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戴永甫，花了10年工夫，研究出“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编写出《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一书。先后发行数百万册。但戴先生也没有以此博取名利，走进“象牙塔”，而是以此书为教材，通过各种渠道，加以传播，光是讲习班就办了数十期（无准确统计数字），为全国各省、市培养了数万名服装业新人。另一位红帮前辈，天津的王庆和，也是以自己的著作为教材，通过文化宫、图书馆、学校，大力培养服装新人。包昌法很崇敬这些前贤和时贤，以他们为师友，学习、继承他们的责任心、使命感。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是以教书育人为宗旨的。《服装学概论》、《服装学导论》的“绪论”和“前言”都说得非常明白：“《服装学导论》是服装学的基础教材。”“现代服装教学，已经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师傅带徒弟的个体传授技艺方式和只讲穿针引线、缝缝烫烫的手工艺内容。”“我们的培养目标也必须是会设计、懂技术、能管理、善经营的并具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的服装专业人才。”就是《服装设计与工艺自学导论》这样的自学丛书，“前言”也说得很清楚：“学习服装制作技艺的渠道较多。”“采用自学形式学习和掌握服装制作技艺是理想而又有效的途径之一。”正是鉴于以上考虑，他才出任主编编写了“服装设计与工艺自学丛书”，全书由8部专著组成，包先生除了任主编，还编写了丛书的第一本《导论》。
不但在编撰专著时如此，就是在撰写单篇论文时，包先生也念念不忘自己的教书育人使命。在论服装设计的系列论文中，他总是希望自己的新观点能被引入教材，“成为服装专门院校的一门基础课程。”看到有些服装院校已按他的观点开设课程，他总是由衷地高兴，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化为年轻人的有用知识技能而甚感欣慰。
一言以蔽之，他编撰这些著作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给我国现代服装事业培养实用型的中高级技术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使命，他和同志者如痴如醉，50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包昌法曾把自己定位为：“包昌法：红帮服装文化的探索迷和耕耘者。”他不但为此入迷，而且在有了一定学识积累、科研成就之后，便身体力行，亲自走上办学与教学第一线。1984年初，他就曾和我国高校服装专业的创始人王传铭教授一起，筹办上海纺织职工大学服装大专班，应该说，他们都是我国服装专业的元老。其后，他又在上海的两所高校的服装系执教，并曾应聘出任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论文答辩委员。为了表彰他对服装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上海市科技协会曾评他为“科技系统优秀教师”。
这位老教师的拳拳之心，委实令人感佩！
3.矢志不移，永葆热忱
包昌法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又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这已很不容易了），有机会当学徒，大致可以安分守己，学好手艺，做个裁缝，埋头做活，养家糊口。这是多数旧时的裁缝的人生之路。但是，包昌法没有走这条路，他探索构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抓住了发展机遇。他在“学术长信”说过：“我的研究工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为不论我辈还是前辈，从事服装行业的人，都是没有文化、缺乏文字表达能力的，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由于我酷爱自己的职业，就试图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将传统的经验知识化，将平时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我自己比较刻苦、勤奋，事事做有心人，经常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知识，运用到自己的专业中去。”在做服装裁剪工作时，他不是“师之所授，一字不易”，“依样画葫芦”，而是举一反三，加以拓展。他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刻苦自学。休息日，他常带上干粮去图书馆、书店、资料室查资料。走进布店、服装店，见到新颖的服装款式或省料裁剪新法，他就会停在那里细心琢磨，把心得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并且结识那里的能工巧匠，拜他们为师。在马路上、电车里，他都常常注意观察人们穿的新颖服装，并在小本子上画下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积累着原始资料。在写《巧裁缝》时，一听说哪个服装店有新发明、新创造，他便会跑去访问、请教。把长袍改成中山装的益大服装店、把马褂改成马甲裙的洪兴记服装店，把2件雨衣改成5件儿童夹克的曙光童装店，以及上海市鞋帽公司、上海市服装用品工业公司等等，都曾是他拜师求教的地方。能工巧匠们为了改造一件旧衣服、创造一种新服装排料法，常常设计、修改几十次。这些都令包昌法感动，他决心把他们推上银幕。他还在饭里自苦，茶里自俭，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购买服装专业书刊和文学作品。经过日积月累，在他的小阁楼上，沿墙一侧渐渐放满了书刊。所以有人说：“包老师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小型服装图书馆了！”
