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淼和红都服装公司，也是上海大本营培育的。
1956年春暖花开之际，上海21家服装名店和一批高级技师，分批迁进新中国的首都，重组为“雷蒙”等7家国营服装店。2年后又合并为“友谊”、“友联”2家，后来又整合为红都时装公司。在迁京技师中，有一位叫王庭淼。
王庭淼出生于鄞县云龙镇甲村，11岁开始学裁缝，20岁成为一名出色的技工。1956年进京后，中南海成立“中办特会室服装加工部”，挑选12名技师前去工作。王庭淼成为最符合标准的人选之一。从此，他便开始了他的非同寻常的服装生涯。他和田阿桐曾为毛泽东制装，“毛式服装”成为经典性服装。毛主席逝世穿的那套服装，仍是由王庭淼为主制作的。他还为周总理修补过穿破的睡衣，修破如新，被传为佳话。他又曾为周总理改一件西装为中山装，当总理穿上十分合身的中山装时，连连称赞。除了中国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等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都曾满意地穿上过王庭淼缝制的服装。由于他的高超技术和杰出贡献，1959年曾出席北京群英大会。其后又曾出任红都服装公司的第二任经理，一干就是20年，北京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红都王经理”的。现在，当你走过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时，“红都”的大红招牌依然会引起你驻足观赏，你或许会赞赏：百年辉煌，“红都”是红帮的形象大使！
也许，人们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华访问，到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撩起西装，用标准的汉语对欢迎他的人们说“红都！红都！”（48）他所说的“红都”显然是一语双关的。这位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总统先生，对中国的了解确实不少。
除了上海红帮大本营涌现出来的红帮名人之外，在其他各大中城市，繁荣期中都有人堪登红帮功臣楼。
在南京。“李顺昌”曾于抗日战争期间迁往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几省，抗战胜利以后迁回南京，曾为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人员制装，以后数十年间长盛不衰，曾获得“西服优秀设计奖”、“中华老字号”等称号。奉化人蒋沛庆、谢多庆，鄞县人陈渭庆都是南京红帮的高级技师，各有绝技，誉满石头城，时称“三庆”。1941年南京军服西服业同业公会成立，有宁波籍会员51家，宁波红帮裁缝占公会理事、监事的1/3。1945年12月，以蒋明良为首的红帮裁缝发起筹建了南京西服缝纫业职业工会，领导成员17人，有12人是红帮裁缝。
1948年“旅京甬商同乡会”调查统计，宁波人“旅京”商店233家，其中红帮呢绒服装店有67家。
在重庆。内地有很多红帮商店迁往重庆，除南京的“李顺昌”之外，还有上海王士楚的王荣康西服店（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据1941年宁波旅渝同乡会会刊记述，著名的红帮商店有黄一峰的“华丰”、王厚甫的“柏罗斯多夫”、华家训的“国际”、乌一美的“环球”、徐有文的上海服装公司、周知行的青年时装公司等等。
在北京。据1935年《浙江全省旅平同乡会》统计，当时，鄞县在北平（北京）的同乡会有314人，其中有115人从事西服业；奉化同乡会有64人，其中有48人从事西服业。1944年已有34家红帮店号，到1946年已有17家在北京黄金商业区王府井大街经营。李秉德兄弟和李秉德父子的新记西服店、新丰西服店都为名店，李氏也成为北京的红帮裁缝世家。成名于哈尔滨的红帮高手石成玉1946年迁京，享有“西装博士”、“中山装专家”的称号。红都服装公司的红帮名师余元芳（奉化人）、王庭淼（鄞县人）、陈志康（奉化人）先后出任经理，在这一时期，他们为中国服装现代化各自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在天津。在这个北方大港，没有人不知道“小白楼”，那是一条服装黄金街、高级服装店集结地，而这里的服装店主绝大多数是红帮裁缝。在这些名店中，无人不知“龙头老大”何庆锠西服店，它的老板是来自鄞县姜山的何庆丰。何氏服装以精著称，件件皆可以和正宗的英国技师之作媲美，因之，最具绅士派头的英国人，见到“何庆锠”都没有不翘大拇指的。除了西服正装，“何庆锠”也做中山装、职业装，因之，“何庆锠”门前总是中外顾客络绎不绝。
据1944年“天津市制售西服业商号调查表”，全市共244家西服店，其中红帮店有95家，他们既做西服、中山装，也做军服、职业制服，1948年6月天津制售西服商业同业公会领导成员共18人，其中红帮裁缝有11人。除了做男装外，在天津还出现女装高手王庆和、孙光武，他们都获得“京津女装高手”的称号。
