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回族伊斯兰教的这些教职人员的称谓，在穆斯林内部长期历史上，多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称呼，特别是甘宁青穆斯林中大体皆如此。在南方和中原一带的穆斯林又常常译为汉语称之。但素来没有统一的译称，各地互异，时代称谓不一。元时定州《重建礼拜寺》碑刻中，碑末署名有“掌教”、“付教”之译称，掌教可能指全面掌理教务的卡迪或伊玛目，付教是海推布。三山吴鉴《重修清净寺记》碑中将谢赫·伊斯兰(摄思廉夏)译称“主教”，借用基督教的称呼。穆安津(谟阿津)译称“唱拜”。穆塔完里译称“都寺”等。上述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末署名有“当代住持哈只哈三”之称，即是借用佛教“住持”的称呼。到明清之际，汉文译称更趋流行，也更加芜杂。建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福州《重建清真寺记》碑中，讲到福州清真寺有掌教木大亨担任，副教木大用主持，佥教分别由张瀚、木文奇负责。此外，尚有“师谟”、“助教”等，教职人员最为齐备。这里掌教是伊玛目的译称，副教是海推布。而把穆塔完里称为佥教，至于师谟、助教之类指何种教职人员，现在已无法考证清楚。马注《清真指南》中，对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依次称为大掌教、二掌教、三掌教，把他们也通称为“教领”。刘介廉(天方典礼》则称海推布为“谕教”，穆安津为“赞教”。也有称为“鸣教”的，又云：“司礼方云穆辅提，掌法方云噶最”，把穆夫提、卡迪称为司礼、掌法者。在陕西等地多把寺坊最高教职人员称为“统教”。
掌教制度
回族伊斯兰教设置的各类教职人员，分工负责掌理各项宗教事务，其中负责全面领导和掌理宗教事务的就是掌教。所以，掌教便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教坊穆斯林最高的精神领袖。历史上，伊斯兰教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政体，教律教法不单纯是宗教仪礼方面的规章制度，也是国家社会法律制度。因此，教法就是国法。掌理宗教事务，也是国家和各级政权机构本身的职能和任务。帝国的哈里发和苏丹，即是国家首脑，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一个地方的长官，也是如此，既是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这个地方的宗教首领。回族穆斯林所处的环境就不同了，中国是一个非伊斯兰教的国家，亦非神权统治的国家，历来实行政教分离的政体，不以教法治国，从不容许教权僭越皇权。回族穆斯林在我国的特定环境中，宗教事业就成为自己的民族任务，自办宗教。这样就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宗教组织和领导，才能使伊斯兰教绵延不断地传衍和发展。掌教制度便是适应这种形势需要的产物。掌教是穆斯林的宗教首领和精神领袖，领导一个地方(即教坊)的宗教活动，管理宗教事务者。清初回族穆斯林着名经学家马注曾说：“掌教司风化之源，即为一方之官长，与众不同，须择品行学识及无过犯者，方称此职。”掌教被推崇为“教领”。掌教的称呼始于元代，元朝曾设置“回回掌教哈的司”，任用“哈的”作为回回人的掌教官员，掌理回回.人的宗教事务，断决回回人之间的诉讼纠纷。明清以后，演变为穆斯林寺坊首领的普遍称谓了。
回族伊斯兰教的掌教制度，大体上经历了卡迪掌教制、伊玛目掌教制。清朝中叶至民国时期，逐渐演变形成了阿訇掌教制。
卡迪掌教制卡迪掌教制，大体来说，是唐宋时期蕃坊穆斯林和元时回回人的掌教制度。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坊，由中国政府简选一人，任命为蕃长，管理蕃坊公事。《苏莱曼游记》所说广州蕃坊“判官”，就是蕃长，阿拉伯语称为卡迪，即法官。“判官”的任务和职能，与阿拉伯帝国中的卡迪的任务职能大体相似。蕃坊穆斯林是“住唐”贸易的侨民，中国政府允许他们以本国法度习俗处理内部的事务。按当时阿拉伯帝国盛行的卡迪制度和政教合一的体制，推举精通经训和熟悉教律教法的穆斯林，经中国政府任命作为“蕃长”或“都蕃长”。蕃坊穆斯林内部可能还称为卡迪。他是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首领，既是蕃坊穆斯林的行政长官，也是蕃坊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换句话说，蕃长既掌政，也掌教。在蕃坊中，蕃长就是掌教，至于蕃坊清真寺中的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等宗教人员，当时只不过是清真寺的职员而已，专司领拜、宣喻、召祷等具体事务，还算不上掌教。
