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悲剧：生命的赞歌与绝唱
近几年的悲剧作品中，最为突出，也最具震撼力的，应当是“英雄悲剧”。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的英雄悲剧主要是以“反右”扩大化、“浮夸风”、“十年动乱”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反映悲剧主人公为了理想和信念英勇献身的精神品质。这些悲剧英雄，有的是在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作出重大牺牲的人物；更多的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在与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恶势力的斗争中付出沉重代价甚至生命的许多共产党人和群众。他们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疯狂年代，不畏强权，不惧邪恶，为了真理、正义、人格、良心，敢于斗争，勇于献身，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因此而遭受的不幸、痛苦、牺牲，就其本质而言是堪称为英雄悲剧的。近年来的悲剧作品塑造了一大批这样的社会主义悲剧英雄，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马延雄（《惊心动魄的一幕》）。前者是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特殊背景下出现的悲剧英雄。当浮夸风、共产风刮尽了李家寨群众的口粮，而又时遇春荒季节，全村490多人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拯救群众，共产党员李铜钟挺身而出向粮库开仓借粮，数百群众免于饿死，而他则因此进了监狱，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者则是“文化大革命”中以身殉道的悲剧英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失去了理智的人们为了“夺权”而准备大规模互相残杀的时候，本来可以安全脱险的县委书记马延雄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制止可怕的流血事件，使众多的群众避免无谓的牺牲。李铜钟和马延雄分别在不同的年代里，以自己大无畏的实际行动和生命的代价，证明他们不愧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是那种“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在众多的社会主义的悲剧英雄的群像中还有不畏强暴，为了为群众伸张正义与“四人帮”一伙坚决斗争而牺牲的王公伯（《神圣的使命》）；不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保持革命气节而终于惨遭毒手的葛翎（《大墙下的红玉兰》）；执着地追求理想，坚守信念而顶着沉重的压力默默地走完人生道路的冯晴岚（《天云山传奇》）……这些悲剧英雄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但他们的牺牲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他们献身的那个历史年代里（无论是“动乱十年”，或是“反右”扩大化、大刮“浮夸风”时期），他们牺牲的不仅是肉体，而且还要牺牲自己最为看重的政治生命。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英雄较之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悲剧英雄有着更为自觉、更为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牺牲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因而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的英雄悲剧的悲剧意义和揭露社会问题的尖锐性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它不仅能使读者为主人公的英雄行为所感染，为之洒一行热泪，而且能诱发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和自我反思。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社会条件和社会矛盾冲突的变化（“反右”扩大化、“浮夸风”这种极左思想潮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社会矛盾的冲突主要不再以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新与旧的思想、真理与谬误，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善与恶的矛盾冲突），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雄悲剧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已居于次要地位了。
二、性格悲剧：人性的困惑与游移
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可以有性格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指的是，悲剧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主要是由于人物性格上的弱点造成的这一类悲剧。性格悲剧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得到较快的发展，市民阶级兴起并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在此之前，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扼杀人性、摧残人性的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一出现就热切地渴望打破长期以来宗教势力的束缚、禁锢。他们反对禁欲主义，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肯定人的价值。但是由于当时宗教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使得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中充满了动摇和妥协。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近代悲剧，一方面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另一方面通过对人性、人情和人的社会作用的描写，充分、高度地肯定了人的价值。这就构成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的悲剧形式——性格悲剧。
