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信，执信，革命精神，
既鞠躬以尽瘁，复杀身以成仁。
嗟我诸生兮，毋忘执信之革命精神。——执信学校校歌
朱执信（1885—1920）是赵泰来祖母的父亲，广东番禺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朱执信是孙中山追随者，一生致力于创建民国和维护民国的伟大事业，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智慧过人、才华横溢、品质高尚，可惜年仅35岁就被军阀愚氓乱枪结束了生命。诚如孙中山所言：“朱执信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先生不止为文武兼备之革命实行家，论其一生行为，算是中国之明星”。
朱执信出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加深的19世纪末叶，良好的家学及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十岁那年，听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失声痛哭。他父亲目睹此情景心中暗自高兴，对妻子说：“是儿虽年幼，有大志，他日际会风云，或能驰驱国事，期得一当也。”
少年的朱执信把对国运的忧愤全部融入勤奋读书，博览精思中去，对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亦颇有兴趣。
1902年，朱执信入读广州一所新式教会学校——效忠学堂，在那里主攻国学，兼习英语、日语、数学和历法等。在课余他还与古应芬、四舅汪精卫等组织“群智社”，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原富》、《民约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名著以及国人创办的《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学杂志，逐渐形成反清救国的民族民主思想。
两年后，朱执信在两百多名广东应考生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日本法政大学录取，这年冬天，朱执信与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等人东渡日本，一边学习救国图强的真才实学，一边开始了他的反清革命道路。
朱执信是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东京与留日学生会面。朱执信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者的气魄深怀敬意，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是年8月，孙中山倡导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及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朱执信成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并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从此，年仅20岁的朱执信就紧随孙中山，以身许国，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能文能武的得力助手。
从加入同盟会起到献出生命的十余年里，朱执信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论著和信札，积极宣传、阐释三民主义，批驳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君主立宪思想。他指出，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可以并举，不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就不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中国积弱积贫、主权丧失、利权外溢都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结果。要推翻清政府则只有革命，“舍革命更无他术”。
朱执信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学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武器过程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朱执信在《民报》上连续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热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翻译《共产党宣言》十大纲领和《资本论》的有关内容。他被誉为“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共产党人之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曾说过：“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朱执信与廖仲恺等友人合照。右起廖仲恺、汪精卫、朱执信、胡毅生。（广州博物馆提供）
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1907年，朱执信随孙中山返回祖国，密谋举行武装反清起义。朱执信回到广州，以担任广东法政学堂教员为掩护，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后来成为国民党重要人物的陈炯明和邹鲁就是在朱执信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道路的。
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初期，由于缺乏资金，没有武装力量，都曾将暗杀这种恐怖行为作为革命的重要手段，以为这样子可以震慑清廷，加速清王朝的崩溃。朱执信积极参与并策划谋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活动。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朱执信又积极参与戊申、庚戌两次广州起义，但都因准备不足或消息泄露而失败。
