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概念里，没有真正的挫折
我的人生道路从未有过挫折。
若用准确的词语来表述，那就是我从未使用“挫折”一词来回顾自己的人生。
即便发生同样一件事情，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把它看作挫折，有人却不认为是挫折。就拿我来说，哪怕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我也不会把它看作挫折。
但是，过后再仔细思量，按照普遍的认识，我也算是经历过好几次“挫折”了。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谈一谈这些“挫折”。
首先谈一下我读研究生时的校园生活。由于走了很多弯路，我完成研究生的博士课程比其他人要晚很多，那时都已经三十一岁了。
这是因为，我之前考研究生的时候经历了一番周折。在进入自己喜欢的“哲学”专业之前，用掉了很多时间。
希腊语成了我的障碍
我从高中起就一直想要学哲学。教我们伦理社会课的老师曾在京都帝国大学进修过哲学，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授很深奥的内容，我因此被哲学深深吸引。进入大学以后，我准备以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这个人物作为研究课题。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一位犹太人思想家，正好与耶稣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何我想要研究斐洛呢？因为我对希腊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交融很感兴趣。
在斐洛生活的那个年代，犹太人已经不懂希伯来语了。但是，基督教所说的《旧约圣经》（犹太教作为《圣经》）原本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也就是说，犹太人无法用原来的语言来阅读当时的《圣经》。那么，当时他们读什么呢？是由七十位学者将希伯来语《圣经》翻译成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圣经》。
可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融入了很多希腊哲学的概念。换言之，就是当时犹太思想与希腊思想交融在了一起。对此，我非常感兴趣，想就此进行研究。虽然是这么想的，但其实这是一种鲁莽的挑战，因为当时我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都一窍不通。
虽然很想研究，却不知从何入手。正当我在苦思冥想“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与一位老师不期而遇。
与教我“迂回而行”的老师不期而遇
能与这位老师相遇，实在是三生有幸。同时，也开始了我的“迂回”之路。有一天，我正在大学校园的一角看书，看的是日本国内著名大学者田中美知太郎先生所著的《哲学入门》。恰巧有位同一社团的学弟经过，他问我在看什么书，我就把书递了过去。没想到，这位学弟将目光停留在了卷末的解说处对我说，写这解说的森进一（哲学家、小说作家、关西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先生是他父亲所执教的大学的同事，他们是朋友。
如今回想起来，假如当时我只是随便附和一声说“是吗”就完事了的话，就没有现在的我了吧。
于是我拜托学弟，请他一定介绍我与那位老师认识。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当天晚上学弟的父亲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既然这样，那我就给你介绍吧。好像他一直在家举办读书会，我想办法联系他一下，让你也参加。”于是，在来电话的一周以后，我就坐在了森进一先生书房的沙发上。
森先生说：“所谓哲学，其语言和概念都来自希腊，所以不从希腊哲学开始学就毫无意义。今后，无论你们学习什么哲学，希腊哲学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也就是说，我必须得下决心，认真投入希腊语的学习中去。这时，我已经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了，从零开始学习希腊语，阿尔法、贝塔、伽马……同时也去参加这样的读书会。很多年里，我每周都会去参加读书会。
当时我跟森先生说自己准备从零开始学习希腊语，他说那样我得推迟一年毕业了。他说，如果不推迟，那么我的希腊语水平就达不到研究生院的要求。我就想扎扎实实地把希腊语学好，即使推迟一年毕业也无所谓，没有一点犹豫。只是从结果上来说，我大学读了五年。或许有人会把这种迂回叫作“挫折”吧。
只在大学里学的算不上哲学
我去森先生家不只是学习希腊语，还学习哲学、学习人生。参加读书会的，不仅有同龄的年轻人，还有年长的，个人的背景也是各色各样，既有像我这样立志于学哲学的人，也有学医学的学生，还有正在行医的医生。做医生的人理应每天都很忙的，可他们在来之前都已经预习好了。而我虽说目标是成为专业研究学者，但完全不能跟他们比，优秀的人真是太多了。我如果不是认真做了预习笔记来参加，否则就很难跟上，可是有的医生完全不用看笔记，非常流利地翻译着希腊语，给了我强烈的刺激。
聚集到这里的人们不但水平很高，还从本质上教会了我什么才是学习。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读书会并不是学院派的世界。
我的志愿是做一名哲学研究者，而其他与会者都已经踏上社会，或者已经作为专业人士活跃在各自的领域。这些人认真学习希腊语、学习哲学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哲学原本的意思就是“爱智”。哲学绝非仅限于专业人士在大学学习的那些东西，是可以由不同类型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学习和实践的。了解了哲学原本的面貌，我之后在学习哲学的方法上确实有了改变。
大学毕业以后我参加了研究生的考试，可第一次考研失败了。
