他以太子之尊，招贤纳士、谈诗论文，热衷诗文的编纂粹集。在何逊、刘孝悼等人的帮协下，编成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文选》共三十卷，选收先秦至梁一百三十家的诗文辞赋七百余首，其中不乏历代代表性作家的名篇名作，不少名篇佳作赖此得以保存。
《文选》以“远略近详”、“厚今薄古”的创作思路，设计架构、谋篇布局。选文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基本准则，艺术风格注重“典雅”，“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并强调“骈俪”、“华藻”和鉴赏价值。同时，特别钟情于“五言诗”的汇集，从古诗到诸体靡不具备，被后世称为“选体诗”，从中可以清晰看出五言诗的源流演进的发展轨迹。
唐代著名学者李善以《文选》为业，他把《文选》作为标准教范授业课徒，并以毕生精力注释《文选》，析成《文选注》六十卷，并率先提出“文选学”概念，开创“文选学”先河，使《文选》升华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自立于文学艺术这林，光耀灿灿、彪炳文坛。
“点评”
萧统一生主持编纂了许多诗文集，对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尤以《文选》最为著名。《文选》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文学史上的骄傲。它一经问世便享誉文苑，被奉为“圭臬（ɡuīniè，标准，法度）”。唐韩愈将《文选》与《论语》、《尚书》、《毛诗》、《左氏》并列，杜甫留下“熟精《文选》理”和“续儿诵《文选》”的诗句，宋陆游则对民谣“《文选》烂，秀才半”赞叹不已。而“文选学”的开创兴盛，引发了《文选》的升华，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在文学研究之林，《文选》占有重要的一席。这大概连萧统本人也始料不及。《文选》作为一部古典文学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至今依然不废，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