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山装创制者说法不同，而且这一服装样式以后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但是，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主人王才运对中山装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他和其他红帮裁缝一起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倡议完成了中山装的改进、定型工作，从而使中山装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新式服装，不但中国人视之为“国服”，外国人也确认其为中国人创造的典型的中国现代服装。
中山装是服饰文化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它是王才运和其他红帮裁缝师傅们在民主革命领袖倡导下共同谋构的结果。它将中西方缝制与裁剪技术融合在一起，是对中国服装制作技术的一次革命，也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革命，它标志着中国服饰的人文思想、审美观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服饰文化与世界服饰文化接上了轨道，实现了由古代向近代、现代的转变。
第三是在服装人才的培育上，王才运信奉“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他呕心沥血，为服装事业的繁荣发展输送了众多优秀的人才，是红帮职业教育的元勋之一。
在旧时，学徒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学徒期一般为3年。学徒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为师傅、师娘做家务，诸如生炉子烧饭、抱孩子、洗衣服等等，过了1～2年后才允许为师傅打下手，也就是提提熨斗、踩踩缝纫机。3年时间学不到什么裁剪功夫，因此，很多学徒往往是3年学徒，3年帮忙，才能学到一些基本的技术离开师傅。而且师傅一般为了自己的生意是不教关键技术的，徒弟们只能暗中偷学，然后靠自己琢磨，掌握一些要领。
王才运却与众不同，他心怀服装事业发展的大局；他高瞻远瞩，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服装事业要发展就必须得有大批人才，因此他始终以培育服装人才的理念来培养学徒。在培育服装人才方面自有其独到的一面。
一是注重实践育人。王才运对待学徒，与其他师傅不同，他不会让学徒尽做一些家务杂事而浪费一两年时光。凡是到“荣昌祥”的学徒，一律先到工场实习，由师傅具体指导，让学徒们在实践中初步了解掌握服装结构，通过实践学会基本的裁剪技术和缝制工艺。因此，“荣昌祥”的学徒，满师时间短，掌握技能快，后来多能成才。
二是注重量才录用。“荣昌祥”的学徒，大多来自奉化王溆浦，有王才运子侄一辈的，有其外甥、外甥婿等亲戚，有左邻右舍的乡亲。王才运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徒，他举贤不避亲，只要你品行好，有才能，他就重用你；而且根据你的才艺和特长量才而用。如果你服装技能掌握得特别好，就留你在工场，先当工人，日后往裁缝师傅方向发展；如果你有营销才能，就分配你到店堂做营业员；如果你有组织管理能力，就安排你做管理人员。总之，王才运在服装人才培养上用心良苦，注重人才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培育了大批后备力量。
三是坚持扎实渐进的原则。王才运对服装人才的培养讲究科学性、系统性，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步步到位，一丝不苟。他安排学员在学习服装技术时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化提高，系统地掌握服装知识、技术、技能和科学的方法。譬如留在工场当工人的，在原先初步了解服装知识、初步掌握服装技术的基础上继续拜师，在师傅指导下按裁制西服的工序，一道道循序渐进地学习钻研；在掌握了各道裁制工序后，再了解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研究各种服装的款式，最后还要能按顾客的身材、气质，因人而异，灵活运用，精心缝制出让不同的顾客都能满意的服装来。
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
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07号；
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
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
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81号；
王士东、周永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
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
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
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号；
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
王才运的“荣昌祥”和他的门生所开的服装商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垄断了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一时间，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业一条街。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才运实为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
作为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不言而喻，王才运在中国服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有着卓越贡献的。
就微观而言，“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无论在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人才培养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才运实施的工贸合一、服饰搭配的多种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服装现代化经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坚持扎实渐进和量才录用的原则，在注重实践教育的同时还有意引入文化教育，这不仅改革了传统服装行业承传方式，也为现代服装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导开了先路。
