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在夺取更始王朝京都洛阳的决战中,面对更始30万大军驻守于城坚池深的洛阳城,深知以武力硬攻难以奏效。于是,先对更始两员主将施展离间之计,借刀杀人,除去了李轶,诱降了朱鲔,轻取洛阳,为刘秀集团全部进占中原腹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盘据西北地区的隗嚣,占有山川地势之险,兵精粮足,文臣勇将济济一堂,且南连巴蜀,背依今青海地区的诸羌部落,成为东汉统一西北和巴蜀的最大障碍。东汉为征服这一强大对手,除了调集精兵勇将10多万大军外,也采取了分化瓦解、政治诱降等手段。东汉王朝在进军之前,首先收买了隗器的大将马援,并通过马援劝降隗器及其他将领。同时,又派人诱降了隗嚣侧背的另一割据势力窦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隗嚣的顽固势力后,才发动攻击,经过多次交锋,终于歼灭了隗器集团,为进军巴蜀扫平了道路。
三、重视战略基地的作用东汉王朝的起家之地,是当时的河北地区。这一地区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河南、河北、山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虎踞黄河之滨,距京都洛阳仅一河之隔,退可以险拒守,进可直捣洛阳,长安两京。东汉王朝看到这一地区对其争夺天下的重大战略意义,因而,特别重视这一地区的经营,以使其成为巩固的战略基地。
刘秀为经略河北,以其得力将领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嘱托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指刘邦)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土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巳”。接着又以大将冯异为孟津:降军,屯兵于孟津渡口,以阻止更始军渡河北上,刘秀正是由于巩固了河北这一重要的战略基地,使其兵精粮足,进退自如,很快兵临洛阳,进占长安,进而成为争雄天下的霸主。
四、多种战术手段并用,指挥艺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东汉时期的战争,继承和发扬了历代战争中所使用的许多作战手段,不少将领在战争中表现了一定的指挥才能,诸如集中兵力,后发制人,远程奔袭,声东击西,瞒大过海,欺诈伪装以致暗杀敌军将领等等,均运用得相当巧妙。
东汉王朝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镇压铜马农民起义军时,分析了铜马军的具体情况,任凭其反复挑战,采取坚壁不战,断绝铜马军粮食补给的对策。三旬过后,铜马义军兵疲食尽,求战不得,只得撤走。汉军此时乘势追击,大败铜马军。建武四年(公元28年),东汉进击董宪军时,也是距敌百里之外,扎营驻守,不与敌军交战,只派兵监视董宪军的动向,待董宪军粮尽退走之机,立即挥军追歼,一举将董宪军击破于昌虑。人将耿宾击破张步、来歙进击隗嚣均相当成功地采取了这一战法。
一些奇袭成功的战例相当出色。建武八年(公元32年),东汉军在进攻隗嚣的重要战略城邑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时,汉将来歙熟知隗嚣军的虚实,乘隗嚣军疏于戒备之时,率精兵2000,迂回山中,伐木开路。出敌意料,一举攻占略阳,隗嚣闻讯,大惊道:“何其神也”!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军南下进攻巴蜀地区的公孙述时的几次迂回奇袭也相当成功。当时,汉军统帅岑彭以部分兵力牵制公孙述军的主力,自率主力沿嘉陵江而下,复又折回江州,使敌人产生汉军撤退的假象。然后再暗中沿长江而上,突然进击防守于黄石的公孙述部将侯丹军,一举将侯丹击败。旋即日夜兼程,长途急进,直取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敌不意地迂回至蜀军主力背后,即将逼近成都。公孙述大惊失色,以手杖连连击地惊呼“是何神也!”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了3年),班超等率三十六吏土出使西域,在与匈奴武装使团争夺鄯善时,利用夜间纵火,突袭匈奴军,一举威服鄯善,也是这方面的杰出战例。
