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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大约看见未来，但你却看不见那些通向未来的生命细节。你同时看不见的，还有这些细枝末节的曲折与丰富，以及它们如同霞光披照般的动人。它们以它们的细小改变你，有时无知无觉，有时重若千钧。最终，唯有它们才能告诉你，你是如何成为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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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是个有趣的年份。
这一年，我从渴望在家专事写作的幻景中彻底醒来，准备回到工作单位，重拾之前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身份，重归一种延续了二十年的节奏和秩序。这选择毫无勇气和智慧，仅仅因为无奈，是面对现实不得不表现的顺从。这情形如同一个人走路，原本和众人挤在一条路上，却突生异想，甩开了众人，以及那条在众人脚下平坦却又尘土飞扬的路，一个人往一条野草丛生的小径上走去。然而这样走着，忽然一日又发现其中偌大的丧失——当独自面对自我与时空，那些与事物相处的细节无论怎样生动，也难逃虚无的血盆大口。虚无无处不在地立于你身前，十倍甚至万倍地快于你，快于你的感觉、认知和成长，快于你走向事物和世界的一切抵达。你得不时应付这样一个局面：当虚无巨大的阴影横压下来，你会无力说服自身，那些在你生命内部已经发生的改变，和正在发生的萌动，如果只是自生自灭，将如何证实它们具备生命力，如何证实它们能够使你成为你从而实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融通，而不仅仅是一场内心与时间之间的空谈？是的，忽然一日，我觉到了这个丧失，除非我用更多与外部世界相生相克的生命细节去填补虚无带来的空洞，否则，将在这片时间与自我独处的寂静里愈发感到艰难。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大路上，但已与两年前走在这条路上的心绪有所不同。这心绪里多少带着一些冷静和调侃，因为知道自己回来是因为什么，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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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年底，草木萧森，寒气潜近，大地逐日凄怆，终于一日完完全全裸袒了底色——灰白、昏黄、苍老。这底色以往叫我心下惶惶：是否未经遮掩的赤诚与真实总会落得一个凄怆的境地？然而这一年我却从中看见了别样的意涵：一种因为袒露而无所畏惧的寂静与从容。
我回到了我的职业身份里，一位媒体的文化编辑。
重回这个与我远离了将近两年的职业身份时，一缕熟悉的新鲜感激励了我的想象：我从未如此真切地看见了身份本身，它不再只是一个词汇，或者一种标志，它成为一个幻变无形的生命体，力量强大，魔法超人，时而幻化成一片梳漏着阳光的枝条，时而变为一间四壁森严的牢笼，时而养育人，时而又毁灭人，人在期间发生的异变既悲喜无常又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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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神奇或许来自于它给予人的无知与迷茫感。人永远无从得知生命的下一时刻，会被怎样的生命细节所充满。常常是，当事情已经发生，或者冥冥中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形态之后，你才恍然大悟，才能够明了时光将一种何其珍贵的机缘近乎无痕地送入你的生命。
回到报社刚刚一周，一封来自西吉县文联的副刊稿件出现在我的电子邮箱里。稿件作者是西吉县文联干事刘德飞。我们素不相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到我的个人邮箱地址，又是怎样得知我已接手副刊工作。
