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重要的一条，苏州与上海及江南一带不存在北方如火如荼地杀洋人、烧教堂、毁洋物等问题。这里没有以“反洋”、“灭洋”为宗旨的义和拳的社会基础，地方督抚大吏也比较明智，故无立足之忧。
李来义当机立断，抢先在望星桥西堍严衙前3号租了一开间门面，开设了苏州前所未有的西服店，取店号“李顺昌”，以表与上海“邬顺昌”的承袭关系，也盼“顺当”、“昌隆”。
公元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这是苏州开创西服业的标志性重要年份，也是江苏省西服业起步之年。
苏州城首家西服号脱颖而出，但店面不起眼，洋人率多不信赖，何况他们人数还仅百数；国人虽众，却因循于长袍马褂、旗袍披风；因而头两年“李顺昌”生意清淡、门可罗雀。
迨至东吴大学堂开学，逐年招生扩大，师生员工数千；尔后，东吴附中、博习护士学校又相继成立；天赐庄头猗与盛哉！一派新风！渐次增多的洋人住久了要添新装；他们属下的华人教职员仿西俗定制洋装为常服；莘莘学子大凡系富家之人，往往入学之初就定做洋装数套，另外又有运动衣、童军服等等。店铺与学堂贴邻，况且是先期诞生，这种亲邻因素，就使店铺自然而然成了学堂的“特约供应商”。李顺昌一马当先，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礼聘上海技师多名来店协助，不断扩大经营容量。不多年，除老字号以精品标榜的“李顺昌”外，陆续闻风而至开张的店有“陆湘记”、“新华”、“新利”、“星星”等等，天赐庄一带成了苏州的西服业起始的集中地段。
李来义除确保产品质量、道道工序一丝不苟外，也着重传媒宣传，在当地报纸和《东吴大学年刊》上长期刊登大幅中英文对照的广告。他展开“乡情”攻势，对在苏的同乡加强联系、密切交往，通过他们再扩大业务。1918年东吴大学在校的宁波各县的学生，由朱元鼎、夏宪诹、谈家桢等发起组织了校内的“宁波同乡会（Ning Po Club）”，会员40余人。毋庸置疑，他们不仅都是李顺昌的铁杆老主顾，也还是积极的义务推销员。李来义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营业额与名声在苏州同业中始终独占鳌头。
三、辐射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军兴，3次历史性大浪潮，排山倒海地连续对旧势力冲击扫荡；社会经济、民生风尚由之出现划时代的进展。近百年间末遭战乱破坏被称为“福地”的苏州在这种形势下更是百业兴旺，而政府行为中山装的推行，使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西服业有突飞猛进如虎添翼之势；苏州于是成了江南仅次于上海的西服大卖场。李来义只身闯苏州，创业30年，店铺财源滚滚，家庭人丁蕃盛。
李来义生了4个儿子。按家乡老传统，孩子读几年书粗识文字，便去学生意。李来义看到西服业方兴未艾前途广阔，让他们子承父业学红帮裁缝技艺。为了从严要求，安排儿子去上海等地别的店号拜师受训、多方历练。转眼间，子辈相继出道，宁波人固有的开拓性基因在他们体内每一个细胞中骚动，不安于室了。他们目光不盯牢眼前的饭碗，不盯牢上辈的家当，而放眼苍溟，搏击长空，强爷胜祖，各显神通。
4个儿子，振翅高飞，但并非是“各自东西”；实在乃老谋深算父亲指导下的“谋略全局、分兵出击”，其目的是“开垦宁、扬，充实苏州；鼎足而三，控领江苏”。
长子李宗标阅历较深，1926年带着83块银元进军六朝古都江苏省会的南京开张西服店，袭用在苏南已享盛誉的“李顺昌”店号。翌年，国民政府定都金陵（今南京），军政各界冠盖云集，外国使馆与教会事业洋人涌至，石头城里西（军）服业骤然升温，李宗标欣逢其时，春风得意。1929年上海某银行又给予贷款2万银元，锦上添花，李宗标在新兴地段鼓楼建造新址，六开间门面，气派特大，在南京西服业中首屈一指。后来承接军政学界制服，雇工盈百，仍应承不了慕名而至的大宗客户，他便与小店号挂钩合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外发加工”以救眉急；后来演变成常年如此。此种凭借自己的商誉可无限地扩大营业而自己不用增建工场、不需扩招员工的“外发加工”经营模式，在同业中李宗标是第一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出“贴牌销售”联营方式。