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朱执信参加了著名的广州三二九武装起义。他在黄兴的指挥下，拿把剪刀把长衫下半截剪掉，手持炸弹高呼“从黄胡子去拼命！”投入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他们投掷炸弹，炸坍墙壁，引起大火，并四处搜索两广总督张鸣歧不遇，却遇到正赶往督府的候补道台李象震，革命党人一阵乱枪当场将他击毙。后因大批清军赶来，冲散了起义队伍。
朱执信此时胸部已负有枪伤，血染衣裤，但他仍奋不顾身，边射击边撤退，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他带着伤痛混入清军，镇定地折入横巷，绕至双门底（今北京路）附近林氏书塾，悄悄乘船离穗赴香港。
说起这次能平安脱险，还多亏了朱执信头上的那条辫子。在日本留学期间，不少革命党人都已经把那条“猪尾巴”剪掉，以示与清政府的彻底决裂。有一天，胡汉民和汪精卫共同劝说朱执信剪掉辫子，不料他突然拔出小刀，愤然陈词说：“谁再劝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结果剪辫一事也就不了了之。至于朱执信为何迟迟不肯剪辫子的原因，在三二九起义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从日本回国后，朱执信能即刻在广东法政学堂找到教员的工作，他能够深入会党和新军进行秘密发动工作，他能够在清军重重包围之中安然脱险，都因这条“猪尾巴”发挥了关键作用。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朱执信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三二九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收敛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营葬于广州黄花岗。参加此次起义的一百三十人中，战死和被捕牺牲的有一百多人。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潘达微通过慈善机构出面，收殓遗骸72具，营葬于广州黄花岗。1912年朱执信任广东革命政府核计院院长时，与邓铿、潘达微等向广东都督呈文，请拨款修建纪念碑。现在广州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址已成为后世缅怀辛亥革命先贤的重要教育基地。
朱执信自参加武装斗争以来，就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许多志士都称他是个“不晓得有险字”的人！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朱执信等人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并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朱执信致函家人：“我决意为革命牺牲，家人但视我为已死即可，现在不能筹钱养家，只可暂将妻及女托于外家，将弟妹托于舅父家。”朱执信又以沙煲为例说：“譬犹沙煲，有用以煮饭，经岁月而后损坏者；又有用以盛炸药，掷向盗贼，随用随毁者，吾则盛炸药之煲也。”
1911年11月广东光复后，朱执信担任了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广东军政府（后改为都督府）的总参议，负责审理机要、参与密务、兼理军法，地位举足轻重。后来还先后担任广（州）阳（江）军务处督办、广东核计院院长等职务。他主持军政府的日常工作，常常是宵衣旰食、夜以继日，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睡眠。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这样评价朱执信：“人但知先生当时不过做个总参议而已，哪知先生的焦劳，先生的骨里负责，实在比任何人都厉害。先生做事与众不同，不居名、不居功，暗中做着一个很大的运动的中心人物。”
1916年，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与朱执信（左二）等人合照。（广州博物馆提供）袁世凯在北京解散国会，改元“洪宪”当起了大皇帝之后，孙中山发动了讨袁护法运动。朱执信于1915年12月受命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负责广东方面的军事活动。1917年朱执信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随孙中山率起义海军南下护法。由于滇、桂军阀的破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孙辞去大元帅职务回到上海。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朱执信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发表《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统一南方。为此朱执信于6月下旬再次被派往漳州，敦促驻扎该地的粤军西进讨桂。随即又不避艰险潜回广州，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伐桂系军阀的行动。8月下旬，粤军攻抵东江一带，与桂系在东江流域的惠阳、河源、龙门一带相遇，激战多时，一时胜负难见分晓。这时朱执信旧部，虎门要塞的肇军表示愿意脱离桂军，要求他到虎门主持一切。
1920年8月4日，孙中山致朱执信的最后一封信函，嘱其与王绍一接洽，出兵讨伐盘踞两广的桂系军阀。一个多月后朱执信在虎门牺牲。（广州博物馆提供）虎门雄踞珠江东岸，南临伶仃洋，历来为兵家要地，桂军第三旅旅长丘渭南兼虎门要塞司令。就在粤桂两军胶着对峙在东江流域之时，丘渭南突然表示欲脱离桂军军阀，无疑是粤军开辟新战线而扭转战局的良机。尽管革命党人指出降军内部情形复杂，必须慎重从事，以防意外，力劝朱执信不要前往。但朱执信坚信只要对大局有益，不必计较个人安危，坚持前往。
