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的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的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队伍中去！
现在，窗外已透进黎明的气息，黑暗虽拼死抵抗，但显得那样无力而步步退缩。
宣灏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虽然长期的狱中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但他仍感到远方的天空已明朗起来，他双手伸出窗外，试图拥抱那光明。此刻，他多想冲进重庆秋季的晨雾中，去尽情地享受即将来临的曙光啊！然而，黑暗将把他吞噬在这铁窗之内。宣灏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深感遗憾，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没有丝毫的恐惧，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他要告诉党，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情：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九泉的！
最后，深情地落款：
灏弟上言，十一月十五日
这封信写成后，宣灏寻机将它交给了罗广斌，因为难友们普遍认为以罗广斌的家庭背景，是可能逃脱被“制裁”的厄运的。罗广斌本人却不这样看，他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将宣灏的信叠好藏进地板下。后来，罗广斌侥幸脱险，才使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重见天日。罗广斌等人创作《红岩》小说时，还以宣灏为原型塑造了胡浩这个艺术形象。
1949年11月27日晚，宣灏在大屠杀中遇难。
1945年9月的一天，四川省江北县（现重庆市渝北区）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一改往日的陈旧，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高高挂起了一块牌子：“私立莲华小学”。
学校的董事长是当地王姓富绅的遗孀金永华，校长就是金永华的三儿子王朴。
这个学校开学后，和一般学校不同的是，校舍极其简陋，但学校从校长到普通的教职员工，却个个精神饱满，意气昂扬，言谈举止，眉宇之间无不透射出儒雅和英气，而且，师生关系异常融洽，整个校园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与当时在国民党学阀专制下其他同类学校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原来，莲华小学实际上是王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指示下，以开辟革命据点聚集和培养革命力量为主旨，利用王朴的家庭背景在当地开办的。
王朴，原名王兰骏，1921年11月27日出生于原四川省江北县悦来乡（现重庆市渝北区仙桃乡进步村）。父亲王莲舫，早年做猪鬃出口生意，赚钱后买了大量田地，1943年病故。母亲金永华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曾在成都益州女子中学读书，参加过“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主张男女平等，具有现代进步思想。
王朴虽然从小生活优越，衣食不愁，但他从四岁读私塾起就喜欢听《岳飞传》等故事，从中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并逐渐形成了爱憎分明、坦率正直、仗义助人的性格。
1926年，王莲舫和金永华到日本做猪鬃生意，把王朴也带在身边。1927年回国时，他和同船从上海出发返渝的杨叔叔、阮阿姨混得很熟，听他俩讲革命故事，感到很亲切，说他们是好人。在汉口时，他们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不几天，这两人被当局抓去，在绑赴刑场时，他们慷慨激昂地向围观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高喊：“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小王朴看了非常伤心，流下了眼泪，他不解地问母亲：“他们是好人呀，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母亲搂着儿子的头无言以对。从此，在王朴的心里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共产党呢？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死？”这两位共产党员的行为在王朴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王朴13岁进求精中学，他秉性耿直，爱打抱不平，对那些仗势欺侮穷苦学生的富家子弟十分厌恶。一次假期，学校的庶务只给有权势的学生退了伙食费，却不退给其他学生。王朴仗义执言，却受到无理阻挠，气愤之下，一拳把庶务的眼睛打肿了。学校打电话找到王朴的母亲，要王朴去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王朴对母亲说，我确实打了他，但不能去说好话，要开除就开除。他回到学校卷起自己的铺盖就离开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王朴也有机会读到《新华日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文章如真理的曙光照亮了王朴的心，他在极大政治苦闷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抗战初期，在青年面前摆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日寇打进来了，大片国土沦陷，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个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要追求这两大问题的解答。王朴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特别强烈，在这两个问题上追求得特别热切。以他的富裕家境，本来可以好好念书，深造自己的学问，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可是，这和他的志趣、抱负和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不相容的。对他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就是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后来他常常自豪地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事了。”
（吴子见《忆王朴烈士》）
王朴几乎保存了全部《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书刊。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读书上，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仔细阅读马列主义原着，还做了大量笔记。1939年王朴以王岳的名字考入复旦高中，1941年12月，临近毕业前夕，王朴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校长颜伯华侵吞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王朴的这一行动，受到全校进步师生的支持，但也触怒了校长颜伯华。接着，校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找王朴个别谈话：
“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考虑你的前途；你有什么困难，如升大学等等，我可帮你的忙。”
王朴毫无惧色，慨然答道：
“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
当颜伯华见对王朴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时，立即宣布开除王朴的学籍，王朴毅然转身走出校长办公室。
当晚，部分进步师生聚会在教师宿舍为王朴送行，他对大家说：
“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王朴从未顺利地上完一所中学，不是被“开除”、“默退”，便是“自行离校”，他说：“我在整个中学时代，实在找不到一所理想的学校。”后来，他和几个同学相约，集体组成自学小组，除了学习文化课程外，还大量收集进步书刊阅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如饥似渴的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信仰。此后，王朴主动与党接触，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周力行取得了直接联系。
