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冲主于股掌”，是前辈史家孟森对太监王振的评语，意思是王振这个宦官竟然玩弄少年皇帝于股掌之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历朝宦官干政的弊端，内廷深宫之中又少不了这批阉割过的奴才，既要使用又要加以制约，为此，他明令宦官不许读书识字，目的是防止他们干预朝政。他的子孙违背了这一“祖训”。燕王朱棣为了刺探朝廷政治动向，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他的“靖难之役”立下汗马功劳。待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特别重用宦官，派他们出使、专征、监军，设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刺探臣民隐事。朱棣的孙子——宣宗朱瞻基，继承祖父的传统，在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宦官，由大学士、翰林教他们读书识字，从此成为定制。以后的宦官大多成为有文化的人，正如《明史·宦官传》所说：“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不过，在皇帝眼里他们依然是奴才，一旦违法乱纪，便立即严加惩处，要了他们的小命。但到了英宗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宣德十年（1435），宣宗在乾清宫病逝，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登极（即英宗），越级提拔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让他登上太监权力的顶峰。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就朱祁镇而言，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王振就在身边侍候，如同心腹；就王振而言，他的知识才干确有过人之处。
山西大同府蔚州人王振，并非猥琐之辈，而是知识分子，他进宫前的职务是学官（学校的教官）。永乐末年，为了培训宫内的女官，从学官中选拔自愿净身（阉割）者，进入内宫充当女官的教师。当时一共选拔了十几个人，其他人都默默无闻，唯独王振得到皇帝的宠信，而一步登天。担当内书堂培训的小宦官，不过初通文墨而已，担任教职多年的王振自然鹤立鸡群了。英宗尊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为他不仅是女官的“先生”（教师），也是自己的“先生”。皇帝如此尊重有加，其他人岂敢怠慢！
九岁即位的小皇帝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内阁大臣建议“开经筵”。所谓“经筵”，是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课后皇帝特赐筵席答谢教官，所以把“经”和“筵”两个毫不相干的字连在一起。王振却引导小皇帝到朝阳门外近郊的武将台，检阅将士骑马射箭。守卫居庸关的纪广，投奔王振门下，大献殷勤，王振也需要宫外有人充当左右手，关系非常亲昵。乘阅兵的机会，王振向皇帝报告纪广骑射第一，使之得到了越级提拔。《明史纪事本末》评论道：“宦官专政自此始。”其实，这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
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王振不敢放肆。某一天，太皇太后在便殿召见皇帝，以及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荧。太皇太后对站立东面的皇帝说：这五人是前朝重臣，有什么事，都应该和他们商量，他们不赞成的事，不可以做。皇帝唯唯诺诺，连声应允。少顷，宣太监王振晋见。王振进来，立即俯伏在地。太皇太后板着脸孔训斥道：你侍候皇帝起居，多不守规矩，今天要赏你死。说罢，女官已经把刀架在王振脖子上了。皇帝跪下去为他求情，众大臣也一起跪下。太皇太后口气缓和了，说：皇帝年少，不知道你们在祸害家国。我听从皇帝和众大臣的请求，不予追究，今后不可干预朝政！
但王振自以为皇帝宠信，愈加有恃无恐。正统六年（1441），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宫、坤宁宫相继落成，皇帝宴请百官，以示庆祝。按照惯例，宦官不得参与外廷宴会，皇帝特地派使者去向王振打招呼。王振大怒，口出狂言：“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显然，他把小皇帝比作“成王”，把自己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气焰何其嚣张！使者把话传达给皇帝，皇帝只得破例，下令打开东华门，请王振赴宴，百官都在门外迎接这位“周公”的到来。王振对皇帝尚且如此，如何对百官就可想而知了。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故，王振更无所忌惮了。他首先要除去太祖高皇帝留下的“紧箍咒”。朱元璋鉴于前代的教训，在宫门内设置高达三尺的铁碑，上面镌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大字。王振把它盗走、毁掉，颇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日后干政，就不必承担“违背祖训”的责任了。