文章更像一篇工作总结，我之所以能够坚持看完完全因为他是一位宁夏本地作者。再者，在这篇类似工作总结的副刊作品里，我又期待得到一些西吉县文化工作方面的信息，以备日后采访之需。这样，我在文章末尾便看到了一行有关“文学与影像的跨界活动”①的字句。但文字仅此而已，除了说明活动将在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②举办，以及若干摄影家和作家参与之外，对于活动的内容与性质均未作介绍。好在刘德飞在文章之后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让我能够未等好奇泯灭，便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这样，一天后，刘德飞便将一份题为“宁夏西吉县文学与影像的跨界报告活动方案（草案）”的邮件寄发到我的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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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两周后上报采访选题，一切仍然停留在一位文化编辑的职业敏感上。我只是稍稍感到幸运，回来不久便遇上一块“新闻好料”。我已经将近两年未碰新闻业务了。而这块“新闻好料”，足够我将积累两年的“距离感”与“新鲜感”倾洒而出。
采访日日逼近，我和我的搭档小鱼掐指一算，从进入实质性采访到发稿日期，我们只有三天时间，这期间，除去来回行程，仅剩一天半。如何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做出六个整版的报道？事情的紧急反倒令我暗自兴奋。这种挑战的快乐在于我并不常见，我并不慌张，反而有一种玩票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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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影像及外部多学科的跨界交流”“一次公共文学艺术的推广与教育活动”“鼓励所有参与者回归本心本性进行发现与表达”“邀请上圈组不同身份、无拍摄经验的农民参与摄影”……
我已相继收到两封有关“文学与影像的跨界”活动详细内容的邮件，然而方案中所注明的活动诉求并未触及我的职业敏感之外的任何一根神经。对于职业的我而言，那只是一次事件，一块搁在实验桌上的标本；它没有生命，没有温度；我走过去，把它摊在媒体的镜头下，翻来覆去给它几个角度，拍些照片，再配几篇貌似深刻的文字。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活动主要策划人王征先生③。
那个冬日的黄昏，采访结束之后，万家灯火陆续点亮，我与小鱼一边驱车赶回报社，一边讨论采访进度。小鱼说她当晚就会整理采访录音。我简单附和她，心中却有惋惜和感叹。我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把夜晚留给自我，留给那个与职业无关、只与自身相关的自我。我为职业与自我分别划出一片疆域，尤其禁止职业向自我的侵入。我已习惯如此，即使刚刚返回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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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最初仅仅被我视为“新闻素材”的新闻事件，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已经毫无所知地越出职业范畴，朝着一丛所指丰富的生命细节渐渐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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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
记者：在这个活动中，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是一位旁观者吗？