包昌法的研究工作条件是十分简陋的。他一家七口人，蜗居于一楼一底20平方米的住宅中，不要说书房，连一张写字台都无法放妥。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全心全意，埋头苦干。特别是闷热的夏夜，他汗流浃背，读书写稿，每至深夜。一本60多万字的《简明服装词典》书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花3年时间编成的。
人生道路上，总是风波四起的。本来，政治领域里的角逐、党内路线之争，与一个青年工人何干？但他居然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并被发配屋车间去劳动。长期压在这么一座“山”下，还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吗？能！但是极其艰难。这种时候，就需要矢志不移、坚忍不拔的科学品格了。包昌法像许多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一样，既有科学知识，更必须有科学精神、科学勇气。
他不但没有放弃、倒下，而且不改初衷，壮志弥坚，只是根据现实情况，把自己的着力点作了调整，把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作为积累原始材料、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一种机会；同时，也把已学到的书本知识、理论知识拿到实践中试用、检验。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把几何学的知识、原理，运用到服装结构制图中去，总结出了“先横，后直，定点划弧”的打样要领，也为以后他研究服装结构理论打下了基础。“时装设计三个分工”的系列理论的论据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积聚起来的。他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基层劳动，却使我积累了无数服装制作的具体经验。”所以，50年后，他能够笑容可掬地回顾这段祸福相倚的人生历程，真诚地概述自己的人生感悟。
“人不知而不愠”，不慕虚荣，也是包昌法学术品格之一。他虽然科研成果丰硕、成就斐然，但直到1991年才给他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职称，致使这位资源服装专家蒙昧草野50年。不过，这也没有阻碍包昌法的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取得。自回到研究岗位之后，有了基本的工作条件，他的成果很快便源源不断地喷发出来。
2003年10月，他和王传铭教授一起，应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服装文化研究所和宁波服装博物馆之邀，前往宁波参加《红帮服装史》首发式，年逾古稀的包先生给人们留下了的深刻印象。那一次，他穿的是紫色夹克衫，精神健旺，满面春风，脸上始终充满笑意。和大家见面之后，他便表示：“我作为一个老年服装工作者，对于服装相关的课题，曾经作过较长时间的探索，也积累了一些相关资料，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无偿提供。”接着，他又从夹克中掏出一个信封交给服装文化研究所的负责同志，说：“我来之前，写了一份《关于服装文化研究工作的几点思考》，供你们参考。”在信中他写道：“我总觉得服装文化研究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有非常美好的前景。它是我国发展服装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接着，就服装与人类的精神需求，服装文化研究对指导今后服装创新设计、服装教学等方面的意义，服装文化研究不能“离开人这一主体”等3个方面，写了他的思考意见。此后，他曾为宁波服装博物馆无偿提供200多种书刊资料。
2008年10月，宁波服装博物馆在上海召开建馆30周年座谈会，他欣然应邀而至。虽然头上白发又增添了许多，但他依然穿一袭紫色夹克衫，依然那么精神抖擞笑容可掬，发言依然那么热情，声音洪亮，再次呼吁重视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研究，深情地表示：“服装专业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有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是大有可为的！”“我非常愿意和同志们、朋友们广为接触，共同努力！”似乎一提到服装研究，他便年轻起来，不知老之将至。
此文写作过程中，包昌法先生提供过许多原始资料，钟一凡先生和宁波服装博物馆也曾提供资料。我还参阅过王静女士的关于包昌法的文章，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