1944年，他将自己的名字由王兰骏改为王朴，考入设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期间，他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马列着作，从哲学上解决了自己的世界观问题，更加坚定了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在复旦期间，他还参加了复旦大学部分进步学生创办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导报》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民主路线、出版时间最长的学生报纸，它为组织青年同学参加民主运动，学习革命理论，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使一些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王朴担任报社财经委员会委员，为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不辞辛劳为筹集经费而奔走，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向南方局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王朴取消了去中原解放区参军的打算，接受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回乡办学，王朴深明到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他感慨地说：
不到解放区，我们也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干革命。建立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办学校是最理想的办法。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49）
南方局青年组还抽调了一批党员黄颂文（黄友凡）、陶昌宜、李青林（女）、张宏雅等以教职工的身份协同办学，建立地下党的据点。为了不引起别人的猜疑，王家造出舆论说：“王家三少爷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为乡民办好事，所以不愿去城里做官。”这样争取到了各方面人士的支持。校址先在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既在王朴老家，又在由重庆到华蓥山的大路上，学校除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外，还邀请了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参加董事会。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奔走，到九月份基本就绪，贴出了莲华小学的招生广告。
学校办有初小和高小班，学生近百人，在十多个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开荒填土，平整操场，修理教室，粉刷门窗，因陋就简开了课。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以《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及《活路》杂志诗歌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条子、家信、打算盘、记账等。为帮助附近农民学习，还办起了夜校，来上学的青年农民很多，有的打着火把从几里外赶来学习，琅琅读书声，使这个静谧的乡村充满了生机。学生的课本都是自编的。语文第一课是：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工农最辛苦”。为帮助大家记牢，又能理解，他们采用了农民喜闻乐见的“十二月调”，编了四言八句，如黄颂文编的通俗课本，其中有这样两段：
农民生活硬是苦，四季耕作无寒暑，红苕洋芋打断顿，身上穿的破烂补。
人背时来病又多，债主上门要话说，拖儿带女七八口，这个日子啷个活。
中国农村多灾难，水灾蝗灾和天旱。
千万人民遭饥饿，草根树皮都挖断。
还有兵灾才叫深，又出钱粮又拉丁。
兵到之处象大火，百姓几个能生存。
当时四川广大农民，在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压榨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为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学校联系实际向他们宣传三抗（抗丁、抗粮、抗税），宣传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王朴还亲自教夜校农民唱歌：
七月里，热难当，晒好谷子收进仓。
老板说租不肯让，光看“水鸭”莫得想。
莲华小学尽管条件很差，生活非常艰苦，但这里充满着团结、民主的空气。大家一块儿学习文化，跳秧歌舞，演出《兄妹开荒》，唱《南泥湾》等流行的歌曲，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校越办越有声誉，首先是团结了各方面的人士，打开了上层统战工作的局面。
联系了静观、土沱、复兴等乡的中小学教师，附近的农民都把莲华看成是自己的学校，常到这里摆龙门阵，都称赞学校办得好，老师教得好。王兰骏有学问，年轻有为，是个办学的人。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49）
1946年，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取得金永华的同意后，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校址也从大树李家祠堂迁至复兴场逊敏书院，党的工作据点，也就随迁到逊敏书院。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化名李仲伟，以英语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到校工作，莲华中学就成为北区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1948年初，学校进一步扩大，王朴通过母亲买下抗战初期由天津迁渝的私立志达中学，改莲华中学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仍由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将学校的一些骨干调到高中部，党的机关仍在逊敏书院。
创办莲华小学、改办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到解放时止，历时四年半，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大多数在解放后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党还以学校为依托，在知识青年、工人特别是农民中发展了大批党员，约计700人。
经过了办校建点的培养和考验，1946年冬，王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9月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工作，王朴表示：“我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党的需要。”
随着党的地下活动的开展，地下党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是经费问题。北区工委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川东（主要在现重庆市辖区内）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王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工作。从哪里去筹集资金呢？王朴那时已把自己家的财产当做是地下党的经费来源，但是大部分财产都是由他母亲亲自掌管的，自己能动用的部分无法满足地下党工作的需要。虽然金妈妈对王朴充分信任，偶尔额外花点钱办得到，但次数多了则不免引起注意而过问，托词支吾定难持久，告以实情，老人家觉悟未到火候，难免因小失大。其实，早在王朴参加革命工作之初，便开始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影响母亲。
王朴在找到自己的道路之后，还进一步争取家庭成员的进步。抗战中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计划是争取母亲。王伯母是一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妇女，他先动员她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居然，这个计划成功了。有一次碰面，他兴奋地告诉我：“小伯（王朴这样称呼他的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他献身于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
（吴子见《忆王朴烈士》）
要解决好经费问题，首先要做通老太太的思想工作。王朴和同志们数次多方权衡利弊，终于认定应重在长远不避暂时之嫌、不图一时之快为上策。王朴的妻子褚群后来回忆起王朴动员母亲变卖田产给地下党作经费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