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四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寒冷，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躲避阴冷的风，紧缩着脖子，快步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尘土关在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一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彩色的宣传画，在室内悬挂显得太大了。画上是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何况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迎接仇恨周而实行的节约运动中的一部分。温斯顿的住所在七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有一块因患静脉曲张而造成的溃疡，因此上楼梯时爬得很慢，中途还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宣传画凝视着。它是这种类型的画，无论你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神总是跟着你。“老大哥在看着你”，下面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圆润的声音正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长方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旋转了一个开关，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弱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能听得清。这个装置（叫作电子屏幕）可以放低声音，但没有办法彻底把声音关闭。他走到窗边。他的身体瘦小纤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的工作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皮肤因为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变得粗糙不堪。
外面，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看上去仍然显得很冷。下面的街道上，阵阵的小旋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闪耀，天空也蓝得刺眼，可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外，似乎一切都失去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能够看到街道的街角向下凝视。正对面的房子上就有一幅，标题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停地拍打着，把“英社”这个唯一的词汇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展开。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间掠过，像只蓝色的瓶子一样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又划了道弧线飞走了。这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探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倒没什么，可怕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子屏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着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子屏幕能够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超过极低的私语，它都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他就既能被听到，也能被看到。当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你无法得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多长时间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进某条电线，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始终都在监视着每个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接上你的那条电线。你必须生活——真真正正地生活，从已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在一个设想之下，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会被听到，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是在黑暗中，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子屏幕。这样比较安全，不过他心里很清楚，即使是背部，也可能会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这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一幢伫立在肮脏地带的白色的、巨大的建筑物。他带着一种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里就是伦敦，一号机场的主要城市，一号机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以便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破败的19世纪的房子，墙身用木头架子撑着，窗户上封着纸板，屋顶上盖着波形板，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被炸弹炸过的地方；还有那炸弹清理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肮脏的居民区，像鸡笼般的木板房。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缺少背景的、光亮的画面（其中的大部分不可理喻）以外，他童年的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作“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有着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幢巨大的、由闪闪发光的水泥所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建筑，一层接着一层，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房子，地面之下还有一些相应的建筑物。在伦敦的周围，只散落着三所别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之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四总部的所在地，政府职能就分布在这四总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害怕的地方，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仁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进入过离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是因为公事，否则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许多错综复杂的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通向它的外围屏障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手持连枷棍的面目凶恶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子屏幕时，这么做是很明智的。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中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放弃了食堂里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块黑面包，再没有别的吃的，得把它省下来留作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简单的白色标签上写着：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油味儿，像中国的米酒一样。温斯顿倒了一茶杯，鼓了鼓勇气，像吃药似的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变得通红起来，眼里流出了泪水。这玩意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有一种后脑勺上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里灼热的感觉消失了，周围的一切看起来更加令人愉快了。他从一盒压扁了的“胜利牌香烟”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到了地板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卧室，在靠近电子屏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来，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空白本子，红色的封底，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为何，卧室里的电子屏幕安装在一个不寻常的位置上。按照常规，它应该安在远处的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较长的那面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子屏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凹室，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建造房子时，这个凹室很可能是用来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凹室里，躲得远远的，尽量处在电子屏幕的控制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上，电子屏幕就看不到他。部分原因是这间屋子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这件事。
让他想做这件事的，还有那个他从抽屉中拿出来的本子。这是个特别漂亮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有四十年未生产了。不过他想，这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贫民区的一家肮脏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至于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立刻他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想要占有它的冲动。党员是不该到普通店铺里去的（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执行得并不严格，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是无法以别的方式弄到的，他朝街上飞快地瞄了一眼，就溜进了小铺子，用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做贼心虚地回了家。就算上面什么东西也没写，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违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因为早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了），但是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进行二十五年的劳改。温斯顿把笔尖装在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腻。这种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费了一番周折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涂画。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用手来进行书写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外，一般都用口述记录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口述记录器的。他把笔尖蘸了墨水，然后停了一会儿，他的肠子感到一阵颤抖。在纸上写字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细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坐在那里，一种彻底的无助感席卷了他。首先，他对是不是1984年一点也没有把握。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非常确信，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自己生于1944年或1945年。如今，要把一个年份记下来，误差保持在一两年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突然，他想到，自己到底是在为谁写日记？为将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们。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不确定的日期上盘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第一次意识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如何跟未来交流呢？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和现在类似，未来就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语言便失去意义。
