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尼·格巴尼在表现阿拉伯女性的处境和现实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主要诗集有《姑娘对我说》《我的情人》等。其他重要诗人还有苏·伊萨、艾杜尼斯等。
1967年的中东战争，同样对叙利亚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在题材上呈多样化态势。反映民族解放斗争内容的作品相对减少。大量作品表现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人的灾难感和苦闷，将个人忧虑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新一代作家大量涌现，明显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思索、见解和追求，运用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手法和技巧也更加成熟。
哈纳·米奈（1924—）生于海滨城市拉塔基亚，后全家迁徙到伊斯坎德隆省。1939年，法国当局将该省割让给土耳其，他全家又被迫迁回拉塔基亚。他家境贫寒，曾当过杂货铺学徒，药店和理发店佣工。他依靠自学获得文化知识，曾多次参加反法示威游行，数度被捕入狱，后到黎巴嫩谋生，1947年回到大马士革。1951年他与一批左翼青年作家创建“叙利亚作家联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60年代初他曾被聘为专家在中国工作过。他曾做过叙利亚文化指导部创作与翻译顾问，1954年他发表小说《蓝灯》，这是阿拉伯首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注意，并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小说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一家商店当学徒的法里斯失业在家，父亲是个老兵，母亲在烟草公司当女工，还有几个弟妹，一家数口在贫穷中苦度岁月。法里斯深深爱着同院居住的烟草公司青年女工兰达。一天，法里斯去买面包，由于老板刁难，引起人们骚动。法国军警前来弹压，法里斯和许多人被捕，人们拥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面包”的口号。游行被镇压下去，但法国当局增加了面粉供应量。同狱的革命者格迪尔给了他很大启发。法里斯出狱后，迫于生活，参加“叙利亚志愿军”开赴利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斗争并未停止，各大城市相继爆发更大规模反法斗争，要求法国撤军，实现祖国独立。远征的军人陆续回到家乡，法里斯受伤下落不明。当局把他列入失踪者之列，兰达忧伤而死，但罢市已持续了两周，人们高举着大旗，汇成巨流，高呼“不撤军，毋宁死”的口号，向前挺进。
小说以海滨城市拉塔基亚为背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与法国殖民者、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通过法里斯的成长，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小说前半部写得生动、完美，对法里斯的塑造也很有光彩；后半部法里斯的失踪似乎有些暗淡。作者意在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自觉革命者的形象，但由于当时叙利亚城市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像高尔基《母亲》中巴维尔那样的英雄主人公。但小说的描写还是客观真实的，表现了以法里斯为代表的普通叙利亚人的觉醒：一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英勇奋进。
哈纳·米奈是位多产的作家，以后他还写过长篇小说《帆与风暴》《阴云天的太阳》《残存的记忆》《水手的故事》《船桅》《春与秋》等，以及短篇小说集《白檀木》等。他拓宽了阿拉伯文学的表现领域，在描写人与海洋、森林、战争，人与历史、自然、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独树一帜，是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伊拉克地处阿拉伯世界东部边缘，与埃及、黎巴嫩等国相比，本国文化复兴运动相对较迟。本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1920年，伊拉克受英国委任统治。20年代末，伊拉克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化。由于报刊兴起，针砭时弊的文章、文学作品产生。1919年苏莱曼·摩苏里发表《醒世小说》，包括二十篇教诲性故事。艾哈迈德·赛义德于1927年发表小说《杰拉勤·哈立德》，描写一个青年到印度，受到西方思潮影响，回国后创办报刊，开展爱国进步活动，标志着伊拉克艺术小说的诞生。祖·努·阿尤布是一位重要的现代小说家。他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一直从事创作，共写过十三部短篇小说集，如《牺牲品》（1937）、《充满欲望的心》（1950）等五部长篇小说，如《手、土地和水》（1948）等，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无情揭露、热情讴歌劳动人民和他们的英勇斗争。
