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旧做着病人互助组的牵线人，而将浦介绍给申屠认识，是我暗自得意的事，我把他俩看做是两缕抗病明星阳光的汇合。我还很愿意做这个红娘，将这股阳光介绍给更多的病人。
随着这两缕阳光的一次次住院、复查，一位位战友加入这个团队。当成员已经增加到9名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查房，申屠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护士长，这一份是给你们的。”我一看，原来是申屠做的一份“战友通讯录”，一面详细记录着每一位成员的通讯方式。另一面则是一首小诗：
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日子，使我们彼此增添了深厚的友谊，祝大家永远健康、快乐，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信我信未来！
我能体会到他给我通讯录的意思，他们之间，固然相互的鼓励支持，他们也把我和我的护理团队，当作了自己的战友。因为在治疗的过程中，护士始终陪伴着他们走过。
2007年到了，不断地有战友们的消息传来。他们中每一个来到医院，总会到楼层来看看我们护士。而他们总是会同时带来其他战友的消息。可见他们之间，不断在联系。
最开心的是，前几天，我们的巾帼英雄浦来复查，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护士长，你看我的头发长出来了。”那一刻，我真正看到一种生机。
不管你身处逆境或顺境，每天给自己一个灿烂的好心情。
快乐的荷兰人
木木
“非典”期间，病房里来了一对荷兰老夫妇，他们是来中国旅游的，老爷子因为高血压住院治疗。
夫妇俩很恩爱，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却是非常乐观开朗。老太太把老爷子每天的治疗和病情进展做笔记，写完后，两个人还一起欣赏讨论。
每次进他们的病房映入眼帘的就是两张灿烂得像花一样的笑脸，尽管我的英语水平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热情激发了我想说的欲望，而他们也非常有兴趣与我慢慢地聊。因为“非典”的缘故，病房里的病人也不多，于是和他们谈天的机会比较多。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有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他俩年轻时，就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充满向往，希望有一天能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于是两人在退休后，旅游计划里第一站便是中国，夫妇俩饶有兴致地向我描述了精致雅丽的苏州园林、美丽的云南、神奇的九寨沟，还有延安……把照片一张一张展示给我看，他们说起这些很自豪，我也惊讶于他们的足迹，我告诉他们，我走过的地方还远不及他们。他们鼓励我：“你应该趁着年轻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助于开阔你的眼界。”我告诉他们这段期间因为“非典”，我们不能随意离开杭州，我们对自己的出行有很大顾虑。我随手拿出那12层的棉纱口罩给他们看，这是我们每天必戴的。老爷子笑着说：“哦，Susan，不要担心，我相信等过了这个特别的时期，你又是一只快乐的小鸟，而我也快要回到我的家乡了，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老夫妻俩又轻轻地拥抱。
我感受着他们俩的幸福，“非典”的阴影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好心情。与他们的相处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不管你身处逆境或顺境，每天给自己一个灿烂的好心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保密工作
梅子
老梁转到我们病房交接班时，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密”。因为老梁患的是结肠癌，但是家里人一直告诉他只是一个“肠子里的小息肉”，手术切除就好了。
面对癌症等疾病，中国人向来讳言。家里人总是千方百计瞒着病人，在家人的要求之下，我们医护人员也不得不成为保密集团中的一员。并且，为避免哪位不知情的同事不小心说漏了嘴，保密工作也成为我们交接班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时候，其实病人大致已经猜到病情，家属也知道病情，只是双方相互保密，互不说破而已。
提到说漏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各种检查的片子送回到病房后，病人总是第一个心急地想知道，发送的工人又未加细想，直接就给了病人。
于是，保密失败，家属会向医务人员大大的抱怨，然后又计划新一轮的保密工作。例如，对疾病不再保密，对严重程度却说得轻一些。
说来也巧，和老梁同一病房的正好是一个单位的两个同事，另外一位病人老牟刚做了胆囊手术。他们年纪差不多，个子也相仿，但是每次走进病房，两个人精神状况却大不一样。老梁总是中气十足，一脸自信地对我说：“我很好。”笑声也洪亮。不说话的时候，常看见他盘着双腿，很有架势地养精神。
我曾经问老梁是不是练过气功，他那架势可是挺正宗的。
术后一周，老梁的手术病理结果快出来了。他每天要问我：“结果出来没？”她老伴在旁拼命地对我挤眼睛，使眼色。
那天下午，老两口散步到我办公室，老梁又问起病理结果，我就说，那我上电脑帮您查一查。
于是我到护士站打开电脑，老梁和老伴站在护士站外边看着我。老梁笑嘻嘻的，还是一副乐观自信不在乎的样子，老伴则是非常紧张。
病理结果：“黏液腺癌”一行字跳出来，在我意料之中。我一抬头，看到他们俩都在看着我。我心里顿了一顿。“要不要如实说？”以前通常的惯例是不说，告诉病人，结果还没有出来，或者对患者说，病理的结果等医生跟你说，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当然这是很保险的方法，遵守惯例没有错，也不用担责任。
然而，几个场景闪现在我脑中。
