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本世纪初崛起于大西北一隅。它打破了回族伊斯兰教传统的教坊制度，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把“志同道合”的信众集中和组织起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结成一个宗教、经济和文化生活一体的穆斯林公社，称之为穆斯林大家庭，开展商业贸易，进行农、林、牧、副业生产，发展经济文化和宗教事业。道堂穆斯林共同经营，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谋求建设一个“公正、平等、富裕”的穆斯林理想社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不免近于幻想，然而在烽火连年的动乱年月，西道堂的建设，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充分保障了信众的生活，还为信众提供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开发了民智，提高了民族素质。西道堂创始人和后继者勇于改革和创新，为穆斯林群众谋求“两世幸福”，尤其领导信徒积极营谋尘世生计的开拓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更是非常可贵。
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先生，字公惠，经名穆罕默德·叶海亚，道号西极园，世居甘肃临潭县汪家嘴，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他出身于一个宗教世家，父亲马元是北庄苏非门宦的一位大阿訇，母亲敏氏也是一位信仰虔诚、善良贤慧的妇女，并通晓汉文。马启西先生自幼就从父母那里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稍长便上清真寺经堂学校攻读阿拉伯语和经学，奠定了他的经学基础。十一岁时，又被父母送到临潭旧城范玉麟先生的私塾，攻读汉文汉学。不久从学于名儒范绳武先生门下。范绳武先生是一个贡生，居家授徒，成才者甚众。马启西先生原名春生，自从学于范绳武先生后，深思好学，学业大进。范先生对这位得意门生非常器重，评价很高，曾誉为“箪食瓢饮居陋巷”苦读的孔门大贤颜回。特改春生名字为启西，寄托以“开通西域天方之教”的期望。
数年后，马启西到洮州应试，被录为童生。不几年又去巩昌应试，考取了一名秀才。本来他可以争取功名，跻身于仕途，但是，他却放弃了对世俗利禄的追求，继续专心学习经学，并致力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着的研究。闭门居家，博览群书，特别是深入钻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五功释义》、《天方至圣实录》，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马注的《清真指南》等，从而扩大了知识面，获得比过去经堂中更深刻更准确的伊斯兰知识以及儒家人生哲学。当时“西北伊斯兰教阿訇中，通天方各类经典，奉圣行传教四方者，为数不少。但同时步入孔门，誉为‘孔门的颜子’者，却寥若晨星”，因此，马启西特撰一联，生动地反映他的认识过程和学术成就：
他广泛吸取了汉文译着的思想精华，认为：“孔孟之说备天伦之道，而穷神知化之学，老子之道近于玄虚，惟清真天方之教，认主独一，至贵至大。”产生了以汉文汉语宣讲伊斯兰教义和“以儒诠经”的愿望，决心以弘扬伊斯兰教为己任。于是，便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临潭旧城西凤山自己家中开设私塾，名为“金星堂”，收徒宣讲汉文译着，传授刘智天人性命之学。马启西先生在讲学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中，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阐明身、心、性、命之理，通俗易懂，听者忘倦。听讲的生徒日益增多，由起初十数人渐渐增至百余人。
