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皇帝下旨，将已经罢官的夏言“弃市”——绑赴西市斩首。堂堂内阁首辅以这样一种方式谢世，震惊朝野。难道他有叛国谋反罪吗？没有。他是十恶不赦的奸臣吗？不是。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性格机警敏捷，有才干，善于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由一个小小的言官，晋升为礼部尚书，继而以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不久升任内阁首辅。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端在于皇帝的宠信。然而此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逐渐失宠。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乘机诬陷，终于招致“弃市”的命运。
这幕悲剧的来龙去脉，是颇堪回味的。
嘉靖初年，夏言任兵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在与宠臣张璁的较量中，逐渐崭露头角，为皇帝所赏识，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而宠信张璁，使之官运亨通，但也察觉此人“自伐其能，恃宠不让”，很想有一个人来制衡他。这个人就是夏言。
夏言引起皇帝注意是有一个过程的。皇帝刚即位时，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纳”。此后他又七次上疏，建议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文章写得掷地有声，为朝野所传诵。不过真正引起皇帝另眼相看的是，嘉靖九年关于“更定祀典”的态度，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夏言由“祀典”而获得眷顾，很类似张璁与“大礼议”的关系，其不二法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投其所好。这位皇帝由于“大礼议”而怨恨与他对着干的群臣，很想改革礼仪制度，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看到夏言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正中下怀。但是很多大臣表示反对，权势显赫的张璁也在反对者之列，指使詹事霍韬极力诋毁夏言。
霍韬是张璁的同党，眼见皇上对夏言眷顾方深，不敢公开较量，私下里写信给夏言，痛骂一顿，并且把私信的底稿送给三法司。夏言愤然向皇帝告状：霍韬是朝廷近臣，同在“议礼”之列，既有定见，自当明目张胆宣扬，何必给臣私信，又把它送交三法司，居心险恶。皇帝大怒，把霍韬关入都察院监狱，命三法司从重治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四品官服、俸禄，用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史书说：“（夏）言自是大蒙帝眷。”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骤然得宠的夏言，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其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而且不带乡音（他是江西贵溪人而无方言口音），每次经筵开讲，皇帝都全神贯注，十分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这样，他与早已得宠的张璁之间的嫌隙逐渐明朗化，张璁出于妒忌，策划亲信构陷夏言。经司法衙门审理，真相大白，言官纷纷弹劾张璁。皇帝罢免张璁，提升夏言为礼部左侍郎，一个月后，晋升为礼部尚书。后来虽然张璁再度入阁，但是宠信渐衰，正如《明史·张璁传》所说：“不能专恣如曩时矣”！而夏言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一方面，当时士大夫厌恶张璁，希望凭借夏言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夏言得到皇帝宠信后，依然折节下士，赢得了口碑。
夏言心中明白，若要持续获得宠信，必须不断揣摩皇帝的心意。皇帝每次写诗，都送给夏言，夏言不但写诗应和，还把皇帝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这个马屁拍得相当成功，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为了继续博得欢心，他卖力工作——“奏对应制倚待立办”；而且事事处处都仰承帝意——咨议政事“善窥帝旨”。于是乎，皇帝赏赐这位宠臣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着“学博才优”四字，用来“密封言事”——奏疏加盖印章密封直接送达皇帝。
随着张璁、方献夫相继离去，皇子的诞生，皇帝对夏言更加倚重，给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一向以“柔美”著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李时去世，夏言升任首辅。
世宗皇帝自有他的用人标准，那就是“不欲臣下党比”，夏言揣摩到了这一点，专门和因“大礼议”而大红大紫的新贵对抗。皇帝极为欣赏他的“不党”风格，使得他得以平步青云，到达权力的巅峰——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然而，巅峰也就是下坡路的开始，他身后有一个竞争对手严嵩，正在虎视眈眈地觊觎首辅的位子。
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恃皇帝的恩宠而心高气傲，家中贵客盈门，应接不暇。官卑职微的官员常常等候道旁不敢进门，好不容易进了门，不过一揖而退。当时人讽刺道：“不见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他逐渐有点得意忘形，老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同僚，即使对待严嵩这样厉害的角色，也是如此。