王征：不，文学也是一个主体。文学与影像都是主体，最终会形成一个混合的互文性的文本。活动中有一个内容，让当地村民去谈，去口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经验。这一块可以被看成“大文学”，不需要去加工，直接呈现就可以了。真不真实并不重要，我甚至会说它一定是虚构的，因为它只是那一刻人用自己的语言去结构自己的认知，它的陈述很多都是按当下的需要来进行的，它不会是真相。但至少这种口述式的创作，这种文学样式能够呈现文学的丰富性。只是这些口述样本的艺术价值可能不会很高，它逻辑性的混乱，使它会更像一种原始性的素材。于是，我们还要请本地的作家针对这个村落再去写，写他们的体验、感觉和认知。
记者：为什么要本土作家？
王征：因为本地作家的身份能够使他们对土地和空间关系有一种更强的局限性，往往是局限性反而更能代表一种地域性。如果把局限性用到极限，如果把一种单向的思维能力用到极限，同样能达到一种非同一般的深度。单点的力和平面的力是不一样的，对这种局限的偏执同样又是一种文学表达。接下来，还需要另一种文学文本，还需要像巫昂、绿妖、七堇年、夏果果等这些先锋作家，进行一种大文化、超出地域性的表达。其中绿妖、七堇年、夏果果这些八〇后作家缺乏这种生活体验，他们和西海固的生活形态是有距离的，正是这些距离感可能又会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学表达。这样一来，一种多层次的文学表达生态也就建立起来了。
记者：也就是说，身份的局限性同样也是一种探寻和认知世界的角度。那么，文学与影像的跨界，其实指的就是艺术生态的多样性、互文性？
王征：和文学这块一样，影像这边的参与者也各有特点，有的特别先锋，有的来自于国内一流媒体，有的是国际摄影大赛的评委。不同形态的作家和摄影家对上圈组这个村落的体验和呈现，将使得文学与影像这两种艺术样式产生一个更大范围的互为补充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维度更大、更丰富的艺术文本。
陈述与需要，虚构与真相，距离感与局限性，跨界与维度……这些词汇我从来都不陌生，它们整日出现在我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头脑中，我需要将它们转化成每一个词，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的细节里；也浮动在自我与世界的时空之间，是每一次自我进入现实时无可躲避的在世经历，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现在它们来到一起“新闻事件”里，这多少让我有些不习惯。
这些天，我渴望回归职业身份，然而又极力阻挡它与内心的牵连；沉浸于与工作久别相逢的小兴奋里，却未曾察觉一开始便坠入两年前的拒绝中。阻挡职业向自我的深入，拒绝新闻工作者向文学写作者的靠近，哪怕前者对于后者微弱的示好都会给我带来极度烦感。
我似乎早已允准了这种分裂。职业处于生存之界，它是世界的表象，是世界溃烂或者光滑的皮肤，是绚烂又易朽的物质，是被撷取使用的素材，包括身在其中、那个并非全我的我的一切感官获取；自我或者那个文学写作者才是真实丰饶的生命，是人之在世的支撑，是吞咽表象而后尝试更新的真我。这个我并不稳定，她悲观厌世，固执乖僻，疏狂散漫，远非前者那么随和乐观，善于寻找变通敦睦之路。但她是真实的生命，她之所以能够蒙获更新，只是因为在触知了生之虚无之后仍然心有不甘，仍然愿意相信这世上必有一片美好，足以证实人之存在的必要性。我这样确凿地想，一直是这样。因此早已习惯了这种分裂在生命里的爬伸，习惯了它沿着身份间的缝隙，探向时光深处。
有充分的理由支撑这种分裂。说白了，我从未真正地信任过自己的职业。一位同行的经历让我耻笑自己的职业很多年。某年除夕之夜，她跟随森林防火警察执勤夜巡，将近两小时过去，他们走遍巡查之地，未见任何火情。她说既然没火情咱们就回，可是指导采访的警察领导却说这不行，除夕之夜，咱们不能空手而归，咱们得表现出万家团聚之际森林防火警察的奉献精神。于是，这位领导迅速选定两处放火地点，又让一名干警换成便装扮作路过市民，万分火急地拨通了火警电话。随后，又组织干警演出了一场灭火行动。这样，我的同行顺利完成了一条除夕之夜的正面报道。随后，这个报道毋庸置疑地成为第二天最抢手的一条现场新闻。这是个笑话，却从来不是什么大事，一些特殊时刻，它几乎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我当然也这么干过。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她所诟病的现实，每个人都是真相的创造者和毁坏者。