正统八年，雷震奉天殿，皇帝以为是天谴，下诏征求谏言。翰林院侍讲刘球，应诏陈言十事。其中之一是：“宜亲政务，权不可下移。”王振看了大怒，要想嫁祸于他，又找不到由头。锦衣卫指挥彭德清奔走在王振门下，颇受信用，又掌管着特务机构，达官贵人无不趋谒拜访，刘球不愿同流合污，遭到彭德清忌恨，说：刘某奏疏中所说“权不可下移”一段话，暗指王公公。而且奏疏中还有太常寺少卿不可用道士，应该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正巧此时翰林院编修董璘自愿担任太常寺少卿，被王振抓住把柄，诬陷刘球与董璘同谋，把两人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指使锦衣卫官员马顺暗中处死。一日五更，马顺带领一名校尉打开监门，校尉用刀割断刘球头颈，血流不止，却屹立不动。马顺上前骂道：“如此无礼！”一脚把他踢倒，然后肢解，装入蒲包，埋在锦衣卫后院空地。和他共处一室的董璘从旁藏匿刘球的血衣，秘密转交他的家人，家人造衣冠冢安葬。
王振权力愈来愈大，谄媚奉承的徐晞，被他提拔为兵部尚书。于是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长官，以及地方的封疆大吏，都纷纷前来拜见。每当接见的日子，王振设在宫外的私邸，车水马龙，来拍马溜须的官员络绎不绝。据说，礼金在一千两银子以上方才可以在他的府上醉饱一顿。王振用贪赃的钱财，在宫外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府第，还造了智化寺，自撰碑文，祝厘祈福。王振死后充公的家产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它珍玩无算。”此人不仅专权，而且敛财有道。
当时内阁权臣“三杨”（即杨土奇、杨荣、杨溥）已成强弩之末，王振对“三杨”说：朝廷事仰赖三位先生，然而你们都高龄倦瘁了。言外之意请他们主动让位。杨士奇说：老臣当尽瘁报国。杨荣说：不然，应当推荐几个后生报主。王振大喜，要他们开出名单。第二天就推荐了陈循、高穀、苗衷，杨荣向杨士奇解释说：王振已经讨厌我辈了，一旦从宫中传出片纸，以某人入阁，那时我辈就束手无策了，如今推荐的都是我辈的人，当齐心合力。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继任者无论资历与威望都难以和“三杨“比肩，很难和王振相抗衡。于是，朝廷内外大权完全落入王振之手。公侯勋戚见了他，都要喊一声“翁父”，尚书一级官员见了他，要行屈膝礼。承担监察责任的言官，仰承他的风指，罗织大臣的“过错”，尚书、都御史及各级官员，大多遭到弹劾，或者下狱，或者充军，几无宁日。
正统十一年，英宗赏赐王振白银、宝钞、绸缎，还写了一篇敕书，称赞他“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在朕身边，“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云云，溢美之词无以复加。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浑然不觉，一味感恩戴德，一个二十岁的皇帝，难道没有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映照出，王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把皇帝当作傀儡玩弄、蒙蔽，还要让他发自内心表示感激，服膺儒家仁恕伦理的大臣哪里是他的对手！
皇帝的溢美之词余音还未消逝，以“保护赞辅”自诩的王振一手导演了一幕御驾亲征的闹剧，使得皇帝成为敌军的俘虏。
其时，北方的蒙古瓦剌部逐渐强盛，向南扩张，其首领也先与专擅朝政的王振暗中往来。王振指使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大量战略物资——钢铁箭头，卖给也先，也先则以马匹等物贿赂王振，作为回报。因为这样的缘故，北方毫无边防可言。正统十四年，也先以为时机成熟，分兵四路大举进犯，长城内外很多要塞相继陷落。
王振竟然异想天开，鼓动皇帝御驾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竭力反对这样的轻举妄动，皇帝和王振都不接受。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百官劝谏，也无效。皇帝在御驾亲征前，发布诏书，命令太监金英辅佐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居守北京。