由之可证：南京“李顺昌”虽非当地开业最早者，却系当地声誉最高者。抗战起始，“李顺昌”内迁，转辗大后方，于川滇相继开了5家分号。胜利复员回南京，儿子李黉达接班，是为李顺昌第三代传人。后来迁店至当时最繁华商业地段的新街口。迭经社会结构变革，环顾神州红帮西服业危急存亡之际，南京“李顺昌”以其艺精誉高而硕果仅存，独树一帜，维持始终。
李来义次子李增坤，继兄长之后踏上征途，去苏北商贸兴旺人文荟萃的扬州设西服店，亦挂出响当当的“李顺昌”店招。西服店由此辐射到苏北。
三子李增泳（小名阿海），接替年事渐高的父亲李来义，掌管苏州发迹地天赐庄起首老店“李顺昌”。
四子李春华，自动嗣给叔父。其叔父1921年在苏州当时最繁华的阊门外交通要道万源桥堍开设“生昌”西服号。李春华成年后自己在市中心创立“李春记”西服号。
李增泳接掌老店后不久，将店更名为“李增记”。这事很不简单，主要反映了他不吃老本，不株守父荫，策划精益求精，别创新品位、新名牌；根植苏州，志存开拓。不几年，果然“李增记”出类拔萃，名声鹤立江苏南北。李增泳众望所归，连续多届被推举为同业公会会长。时局几经变幻，太平洋战争爆发，天赐庄洋人教会事业全被日军占领，西服业中心迁至城中宫巷。胜利后的1947年全苏州红帮西服店共达95家，短短400米的宫巷栉比着21家西服店，其中的“李增记”由李增泳之子李锡成（小名百龄）继承。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名店“李增记”被归并，红帮裁缝权威李锡成渐至无事可做，其子孙遂无一人再继祖业。所幸南京“李顺昌”一脉长存。
四、共性
宁波籍红帮裁缝李来义父子，经过不懈努力，开拓并壮大了苏州乃至江苏省的西服业，取得了卓越成就，赢得了至高声誉。李氏家族的兴业发家史，是为苏州西服业产生与发展过程的核心与典型，乃至为江苏省西服业产生与发展过程的核心与典型。
李氏家族创业经历，仅是红帮裁缝众多传奇故事中的一则。他们的身份归属，则为气势磅礴的宁波帮中的一员。作为庞大整体组成部分中一个小小细胞，固然微不足道，然则就这么一个细胞，里头却包罗万象蕴涵着整个机体的所有特性。也就是说，个性里反映着共性。
襟山带海的宁波，地理的限定，他们扬长避短，形成向外闯码头的深远习俗；但他们永记那是“祖基”与“根”的所在，当功成名就后，虽绝少“落叶归根”，却念念不忘努力从各方面来报答故乡，振兴桑梓。
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上海，使他们能得放眼世界、及时融入国际社会，是他们获得精炼的“熔炉”，成为宁波帮、红帮的形成地、发祥地与向外辐射的总基地。宁波人在上海，与当地人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关系，堪称和谐共处的典范，这是立足异地的基础。
去各地创建同乡会馆；在各业倡组同业公会；总起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名称——“宁波帮”、“红帮”。一个“帮”字，妙在双关：既表是同道之人的集合体，又阐旨在公益的互助性。个体与团体互为依存，相持益彰。
自力更生，打造天地，不株守父荫，强爷胜祖：是其人生的抱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勤勉务实，争创名牌：是其从业的追求。应顺潮流，洞察形势，机智果断，争抢先机：是其夺魁的关键。接轨世界，垦荒新地，唯新唯精，持续攀登：是其进展的步伐。
拙稿铺叙较广，意在从宏观方面来理解李氏家族的成就。他们虽只是芸芸红帮裁缝集体中众多佼佼者之一，但他们显露着从胎里带来的宁波人固有的值得炫耀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