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成化年间，特务头子——西厂总督太监汪直，得到皇帝的宠信，横行无忌，不可一世，官员一提到他的名字就谈虎色变。此人的蹿红，与万贵妃有一点关系。
汪直的原籍是广西浔州大藤峡，当地山高水深，形势险要，成化初年发生叛乱。朝廷派军队平定大藤峡叛乱后，年幼的汪直被带进宫中，阉割后，在万贵妃的昭德宫充当小内使，颇得万贵妃的欢心。《明史纪事本末》说他“年少黠谲”——小小年纪，聪明而狡猾，善于玩弄手腕。万贵妃喜欢这样的人，可以帮助她掌控后宫。不久，他就被提升为掌管御马监的太监。
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迷惑群众，宫内的宦官鲍某、郑某成为他的信徒，把他引进皇城，登上万岁山观望形势，图谋不轨，被锦衣卫的侦缉人员处死。宪宗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出现，也为了掌控外界的动态，意欲强化特务政治。
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宪宗命汪直在锦衣卫的校尉中选拔一百多名善于刺探情报的能手，组建特务机构，总部设在灵济宫前，称为西厂，与东厂相区别。东厂是永乐年间明成祖为了镇压建文旧臣而设立的特务机构，由司礼监太监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明清史专家孟森说它是“皇家侦探”。西厂和东厂的性质并无二致，不过因为汪直的关系，西厂的势力与影响远远凌驾于东厂之上。
特务政治，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发明，他为了“以重典驭臣下”，设立特务机构——检校，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朱元璋对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大杀功臣的“胡惟庸党案”爆发两年以后，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设立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它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审判皇帝特批的人犯。酷似乃父的明成祖朱棣，为了对付政敌，在锦衣卫之外再设东厂，专门刺探臣民隐事，令人望而生畏。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到一个新高度。几十年之后，他的四世孙朱见深，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余继登《典故纪闻》写道：
昭德宫内使汪直得宠于宪庙，自黑眚之后，命外出诇察物情。（汪）直布衣小帽，乘驴骡往来京城内外，人不之知。（汪）直刺得外间隐事，以取信于上，上益委任，遂谤及诸大臣，权宠赫奕。又委官校四外缉事，不拘京官藩臬，动皆拘系西厂。或夜入其家，搜其财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
前朝大学士杨荣的曾孙杨勰，被仇家诬告杀人，朝廷派官员前往勘察。杨勰来到北京，通过姐夫——礼部主事董序向太监韦瑛求救。韦瑛本是无赖，一面答应解救杨勰，把杨勰的钱财敲诈一空；一面向汪直告密，说杨勰父子杀人畏罪潜逃，挟带巨额钱财藏匿在董序家中，企图贿赂有关官员，减轻罪责。汪直派侦缉人员逮捕杨勰、董序，严刑拷打，杨勰屈打成招，妄言钱财存放于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家。韦瑛连夜带领士兵闯进杨仕伟家，对杨仕伟及其妻子动用酷刑。与杨家比屋而居的翰林侍讲陈音听得凄惨的哭叫声，大声责问：尔等擅自侮辱朝廷大臣，难道不畏惧国法吗？隔壁的西厂人员应声反问：尔是何人？难道不畏惧西厂？陈音厉声回答：我是翰林陈音。韦瑛赶紧把杨仕伟押走。
汪直认定，前往勘察的官员接受杨家贿赂，一并押解北京。结果，杨勰瘐死狱中，杨荣处死、抄家，杨仕伟、董序罢官。汪直乘机诬陷左右大臣都接受杨勰的贿赂，利用这桩错案博得皇帝对他的信任。《明通鉴》说：“（汪直）气焰熏灼，凡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西厂逮捕高级官员，不必请示皇帝批准。
宪宗朱见深见汪直屡屡揭发奸贼，愈发宠幸汪直。有了皇帝的宠信，西厂愈发肆无忌惮，屡兴大狱。《明史·汪直传》写道，上自王府下至边镇，大江南北，到处都有西厂的侦缉校尉，“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汪）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西厂横行五个月以后，内阁大学士商辂率领阁员联名上疏，罗列汪直十二条罪状，指出：近日西厂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怀疑畏惧，汹汹不安。原因在于，陛下依据汪直的报告作出决断，汪直又把手下群小作为耳目，都声称秉承皇上密旨，得以专断刑杀，擅作威福，残害忠良。自从汪直掌管西厂以来，人心疑畏，使大臣不安于位，小臣不安于职，士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如果不赶快除去汪直，天下安危就很难说了。希望陛下亲自决断，革去西厂，罢免汪直。
宪宗看了奏疏，很不高兴地说：用一个太监，何至于危害天下！这奏疏是谁的主意？随即命司礼监太监怀恩前往内阁传达圣旨，谴责的语气十分严厉。
