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1971·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政府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局面所以恶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政府（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护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托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明敏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明敏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他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明敏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胜常（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
彭明敏精通四国语文，除在太空法中为国际翘楚外，其他涉猎也极渊博。他是我台湾人朋友中，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他的生活品位极为高雅，有一次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托魏廷朝去看彭明敏，带去一些啤酒和杂志，顺便问问还有没有嘟嘟血亲可以代讨。不料廷朝回报，说只有彭师母在家。十一天后，魏廷朝匆至，说外电传来，彭明敏已抵瑞典矣！
彭明敏偷渡后，我立刻被软禁经年，以至下狱。军法判决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从此牢门一入，深如海矣！在我与彭明敏四年间的患难之交里，由于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透露了不少心事给我，而为其他人或他的学生所不知。例如我对他以向蒋介石的“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他最后道出了真相，说：“本来我是不肯悔什么过，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还有一次他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 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像这些话都由他在灵犀杯酒之间透露给我，可见两人交往之近。这段交往，彭明敏后来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有相对的回忆：
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士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皮顽童似的。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黯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体主义的迷惘》，出狱时偷偷带出，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出台湾时，不带行李，身上能带出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出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国。
我脱出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器。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器零件，全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流浪多处多时，还在美国。
彭明敏这些回忆，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先是国民党政府一得知彭明敏偷渡到瑞典，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在我被软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宾”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处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处处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凯莉车以后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是我用过的第二辆汽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作“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蛮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别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图”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肏你妈”，台湾人有词有“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肉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的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