军事间谍和诈谋手段的运用,也有许多生动的例证。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将岑彭率军南征秦丰时,被秦丰大将蔡宏阻于邓地(今湖北襄樊西北)数月之久。为击败秦丰,岑彭故意于夜间下令紧急备战,向全体士卒和被俘的秦丰土卒宣告:明天一早即急袭西方的山都(今襄樊市区),并命人放松对俘虏的看管。一些俘虏连夜逃回向秦丰报告后,秦丰信以为真,急忙率部西调,准备迎击岑彭军。但岑彭却暗中率军东进,直捣秦丰的老巢。秦丰大惊,再回军东向,已为时过晚,终于被岑彭大败。在东汉军平定公孙述的作战中,公孙军连遭失败。公孙述为扭转颓势,先于北线战场,派刺客刺杀了汉军大将来歙,后来,当岑彭军逼近成都,公孙述于即将覆亡之时,又派刺客将岑彭暗杀。这两起暗杀对方统帅成功的事件,在古代战争史上颇属鲜见。
二、东汉时期的杰出将帅
刘秀:字东叔,东汉时期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自西汉末年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后,即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战争生涯。刘秀靠镇压和吞并农民起义军起家,而后,又在扫平割据势力中,成为东汉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做为东汉时期战争舞台上的决策人物,既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军和作战经验。
关照战略全局的长远发展,周密地策划和推进每一个阶段的战争活动应当说,刘秀在起兵之初,并非就具备了长远的战略眼光,而是在战争实践中,增长了他这种统帅的必备才能。昆阳之战,莽军号称百万大军包围昆阳小城时,众人皆为当时的危急局面所吓倒。只有刘秀正确地估计了战略全局的形势,毅然率领10多个人冲出包围,调来援兵,一战而获得了带战略决战性的胜利,初步显露了他敢于和善于从战略全局上决策问题的才华。当刘秀以大司马的身分前往河北地区扩大更始政权势力的时候,这种驾驭战略全局的能力便更加显露出来。他在河北地区初步打开局面后,就处处注意为自己称帝,实现恢复汉家帝业的宏图做出了长远的战略安排。他在河北地区把三方面的势力,均敝为自己的敌人,即农民起义军,王芥政权的势力,更始政权的人马。利用谁,打击谁、先消灭谁、再消灭谁、最后消灭谁,都是全局在胸。当河北地区大局即将确定之时,他的目光早巳转向了长安和洛阳的更始大军;在更始与赤眉军火并之时,他又做出了下一步彻底消灭赤眉军的作战谋划;在他向东扫除割据势力时,即想法排除西方可能出现的威胁;当他进攻隗器统治的陇地时,又预见下一步攻取蜀地的作战困难。他得陇望蜀,一步一个脚印,周密部署,环环相扣,始终把握着战略全局的发展情势,胜券稳操于手。
政略、战略、策略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交替运用经略河北之初,是刘秀最困难的阶段。他虽,然由手昆阳大战,威名远扬,但他初入河北,势孤力单,既无雄兵,又无战将,他就依靠政治攻势,笼络吏民,收买人心,建立自己的权威。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刘秀持节到河北后,巡视郡县,考察官吏,“辄见两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宫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很快便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当刘秀集团有人考虑用决开河水冲淹赤眉起义军时,尽管刘梦寐以求要消灭这支力量强大的农民武装,但他却从收买人心出发,认为决堤放水过于残暴,拒绝了这一建议。当刘秀初步拥有了4000多人的武装时,他便首先击灭了最顽固的敌人。在他的武装力量连战皆捷,势力大大膨胀之后,便立即联合各郡的兵力,以军事围剿和政治利诱相结合的手段,收编了这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他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几十万军队的统帅,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
刘秀夺争洛阳,深知面对更始政权朱鲔、李轶等30万防守大军的严重局面,若以武力硬攻,结局如何很难预料。为此,他又是首先施展政治攻势,以冯异劝说李轶投降。当李轶决定投降刘秀后,刘秀又施展离间之计,将李轶投降的消息透露给朱鲔,结果借朱鲔之手,杀掉了李轶。接着又派人说降了朱鲔。就这样城坚池深、30万重兵防守的重镇洛阳,便被刘秀垂手而得。刘秀在宜阳地区最后消灭赤眉军的重兵集团和其统帅部时,他将六路大军部署完毕,当赤眉军精疲力竭,走进他重兵布置的包围圈时,刘秀并不急于出兵进击,而又是通过政治攻势,逼迫赤眉军自动放下武器,降服于他。