到了元明，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随着蒙古贵族统一中国的军事活动，进入中国各地。元朝政府为了管辖这些东来的新属民，沿袭唐宋时期旧制，允许回回人依照本俗处理内部事务，在中央设置回回哈的(又称“合的”)司属，在凡回回人较多的地方设立哈的所，以哈的作为掌教，称为“回回掌教哈的”或“哈的大师”、“回回大师”，依照伊斯兰教法教礼，管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内部事务，由哈的自治穆斯林大众，自己管理穆斯林内部事务。哈的既是政府的官员，又是穆斯林的宗教首领，在一定意义上说，哈的制略同于蕃坊，也是具有政教合一和自治的性质。
伊玛目掌教制伊玛目掌教制即回族穆斯林通常所称之“三道”掌教制。所谓“三道”：第一道伊玛目；第二道海推布；第三道穆安津。前面提到的“汉文大字布告”中说：“分僧侣为三级以利传道”即指此。实际上，这并非伊斯兰教的教阶结构，不过是伊斯兰教清真寺三种专职的宗教职员而已，就是在穆斯林集体举行礼拜活动中，分别执掌礼拜全过程中的三种仪式：伊玛目率领大家侍立、鞠躬、叩头、跪坐，这是礼拜仪式；海推布诵读“虎图白”词，进行演说，宣讲教义，这是宣教仪式；穆安津按时召唤穆斯林赴寺礼拜，宣布礼拜开始，排列班次，这是宣礼仪式。这三种教职人员，一般并无统属关系，形成三种特权等级，一级高越一级，除了本人所司的专责外，再无其他职权，这三种教职人员，也并不常驻清真寺。中世纪以来中亚一带清真寺特别盛行这三种教职人员，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清真寺，曾普遍设立这三种教职人员。至今许多国家，如土耳其全国各地清真寺都还设立这三种教职人员。这些教职人员，多为国家的公职人员，由政府配置或委派，给一定的薪俸。有些地方海推布的地位很高，多是一些当地显赫人物，才能担任此职。我国早期蕃坊穆斯林清真寺中，可能已设有这三种教职人员，但不一定齐备，有的可能只有伊玛目或穆安津。如《苏莱曼游记》讲到广州蕃坊穆斯林有“牧师一人”。到了元代，从上述《汉文大字布告》和元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所述教职人员的情况看，这三种教职人员就较普遍了，大多数清真寺中都有伊玛目、海推布和穆安津这三种教职的设立。唐宋时期及元初，他们的职责，也只是分别执掌清真寺集体礼拜活动中的三种仪式，不具有行教和司法的职权，一般不被视为穆斯林的宗教首领，不是掌教，只不过是清真寺的职员而已，各司其责。掌教是具有行教和司法职权的哈的司属和哈的大师，被明确称为“回回掌教哈的”，他们是穆斯林的宗教首领。
元致和年间，文宗命令撤消回回掌教哈的所，以迄元亡，哈的随之逐渐消失。到了明代，原来清真寺的伊玛目便逐渐取代了哈的的职能和作用，成为寺坊穆斯林的掌教，伊玛目就是寺坊穆斯林最高宗教首领。原来清真寺中的“三道”人员，即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教职人员的地位和职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伊玛目被称为大掌教或掌教，具有行教和掌教的全权。海推布，则置于伊玛目领导之下，称为二掌教或副教，协助尹玛目处理教务，受伊玛目的委派代理一部分教务。至于被称为三掌教的穆安津，实际上并无掌教之权，仍然只是专司宣礼而已。“三道”中伊玛目是教权的体现者。所谓“三道”掌教制，其实是伊玛目掌教制。
伊玛目作为一般的教职人员，在我国内地伊斯兰教中，演化为掌教人员，成为教坊穆斯林的宗教首领，这是回族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还尚属少见，这也正是伊斯兰教在我国历史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产物。不独如此，伊玛目掌教制同时又形成为世袭制，父死子继世代掌教，从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述看，这种世袭三掌教制，大致起源于明初，到明中叶全国穆斯林寺坊，似乎已较普遍地实行世袭掌教。
有元一代，泉州清净寺(圣友寺)夏布鲁罕丁任掌教，称为尹斯兰·谢赫。伊本·白图泰说他是法官。可能他在元中叶以前就是泉州穆斯林的哈的(卡迪)，元王朝撤销回回掌教哈的所，取消哈的后，他当了清净寺的掌教，被称为“主教”。他那时已是一位年高德昭长寿的长者。元至正九年三山吴鉴《重修清净寺记》中说他“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人，命为摄斯兰夏”，大家尊称他为谢赫·伊斯兰，直到明洪武三年夏布鲁罕丁逝世，他的儿子夏钦“习回教，继其业”，当上了清净寺的掌教。从此，夏氏家族世代担任清净寺的伊玛目，成为世袭掌教。直到明万历三十五年夏日禹主持清净寺为止，前后长达三百年。这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伊斯兰教比较典型的世袭伊玛目掌教制。
