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你会发现有些想法是无聊的。有些人即使对牛奶过敏，也会将其列进单子，只是因为羡慕别人的想法而列了进去；有些人因为讨厌某些物品，直接幻想把另一种物品放在单子里。可是不管你怎么改动这个单子，一个再有才能和见识的人，在轻松的状态下，也列不出大类上不重复的物品。乞丐梦想的商品和富翁梦想的商品很大程度上居然都不是无限的，而且几乎没有人会写这个地球上不存在的东西，比如永动机。
这就是说，虽然理论上同一个人并不能对物品有什么清晰的喜好标准，“苹果和香蕉的组合比梨和橘子的组合好”的那种范例在实际生活中只是一种偶然的案例，甚至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人作出选择的时候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有攀比的性质，甚至包括和自己的梦境攀比。虽然现在的人已经很少听到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这个名字，但是他的学说很接近我们的社会现实，通俗点儿说，即你选择超市中的某件带中国字的衣服，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中国字的意思，只是因为某个邻居穿起来看着很新潮，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显得实在太古板。
另外，你的商品组合的能力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低得多，只要超过几对或者十几对的商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的选择能力往往就会降低。就像《消费者的悖论·选择之难》一书的作者一样，作为典型宅男中的一员，巴里·施瓦茨教授极少逛商店，一条牛仔裤非要穿到裤裆开裂才买新的。当他走进商店后，对售货员说：“我想买条牛仔裤，我的尺寸是32码。”售货员问道：“你是想要很瘦的、偏瘦的、中等的、偏大的还是很大的？你是想要砂洗的还是酸洗的？你是要带拉链的还是带纽扣的？你是要防皱的还是常规的？”作者顿时傻了眼。我们能作出选择，是假设我们拥有这种理想的超能力，可以不用思考就能找到答案，可是现实中没有哪个人有这种能力。
最后，如果按照价格表的顺序，你的价格表居然看起来也一样很真实。如果按照这张表计算一下它们的总支出，那么这个支出大概就是你本次做梦的机会成本了。心理落差会告诉你，原来自己的收入比想象中要低得多。如果你能支付得起这张价目表上的项目，你也许根本不会把那些选项写在上面。就在你花时间做白日梦时，也许你本来可以离做梦的那张表上的东西更近一步。做完这个实验，你也不可能避免施瓦茨的难题。
所以，最后我们不得不说，从经济学实验得出的结果，很可能要否定冥想乃至我们实验的经济价值。换言之，史蒂夫·乔布斯的传奇印度之旅可能和他在硅谷的成功根本毫无关系，而甲壳虫乐队那位冥想爱好者哈里森在2001年早于乔布斯患癌症去世，只活了67岁。冥想并没有帮助乔布斯，相反倒有可能导致了他的身体问题。
第五节 沃尔玛工资和商品为何不一样廉价
“遍布美国的3400家沃尔玛商店里，没有一个来自工会的雇员。这使得它能够近乎随心所欲地降低员工工资—平均每小时不到10美元，这比一个普通餐厅里端盘子的服务员得到的小费高不了多少。沃尔玛员工最多的抱怨，除了低工资外，还有过分的劳动强度。不久前，俄勒冈的一个法官判定沃尔玛败诉，因为它强迫员工无偿超时工作—甚至把员工锁在商店里面。当然，沃尔玛辩解说那是出于‘安全原因’。顺便说一句，沃尔玛正面临其他类似的40件官司。这种精明的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国外，比如中国的政府官员就因为沃尔玛顽固地不允许自己在中国的员工参加工会—哪怕是官方的工会组织而恼火。”
这是中国的一份报纸对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沃尔玛连锁销售公司的报道。不过，这个评论在美国仍然可以说是正确的，据美国民主党劳动教育委员会委员、众议员乔治·米勒的2008年沃尔玛劳动记录粗略地估计，沃尔玛在2004年的13861美元的年平均工资已经大大低于美国2001年的最低收入水平线。在米勒的报告里，他逐一摘录了沃尔玛低工资、雇用童工、性别歧视、社会保障缺陷、抵制工会、无偿超时工作、雇用压榨非法移民等不良记录事件。
按照这个报告的说法，除去公共部门的最大雇主国防部外，沃尔玛作为美国第一大销售商、第三大药品零售商，总共雇了120万美国人（不足美国人口的0.04%），销售年收入大概占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是美国名副其实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公司。民主党众议员米勒指责沃尔玛同时利用金钱优势，用社会责任的方式给自己打广告，以避开这些不良行为的恶劣影响。沃尔玛的超市广告是：节省每一分钱，生活更美好。这种廉价文化已经渗透到几乎沃尔玛超市可以开到的任何地方。
当每一次曝出沃尔玛超市的不良记录，特别问题审计报告出炉时，沃尔玛的负责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是我们的员工创造了美国文化的差异性”。这句话所表达的是每个美国人都从山姆·沃尔顿那里节省了一笔不小的钱财，因此大众和员工必须学会忍耐。
2000年在得克萨斯，沃尔玛一个小的切割肉片部门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工会，可一周后沃尔玛竟然宣布完全裁掉这个部门。因为美国劳动法的低效，工会整整花了3年时间和沃尔玛讨价还价，最后才赢得了一个返岗的法律协议。
沃尔玛习惯挑战劳动法而不是遵守法律。看看沃尔玛的辩护：员工和大众都从低价中捞到了好处，并且这和工人们低工资根本没有关系—推而广之，这就是说，因为低工资和低物价并存，所以所有美国的工厂都是自由神圣和不可挑战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都是多余的，美国的劳动记录无可挑剔，众议员的报告都是政治上的谎言而已。
这是真的吗？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霍尔的研究证明，最低工资制度对沃尔玛这样的厂商从来没有什么真实威胁，沃尔玛的说法其实是种拙劣的辩护。低工资和廉价制度是站不住脚的，不一样的廉价实际比想象中的更加有害。我们从三个方面可以说清楚这样一个事实。
第一，沃尔玛的廉价商品给美国社区带来的长期损失更大。据艾奥瓦州的一个教授研究，一个沃尔玛超市如果开到一个社区，短时间内这个社区的加油站零售收入的确会提高0.3%，但是长期来看，这个社区的男性劳动工作岗位却会减少，虽然家庭主妇们因此节省了部分开支，但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的工作薪水降低的比例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也就是说，沃尔玛的商品价格不断在下降，但是工人家庭的薪水下降的幅度更快。
第二，沃尔玛的最低工资制度是在钻美国劳动法的空子。美国的最低工资法尽管规定了最低工资，但是最低工资线并不能威慑故意将工资安排在最低工资线上的不良公司，它们还经常辩解说是工资差异。比如，沃尔玛分公司里会有1个经理、2～3个副经理、十多个组长、300名副组长，不同级别的人拥有的工资是不同的，但是在同行业里这种工资制度只有沃尔玛有。沃尔玛大量地设置各种克扣工资的规章制度，导致实际上公认的沃尔玛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