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随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深入进行，党的整顿被作为整顿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领导班子上，而整党、整顿领导班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消除派性。经过整顿，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关到科研机构，都初步恢复重建了被破坏的领导班子。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保证全面整顿的顺利运行。为了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当时国务院部委内部也进行了调整。比如，国防科工委在对国防尖端事业的“重灾区”——第七机械工业部整顿中，就是从消除派性入手，调整了七机部部、院两级的人事和组织结构，加强了七机部的领导班子。在其示范下，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也相继完成了内部领导班子的整顿，有效的扭转了混乱局面。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通过整顿，派性斗争在全国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全国各地的武斗基本停止了下来，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社会环境的改善，既是整顿的成果，反过来又为中央行政体制的健康运行营造较为良好的行政环境。
三、周恩来顶住重压尽力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
“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和艰辛努力。新一届政府组建后，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艰难地领导着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通过举荐邓小平出来全面主持工作的方式全力支持新一届中央政府开展工作，竭力排除江青集团的蓄意干扰和暗中掣肘。周恩来还通过主持会议、谈话、写信、指示等方式，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尽力维护与推动“文革”后期的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仍然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工作。从1月到9月7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周恩来会见过的外宾有44批；从1月到5月初，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有16次，5月3日还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人和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部门负责人谈话近130人次。在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会见、谈话也更为频繁。单是6、7、8三个月，他与邓小平一起开会或谈话就有12次，平均每周1次。
周恩来还利用各种场合，表达对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6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20日，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前，他问候邓小平，并且握住身旁邓小平的手当着在场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大声说：“你这一年干的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既是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形势开始逆转、又要面临困难境地的邓小平的全力支持。
“文革”后期，周恩来虽然身染重病，但仍旧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干部得到“解放”，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5年2月底3月初，他连续约见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提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要求尽快结束专案审查。3月7日，周恩来审阅修改《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对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恩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周恩来尽力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努力，对于充实和增强中央行政体制运行的组织力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5年，是整顿成效显着的一年，也是周恩来顶住重压尽力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的一年。四届人大重新整合的中央行政体制，形成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为中央政府切实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当时来看，整个国家仍然被“文化大革命”所笼罩着，作为支撑“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当年与国务院领导的整顿几乎同时展开的，是毛泽东倡导和推动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示，1975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还刊发了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中共中央就此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3月和4月，《人民日报》分别发表姚文元、张春桥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其核心是“全面专政论”。这些文章的发表为继续坚持“文革”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反对整顿作了理论准备。江青集团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运动，大肆鼓吹极左理论，而且还有意把运动重点引到所谓的“反经验主义”上去。企图借批“经验主义”，制造舆论氛围，以此影射和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
针对江青集团在学理论问题上的极左观点，以及专门突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与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较量。针对江青集团片面强调“反经验主义”的论调，邓小平直接面呈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并得到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对此，周恩来专门组织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的意见稿，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观点。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从4月下旬到6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不仅着重批判了江青等人的“反经验主义”论调，而且对江青集团之前针对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专批“走后门”、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指责和批评。江青、王洪文等被迫做出检讨。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发和批评江青集团的错误。29日和30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等人谈话，了解政治局会议情况。5月3日，周恩来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江青集团大反“经验主义”和大搞宗派活动提出严厉批评。会后，周恩来分别于4日和8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传达、贯彻毛泽东批评江青集团的讲话。
5月4日和5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指出：“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周恩来还在意见稿中，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5月21日，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信中明确指出，这次大搞“反经验主义”，源出于姚文元的文章和张春桥的讲话。当张春桥批示“总理的信，有些不确切”时，周恩来于27日再次致信张春桥，指出张春桥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之后，周恩来将信的原件送毛泽东批阅。对于中央政治局5月27日、6月3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的情况，周恩来也始终予以关注。6月30日，周恩来还把江青在28日写出的检讨信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建议将检讨信送毛泽东批阅。这次交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从6月下旬起，王洪文被派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党中央日常工作不再由王洪文主持，而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一身二任，同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对领导整顿工作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不甘于在国务院领导的整顿工作中陷入越来越被动地位的江青集团，借当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读书谈话中对《水浒》作的点评，掀起了评《水浒》这场政治运动，将矛头再次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江青集团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在《人民日报》等报纸、杂志连篇累牍的发表了一系列评《水浒》的文章。指出：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评论《水浒》要联系现实，批“现代投降派”。9月，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不合时宜地大讲评论《水浒》的所谓现实意义，还造谣说：《水浒》里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对于江青集团利用评《水浒》发起的这场政治运动，周恩来直面抗争。周恩来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的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9月20日，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在他1972年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上签上名字，并高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小平还利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机会，当面汇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毛泽东及时制止了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他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文不对题”，并写批示给华国锋，江青在大寨的讲话，“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使得江青集团企图借机掀起一场影射和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运动受到遏制。
从上述周恩来在1975年所进行的政治运作可以看出，他虽然因重病在身没有直接领导国务院日常工作，但始终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和影响着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周恩来对于江青集团鲜明的政治态度和采取的斗争策略，为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营建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周恩来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仍在中国政坛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和作用。
四、周恩来逝世前后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
1975年，是整顿成效显着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高层政治格局内矛盾进一步深化、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一年。斗争的焦点，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果”，还是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革”后期，毛泽东存在着两种政治心态，即纠正“文革”的具体错误与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革”的所谓“成果”。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文革”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说他对“文革”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评价“文革”应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周恩来在去世前一年积极支持邓小平开展的整顿工作，从公交、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已经在局部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具体的否定，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开始了初步反思和纠正。后来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在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1975年周恩来支持邓小平所采取的整顿措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于是1975年冬毛泽东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不仅使整顿工作骤然中断，而且重新整合后的中央行政体制面临着再一次非正常的调整。邓小平转呈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揭发江青集团主要成员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毛泽东对邓小平否定“文革”表示不满的导火线，并从此开始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11月初，根据毛泽东授意，由毛远新连续召集所谓的“批邓会”，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不断扩大，“批邓”不断升级。随后，经毛泽东同意，指名批评的对象扩大到在宣传理论、教育、科技等领域，领导整顿的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等国务院领导成员受到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对于中央行政体制的运转和调整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开始运行后，作为总理周恩来虽然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亲自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但他以其独特的方式和影响力，对于维护中央行政体制顺畅运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江青一伙夺权阴谋的遏制。他的辞世使政治格局内原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使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力量在高层格局中减弱。当时，由谁来填补总理职位的空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传递未来“接班人”的政治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