但是一些穆斯林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和教派偏见，横加指责，攻击先生“离经叛道”，迫使他数度迁移讲学地址，然而责难攻击有加无减，学馆不得不停止讲学。马启西先生也于此时正式脱离北庄苏非门宦。学馆停止了，而信众却与日俱增。马启西先生为避免教派之间磨擦，离弃世情，隔绝人事，进行静修达十年之久。在山洞的十年中，他坚持封斋礼拜，坐静参悟，磨砺身心，净化心灵，恭默思道，悟真主之明命。从而“引导芸芸众生寻求两世幸福，在现实中寻未来”的思想已经成熟，并对“以本国之文化，发扬伊斯兰教的学理”更加充满了信心。于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复馆讲学，以汉语汉文为工具，以“汉克塔布”(即汉文伊斯兰教译着)为教材，大开讲席，发明身心性命之理，弘扬伊斯兰教真谛。先生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学识受到人们的钦佩和尊敬。他的影响迅速扩大，四乡八方前来听讲的穆斯林络绎不绝。一些富商大户，赍银万两，携儿带妻，前来投馆，作了他的信徒。有些汉民和藏民，也受其感化，参加了他的这个宗教集体。
清代大西北穆斯林的历史是干百万无辜者的鲜血写成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失败后，循化等地区穆斯林遭受清军血腥镇压；乾隆四十九年，石峰堡被攻破之后，甘肃地区穆斯林再次惨遭大屠杀；咸、同年间，西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西北各族穆斯林又是一场空前浩劫，“杀死回儿万万千”，数以干百计的回民村堡夷为废墟；曾几何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河湟事件又导致回族穆斯林一次大流血。再加上教派斗争层出不断，互相削弱。内忧外患，血雨腥风，导致经济萧条，人民贫困，地方残破不堪，整个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处于最低潮。各教派各门宦的上层人物面临如此残酷的现实，也力谋挽救和振兴伊斯兰，力图使濒于没落的教派、门宦再度新生。但由于墨守成规，缺乏必要的创新精神，他们除了抓教门，鼓励穆斯林“修后世，望恕饶，顺享天堂无限福，逆罚地狱刑牢”。除此之外，似乎别无良策。
伊斯兰教不提倡脱离“红尘”，隐遁苦行，而主张两世并重，马启西对此深有体会，所谓“修己爱人，至于爱物”。他认为人不可以独善其身，一味追求个人名利，必须推以及人，为公众谋求福利，方不致虚度此生。要求人们“视人生必然之过程，在此过程中，必有人生之义务……当以己之生命，要为永远继续之永生而努力不懈……故此生虽是过程而毫不空虚，必须求生存而劳形动心，成己成人，化己归真，以求得末日至上的安慰”。这就是所谓“在今世中求来世”，“在现实中求未来”的思想，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也是刘智汉文译者的社会实践和发展。
刘智不否认他的译着中，“多儒者之语，余皆天方各经”，即从儒诠经，互相发明，曾经风行一时，其后我国江南、西南、津、京、豫及西北各地，读其书会其意者，钦佩之余，尊称刘介廉先生为“介廉巴巴”或“介廉老人家”，后世之尊称不能推而及之刘介廉先生着书之初旨。但由此也可见刘介廉先生之着作，对我国伊斯兰教界有了一定影响。清末，哲赫忍耶教派复兴者马元章先生，生前写下不少诗文，都是对王岱舆、刘智宗教思想的发挥，强调维护伊斯兰法典、为宗教献身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因此，马启西提出：“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要结果。”反映他对刘智汉文译着的推崇。认为伊斯兰教基本精神，宜以中国的固有文化发扬之，如此方能深入人心。
社会实践方面，刘智在译着《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马注《至圣赞》，既热情赞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光辉生平，同时设想出一个穆斯林理想社会的蓝图：“率土东西，悉尊圣人之化，见其男女正，长幼序，贵贱分，亲疏别，君义臣忠，父慈子教，兄宽弟忍，夫和妇顺，师严道崇。笃忠信，禁奸诡，助丧探病，释讼解争，顾爱亲戚，和睦邻里。恤孤弱，怜贫困，刑罚不设，盗贼不兴，画地而禁，道不拾遗。”无疑，马启西创立的西道堂，便是继“官川开花”之后，刘智的宗教理论(介廉种子)的进一步社会实践(结果)。
他的一副对联说道：
他把公而忘私提到“主命”的高度，认为自我道德修养的目的不是“善身”，而是要“善世”，为社会公众造福，这样才可能达到“仁义”的最高境界。履行圣行的功夫，同样要求“成己成人”，要求人们互利互济，共同抓住伊斯兰的绳索，达到追求的彼岸，才算具有高尚的道德。由此可见，西道堂对“主命”和“圣行”内涵的理解，已大大突破个人宗教功修的局限，扩大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而把公众利益置于首位。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左右，马启西正式改学馆“金星堂”为“道堂”，以后又改称为“西道堂”。