1958年，伊拉克封建王朝被推翻。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家是加尼布·塔阿迈·法尔曼，他创作过《另一个婴儿》《收获》《马尔鲁夫先生的苦难》等短篇小说集，以及《柳枣树和邻居》等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释放》描写外国占领军士兵与本国警察勾结对一位赶车老人进行侮辱和摧残；《走向天边》描写一位老妇人不辞艰辛长途徒步跋涉到军营去看望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既表现了亲子之情，又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恨。
六七十年代，伊拉克短篇小说创作繁荣、题材广泛，艺术上更趋成熟。加尼姆·达巴厄创作了《甘甜的水》《瀑布》等短篇小说集。在短篇小说《大市场》中，写一妇女在市场艰难地买到肉后，被拥挤的人群挤掉踩碎。但她毫不灰心，仍然去拥挤的市场为她、为孩子、为家庭买肉。作者采用象征手法，把市场比作自由，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在其中找到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著名作家马吉德·拉比伊的短篇小说集《梦幻的眼睛》（1974）、《城市的回忆》（1975）、《水的秘密》、长篇小说《鲸墨》和《月亮和围墙》等广泛描写伊拉克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笔触细腻，风格明快，把伊拉克小说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福·阿·泰克里利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声》和《远方归来》（1981）等，都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重要作品。
其他重要小说作家还有阿卜杜拉·尼亚吉、法兑勒·埃扎维、迪齐·艾米尔（女）、布赛娜·纳绥里（女）等。
伊拉克继承了古阿拉伯文学传统，是一个诗歌的国祺。数十年间，它产生了扎哈维、鲁萨菲、贾瓦希里、白亚帖等众多的爱国主义诗人。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丰盛，是伊拉克现当代文学的一大特点。
40年代末，女诗人纳齐卡·梅拉依卡首先采用自由诗体进行创作，对阿拉伯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主要诗集有《碎片与灰烬》《在波涛之中》等。诗人白·沙·赛亚布继续了梅拉依卡的革新，出版过诗集《凋谢的花朵》等。
伊拉克文学中最重要的诗人阿卜杜·沃哈布·白亚帖（1926—1999）出生在巴格达一个贫穷市区，1950年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曾短暂当过教师，受进步思想影响倾向革命，因抨击本国统治者被捕入狱，饱尝了监狱、集中营的折磨，后流亡苏联、东欧等国。1958年伊拉克反动政权被推翻，他回到祖国，曾任驻苏联使馆文化参赞，但其思想仍不见容于当局，以后又被迫先后流亡至马德里、开罗、黎巴嫩等地，死于大马士革。他于195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天使与魔鬼》，后又出版诗集《破碎的罐子》（1954）和《光荣属于孩子们和橄榄枝》（1956）。1957年出版诗集《流亡诗集》，震动阿拉伯诗坛，中国于1959年翻译出版。诗集表现了诗人对流亡生活的感受，对专制暴虐的抨击，对祖国、亲人的思念，对美好明天的憧憬和对人民事业胜利的必胜信心。
在狱中，他怀着把牢底坐穿的坚强和勇气，虽然遭受折磨，但他的心与人民紧紧连在一起，对他们寄予了无限希望。同时，他还以极细腻的感情抒发了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并把抒发亲情与对自由的向往紧紧结合起来。
以后，他拓展了诗歌的创作内容。从关心祖国、个人的命运到关心阿拉伯国家、关心人类的命运。他从早期的浪漫主义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发展到现实主义。他较早运用自由体进行诗歌创作，音韵铿锵，富有音乐感。他的诗歌集还有《不死的语言》（1960）、《一个职业政治家的日记》（1970）、《阿依莎的花园》（1989）和《我听见大海在呻吟》（1988）等。他的经历和遭遇体现了时代的悲剧，阿拉伯评论界普遍称他为“盗火者和现代革命的歌唱者”。