严嵩虽然比夏言进入内阁晚六年，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首辅的位子。夏言却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颐指气使。别看严嵩日后专擅朝政时不可一世，当时在夏言面前则是一副别样的面孔，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恭敬态度，阿谀逢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这一情节，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对待严厉的父亲那样。夏言从内心瞧不起严嵩，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为了讨好他，严嵩还亲自造访夏府，向夏言下跪，递上宴会请柬，请他赏光。
夏言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更要命的是，他日渐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了。
世宗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了超凡脱俗，他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索性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把自己打扮成道士模样。他还要求大臣们也和他一样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脚着道靴，出现在朝堂之上。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百分之一百地照办，耿直迂执的夏言却以为“非人臣法服”，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与周围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皇帝看了十分不满，以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从此对他表示厌恶。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皇帝借口“天雨伤禾”，亲笔写了“手敕”，历数他“欺谤”、“舞文”等罪状。严嵩乘机离间，夏言指使言官弹劾严嵩。一天，皇帝召见严嵩，严嵩一面顿首，一面泪如雨下，诉说受到夏言欺凌的状况，并且一一列举夏言的短处。皇帝大怒，指责言官身为朝廷耳目，不该专听夏言主使。又说：朕不早朝，夏言也不到内阁办公，在家里处理军国重事，把朝廷机密视为儿戏，欺谤君上，怒及鬼神。夏言第一次受到皇帝如此严厉的训斥，大惊失色，赶忙请罪。不久，罢官而去。
夏言罢官后，皇帝益发把严嵩看作亲信，当时他在西苑和道士一起“斋醮”，大臣们都忙于替皇帝撰写“青词”（给玉皇大帝的表文）。严嵩颇有文才，写的“青词”最受皇帝青睐，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青词非嵩无当意者”。不久，严嵩以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仍然如同少壮派一样，从早到晚都在西苑（皇帝已从大内移居于此）的板房办公，一连几天都不回家洗沐，皇帝对他的勤勉赞叹不已。对此，史家评说：“（严）嵩无它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独揽，皇帝隐约感觉到此人过于专横，写了亲笔信召回夏言，加以制衡。夏言官复原职后，依然固我，正如史家所说：“（夏言）凡所批答，略不顾（严）嵩，嵩噤不敢吐一语，而衔之刺骨，自是二人之隙大起。”
焦竑《玉堂丛语》从两个细节比较夏、严二人的风格。其一题为“汏侈”，说的是阁臣照例有“上官供”——皇帝赏赐的工作餐，严嵩恭恭敬敬地吃“上官供”，夏言从来不吃，独自享用自己家里送来的美食。其二题为“阴谲”，说的是皇帝经常夜里派太监去值班室察看阁臣动静，夏言早已酣睡，严嵩会讨好太监，事先得到消息，装作挑灯起草青词状。何乔远《名山藏》也提及一个细节：皇帝派太监来见夏言，夏言以首辅自居，把太监视同奴仆。严嵩则不然，见到太监，握着他的手，款款请坐，把黄金塞进他的袖中。太监们都争相讨好严嵩而疏远夏言。这是暗中较量，后来严嵩索性勾结锦衣卫头目陆炳，公然陷害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并且诬称夏言收受曾铣贿赂，是一丘之貉。夏言为自己辨护，说：臣与严嵩多次议论此事，并无异议，如今突然嫁祸于臣。臣不足惜，破坏国体值得忧虑。皇帝大怒，削夺夏言的官职。
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夏言罢官。皇帝罢了夏言的官，但没有萌生杀意。此时紫禁城中流言蜚语，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有人透露，这是严嵩指使亲信传播的，他还写了秘密奏折，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故事影射现实。皇帝终于下决心处死夏言。三月，曾铣处死、抄家，妻子发配远方，朝野无不为之感到冤屈。当时夏言正在回乡途中，已经料到大事不妙，见到皇帝派来逮捕他的锦衣卫官兵，惊慌失措地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噫，吾死矣！”
四月初，夏言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他向皇帝申冤：“臣之罪衅起自仇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仇家）肆意诋诬，茫无证据，天威在上，仇口在旁。”又说：“（严嵩）父子弄权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在外诸臣受其钳制，皆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皇帝会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曲赐保全”吗？刑部尚书、都察院都御使等大臣也请求皇帝，看在他效劳多年份上从宽发落。出乎意料的是，都遭到皇帝断然拒绝。他提到夏言“不戴香叶冠”之事，还耿耿于怀，亲自作出决定：“论斩系狱待决”。严嵩乘机火上浇油：扬言夏言“怨望讪上”，激怒皇帝下达“弃市”的圣旨。十月初，六十七岁的夏言被绑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堂堂内阁首辅居然在闹市斩首示众，不知列位看官有何感受？
穆宗即位后，为夏言平反昭雪，恢复官衔，赠予“文愍”谥号，按高规格举行祭葬礼仪，妻子苏氏也从流放地释放，回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