后人根据马启西先生生前的言论和一贯推行的主张，归纳和揭示创立西道堂的宗旨：“本道堂根据清真教义，并祖述清真教正统，以宣扬金陵刘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的宗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道堂的活动不局限于宣扬伊斯兰教义，提倡文化教育，而且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创社会事业，经营商业贸易，进行农、林、牧、副业生产，别开生面地创办了一个新型的“穆斯林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以伊斯兰思想紧密地维系每个家庭成员，以共同的经济生活为基础，形成一个宗教、经济和文化生活一体的宗教社团。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群策群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故在30年代，它发展的全盛时期，曾被誉为“新社会的模型”。最初的经济来源，主要集中教民的家产。最早的几家骨干教民马正隆、敏学礼、丁全功、丁重明等都把全部家产或部分家产交公，按照马启西制定的分配原则：“全舍者全得，半舍者半得。”家产归公的，都在道堂内过集体生活，按所具专长分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青海化隆县二塘的韩、冶二姓，变卖全部家产，携带妻子儿女，投奔临潭加入西道堂；次年(公元1907年)，民和县马营四十余户集体加入西道堂。至此，西道堂创建垂成，初具规模。
一切新事物的产生，总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旧势力的抵制，企图将新事物扼杀在摇篮里。西道堂遭遇也不例外，备受攻击，被斥为“邪教”、“新汉儿”等，甚至以“夜聚晓散，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的罪状，向官府控告，要求严加取缔。因此，西道堂初创之际，就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某些教派门宦的穆斯林群众，由于不明真相，受人蒙蔽和煽动，以正统自居，对西道堂抱有很大偏见，一系列迫害接踵而来。马启西和道堂负责人一度被投入监狱，受到笞刑，教下群众经常被殴击，卓洛农场被纵火焚毁。
由于频遭不明真相各教派门宦群众围攻，威胁到生命安全，马启西不得不作出朝觐决定。他沉痛地说：“孔子有微服过宋之举，老子有骑牛出关之行。我将高蹈远征。”他的意图是一走了之，不愿卷入无谓的教派之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马启西与教下丁全功、马德盛、丁重和等一行四人起程朝觐，发觉有人企图暗害，中途返回。是年六月，马启西又率领教下马建元、丁重和、马英才改道兰州，经青海民和转道河西，进入新疆，沿天山北道前往麦加。一路风餐露宿，披星戴月，经伊犁过铁门，涉阿姆河到达撒马尔罕。由于当时中亚地区动乱不已，继续前进受阻。马启西认为，“多一番挫折多一番光明”，决定暂留该地，在当地东干穆斯林北道堂讲学，深受穆斯林欢迎和敬重。
三年后，马启西一行回到临潭，一面讲学传教，一面组织教民经商务农，发展生产，可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并没有中止。1914年，地方封建军阀马安良，指使部下捏造“西道堂勾结白朗”的罪名，将马启西和亲属及教下十七人公然杀害，暴尸三日，又继续捕杀教下多人，西道堂在旧城和藏区的财产被洗劫一空。1917年2月，西道堂先驱者尸骨未寒，马安良又支持不明真相群众二干余人围攻台子街道堂，企图一网打尽。教徒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又死伤多人，财产也被洗劫一空。然而道堂教众始终没有屈服，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继任教主马明仁先生领导之下，坚持斗争，终于与其他教派门宦“顶经息和”，取得了合法地位，跻身于大西北教派门宦之林。马明仁先生继任教主，收拾残局，继承马启西先生的宗教思想和应世主张，积极整饬教务，整顿经济，振兴实业。不久，西道堂又获复兴，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西道堂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社团、共同信仰的群体，而且建立起了商、农、林、牧、副结合的经济体系，又是一个经济实体或实业团体，它的组织结构也是独特的。现在我们就西道堂的宗教思想和宗旨、组织结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分别叙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