美国加州，罗马琳达大学，Dr·Wenslon 的办公室。由于我对于罗马琳达大学医院文化建设很感兴趣，在我进修期间，我访问了罗马琳达医学院的专门负责医院文化的伦理学教授Wenslon。
“如果得了癌症这些重病，中国的传统是不告诉病人，瞒着病人病情，作为一个伦理学教授，您怎么看呢？”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我在中国浙江大学访问时，有一次为浙江大学的医学生讲课，有一位学生也问我同样的问题，当时我反问他，‘如果这个患病的人是你，你希望家里人或者医生瞒着你呢还是告诉你’，那位学生想也不想回答我，‘当然希望告诉我’。中国人最喜欢的文化名人是孔子，我记得他有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默念着这句话，惊讶于一个西方的教授能如此熟悉中国的文化，也暗自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竟还要一个美国的教授用这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格言”来教导自己。
回国后，工作中不断有病人被诊断为“癌症”，也不断被家属要求保密。
但是我仍然看到越来越多的知道病情真相的病人，用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乐观、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癌症。我看到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看到随着国人思想理念的开放，传统正在悄悄地改变。为什么不就这个问题深入地探究一下呢？于是，我设计了一个质性研究的方案，对于被初诊断癌症的并且已经知道自己病情的病人作访谈，深入讨论病人对于告知病情真相的态度。本来以为，这将是一个很难做的项目，因为得病已经是不幸的事情了，那些病人还会愿意和你来讨论这些吗？然而，访谈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每次我总小心翼翼地开始话题，但大多数病人都会非常开放地谈论病情、诊断经过，谈论自己的心态变化，谈话最终总在非常坦诚、很积极的气氛中结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小心翼翼有些多余，或者我低估了病人的承受力。
“结果怎么样？”老梁的一句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他们仍在护士站前，等着我的答案。我迎着老梁很有精神的眼睛，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病人隐瞒他的实际情况。
“嗯，结果不是很好。细胞有些变化。”我还是没直接说，但是我想这样说已经足够清楚了。
老梁的老伴脸色变得更加严峻，追问：“到底怎样？”
我说：“结果不如想象得好。”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自己都觉得有些心虚，词不达意，说真相比说假话还要难。我看不出老梁脸上的表情，但是他顿了一下，转过身回病房了。
我也似乎觉得有些不妥。但是我没有立即去病房找老梁。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到老梁的病房去看他。老梁仍然盘腿坐着。一看我进去，振了振精神。
“怎么样？老梁，听您老伴说您——”老伴一直反对将实情告诉老梁，跟老梁说了实情后，因为我是护士长，她没有直接在我面前抱怨，但是我的护士告诉我，她跟护士埋怨说我不该告诉老梁，说老梁回到病房后，就不怎么说话，一直心情很差的样子。
“没事，你别听她的，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了，在转到这个病房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只是家里人说我是息肉，我不说破罢了。什么息肉呀，动这个手术我就知道这毛病是不小的。”老梁洒脱地一挥手。
听他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接下去我也告诉老梁其实疾病还在早期，手术也很成功，这个类型是预后很好的一种。他还是这样一副很革命大无畏的样子：“没事没事，我知道的。”
第二天，晨间交接班时，夜班护士谈到老梁，说同病房的另外一位患者告诉护士，老梁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而老伴更是不知该如何对他说话。
交完班，我照例去查病房，老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到我，仍跟我说：
“我没事的，我挺好。”我看他精神也是不错，谈笑风生的。我突然想到，即使是乐观坚强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会有心理上的波澜，只是老梁是个硬汉子，他怎会轻易跟我承认他的脆弱，于是便也不再说什么。
教科书上说，癌症病人初得知病情，一般会经历“否认”、“愤怒”、“磋商期”、“抑郁期”、“接受期”。不管哪种性格的病人，这是一个心理的规律。我想老梁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作为护士，做好“保密”工作，会回避和病人一起经历这样的心理过程，也会满足“好心”的家属意愿。冲破“保密”工作，意味着改变惯例，也意味着护士承担着更多，是风险，是责任，都是护士这个职业应该承担的。
事后，护士跟我说，“护士长，是不是这样的结果让医生来告诉病人会更加好？”
我说：“我这样做，一是基于我之前同老梁建立了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并且对老梁的性格也有所了解，二是基于我对于是否要对癌症病人‘保密’的伦理思考。我想这个事例只是作为我个人护理职业生涯的一次尝试，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我还是建议大家让医生告诉病人结果，或者满足家属意愿暂时不把情况告诉病人。将来这种理念更加普遍地为中国人认可时，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保密’工作了。”
能使所爱的人快乐，便是得了报酬。
——巴尔扎克
陪
冰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