就宏观而言，王才运从事服装事业正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恰逢中国近代服装大变革时期，在革命先行者们的倡导下，王才运和红帮先辈们一起适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引进西服，改造西服，推广西服。与此同时，在西服和日本新服装启迪下，积极创制了中国自己的新服装——中山装，中山装经中山先生等革命人士倡导后，与红帮裁缝共同谋构，由王才运等红帮裁缝制作完成并积极推广这一由中国人创造的典型的中国现代服装。在革命先行者倡导下，在王才运等红帮裁缝共同努力下，中国服装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经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彻底消亡；西方服饰文化理念和技术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中国服饰文化与世界服饰文化开始接轨。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服饰从制度上、理念上、技术上、经营上、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上，全面踏上了通往现代化之路。王才运和红帮裁缝们在这一条大道上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二、名副其实的模范商人
王才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模范商人。
在商言商，商人逐利，这本是商人的普遍心态。当然，在传统的商业道德中，商人取利要以“义”为准则，所谓“君子之财，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
在近代中国的商界，商人们在继承传统商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同时，还怀着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主权不断沦丧，领土完整被破坏，关税自主被侵蚀，司法独立遭践踏，国家地位日益沉沦；另一方面，随着“西风东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近代商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步萌芽和发展，振兴民族经济，实业救国，成了这一代商人追求的目标。一种强烈的捍卫国家权利的意识在这一特殊的时代里逐渐在商人心中萌发：20世纪初年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均可视为商人捍卫国家权益的实践。而后来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更见证了爱国商人在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中的积极性和坚定性。王才运作为上海南京路商界的代表人物，他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大义，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准绳，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起到了模范的作用。
南京路，旧称大马路，自上海开埠以来，南京路上高楼耸立，店肆密布，成了上海商业中心区域，全市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华人商店与红帮裁缝店密集之处。南京路作为上海商业街区的象征，是“五四运动”在上海的集中表现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京路商界代表王才运带领各商号与学界采取配合行动，打出“不除卖国贼不开门”、“不除卖国贼不开市”的旗号，首先停业、罢市。南京路为上海市第一商业街区，其罢市具有重大的影响。于是，上海商人相继罢市。在这次罢市过程中，王才运日夜奔走联络，备受租界当局的注意和干涉。租界当局干扰商人罢市，要求他们营业，于是，在王才运等人策划下，南京路约150余户商铺，议定采取迂回策略，以商家内部事物调整为理由继续罢市，将其前几日张贴的“不除卖国贼不开门”、“不除卖国贼不开市”等标语，改换为“召盘”、“清理账目”、“闭歇”等语（5），继续进行斗争。罢市7日，一直坚持到北洋政府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罢免，上海商人罢市才结束，南京路商铺亦相继开市。
“五四运动”及商人罢市运动的胜利，一方面大长了国人和商界之气，引发了更为高昂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促使国人更加积极地去关注现实问题。在中外频繁贸易中，我国商业与西方比较，相形见绌，如何谋略自救之策，如何改良出口商品，如何组织商店革新，如何灵活营销，如何集中各商号力量一致对外等等，这些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再加上在这次罢市斗争中，南京路“各店同人，以向无商店联络之机关，偶遭事故，难通声气，颇感不便，奔相探询，又无所适从”（6），因此，王才运等人萌发了组织各路商店联合会的想法。
直接促成南京路商联会组织成立的应该是“房捐”事件。1919年7月份，工部局增加房捐，由12％调至14％，上海商民群起而反对。在看到五马路“同芳居”、河南路“裕昌”等店号，都因为拒交房捐而被拍卖商品后，南京路商界中的坚定分子王才运、余华龙、王廉方等人十分愤怒，也更加增强了他们要团结中、小商人的意愿，均认为各商号必须联合起来，尽快建立一个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于9月20日，借用福源里报界联合会的会址，召集全路店铺代表，召开会员大会，通过商联会章程，定名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票选王才运为正会长，陈励青、周宪章为副会长，初定会所于大庆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俱乐部，择期召开成立大会。
南京路商联会成立之前，虽然也有少数以马路、街区为单位而组成的商业社团，但均影响不大。由于南京路在上海的影响和号召力，所以，南京路商联会“执各路商联会之牛耳，为海上独一无二之纯粹商人团体”，并且，“其办事人员皆一时之选”（7）。此后，上海各马路纷起效仿，各路商联会相继成立（8）。
“商联会”成立之后，基本上克服了各马路地域内各业中小商人的涣散局面，但各路“商联会”仍自成体系，如一盘散沙，一个联合各马路“商联会”的“商联总会”已是呼之欲出，“以对外不可无统率机关，对内不可无集权枢纽”（9），于是，“各路商界外顺世界之潮流，内悟散沙之非计，结合团体，先后组成商界联合会者有二十余路之多，又惧其各自为政，漫无统系也，于是有各路商界联合总会之组织”（10），1919年10月26日，各路商联会代表举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成立大会，“商总联会”终于宣告正式成立。王才运作为南京路商联会的代表，出任商总联会的副会长。商总联会的成立既巩固了已有的“商联会”组织，又将推动该组织在各马路等商业街区的进一步普及，至此上海商界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带头人。
在1919年11月制定的商会章程及组织规则中，南京路商联会明确提出以“团结团体、群策群力、维持公益、提倡国货”为宗旨，设有正副会长及正副评议长，并下设干事部与评议部分理会务，干事部下又分设了文牍科、会计科、交际科、调查科众多名目。但以实际情况看来，会务基本属于会长负责制（11）。南京路商联会历任七届会长全部为浙江人士，其中宁波籍5人（王才运、邬挺生、方椒伯、余华龙、王廉方），余姚（徐乾麟）、余杭（张子廉）各1人。
而5名宁波人中，红帮裁缝占了2名，可见红帮裁缝在上海南京路商联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