可是当进入事件现场，我不自禁地就自相矛盾了。那两个被我划清界限的身份，未经我的允准，已经相互往来，并欣然地取得了沟通。为身份设禁的那个人是我，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即使我早已察觉，这种禁止从未得愿见效。
我是不是过于敏感了？没有人不在诸个身份间奔突转换，没有人能够阻止多个身份之间的相互皴染和侵蚀。如果想在各个意趣抵触的身份之间为自我找到一条自在之路，除了一步步尝试走，似乎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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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晚饭后，我像每个夜晚一样，坐在了书桌前。这时候的我习惯于身心分离。电脑开着，目光滑过网页，脑海中旋绕的却是一个个白昼所经历的是是非非。十点一过夜就静了下来，感官伸出紧缩的触角，渐渐地，开始听见楼上某户孩子微弱的哭声，开始看见那些羁留或者星奔的事影与人影。
夜包裹而来，层层加厚，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夜的中心，这时候，只要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自己。
“我依靠不属于自己的这些印象而活着，挥霍着身份的放弃，身为自己时反而总有他身之感。”我已经找不见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这句话的出处，但它留在我每天都要翻开并且随手记些什么的笔记本里，这一天，它从我的记忆里浮现出来，重读之时，这些关于身份与自我认同的语句从未有过地引我深思。身份的焦虑处处都在，人人皆有，但只当有所意识时，人才能通过焦虑认知焦虑，继而艰难地消解它。
我对我眼中的，以及即将经历的“新闻”总有怀疑。我对身在其中的他人和自身都有怀疑。
或许这一次有所不同。或许可以相信这起“新闻事件”，相信参与这起事件的每一个人，相信事件本身与每个人在为揭示真相正在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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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七点半，我们出发前往西吉。
半空中有雾，路灯映红了灰蓝色的天空，空气冷得有些发甜；道路两旁，人们或骑车或步行，不论成人还是孩子，神情都又专注又冷漠。一日之晨，身份的意义未到显明之时，但身份依然是一张网，已经罩向每个人的身躯。而每一个人，也都朝着身份大步走去，人们已习惯于在身份之下行事。
在身份之下行事，既是本分和保护，又是忍耐、修省和跨越。报社派给我们一辆最大马力的新闻采访车，良好的车况给人
信心也使人放松。天彻底亮了，是个十足的阴天，远处一片雾白，朝阳浮在天边，无力地渗出一缕淡红。银川飞离我们身后，高速路边，落木围绕着汽车飞速旋转，越退越远，越来越寂静，像一丛丛雕刻，顺从又坚忍地站在时光里。
先初我们说着话，多与采访相关，慢慢安静之后，我开始想采访之外的事。
参与这起事件的人会被称为“文学与影像的跨界活动体验创作营成员”。任何时候，人都会被归入一个集体，集体都会赋予个人以一种身份。那些想从集体中凸显自身的观念，那些想与旁人显现殊异的行为，有时候是因为集体的意志妄图抹去个体意识，有时候则是因为个体偏执狭小的自我。
唯有尊重个体的意识才能使集体的意愿得以实现：产生最大限度的个体趋同行为。那天采访王征先生时，他一直在强调参与这个活动回归自身的必要性。但愿每个参与者都能自然地回到自身，因为任何一种强调或者刻意，都会使回归偏离了真实。也但愿每一个执意炫耀自我的行为，都能够察觉到自身的幼稚。这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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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西吉，已经传来消息：县城下了冰凌。
路面开始打滑，我们的车小心地停在西吉县文联大门前。上楼与众人会合，大家都对天气忧心忡忡。我在想那六个万一因为天气而耽搁的版面。尽心为之吧，有时候人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有时候，则须承认自己也许没那么重要。