近年来，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性格悲剧作品。这类富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的悲剧形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必然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以及它们得以存在的自身原因和社会基础。首先，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的性格悲剧的出现有时代、历史的原因。在动乱的十年中，由于“四人帮”一伙的肆虐、横行，人权受到践踏，人性受到摧残，人的价值遭到蔑视；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痛感于“四人帮”时期的扼杀人性、毁灭人性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尊重人权，要求个性解放，人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和肯定（这一时代特点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多少有某些相似）。与这一时代特点相适应，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其多样化的形式反映了这些历史的要求，于是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对肯定人性、肯定人的价值起过巨大作用的性格悲剧又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中出现了。因此性格悲剧的出现是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的。
其次，人物性格个性的差异是性格悲剧存在的前提。我们知道，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必然要打上时代和社会的烙印；但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除了所受的教育不同，生活经历、遭遇的不同，还有天赋的差异，这又使人物性格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某些个性化的性格本身就隐含着悲剧性的因素，由于某种媒触的作用，这种悲剧因素产生爆炸性的迸发就可能造成悲剧，如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正是由于奥赛罗具备了多疑、刚愎和强烈的嫉妒心这样的特殊性格，所以在埃古的挑拨下，不能明辨是非，终于导致他杀死了苔丝德蒙娜，自己也自杀身亡的悲剧。还有一些个性化性格中的悲剧因素的存在就已经决定了人物悲剧性的一生，如王安忆《命运交响曲》中的韦乃川，他有才华，在大学学习时是一个宠儿，但一走进生活，他那种不务实际而又无边无际的狂妄和骄傲的性格就使他陷入了悲剧性的境地。他始终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成天狂妄无边地教训别人挑剔别人，自己则始终不动手做点什么，成天“靠着回忆过去，并且在想象中丰富发展过去而生活着，维持着他的自信和高傲”，终于他的才华在生活中消磨光了，时代淘汰了他，他成了新社会中的“多余的人”。这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而“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性格决定了这一类人在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中都是悲剧性的人物。正因为性格悲剧是这样的以人物个性特征为立足点，所以它才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第三，社会矛盾冲突为性格悲剧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充满了矛盾斗争，这必然地要反映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思想性格中。因此性格悲剧虽然离不开个人的品质，带有鲜明的人物个性特征，其悲剧的结局看似是由于人物性格上的弱点造成的，但实际上是外在的矛盾冲突内化的结果，即一般地说人物性格中的悲剧冲突是以一定社会内容为背景的，通过人物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曲折地反映社会上的矛盾斗争；在个性本身的思想矛盾中反映出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社会矛盾。性格悲剧一出现这一特点就是很明显的了，例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正是通过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性格的延宕迟疑、优柔寡断，反映了16世纪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既追求个性解放又软弱、动摇、妥协的特点，从而曲折地反映出16世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和当时的宗教力量压制这种要求激烈冲突的社会现实。由此可见，性格悲剧不是奠定在个人偶然性的主观基础上，而是根植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土壤之中，用英国文艺评论家布拉格雷的话来说就是：把外在的矛盾化为人物内在的矛盾。由于性格悲剧具备了这样的特殊功能，所以它在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就有可能得到发展。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正是属于这一类杰出的性格悲剧。这是一出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母亲”痴心地爱着一个男子，爱得那样沉重，那样刻骨铭心；但这爱只能深埋在心里，借着幻想去体会这可怜的爱。最后带着这沉重的爱离开了人世，至死没有向这个男子公开表示爱情，而那位男主人公也是如此。这一悲剧的形成反映了男女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怯懦——对传统的旧的意识的畏惧（首先由于畏惧旧的意识，而不能互相等待，各自糊里糊涂地结了婚；其次当这痛苦的现实形成之后，他们谁也没有勇气冲破它）。人物性格上的这种弱点决定了他们只能享受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而通过主人公性格的弱点，在实际上恰到好处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爱情与婚姻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反映了习惯的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这部作品表明，通过人物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来反映这样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已经是作家有意识的自觉行动。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的性格悲剧主要是通过对人的灵魂的探索、对人的性格的深入挖掘，揭示人生的真谛，反映某些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矛盾的特点，无论是《命运交响曲》还是《爱，是不能忘记的》都已经表现出作家的一种可贵的自觉性。它标志着文学的创作从传统的注重外在矛盾冲突向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转化，在这类悲剧中随着人物性格力量的加强，作品反映生活的力度和深度也随之加强。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性格悲剧具备这样的特点，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有特殊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人物个性特征的限制，悲剧人物的性格中必定隐含着某种悲剧因素（这种悲剧因素，或一旦存在就足以决定人物悲剧性的一生；或须在某种外界媒触的作用下使人物遭到悲剧性的毁灭），这种悲剧因素又必须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意义。因此同样的社会矛盾冲突反映到不同人物的思想中，就并非全然有悲剧意义，这就使这类悲剧在反映生活的广泛性方面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可以有，也应当有性格悲剧，但性格悲剧并非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主要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