在哈尔滨。奉化人张定表，早年在上海，民国初到哈尔滨，1929年在中央大街创办瑞泰西服店，一年四季，中外顾客盈门，这位红帮高手被誉为“东北第一把（剪）刀。”鄞县人陈宗瑜，10岁即随父亲到哈尔滨创办义昌西服店。他讲究工艺特色，每道工序都精工细作。1949年哈尔滨解放，缝纫业同业公会成立，他被选举为主任委员，不久，又出任军需厂厂长，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作出过重要贡献。1957年被选为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委。鄞县人陈阿根缝制的西服表里如一，颇负盛名，被称为“正反面阿根”。
其子祥华继承父业，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组织1200名技工，出色完成为志愿军赶制20万套军服的艰巨任务。20世纪60年代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技术负责人、技术科长、技术厂长、曾被纺织工业部评为“优秀服装设计师”。
在青岛。1948年5月《宁波旅青同乡会会员》登记表中，经营服装业的有44人，占会员人数的18％。在这个外国人聚集的名城中，红帮名店、名人也很红火。
在烟台。当时算个小城市，1945年全市经营现代服装有36家，宁波人经营的有11家。由此可见红帮事业繁荣之情景。
在武汉。在这个“南北通衢”重镇，1934年已有西服店91家，1945年冬，西服业和军服业同业公会合并，1946年4月成立缝纫业同业公会，1948年，这个同业公会中宁波籍会员已有50家。宁波人创办的3家服装名店高誉永驻，1980年均被命名为“武汉市特级商店”。其中，除陈尧章于1909年创立的“祥康”外，邹佩庭的怡和服装店创办于1936年，方才德的首家服装店创办于1944年。3家名店于1956年合并为“首家”，《长江日报》在征集楹联中，有一联是赞颂“首家”的：“欲向天工夺魁首，向鼎荆楚创一家。”
在香港。至20世纪30年代，香港的服装业还较落后。40年代到60年代，内地红帮服装企业移师香港的甚多。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制衣业1950年有41家，1955年增至99家，1965年已达1514家。从上海迁去的红帮名店、红帮裁缝成为香港制衣业的开拓者，成为香港工业革命的一支主力军。在1992年印行的《香港服装史》中就有明确阐述：“香港西装与意大利西装同被誉为国际风格和最精美的成衣，全因香港拥有一批手工精细的上海裁缝师傅。”（49）所谓“上海裁缝师傅”，其主体就是红帮裁缝。对此，凤三在《上海闲话》中作了说明：“在旧日上海，男子西装裁缝称‘红帮裁缝’，以宁波人最占势力。目前香港的‘上海西服店’，亦俱宁波人开设，一级、二级用上海裁缝无疑，即宁波裁缝。”著名的红帮名店有许达昌的“培罗蒙”、陈荣华的“W.W.CHAN&；SONS”、王铭堂父子的“老合兴”、张瑞良的“恒康”、车志明的“利群”、尉世标的“锦锠”（曾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制装）等等。
香港红帮名店度身定制的每一件西服，均可以作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加以鉴赏。所以，美国知名的购物指南Gault Millau-The Best of Hong Kong在评价香港一家红帮服装店时说：“假如你想挑选最好的欧洲面料配合比较传统款式的西服，这家店你一定会满意，价格高一点，但物有所值，工艺和品质是完美的。”
在台北。台湾西服业发展较早较快，这为红帮向台湾拓展提供了条件。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带去了大批喜爱穿西服的人，同时也带去了相当多的红帮裁缝。在台湾，六七十年来，西服业的发展与大陆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未间断过。因之，在台北有不少西服店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店，“汤姆”、“格兰”、“培罗蒙”等等均是。这些西服店的根都在上海等地，格兰西服公司便是显例。
