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昌
“老树发新芽”，是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之后，当时的浙大校长刘丹对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评价。然而话头，还得从更久远的事说起。
我于1946年在江西省鄱阳中学毕业，正当八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在小地方读中学信息十分闭塞，对国内大学的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由鄱阳坐小船到九江换乘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考大学。在江轮上与旅客闲谈说，我高中毕业，要去上海考大学，志愿是考数学系。有旅客说，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办得很好。正是由于有这位旅客的一番话，使我在上海考一些大学的同时，特地到杭州报考浙江大学数学系，然后在被录取的诸校中，挑选进入浙大数学系读书。
由于在上海即使住最小的旅馆也较贵，经济上负担不了，所以考大学时，经介绍得到允许，住在交大某教授单间住房前的走廊上，考完后索性在交大找一个楼顶暂住。交大快要开学了不允许这么住，而此时正好接到浙大的新生录取通知，所以在新生报到的十几天前就来到杭州，与浙大接洽后被允诺先来住，于是我被安排在可容纳很多学生的大厂房住下。住下后，陆续有老生来住，其中也有数学系的。他们见到我对数学很有兴趣，就介绍说，Hardy着的Pure M athematics很好，学生可向数学系图书馆借阅。但尚未注册的学生，不能借阅，要想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系主任苏先生批条子。我写了借条，得知苏先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东街路的二层楼房内，便去找他。登上楼就见到苏先生正全神贯注在书桌前，桌上摊开几张纸，算式很多。我说明来意，并递上借条，苏先生欣然同意并签名，使我实现了尚未注册就在系图书馆借阅参考书的愿望。这件事虽小，但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所以苏先生和我对此均有很深的印象。数十年后，有一次我去上海看望苏先生时，还提起这一段往事，两人均说是记忆犹新。
读大学时苏先生教我们微分几何课，他上课十分认真，板书清晰工整。这为我在数学上的长进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我们学生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形象。
我于1950年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公布的我的分配单位是华东警组。虽是刚全国解放，对参加国家建设的热情很高，但对具体分配单位总觉得不对口，学非所用，心想警政单位主要是对付犯罪分子，化学毕业生较有用处，数学毕业生想必用不上。后来我和同班的厉则治毕业分配均改为留校，听说是苏先生见此情况提了意见而做更改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数学系撤销，仅保留教工科高等数学的数学教研组。原教数学系本科的教师分散各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
此外，调整到中科院、南大、厦大和浙师院等。留在浙大的仅是教工科的教师，以及当时属于本科但还是助教的几位同事。
我因还是助教而留校，虽不因条件改变而动摇搞科研的决心，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仍抓紧科研，也写出一些论文，但终究因被隔断国内学术联系，闭目塞听。
直到1954年5月，匈牙利数学家杜澜·巴尔来中国，上海组织了欢迎他的学术报告会，苏先生指定我为成员之一，发文到浙大，我因此而去复旦，完成作学术报告的任务，颇得杜澜·巴尔的好评。且更主要的是，由此获得重要学术活动消息：北京数学研究所为各综合大学顺利开出偏微分方程课，而于1954年暑期开办学习班。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能错过，因而我和郭竹瑞请浙大校方去争取参加名额，争取到一个正式名额难于满足我们的要求，再要求去三四个人旁听，住宿联系落实在数学所打地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们几个留在浙大的年轻人能在学术上有较大提高，为1957年浙大恢复办数学系打下基础，1954年的这次暑期学习班是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完全是因为苏先生指定我参加欢迎杜澜·巴尔学术报告会的提携。
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在师资方面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苏先生从中主导的，此后师资的补充也陆续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支持。浙大恢复办数学系，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由苏步青、陈建功形成的好传统：坚持搞研究，坚持讨论班，对学生要求严格，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与浓厚的学术气氛，促使人才成长。在我们作出一些成绩后，浙大当时的校长刘丹曾评价为“老树发新芽”，这是苏、陈言传身教的结果。
浙大数学系的沿革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前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是以苏步青和陈建功为主的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1957年恢复办系直到1998年四校合并，这一阶段办学，大致是以董光昌、郭竹瑞、梁友栋为核心的办学；四校合并后是第三阶段，又开始了一种新局面。
我们是第二阶段办学的主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方面，浙大数学系培养出了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两个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邀请报告的学者林芳华、励建书。国际数学家大会每隔四年一次，相当于奥运会每四年一次，作四十五分钟以上报告的人约百余人，大致相当于奥运会金牌数，因而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报告，可说是成年人的金牌选手（相对于少年组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言）。第二阶段刚刚过去不久，因而在此阶段培养高质量学生人数还有可能再增加。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苏、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提携与扶植分不开的。培养出优秀的青年学者，也许就是我们敬献给苏老最好的礼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