他坐在那里，呆呆地看了本子一会儿。电子屏幕改为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甚至忘掉了他本来要说什么。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作准备，他从来没有想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上，写作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躁动不安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然而，此时此刻，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那块静脉曲张的溃疡也开始痒了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刺耳的音乐、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轻微醉意外，他再没有别的什么感觉。
突然，他开始匆忙地写了起来，只是恍惚中意识到自己写了些什么。他用细小的、带有孩子气般的字体在本子上随意描画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有一部很好：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轰炸。其中有一个这样的镜头：一个大胖子奋力游泳，想要摆脱追赶他的直升机，观众对此感到很满足。起初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直扑腾，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都是枪眼，周围的海水都被染红了，突然他沉了下去，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们哄然大笑。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头，她很可能是个犹太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抱着他、安慰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在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好像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似的。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一道巨闪，救生艇被炸成了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传来一阵鼓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因为没人关心群众会说些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部分原因是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倾泻出这些垃圾东西。但奇怪的是，在他这么干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头脑中清晰起来，以至于他也想把它写下来。现在他才意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那么它就发生在那天早上，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时，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室，他们把椅子从小隔间里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正对着电子屏幕，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会。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见过面、却从未说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一个是他经常在走廊中碰到的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他有时看到她两手油污，拿着扳钳——她负责某台小说写作机的修理工作。她是个二十七岁左右、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脸上长满雀斑，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一样。一条窄窄的鲜红色佩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够显现出她臀部的线条。从第一眼见到她，温斯顿就很讨厌她。他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她竭力想在自己身上创造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心灵单纯的氛围。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追随者、轻信口号的人、业余密探和异端思想的检查员。但这个女人给他一种比别的女人更加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黑色恐惧一时笼罩了他。他甚至想到她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很不可能的。只要她在近处，他仍会感到不自在。这种感觉中混合着敌意和恐惧。
另外一个是个男的，叫作奥布兰，他是内党成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温斯顿对他其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一看到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内党成员走近时，椅子周围的人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布兰是个大块头，脖子很粗，有着一张粗野、幽默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但他的举止却有着某种迷人的魅力。他有一个小把戏，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奇怪，能让人解除戒心——也很难说清楚，但却给人一种很文明的感觉。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18世纪的贵族邀请别人用他们的鼻烟。十多年来，温斯顿看过奥布兰十几次。他觉得自己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布兰所表现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其拳击手般的体格的反差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也许根本不是信念，而仅仅是个希望——奥布兰的政治信仰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疑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也许表现在他脸上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只不过是智慧罢了。但不管怎样，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子屏幕而单独与之相处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心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测；说真的，根本没办法证明。现在，奥布兰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等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跟温斯顿坐在同一排，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里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刚好坐在他身后。
接着，大厅那头的电子屏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讲话声，仿佛是台缺少润滑油的大型机器发出的声音一样。这种噪声让人咬牙切齿、毛发直竖。仇恨会开始了。
像往常一样，屏幕上出现了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发出了一声混合着恐惧和厌恶的尖叫。戈斯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曾经（谁也记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会的进程每天都不一样，但戈斯坦因每次都是主角。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直接出于他的煽动。在某个地方，他仍然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大洋彼岸，处在其外国主子的庇护之下；也许甚至——时不时有谣言说——他就藏在大洋国本国的某处。
温斯顿感到胸口发闷。每次他看到戈斯坦因的脸，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让他感到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浓密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这是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觉得可鄙，又长又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一只绵羊的脸，连其声音也像绵羊。戈斯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荒谬，连小孩子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即其他人，头脑没那么清醒的人有可能上当受骗。他在侮辱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和谈，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说革命已经被出卖了——所有的话都是以快速和多音节的方式说出来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拙劣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实际上，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了避免有人会对戈斯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子屏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数排着纵队的欧亚国军队经过——他们长得都很壮实，有着面无表情的亚洲人面孔。他们涌现到电子屏幕上，然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相似的军队。这些士兵们沉重、有节奏的军靴声衬托着戈斯坦因像绵羊一般的叫声。