我来过西吉很多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事因，每一次都带回去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一次是宁夏诗人单永珍陪着我和甘肃女作家习习去了张承志写《心灵史》的沙沟乡，一次是我与习习在宁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位于马莲乡芦子沟村的家里待了三个白天两个夜晚，一次是我与小鱼及另一位同事一同去了白崖乡的一个移民村，另外许多次则是路过、考察或者游玩。往事顺次回放，我这才想起，事实上，西海固——这个包括宁夏南部山区七个县区的贫旱地带，我来过最多的就是西吉了。但我却从不敢说自己熟悉它了解它。即使曾与金莲一家人朝夕相处了三天，但我仍然觉得我从未深入过这片地理；我所触知的，只是我在彼时彼刻能够感受到的，以及这片地理上的人与事愿意让我看见的。
但是在来到并离开西吉许多次之后，一个渐趋清晰的感受倒是不容忽视：从第一次走进西吉，到这一刻站在西吉县文联主席郭宁的办公室里，西吉与我的种种形象越发地平常与日常了。人们因为《心灵史》而对西海固产生的强烈印象，在我初到西吉县沙沟乡时也迷惑了我。人们因为西海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定义而怀有的简单情绪，也在初入西海固时笼罩了我。然而随着我的一次次去来，它们不仅变得淡弱，反而令我对最初的这些印象与情绪感到反感。西海固的地里打不出粮食，城里慌乱的人们心里长不出希望，哪一个更让人怜悯？我们其实都一样，都是光阴里的生命与行魂，都在太阳底下不遗余力地求存，每一个都既卑微又独在。说不清什么时候，我已经不再用宗教和地域将我结识的西海固人划分开来，我当他们是和我一样的尘埃，知冷暖，常悲喜，失望之时不弃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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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午，车队离开沙沟乡前往上圈组。
小鱼把刚刚采访的内容告诉我——W老师承认在创作中会被公共意识绑架。我突然十分心烦。我不希望为了应付采访，被采访者硬把自己往活动的主题上套。我开始质问小鱼，语气呛人，仿佛小鱼做错了什么。天早已放晴，窗外阳光熠动，风吹起来，挂在路边柴草上的塑料袋哗哗抖瑟。小鱼沉默不语。我知道我的质问让她愕然又难受，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反感作为一个摄影师或者艺术家在创作时被公共意识绑架这件事，我想都没想就认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自认自己从不这么做。
小鱼没能忍住，沉默片刻，开始反问我。这是我期待的。我希望她反驳我，让我从突如其来的烦躁中解脱出来，让我看到参与者的真诚，让我看到一个由摄影家、评论家、作家、新闻记者组成，将近四十人的车队开进西海固的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的必要性。
“你难道从没有被你自己的身份绑架过？”
“我可能被自己的性别、民族、文化传统绑架，被自我的局限绑架，但我不会被公共意识绑架。”
“那还不是一样。”
我有些愧疚，却想发笑，因为小鱼话音一落，我便知道自己在作茧自缚。我落入了自己编织的罗网里，那个网罗我的我是不是公共意识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突然意识到在本心本性之前，始终环绕着一个无形的我，那个我幻变成一只网眼细密的罗网，过滤着一切被我看见并经历着的外部世界，使得本心本性与外部世界之间，永远无法望见彼此的真身。
是的，这还不是一样。仿佛一缕清流淌进干渴的喉咙，微微滞涩的感官这时轻逸地飘起来，身心随之有了一种得到抒发般的轻松。自我的观省常有盲点，但善于制造迷障的造物，却又会随手甩给你一个越过这迷障的机缘。它漫不经心，却直中要害，镇静得让你觉得那是根本不是它的仁慈，而是对你的鄙视。我高兴起来，打开车窗看路边放学路上的孩子。他们大概是些小学生，前前后后，高矮不一，沿着路边树行，或三五结伴或独自急步；阳光穿过树影，留下明暗相间的光线，仿佛悬在空中的琴弦，他们欢快的身影一一走过，琴弦依次轻声回响。
世界突然如此简单明亮。