皇帝的车驾从北京出发，王振及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与张益等数百名官员“扈驾从征”，军队和闲杂人等号称五十万，毫无准备地仓促行动，根本不像出发打仗的样子。扈驾的高官无论资历、地位都高于王振，却不得参与机务，一切由王振一个人说了算。
御驾亲征的一干人马抵达宣府，风雨交作，边关形势危急，扈驾的大臣们都主张不要继续冒进，王振大怒，成国公朱勇等“膝行听命”，尚书王佐、邝埜罚跪草中，一直到黄昏都不得起身。钦天监主管彭德清，是王振的亲信，眼看情况紧急，借口天象“示儆”，劝王振停止前进，说：“再前恐危乘舆。”意思是皇帝恐怕有危险。王振根本不把皇帝的安危放在心上，轻飘飘地回应：“倘有此，亦天命也。”到达大同，王振还想北上。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情况如实禀报，他开始感到恐惧，第二天匆匆下令班师回朝。
大同总兵郭登建议，从紫荆关撤退最为安全。王振为了显示衣锦还乡的荣耀，邀请皇帝到他的家乡蔚州去看看，走到半途，恐怕几十万人马蹂躏家乡，又反悔，改道由宣府回京。这样一迂回，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瓦剌追兵赶来，全歼后卫部队，把御驾亲征的人马围困在土木堡。在瓦剌铁骑的冲击之下，明军全线崩溃。扈驾的英国公张辅、尚书王佐、邝埜等几百名官员战死，皇帝朱祁镇被俘。
天朝大国的皇帝被蕞尔小邦俘虏，其中的细节，官方正史当然不会披露，只能从野史中寻找端倪。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十九“北狩”一节，保留了一些细节：
（八月十四日）上（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遂下马据地坐，惟喜宁随侍。一虏（蒙古兵）索衣不与，欲加害，旁一虏阻曰：此非凡人。拥至雷家站见赛刊王。上（英宗）即问：“汝是也先么？是伯颜帖木儿么？是赛刊王么？是大同王么？”（原注：俱也先弟）赛刊王惊，驰见也先，即命原使臣来认。上（英宗）呼其名，皆叩头回报。也先曰：“果大明皇帝也。”众哄然，又欲加害，伯颜帖木儿愤怒骂曰：“皇帝自云端堕下，乱军中一无所伤，大福未可量，且曾受重赏，只宜报京送回，图好名留书史上。此狗辈恶言，违天犯顺，不可从。”也先命伯颜帖木儿奉居营中。校尉袁彬自群虏中望见来侍，上（英宗）曰：“能书否？”曰：“能。”即命彬作书，差前使臣梁贵回京，取金宝赏也先。
皇帝被敌方俘虏，简直是奇耻大辱。看来纯属偶然，其实是王振一手操纵御驾亲征的必然结局，皇帝落于敌手，他是难以辞其咎的，也就是说，他难逃一死。果然，护卫将军樊忠操起铁锤，把王振活活砸死，大喊：我为天下杀此奸贼！
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官员们把怒气都发泄到王振及其党羽身上。都察院右都御使陈镒联合其他大臣，向“代总国政”的郕王朱祁钰提议：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帝，应当对他族诛，以安人心。话音刚落，殿陛之间哭声震天。王振的党羽马顺大声呵斥众大臣退去，给事中王竑、曹凯怒不可遏地冲上前去，抓住他的头发，咬他的肉，申斥道：你小子往日帮助王振作恶多端，如今还敢如此嚣张？几个胆大的官员一拥而上，把他活活打死。众官员还要搜索王振的党羽毛某、王某，太监金英眼见势不可挡，急忙把毛、王二人推了出来，也被活活打死。三具尸体横陈在东安门前。少顷，官员们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抓来，跪于廷前，遭到众人唾骂。
一时间，卫卒汹汹，朝班大乱，郕王朱祁钰不知所措，想回避矛盾，溜之大吉。兵部尚书于谦审时度势，十分镇定地大步上前，一把抓住朱祁钰袍袖，用力过猛，拉裂了袍袖，也顾不得那么多礼数了，立即向他耳语几句，请他当场表态。朱祁钰此时已无退路，不得不对文武百官说：马顺等罪当死。随后又发布命令：把王山绑赴西市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依律斩首，抄没家产。听到这些符合舆情的口谕，上朝的官员怒气渐渐平息，逐渐散去。出了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激动地握着于谦的手说：国家正仰赖于公，今日之事，虽有一百个王直，也办不好啊！
令人不解的是，后来朱祁镇被释放回京，经过政变，重新登上皇位后，对王振仍顾念不止，为他招魂、安葬，在智化寺永远祭祀，亲自题写“精忠”匾额。这个朱祁镇实在昏庸，被王振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觉，御驾亲征差一点丢了性命，居然对鼓动他亲征的王振毫无反感，视为“精忠”的表率。人们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皇帝有时近乎白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