内阁首辅商辂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正色道：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没有先后之分。朝臣不论大小，如果有罪，可以请示皇上，逮捕审问。汪直擅自对三品以上京官抄家；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官员一刻都不可空缺，汪直一天之内逮捕数人；皇帝左右的近侍，不合汪直心意者，动辄更换。这样的汪直不除去，天下怎么可能安稳？
怀恩是一个正直的太监，听了商辂慷慨激昂的陈词，颇为感动，回去如实向皇上禀报。宪宗似乎感受到阁臣的忠心，传旨予以慰劳。次日，兵部尚书项忠等部院大臣支持阁臣的行动，联名弹劾汪直与西厂。在巨大的压力下，宪宗不得已宣布关闭西厂，派怀恩当面向汪直宣读罪状。但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把汪直调回御马监，西厂的侦缉人员归还锦衣卫。
正当朝廷上下、京城内外欢欣鼓舞之际，形势急转直下。宪宗只是在表面上指责汪直，内心仍一如既往地对他眷顾，秘密指示他侦察外间动静，给汪直的反扑提供了契机。他向皇上进谗言，说内阁弹劾他的奏疏，出于司礼监太监黄赐等人之手，意在对他进行报复。御史戴缙与之密切配合，上疏盛赞汪直的功劳，说什么大臣对于朝政都没有裨益，唯独太监汪直“缉奸恶，惩贪赃，释冤抑，禁宿弊，皆合公论而服人心”。宪宗抓住时机，立即宣布恢复西厂。从五月罢西厂，到六月复西厂，不过短短一个月而已，岂不是开玩笑吗？看起来像玩笑，接着而来的报复绝非玩笑。
西厂一恢复，汪直气焰更加嚣张，指使亲信、掌管锦衣卫镇抚司的吴绶罗织兵部尚书项忠的罪名。项忠惶恐不安，以治病为由，向皇上请辞，还未成行，言官的弹劾接踵而来，牵连到他的儿子项经，以及太监黄赐与兴宁伯李震等人。皇帝命三法司（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与锦衣卫联合审讯，项忠对于诬陷不实之词一一抗辩，然而审讯官员知道这是汪直的意思，没有人敢为他辩白。结果，项忠革职为民。内阁大学士商辂因为奏罢西厂，汪直恨之入骨，诬陷商辂接受杨勰贿赂，迫使他辞官而去。一时间部院大臣罢官的，有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刑部尚书董方，以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阿附汪直的王越，晋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另一阿附者陈钺晋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辽东巡抚。朝廷的格局严重倾斜，《明史·商辂传》说，从此以后，“士大夫俯首事（汪）直，无敢与抗者矣”。那个对汪直拍马溜须的御史戴缙，顿时青云直上，晋升右佥都御史之后，又升为副都御史，再升为都御史，成为都察院的一把手。
成化十五年（1479）夏秋间，汪直受命巡视边疆，威风八面，每日飞骑奔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员纷纷在马前迎拜，地方长官稍不顺意，立即箠打。各边镇的巡按御史慑于汪直的威势，身穿戎装骑马前往迎接，为他接风洗尘的宴席摆到百里之外。汪直到辽东，辽东巡抚陈钺身穿戎装，前往郊外迎接。吕毖《明朝小史》说：官员们“叩头半跪，一如仆隶……以是皆见喜，遂得进升工部、户部、兵部侍郎，时有谚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奔竞之甚一至于此。”正在辽东视察的兵部侍郎马文升，不愿向汪直低声下气，对陈钺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遭到陈钺的诋毁，马文升以“妄启边衅”罪，遭革职流放。
歪风邪气是难以持久的。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的是王越、陈钺成为汪直的左右手，人称“二钺”——两把兵器。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很会演戏，某日，扮演一个醉酒者在谩骂。边上有人喊道：皇上驾到！他谩骂如故。有人喊道：汪太监来了！他立即躲避，口中喃喃：“今人但知汪太监也！”阿丑察觉汪直并没有来，继续演戏，扮演汪直模样，手里拿着两把像斧头样的“钺”，在耍弄着。边上有人插科打诨，他回答道：我的兵器就是这两把“钺”。问道：什么“钺”？回答：王越、陈钺。在一旁偷看的宪宗也笑了，似乎若有所悟，对汪直的宠信逐渐衰减。
言官孙博向皇帝陈述西厂的危害：它的侦缉校尉，吹毛求疵，中伤大臣。校尉不过是厮役，大臣乃是国家的股肱。中伤大臣有伤国体，绝非太平盛世应有之事。宣府巡抚秦竑写了秘密奏折，揭露汪直纵容西厂校尉骚扰民众。宪宗把弹劾奏折出示给汪直，汪直的反应与先前截然不同，叩头伏罪，连连称赞秦竑贤能廉洁。
宪宗把汪直擅权以来朝政的紊乱联系起来，对于他的“浸淫”感到厌恶。敏感的言官们仿佛嗅到了气息，接二连三弹劾西厂“苛察”，有违国体。宪宗接受言官的意见，宣布罢废西厂。这一次西厂真的寿终正寝了（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曾一度复置）。
成化十九年六月，汪直被降职为南京御马监太监。此次出行，与昔日有天壤之别。当初汪直显赫不可一世，车盖所至，有司迎候唯恐不及。如今南下，所过州县，有司避之唯恐不及。汪直困顿仰卧驿站公馆，孤灯荧然。《典故纪闻》写到这一情节，感慨道：“小人得丧之态，可为世戒。”
巴结汪直而飞黄腾达的官员，纷纷落马。威宁伯王越削夺官爵，发配安陆州；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卫指挥吴绶，革职为民。
谷应泰谈到他写明朝历史的感悟：“至宪宗命汪直设西厂，喟然叹曰：嗟乎，法之凉也，国行乱矣！”可谓入木三分，“法凉”的结果，必然是“国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