这也算是“挫折”吧。硕士课程的考试很难。还有希腊语考试，其考试内容及知识与英语、德语这样的近代语言的水平相同。拿到写满了希腊语的考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不借助词典把它翻译出来。我自信自己学习希腊语很努力，短时间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谁知第一次却失败了。
几经波折总算考上了研究生，也没有多大进步。我的老师藤泽令夫先生（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在教学上很严格，他的学生几乎没有能读满两年正常的硕士课程就毕业的。读三年甚至四年，也不算稀奇。我就读了三年。
先生并没有直接指导我的硕士论文。可以说你选任何题目都行，反正不管你写什么都不会让你过的。
就这样，虽然作为研究者的初级阶段，进展不尽如人意，但幸运的是我选择了迂回战术，反而找到了通往希腊哲学的捷径。虽然在别人看来，我走的这条路充满了挫折，但我觉得对自己而言，是找到了幸福。
母亲的病教给我的道理
再补充一点，那个时候我的私人生活也经历了可称之为挫折的考验。我刚考上研究生，母亲就因脑梗死病倒了。我和父亲轮流照顾母亲。父亲白天有工作，除了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之外，我和父亲每天有十八个小时要轮换着守在母亲病床前。因此，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无法去学校上课。
当时，我感到很焦虑。因为自己要一直照顾生病的母亲，而同期入校的同学则正在不断地学习。我只能守在母亲躺着的病床边，拼命看希腊语的教科书。
看护母亲的经历，对我而言也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若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或许就此成了一名哲学研究者吧。
在母亲病床边度过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当然，这也是柏拉图哲学的课题，我也在看书学习。但是，母亲一天天地衰弱，也促使我不得不对人生的意义进行认真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作为一种知识，而是作为我自身的人生观。母亲渐渐地失去了知觉，最后进入了昏睡状态。
目睹母亲的样子，我每天认真思考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病成这样依然必须活下去，这样的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在思考的过程中我领悟到，名誉和野心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我处于立志学哲学的阶段，也早就断了赚钱的念头，不过“想要成为研究学者获得成功”的野心还是有的。但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心想：难道成功就是立志学习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前面谈到的参加森先生主办的读书会的经历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就像森先生在大学里教书，同时也是小说作家那样，我开始思考，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能只有研究工作。
我意识到自己还是被要成为大学教授的名誉心束缚住了，于是追求更纯粹地学习哲学的意识渐渐占上风。
母亲住院三个月以后还是去世了。当我伴随着母亲的遗体回到家里，感到自己的人生发出了惊天巨响，脱离了追求到目前为止人生目标的轨迹。
当然，我也认为跟着博学的老师和优秀的同学们一起度过的校园生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人生并不是只有大学。我开始想，不能一辈子就做一名研究者。于是，我走出了校门。因为有了这样的伏笔，所以才有了日后与阿德勒心理学的相遇。
因抚养孩子的苦恼而与阿德勒相遇
精神科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年出生于奥地利，我与他相遇缘于抚养孩子。还在读研究生博士课程的三十岁的我，有了第一个孩子。
当时我妻子也有正式的工作，所以也不用商量，我就担负起了接送孩子去托儿所的任务。我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于是产生了种种烦恼。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处于不断失败的摸索状态。这时候，有一位朋友建议我说阿德勒心理学或许可以为我提供参考。
经过多方查找，我了解到阿德勒是从学院派的世界脱离出来之后得到了重生。他曾提交了一份足以胜任维也纳大学教授的论文，可是被退了回来。
我觉得似乎在某些地方，我们的经历重叠在了一起。
最引起我共鸣的是，阿德勒的整个职业生涯基本上一直都在从事医生的工作。而且是在付不起医疗费的贫苦大众居住的地方，一心一意地从事着临床医疗。
因此，他所阐述的不仅仅是理论和思想，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并且拥有强大的力量，以至于立刻就可以使人改变人生的道路。
但是，在当时的日本，他并未受到相应的关注，几乎没有人研究他的学术。因此只有我自己来做了，于是我就开始研究起阿德勒的心理学。
不过，我并没有将此与自己之前的研究进行有意识的切断，还是按照哲学的流派来把握阿德勒的学术。因此，对我而言，阿德勒与其说是心理学家，不如说更像一位哲学家。这种认识我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我也是把阿德勒作为“哲学家”介绍给读者的。
阿德勒与弗洛伊德、荣格等近代心理学的先驱不同，他之所以鲜为人知，坦率地说是因为在大学的课程里几乎没有讲过他的理论，也没有介绍过他。就连大学里专攻心理学的学生，很多人也只是听说过阿德勒的名字。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1989年已经三十三岁的我开始研究起阿德勒来。最初我是一边阅读阿德勒的原著一边照顾孩子的，不久便取得了阿德勒心理学的心理辅导资格。
我平时一边担任大学的外聘讲师，一边从事自己本专业的希腊哲学的研究，同时还研究阿德勒心理学，到了四十岁，总算有了专职工作，是在一家精神科医院做心理咨询顾问。
虽然很迟才找到正式的工作，理应珍惜，但是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就辞职了。