“格兰”的创始人包启新，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随红帮师傅钱世铭由上海迁往香港的。70年代，他由香港迁往台北，创办了“格兰”。和40年代由上海霞飞路迁往台北的“汤姆”一样，后来都成为台湾的顶级名店。在包启新经营近20年时，当地青年陈和平来到“格兰”拜师学艺。此人颇得包启新的赏识，遂成为得意门生。陈和平不但忠实地承传了红帮的精神风范、经营理念和独特技艺，而且敢于、善于开拓创新。1992年包启新打算退休，遂将“格兰”交给了陈和平。陈和平不负恩师厚望，在服装设计、工艺创新、科技研发诸方面，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从而昂首阔步走向国际T型舞台，积极参与国际服装顶级赛事，风采凛然地与各国服装大师切磋技艺，交流经验，进一步弘扬了红帮前辈的“洋为中用，中为洋用”的双向交流传统。从2002年起，陈和平连续多年在国际性的赛事中获得多项大奖，被台湾消费者誉为“天王级”名师，“世界级剪刀手”。陈和平先生荣获的那些大奖，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国际服装界获得的最多最高荣誉吧（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在西部地区。红帮裁缝挺进西部，先后有两次规模较大。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使自己的企业免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同时为了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情怀，支援抗战，“七七事变”之后，王宏卿、李宗标等著名“红帮”企业主先后将自己的企业迁往西南各地。另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内地城市发展服装业，开发西部广阔的沃土，上海不少红帮企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陆续迁往大西北，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上开拓自己的事业，显示“红帮”的新风采。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搬迁的是在1956年，上海支援边疆建设的服装业职工近500人（包括服装、鞋帽、呢绒、丝绸等有关人员），一部分到北京和东北的长春，绝大部分是支援甘肃、新疆、内蒙古、兰州、乌鲁木齐、包头等城市。第二批支边是在1957年，上海赴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山西等省的大中城市服装企业有10家，不少红帮裁缝加入了迁移的行列。
在拉萨。在这座雪域高原名城中，同样有红帮人的业绩。
红帮裁缝陈明栋，鄞县福明前洋畈人，于1935年到上海，在其父开办的“惠乐”衬衫厂帮工。后结识“勤昌”服装店的戴永甫，学习缝纫技术，并认真研读戴永甫写的《永甫裁剪法》，因此缝纫技艺进步很快。1953年，戴永甫经人引荐去了兰州，传授服装裁剪技艺，陈明栋应戴永甫之邀也去兰州，在“素云妇女服装学习班”任教，教材就是《永甫裁剪法》，半年后返回上海。1956年10月，33岁的陈明栋与宁波人孙家茂等裁缝师傅离开上海，到达雪域高原——西藏拉萨。他结合当地人的衣着习惯，设计、制作的衬有皮毛的大衣和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一推出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1959年，因工作需要，他奉命调到青海省的格尔木。在那里，他带领一批裁缝师傅用“林芝毛纺厂”的厚实面料，制作大衣、中山装等。1969年又调到“西藏自治区驻格尔木办事处”下属的一个服务社担任服装组组长。1979年，按规定他可以退休回乡，但几次因工作需要而主动延期退休。几十年来，他与戴永甫始终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戴永甫将上海服饰市场的信息、自己的科研情况告诉陈明栋，陈明栋协助戴永甫研究《服装裁剪新法》。退休回上海后，又帮助戴永甫研究《D式裁剪法》。1985年9月，陈明栋荣获西藏自治区政府颁发的“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
在西宁。在这座西部名城中，红帮人也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1956年5月，在上海开往兰州的列车上，坐着一位祖籍宁波大矸周隘村的年轻人陈星发，与他一起踏上征途的还有50多位上海师傅。到西宁后，陈星发首先在西宁服装一厂工作，分管生产，后到西宁服装公司，任公司的技术科长，后又到公司组建的西宁市服装研究所任所长。在服装培训班和西宁市二轻中专服装班上，他从“三紧三松”老规矩讲到“推、归、拔、烫四部曲”，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先后荣获西宁第一服装厂颁发的“支边创业奖”和纺织部、中国纺织总会颁发的“边疆从事纺织工作三十年贡献奖”。证书的扉页上，印有胡耀邦总书记的题词：“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
在兰州。在甘肃的这座大城市中，自然会有红帮人的光荣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