在刘秀以后进行的消灭陇西割据势力隗嚣时,再一次将招降利诱与军事进攻结合起来,均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战略指导刚毅稳健,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刘秀在他十七八年指导战争的实践中,充分表观出一个优秀统帅应当具有的刚毅稳健的可贵气质,从不鲁莽造次,海战力求制胜敌人。因而,常常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刘秀先命邓禹争夺关巾与赤眉军交战时,严令他不要与亦眉军硬拼,赤眉军缺乏军粮,军粮一断,必然东归,要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才能消灭它。邓禹违背了刘秀的作战方针,结果吃了败仗。刘秀立即决定撤换邓禹,而以将军冯异代替邓禹。刘秀在命冯异出征时,明确告诫他一定要“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决不可轻敌冒进。冯异坚决贯彻了刘秀的指导方针。结果崤底一战,大胜赤眉军。刘秀在镇压铜马起义军时,根据铜马军粮食补给的情况,决定采取先派兵断绝铜马军的粮道,待铜马军兵疲粮尽退走之时,再行击灭它的作战方针。于是他“坚营自守”,铜马反复挑战,刘秀均按兵不动。一个月后,铜马军果然粮尽,起兵退走。刘秀此时,则抓住战机,挥部追山,大胜铜马军。刘秀在消灭割据势力董宪时,也是在争得了确有制胜把握时,才向敌人发起攻击,一战而胜。当时,刘秀已确知董宪军粮食不足,难以持久,粮断之时,必然撤走。于是,刘秀率军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耐心地等待战机。为时不久,董宪军阴因军粮断绝率军而走,这时刘秀立即指挥大军将董宪军团团包围,一举击破了敌人。刘秀在派吴汉率军进攻蜀地时,特别告坼吴汉,成都有10万众兵,决不可能轻敌,你应该坚守广部,待公孙述派军来征,假始敌人仍不敢来攻,你再率军转移至距离敌人较近的地区,仍设营坚守,一定要等敌人向你进攻,精疲力尽时,你再出击,便可稳操胜券了。吴汉开始没有按照刘秀的指导思想去办,硬攻成都坚城,吃了败仗。后来,改按刘秀的指示回师都坚守,引诱敌人前来进攻,最后,吴汉军终于一举攻克了公孙述的京城成都。
治军宽严适度,重赏轻罚,善于笼络军心刘秀治军有其严格的一面,也,有其宽容大度的另一面。他对于军队的纪律十分重视,凡是放纵军队抢掠的将领,刘秀均给以严厉的批评。侍御史杜诗,发现将军肖广纵容士卒在洛阳城内任意掠略。杜诗多次劝告肖广,肖广不听,杜诗未经向刘秀报告,即斩了肖广。刘秀对杜诗不但不怪罪,反而大加封赏,赐给杜诗以“戟”,授予他惩治不法将吏特殊权力。吴汉攻占成都后,纵兵烧掠公孙述的宫室。刘秀对吴汉严加训斥。刘秀这样做尽管引起一些贪婪之士的不满,但颇得正直将领和社会民心之赞扬。
刘秀对待犯有过失的将吏,只要不是屡犯不改,他都是坚持施之以教诲。刘秀在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镇压了檀乡农民军对功臣封赏时,还念念不忘地教育大家注意严格约束自己,刘秀说:“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水,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刘秀重赏轻罚的最大特点是赏赐时决不吝惜官禄钱财。博土丁恭见刘秀赏赐过重,有的一次封食邑四个县,便建议刘秀说,自古帝王封侯不过百里,太大了,不利于强干弱枝,现在封列侯四个县,不合古之法制。刘秀则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赏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坚持重赏列侯之功。
刘秀重贤、爱才,对于确有真才实学之土,每加重用,并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充分余地,因此有力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当然,这种余地也是有限度的,以不危害他的统治为前提。
总之,刘秀无论率军作战,平时的治军选将,都大有儒将之风。他长于“运筹帷幄”,一切决策都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不失为古代封建帝王和著名军事统帅中军政兼备,智慧豁达,刚毅稳健之姣姣者。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冯异是刘秀手下的重要战将,他谦逊持重,从不居功骄傲,为刘秀和东汉王朝的建立屡建战功。范晔在其史著《后汉书》中旨出:“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可见冯异具有较为杰出的将帅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