辞职，执笔《被讨厌的勇气》
辞职是因为医院的工作非常繁重，我把身体搞垮了。
每天就算工作十二个小时，也还是有工作做不完。但是，我又非常自信，觉得医院很需要自己。
我去大医院接受了精密的检查，结果是原因不明。可能是过劳与紧张加在一起造成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我也回到了单位。可就在这当口，我上楼梯一脚踩空，又把脚崴了，不得不病休三周。
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或许也叫挫折吧。
这个打击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崴了脚，而是因为我发现，即使我不在，医院也运作如常。本来我很自信，医院没了我肯定不行。毕竟像我这样无论对患者病情还是对医院运营样样精通的人很稀缺，我不在，医院的运转肯定不顺利。
然而，并非如此。
我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因为那时我把工作看作自己的依归之所，所以觉得有很大的失落感。但也正因为我辞去了这家医院的工作，后来才有了执笔《阿德勒心理学入门》一书的机会。
我是1999年3月辞职的，同年2月，KK最畅销出版社的编辑寺口雅彦找到我说能不能给他们写一本有关阿德勒心理学的书。由于在当时的日本，阿德勒心理学还不为人所知，故他力劝我，说一定由他们的出版社来发行这样的入门书。我被他说服了，因为他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人。
如果我一直这样在那家医院从事咨询顾问工作的话，估计就完全没有时间执笔了。很幸运，《阿德勒心理学入门》这本书又重新再版，现在依然很畅销，成了长期畅销书。
你看，我的人生并不像通俗意义上的那么顺利，但我无论是生病，还是受伤，又或是辞职，结果都是好的。
而且，作家古贺史健读了《阿德勒心理学入门》以后，又促使我执笔《被讨厌的勇气》。
不过，在这些书出版之前，我还经历了种种事情。以《阿德勒心理学入门》为契机，我不仅从事翻译工作，还一边进行研究和讲课，一边继续着写作工作。
到五十岁时，我因心肌梗死倒下了。
当时，我满以为心肌梗死是七八十岁的人才会得的病，所以五十岁就得这病，是非常出乎我意料的。不过，母亲因脑梗死而去世的时候是四十九岁，而我和母亲是同一天生日，自己到了母亲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岁这个年纪，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不由得担心起来：啊！我是不是和母亲一样，寿命不长呢？
所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大概都会有这样消极的想法吧。以为自己能活得更长久些，这么年纪轻轻就死了的话，该令人多么遗憾。
幸亏我保住了性命。我恳求主治医生，无论我的病有多重，即使是一步也走不到外面去，只要能帮我恢复到可以写书就行。
这场病使我清晰地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出院以后真的写了很多书。现在依然每年都要写四五本书。已成为畅销书的《被讨厌的勇气》一书的题目，也是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形成的。
挫折的体验是获得幸福的“机遇”
回顾这些，或许很像是命里注定的情节，之所以有今天，是我忠实于自己使命的结果。
向世界广泛介绍阿德勒这位伟大的先驱，是我的使命，这是其他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份自信一直支撑着我。
我在开始研究阿德勒时，并未将“成功”作为目标。我仅仅是认为必须这么做，才一直兢兢业业地进行着研究和写作。很多人都说是我掀起了一股阿德勒热潮，这只不过是从结果来看而已。即便是没有畅销，我依然会一如既往继续着这份特别的工作。
对我来说，所谓成功没有什么意义。成功是很普通的东西，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仿效。
我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幸福。幸福不是谁都可以仿效的。在很多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同时还翻译了柏拉图的对话篇，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福，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羡慕我吧，因为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但于我个人而言，这就足够了。幸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概念，归根到底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不是其他哪个人的，而是自己独有的。
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挫折”的话题，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说得含混不清？那是因为我的目的是想谈论其他人无法仿效的幸福。即使把我个人的体验普遍化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而且我未曾以成功为主线来看待自己的人生，所以相对而言，对“挫折”或“失败”之类的概念没有太在意。或许我经历了许多社会上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挫折，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机遇。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为了幸福，所谓的“挫折”是绝对必须的。人只要活着，就会感到痛苦，也会产生挫折感，这就像鸟儿在天空中飞翔必须有空气阻力一样。
鸟儿在真空中是飞不起来的。正因空气中有阻力，所以鸟儿的翅膀才有可能抓住气流，鸟儿才能飞向天空。
如此想来，或许任何挫折都可以成为获得幸福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