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与何振冒着生命危险，经虎门沙角炮台到达龙溪，约请已攻入虎门要塞的东江民军司令邓钧商议。邓钧约朱执信到东较场邓营会面。经协商邓钧表示愿意缴还先前扣压降军的枪械，并接受丘渭南的统一指挥。但就在朱执信与何振准备离开之际，丘渭南部下冯德辉的部队忽然发起攻击，包围了民军，朱执信等人不曾提防，在枪林弹雨中被乱枪击中多处身亡。
历史不容许假设。如果容许的话，人们就会想到，假如朱执信不是那么固执、拼命，仅仅为了一个区区虎门炮台而搭上性命的话，那么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历史是否会改写？
对朱执信之死，绝大多数国民党高层都悲痛欲绝，也认为朱执信之死太不值了。吴稚晖哀叹：“得一广东，失一执信，不合算，不相当！”孙中山多次赞扬朱执信的无畏精神及高尚品德，肯定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称朱执信“乃革命中之圣人”，“执信牺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陈独秀的挽联称：“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一年多后陈炯明叛乱之时，孙中山想起朱执信，又悲哀地叹曰：“如执信尚在，竞存（陈炯明字）当不至此！”
1920年12月15日，护法政府将朱执信的灵柩送回广州。次年1月16日，归葬于广州驷马岗（今先烈路）。这场葬礼规格之高，场面之隆重，气氛之悲壮，诚属空前。1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朱执信的灵柩从宝璧舰上卸下天字码头，置于四轮马车承载。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陈炯明、许崇智等均步行执绋。上午11时从天字码头出发至下午1时许才抵达驷马岗坟场举行葬礼。送葬人数达三万余人，其中军政及社会各界名人不下万人。朱执信灵柩下葬时，朱夫人杨道仪抚棺痛哭，扑向冢中欲以殉节。孙中山见状立即用自己的身躯作阻挡掩护，才得以幸免。然而朱夫人悲痛欲绝，再三晕厥。送葬者个个掩面痛哭，朱执信的同学及挚友胡汉民也因哀伤过甚，晕倒在地，场面极其悲壮感人。
在孙中山的倡导下，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筹款于1921年10月10日成立了执信学校（即今广州市执信中学，现执信中学已于番禺、南海设立分校）。1923年，在朱执信殉难地——虎门太平街上立碑纪念，上有胡汉民题写碑名及碑文。“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填塞碑铭，1986年修缮复原，1990年被列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竖立在虎门镇中心的朱执信纪念碑。碑铭和碑文为胡汉民题写。
朱执信死后，留下三女一儿，度日十分艰难，“家无宿粮，孤寡堪悯”。同志们将此情况向孙中山反映，孙中山听后十分难过，立即亲笔致信党内：“凡我同志，念执信兄夙谊者，尚祈转为告语，量力相助，毋忘旧交……”阅者无不动容，纷纷解囊，才使孤儿寡母生活得以为继。
朱执信夫人杨道仪女士与儿女在恭竭朱执信墓的合影，时为1929年。中间的女孩应当就是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寿英），即赵泰来的祖母。（广州博物馆提供）
朱执信疾恶如仇，刚直敢言、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精神和作风在当时国民党高层中十分突出。他十分不耻和痛恨那些趋名逐利，八面玲珑的势利小人，而对于自己却苛求得像个苦行僧。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朱执信带伤只身逃亡香港，而他的家人还被困在广州无法转移，为躲避清军搜捕，日日不敢出门，生活十分艰难。城中同志得知朱家窘况，想将“党内余款二三十元周济，暂解妇孺无米之炊”。执信知道后，从速去信阻止，信中说“吾妻可往外家，吾妹可往舅处，何等安乐。此乃公款，万不可妄予”。见信后大家十分感动说：“此等事，唯执信能够做到。”就连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也对他的这位外甥作出这样的评价：“他（执信）第一用省察刻厉的功夫，除去自己的恶；第二用鉴空衡平的功夫，除去朋友的恶；第三用坚壁清野的功夫，除去世间所有的恶。”
朱执信在多个场合说过：“俄国共产党人工作的时间，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则特别比非共产党员少，只有这样的牺牲精神，才可以成就一个革命的事业。”朱执信是这样说，也是这样以革命党人的标准身体力行地示范着。他面木讷、言语少，骨子里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忍耐力；他对敌人，对一切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对同志对百姓却如兄弟般的爱护；他将国家的事、革命的事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而对自己的事、家庭的事却常常顾不得考虑；他对工作极努力、极投入，对生活的要求却极简单，对自己的言行极自律。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动着、影响着所有熟悉和不那么熟悉他的人，长久地为活着的人所敬仰、所赞颂、所学习。直到今天，依然是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触及灵魂，令人洗刷心灵！
赵泰来说，当年朱执信四处奔波，无暇照顾妻女，他最小的女儿朱娱（后改名为朱寿英）就是寄养在虎门亲戚家里。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冒死到虎门要塞调解民军与桂系降军纠纷时，就曾先到亲戚家里看望小女，谁料这竟成了永别。
朱寿英长大后，经邹鲁介绍嫁给了赵秉钧的儿子赵福生。何箕龄带着赵福生两姐弟经新会来到新加坡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邹鲁把赵福生姐姐介绍给当地一位姓李的富商做“妹仔”，后来做了填房。李姓富商死后，他姐姐分得不少财产，又无子女，就把钱都花在赵福生、朱寿英身上。朱寿英用姐姐寄回来的钱，在朱执信遇难地的附近，购置了一座南方四合院大宅。朱执信遇难的地方如今已被当地政府扩建为执信公园。围绕着这座公园的一条环形马路，一边是则徐路，一边是执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