这是带给人生之欢愉的生命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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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停在上圈组沟口。村里的男人们早就候在这里。下了车，这才完全看清我们的队伍：十几辆车，四十余人，每辆车里满满当当的摄影器材、电子设备、洗漱和保暖用品……但愿我们不要太重，但愿我们不要压得这个仅有二十几户人家、几乎被外界遗忘的小村庄失去了平衡。当然，是人心里的平衡。
太阳照在山坡上，亮堂堂的光线流进沟底。身上暖融融的。
孩子们来了。眯缝着眼看坡上排队走来的孩子们，像雕刻的版画：太阳下，大山荒寂，无边的空荡里，一队稚嫩天真活泼的身影。
鼻子有些酸。命运生而不平，你有什么办法。于是，这一世，那些被赠予不平的人都在竭力以各种方法填补这个匮缺。但或许一世枉然。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孩子们会梦见什么呢？人至中年，最不忍心的人，是孩子；最不忍心的事，是孩子的遭受。
孩子们举着红旗，穿着新衣服，戴着红领巾来欢迎我们。有的才四岁。
欢迎我们，上圈组的全村老小大概都是这么想的。但欢迎我们什么呢？欢迎作为外人的我们对这个村庄一贯肃寂的打破，因为对惯常的打破，即使是短暂的，也意味着俗常之外的另一番滋味；而我们即将制造出的声浪，便意味着对他们长久以来不为外人所知的境遇的改变，或许，是对未来另一种可能性的填补？
我们在半山腰的一个打谷场上被分包到户。各家男主人候在一旁，我们陆续被叫到名字，然后跟随主人一道回家。这情形令我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曾经历那个时代，只在书中读过类似场景，因此只能小心理解。这相似的一幕两相作比，我想，最深刻的不同在于那时的青年们是被政治和时代这般“大物”裹挟并改造，且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眼前的我们，尽管我并不知道除我之外每个人的心中所想，但我愿意相信，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已经能够区分“祖国”“时代”“人民”与“自我”“内在”“本心”这样两组词汇，对于生命和人性的遮蔽与丰富，亦能察知，唯有自我对自身的改造，才能够接近改造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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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被分在马翠花家。
或许因为没有丈夫，马翠花没有像其他男主人一样在打谷场上等候领取我们。但是她家的另一个男人来了——一个坐在土梁上冲着所有人哇哇大叫的残疾兼智障患者。他五十多岁，头发蓬乱，浑身肮脏，双腿残疾因此只能坐在地上靠双手行走。马翠花是他嫂子。先初，因为智障，这小叔一直跟随父母过生活；后来父母去世，马翠花夫妇便成了他的衣食父母，那时他双腿健全，平常多少能帮点地里的活；再后来，丈夫去世，马翠花一人拉扯五个孩子，未等生活从丧夫的不幸里平整过来，不料这智障小叔又因下雨路滑摔下悬崖，落得这般残疾。本来她就是他的衣食父母，残疾之后，她更加不能弃他不顾。他们还是住在一个院里。一日三餐，冷暖便宜，都由她照料。而他行动不便，每天她自然还要清理他把在房里的屎尿。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
清真寺的学东领我们往马翠花家去，这男人粗眉毛，红脸膛，里里外外修整得比旁人都干净。冬天，庄稼收了，山是一色的土黄，看着洁净，也苍凉。路在半山坡上，高高的土塬，一边是人家，一边是直落下去的陡坡，陡坡过去，如果能够整出一片平地，便又是一户人家。山里，房屋只能修得层叠错落。下面人家望着头顶人家的屋檐，上面人家望着脚下人家的院落，纠纠葛葛，都是七拐八绕的姻亲。房子高高低低，路也就忽起忽落。有些路段坡太陡，便在路旁筑段土墙，人和牲畜也就安全了。树木不多，三三两两，倚在路边，黢黑的枝条上面，天空蔚蓝。
三个人的肩上手上都是行李，只能慢慢走。好在山坡地势高，像是与太阳接近了许多，光明直透到心，心里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满足感。天莹净镜，顺遂得当，四野寂静，工作或者内心，这一刻仿佛都如意安宁。