以色列国建立后，随即同阿拉伯国家发生战争，侵占了阿拉伯领土，并造成大批流亡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以色列本土还是流亡区，都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家和诗人，如诗人卡尔米、麦·达尔维什，女诗人法·图甘，作家伊·哈比比、伊·杰伯拉，女作家赛·阿扎姆等。巴勒斯坦文学以其特殊的内容和风格成为现当代阿拉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桑·卡纳法尼（1936—1972）生于加沙市，12岁时被迫与亲人逃亡到黎巴嫩，后迁居叙利亚。他中学毕业后，一面在大马士革大学读书，一面在难民营教书，后到科威特教书谋生。他在50年代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60年代到贝鲁特，在《安瓦尔报》作编辑，1972年7月在贝鲁特街头被暗杀。他一直坚持创作，把自己的全部活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同胞的悲惨遭遇、苦难生活、觉醒、反抗和斗争是他创作的题材。1963年，他写出了巴勒斯坦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阳光下的人们》，描写艾布·盖斯、埃斯阿德、玛尔旺三个不同年龄又都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难民。他们为了摆脱贫困，幻想越过浩瀚的沙漠去所谓遍地黄金的科威特谋生。他们藏在一辆运水的闷罐车内，企图以此逃避边境检查到达科威特。一行人在沙漠的烈日中进行，到达科威特边境时，由于耽搁时间较长，三人全闷死在车罐内。司机只好在黑夜将他们拖出，扔到沙漠里。小说浓重的悲剧色彩，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它寓意着巴勒斯坦人的真实苦难。作者在结尾，通过司机之口问道：“为什么你们不敲打铁罐壁？为什么你们不喊？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冲击死闷现实的呐喊。小说出版后震动了阿拉伯文学界。作者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手法成熟自如。他在1969年出版的《重返海法》，描写一对巴勒斯坦夫妇逃离家乡时来不及抱走婴儿，婴儿被一对不育的犹太夫妇收养。20年后，这对夫妇重返海法，来到原来的住房，发现他们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分子。夫妇俩日夜思念儿子的初衷落空，他们毅然送走二儿子去参加游击队。作者还写过小说《萨阿德大妈》、短篇小说集《忧伤的柑橘地》和《十二号病员之死》等。
苏丹文学中较重要的作家是塔依布·萨利哈（1929—），他毕业于喀土穆大学，后赴英国学国际法，毕业后在英国广播公司阿拉伯语部工作。他在50年代初开始创作，写有中篇小说《宰因的婚礼》（1964）、《沃德·哈米德村的棕榈林》和长篇小说《马里尤德》（1977）等，现侨居国外。他于196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移居北方的季节》，是一部反映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力作。小说中说书人“我”曾在英国留学数年，回国后在喀土穆教育局工作。他接触到一个名叫穆斯塔法的50岁左右的人，后来知道他也曾在英国留学，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穆斯塔法25岁到英国学习农业科技。在西方文明的诱惑下，他拼命寻求刺激，耽于享乐，先后与多名英国女子发生关系，得到一种自卑的满足。由于粗鲁和疯狂，他不慎杀死了不驯服的英国妻子而被判刑七年，他回国后，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决心用知识为祖国效劳。他来到了一个偏僻贫穷的乡村，为村民办起了电磨坊、百货商店，后来在一次洪水泛滥时因抢救财产而淹死。小说真实地揭示了东西方文明的尖锐对立，以及东西方文明接触给阿拉伯社会造成的种种影响。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同时揭露了东方社会本身的落后、愚昧，官员的腐败，真理与权力的斗争，一边是社会福利设施奇缺的乡村和贫苦无依的村民；一边是部长、官员们的贪污腐化和穷奢极欲，在瑞士拥有豪华别墅，走私物品全用飞机运送。穆斯塔法和“我”互为补充，用从西方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小说成功地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技巧妙，打破时空界限，悬念迭生。
阿拉伯马格里布主要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三国，有时为了叙述方便，也把利比亚列入其中。近年来，在利比亚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是伊卜拉欣·法格海（1942—）。他于199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三部曲《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这是我的疆域》《给你另外一座城市》。小说从《一千零一夜》获得灵感，表现一个来自未开化的沙漠国家的主人公哈里里来到开化的国度，内心经受的原始和开放的斗争，他的性经历以及伴随着性过程的情爱、暴力和凶杀，使他始终处于黑暗和光明之间，处于融合和不协调的状态。他时而像是到了《一千零一夜》的虚幻世界，时而又回到了现实，但始终伴随着他的仍是女人、性、暴力。小说将古代和现代、落后和开化融为一体，使得时空范围扩展，思想内容加深。作者所处的那个社会中的“现代人”的思绪、情感、惶惑、内心矛盾，表露得十分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