仇恨会刚进行了还不到三十秒钟，屋子里有一半的人就爆发出了不可遏制的愤怒的叫喊。电子屏幕上扬扬自得的绵羊脸，绵羊脸后面欧亚军队可怕的力量，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一想到或看到戈斯坦因，就让人不由得产生恐惧和愤怒。与欧亚国或东亚国相比，他成为仇恨对象的频率更高，因为大洋国如果跟这两国中的一国交战，一般情况下跟另一国总是保持和平的。但奇怪的是，虽然所有人都仇恨和鄙视戈斯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子屏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看到这些理论只是些可鄙的垃圾，尽管如此，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每天都有奉其指示进行活动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挖出来。他成了一支庞大的影子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网络，妄图要颠覆国家政权。据说这个网络的名称叫作兄弟会，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它汇集了各种异端邪说，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戈斯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简单称之为“那本书”。不过人们都是从一些模糊谣言中听到这些事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会尽量避免提及兄弟会和“那本书”。
仇恨会在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在座位上上蹿下跳，大声高喊，想要压倒电子屏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咩咩叫的声音。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就连奥布兰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起伏着，好像在忍受波浪的冲击。在温斯顿背后，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开始大喊“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子屏幕砸去。它击中了戈斯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出去，他说话的声音仍在无情地响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在和别人一起高喊，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会的可怕之处在于，不是你必须参与其中，而是要避免参与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十秒钟内，一切伪装都变得毫无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的可怕情绪，一种要杀戮、虐待、用大铁锤狠砸别人脸的欲望像电流般通过这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面部扭曲、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盲目的感情，像喷灯的火焰一样，可以从一个物体转到另外一个物体身上。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戈斯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子屏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他是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在下一刻，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所有攻击戈斯坦因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巨石般耸立着，站在亚洲这群乌合之众的面前，而戈斯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自己个人的存在也心存怀疑，但他仍像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巫师，仅凭他话语中的力量，也能够把文明的框架摧毁。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子屏幕上的面孔转移到了坐在他身后的那个黑发女人的身上，变化速度之快就像在噩梦中猛然用力把头从枕头上扭到另一边。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胶皮警棍把她揍死，又把她的衣服扒光，然后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被乱箭射死；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之际割断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是因为他想跟她上床却永远达不到目的，是因为她柔软的腰身——似乎在引诱你去抱住她——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鲜红色的饰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会达到了最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真正绵羊的咩咩的叫声，而且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脸也变成了绵羊脸。接着绵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士兵，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手中的冲锋枪在咆哮，好像整个人要从电子屏幕中跳出来一样，以至于前排真的有些人在座位上往后缩。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电子屏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大得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他的出现让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没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这话是在一片喧闹中说出的，无法逐字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隐去了，屏幕上出现了以醒目的大写字母所写的党的三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好像在电子屏幕上又停留了几秒钟，似乎对每个人的眼球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扑在她前面椅子的背上，向电子屏幕伸出双臂，哆哆嗦嗦地喊了一句好像是“我的大救星啊”之类的话。接着又用手捂着脸，显然是在祷告。
此时，全部在场的人发出了低沉、缓慢而又有节奏的呼喊“B－B！……B—B！……B—B！”他们喊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不知为何，这种深沉的声音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压抑的声音在感情极其强烈的时候是常常会被听到的。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制造有节奏的噪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凄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呼喊，但是这种野兽般“B—B！……B—B！”的叫喊让他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这么做是不可能的。掩盖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很可能暴露了自己。正好就在那一刻，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就在那时，他同奥布兰四目相望。奥布兰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眼镜，正要以他一贯的动作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然而就在他们两人眼光相遇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温斯顿就在那一刻意识到——是的，他知道了！——奥布兰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似乎两人的心都打开了，通过眼睛，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流到了对方的大脑之中。“我跟你一样，”奥布兰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怕，我站在你这边！”但是那理解的神情转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又变得跟别人一样高深莫测了。
全部的经过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这件事是否真正发生过，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有下文的，唯一的作用不过是让他在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还有其他人也在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大规模地散布串联活动的谣言是真实存在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会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但仍然不能确定兄弟会是否真的存在。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琐碎的事，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厕所墙壁模糊不清的涂鸦——甚至两个陌生人相遇时偶尔做出的一个不起眼的手势，看上去就像是接头信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臆想出来的。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中去，没有再看奥布兰一眼。他几乎从未想过要延续他们那一瞬间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两秒钟内交换了理解的目光，这就是全部的经过。但纵然如此，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
温斯顿把身子坐直了一些。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从他胃里泛了上来。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自己在无助沉思的时候，一直在写字，好像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字体也不像刚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他不禁感到一阵恐慌。其实这没道理，因为写下的这些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那写上字的篇页全部撕掉，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个冒险的行为。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用。不管他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停止了这一活动，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的。他已经犯下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基本大罪，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会抓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进行。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暴的手晃着你的肩膀，手电筒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任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铲除，被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有一阵子，他忽然陷入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开始潦草地写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在我的脖子后面打上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给你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然后放下了笔，接下来他又疯狂地写起来。有人在敲门。
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徒劳地希望不管是谁敲门，就让他敲一下然后就走开吧。但是没有，门又响了一下。拖延是最糟糕的事。他的心脏像鼓一样敲着，不过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起身，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