马翠花家的院落干干净净，院子中央积了一小片水洼，怕是洒水时留下的，结了薄薄的冰，亮晶晶的，映着蓝蓝的天。学东介绍我们时，马翠花只是温敦地看着我们，目光依次落在我们脸上，片刻后，和憨的笑容溢上脸颊，仿佛她早就料到一定是我们仨。我喜欢这样带着内藏和余裕的初见，不兴奋，不吵闹，却透着确凿的真诚与自然。和西海固的女人说话，不管开心，还是落寞，不管是八十岁的白发媪妪，还是五六岁的稚齿童蒙，她们会一直看着你的眼睛，不躲避，不闪烁。这是我的独自体察，这一回，那诸多朴直的眼神里又多了一位叫作马翠花的女人。
马翠花将我们迎进她儿子的新房，示意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写字台，一个衣柜，一张炕，也就放不下别的什么了。新屋空着。结了婚，新人一起去了新疆。西海固的年轻人爱去新疆，不知道在那里打工，会与别处有何不同？屋子里飘荡着一对新人的喜气和新气，顶篷是用泛着金光的彩纸绷的，四角还挂着彩纸环，墙上挂着新人的一幅结婚照，红红绿绿，艳丽喜庆。马翠花在炕上铺开一条鲜红的花毯，请我们上炕休息。我一边喝水，一边告诉她我们马上要开始采访不能上炕休息，她微侧着头认真听我说完，又仔细想了想，恍悟着点头说：“你们忙累得很啊！走远路来了，也不能歇。”
直到我们拿着采访器材就要出门时，马翠花也没有把我们往生着火炉的房间里领。晚饭时我们进到那间旧屋，那里虽然暖和，但四壁却灰旧暗淡，大半个屋用来放了粮食，剩余一半，只有一只火炉，一张大炕，和一只放满油盐酱醋的小桌；墙上光秃秃的，既没有彩纸，也没有照片，只是横斜着几根挂了灰尘的电线。簇新艳丽的新屋是马翠花生活的光亮，灰暗的旧屋则意味着岁月里的艰难与忍耐。我想，倘若有另一种可能，我可以不进旧屋，当作她的日子只有光亮，只为她不尴尬，不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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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前的光线圆润饱满，我拿着相机，四处转悠。
相机是借来的，快门、光圈、机身、镜头，什么都好，唯独我的感觉不好。我不是摄影爱好者，因此业余也谈不上，每一次举起相机，仅仅是为了记录或者留念，偶尔以应工作之需。西海固来过多次，也拍过多次，然而片子一次比一次重复，一次比一次无趣。我知道，这与技术无关，只是因为那些自然的、敏感的、发乎内心的知觉在按下快门的一瞬并未降临我。快门响起的时候，我的心和大脑常常一片空白。这深切的瞬间一片空白，我深知这一切。
顺着马翠花家屋后的一条小路往山坡上走。我拍了半悬在空中的树，废弃的旧屋，一只受惊的黄狗，巨大的沟壑，光秃秃的土地，山坡上的羊群和人家，山梁上的夕阳，小路上低头走路的孩子……渺茫天地，万物孤立却又遥相呼应，这与西海固无关，与上圈无关，与宗教无关，只是人与天地，人与众生，只是生命的生生不息。
思绪意外张弛，我却突然关了相机，不再想拍什么。或许我可以试着将这些思绪汇入镜头，或许我可以耐心些，进入造物赐予的这个时机，细细体会如何在镜头里讲述内心的故事，体会另一种表达的喜悦。
我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我，是因为镜头吗，这个于我而言在内在表达上还十分陌生的形式？我不想对着它表达，不想借它表达，还是面对它生出了畏难？
我不知道。有时候，想要找到自己，是那么难。
我想，我得允许自己拒绝记录，拒绝表达；允许那些畏难秘密地生长，就好像一具生命，允许它的生，再迎接它的灭。
但那些流失的内在，它们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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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三个人急匆匆洗漱，刷牙就在门口，不敢多走两步。时间尚早，天却眨眼间黑透了，夜幕压在头顶，几乎伸手可触。没有预期地那么冷，只是奇怪天这么大厚，夜这么黑，浓得像稠浆，戳一下都黏在了手指上。三个人都要上厕所，一个给一个打电筒。旱厕，没有落脚处，风哗啦哗啦地卷打着什么，再从身下钻过。紧张，潦草。极度的不适感又生出来，我有了赶快离开这里的想法。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人心、风物、时间、生命，这些非关物质层面的精神体验，总在一些微末的物质需求前大败而归。但即便心知，也不愿做一丝忍受。
