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多又杂乱，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〇炮。排长以下，有排副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〇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副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地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像张永亭因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佯骂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只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扑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潘毓刚非国民党，被分发到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〇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持，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生难忘。因我影响了“连测验”成绩，对连长俞克勤，我至今愧疚。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