山东济南清真大寺在明正统元年(1436年)时，由一位叫陈礼的任该寺掌教(伊玛目)，他主持教务五十二年，为其家族世袭掌教打下了基础。其子陈玺于弘治戊申(1488年)继承父业出任掌教，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封授，领有礼部的“札副”，“冠带荣身”。正德十年(1515年)陈玺逝世后，其弟陈莹继任，也领有礼部的“札副”。陈莹之后，还有陈恩等陈氏家族的后人继任该寺掌教。
北京牛街礼拜寺，从晚明北京牛街寺坊穆斯林为向朝廷礼部保举牛街礼拜寺的掌教，请颁发“札副”、“冠带”一事的一份呈请文书看出，北京的穆斯林寺坊，也曾实行世袭掌教制。这份呈文申述：“职等俱系回回教门，切尊旧制，原为敕建礼拜寺，座落宣南地方，历蒙部给住持(伊玛目)、协赦(海推布)、赞礼(穆安津)各一人，领众焚修，祝延圣寿无疆，祈祷地方宁静，凡遇有本寺有缺，许本教官员士人等保举，代代相传，尊奉年久……”世袭掌教，需要封建王朝批准任命，同时，为了保持这种世袭的特权，还刻碑铭记。牛街礼拜寺曾有弘治九年和万历四十一年两块碑刻，记述掌教的世袭罔替，永世不变。
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咸阳穆斯林所立的《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碑末署名首事人便是“世袭八代掌教脱凤业”，如果一代平均按二十年推算，脱氏家族世袭掌教己二百年左右，首任掌教大致始于明中叶。据长安《重修清教寺碑记》载“……掌其教者，前人姓字，多所湮汩，自哈三传马兴至赵英，英再传给马荣，荣传于赵和，承和之裔者，今为钟文，而副之者花聪，赞之者陈敖”。这就说明到明万历年间由赵和传给他的后人赵仲文，自此也实行了世袭制。由此看来，当时回族伊斯兰教最为兴盛的陕西多数穆斯林寺坊都已流行世袭伊玛目掌教制。
至于回、东乡、撒拉、保安族聚居的甘宁青地区，这种世袭的掌教制则更为流行。直到今日某些穆斯林寺坊中，曾任过末代世袭伊玛目、海推布的，还大有人在。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原是明初平西侯沐英镇守西宁期间，同当地土司冶正明共同主持，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修建的，这是青海有史记载最早的一座清真寺。这座寺建成后，由土司冶正明之兄冶正国为掌教，其后遂世代相传，由土司冶氏家族世袭掌教，一直到清末民初，罔有更替。宁夏银川西关大寺世袭伊玛目也于民国初年才被废止，末代王伊玛目至今尚健在，年逾九十。
有明一代直到清末，回族伊斯兰教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伊玛目掌教及其世袭制，是比较普遍流行的教制形式。这种世袭掌教制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该说是受中国封建宗法制的影响。其次，也与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怀柔政策有关系。有明一代，一些较大的寺坊掌教，都必须经过当地官府批准认可，发给剳副。这样掌教就可以“冠戴荣身，仍准免差徭”。官方对掌教这种特殊优遇，为世袭掌教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旦荣任掌教，名利尽收，岂能轻易放弃，总要世代垄断，保持这种既得利益。再次，穆斯林内部的因素，即掌教继承者，掌教子弟有优越的学习宗教知识环境，易于培养成才。在经堂教育兴起以前，还没有专门培养教职人员的场所，穆斯林的宗教知识，一般多是通过“父传子受”的方式来传播，主要依靠家庭教育。起初担任掌教的宗教学者，宗教世家，他们的宗教学识，自然要比一般穆斯林高深，这就为他们的子弟提供了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得他们的子弟得到良好的培养，学到较其他穆斯林更丰富的宗教知识，从而为继承父业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世袭掌教制的产生和形成，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回族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维系回族伊斯兰教达数百年之久，对回族伊斯兰教的传衍和发展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成为历史陈迹，最后为阿旬掌教制所取代，这里有两方面的基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