结束后急匆匆往屋里走，这时不那么紧张了，喘口气，仰头看天，却又被惊呆。密密实实的星星挤满了天幕，剔透的光芒闪来闪去，几乎闪花了眼睛。呆呆地看了一阵儿，又感到喘不上气来，仿佛为那些星星着急，它们像丝绒袋里沉甸甸的钻石，互相挤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真担心它们挤伤了彼此。
正看得沉醉，忽然黑暗里传来两声“哇哇”嘶叫。身体一抖，魂几乎给吓出来。我们转身窜回小屋。声音是从对面的黑屋传来的。黑屋里住着马翠花的傻瓜小叔，那两声嘶叫是冲着我们，还是他混沌意识里的机械哀号？我疑心他是听见了我们上厕所的动静，或者我们对着星空发出的轻叹。但似乎又不像，因为当我们蹿回房间挤上热炕，他如同呼救一般的嘶叫声仍然不断。
这之前的半天时间，我一直不愿细究这声音里的所有，因为谁都能够听出期间的悲苦，再加他蓬头垢面下身残疾的肮脏形貌，我便忍不住就有了背过身去的心理。这与心的慈悯冷硬无关，只是因为自身的无能，因为对命运不公的无法解释和无力抵抗。他生在上圈这样偏远贫穷的地域，五岁时又因患病变痴，一生混沌犹如虫虺，晚年又摔成残废。我无法明白造物送这样一个人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造物要使人这样莫名其妙地经历苦难？从前，我多少愿意相信轮回之说，然而当面对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我又反对这样轻易地解释一个人的存在和遭受；但倘若这样的人又如另一种宗教里的说法——替代世人承担了苦和罪，那么他一声声的哀号就应该是冲向命运的质问——为什么造物偏偏选择的是他？
我不知道答案应该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些关于苦难的宗教解释是否能够慰藉那些仍在受苦的人。在我这里，在目前的我之中，只能试着把他的不幸，连同其他人的幸运，一同视为宇宙里的一次偶然，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甘和苦，无所谓有和无；一个人就如同一粒星辰，突然生，突然灭，仅仅因为物理的势能；但这样似乎更加无法说通，因为这无所谓是非甘苦的偶然性只能够解释始与终、生成与寂灭两个时间端点的存在，而生命的复杂与丰富，则在于由始至终，由生成至寂灭之间的全部经受。那么，这期间的全部经受，到底是偶然里必然的顺次更替，还是必然里夹杂的一系列偶然？谜团似乎越来越多，尤其对于傻瓜小叔这样一个混沌痴愚的人，生命的未解之谜如临深渊。
回到屋里，三个人挤上热炕，一人抱台电脑开始写稿、整理照片。六个版，四个版文字，两个版照片，不管几分钟前思绪游走到了哪里，这时都要回来，回到职业的身份里。起风了，风忽大忽小，不时撞响松懈的门扉，咔嗒咔嗒，带着愈渐吃紧的呼哨声。傻瓜小叔仍在哀号，一下又一下，渐渐地有了节奏，号两声，停片刻，然后再号，仿佛戳进黑暗里的一根钝铁，瞬间又给黑夜化掉。那“哇哇”声听久了，渐渐起了变化，像是“妈妈呀”，又像是“爸爸呀”。这个五岁变痴的五十多岁男人，或许智力与记忆并未泯灭，或许他只是个笨拙可怜的五岁孩童，或许他真的是在对着我们说些什么。痴傻的大脑让他忘记语言，他像是回到人的初生状态，以呼号代替言说，令人心酸，又寓示悠远。
一边写，一边听着傻瓜小叔的哀号，风像是更大了，偶尔一阵急促的呼啸，甚至淹没了那声嘶力竭的声音。
努力使自己安顿在需要完成的文字里，但思绪还是一缕一缕地向外飞，想到那黑屋里是什么样，想到如果给那黑屋里装上电灯，放台电视，也许他就不这么叫唤了。
这时，马翠花敲门进来。
她仿佛天生就是个母亲，温敦，慈祥，少言，一双眼睛仿佛总在凝视你的需要。我想象不出她曾经作为一个女童或者少女的形象，眼前的她过于沉实，犹如夕阳下浑圆连绵的山影，遮挡了山影之外的一切想象。关上门，她先是稳重地站在炕前，双手交握垂在腹前，静静打量热炕上被电线和电脑环绕的我们，温厚的笑容始终不散。我也看着她，她一一看过来的目光让我感到，挤作一排的我们就是她的孩子。后来，她犹犹豫豫坐下来，稍停片刻，知书达理地问：“我不打扰你们工作吧？”
容颜，身影，举手投足，任何人不需要认识她，了解她，就能够一眼认出她身体里的宽忍和仁善。晚饭，她为我们做了羊肉臊子面，肉有些肥，我就着咸菜吃，还是剩下了最大的一块肥肉。我不知道这家人多久吃一次肉，也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问题一出口便带着自上而下的不尊，那会再一次加剧我的自责。她一定是将一切都收拾停当了。平日里，她一人在那间屋里煮饭、清扫、休息。周末，在乡里上学的小女儿回来了，那屋里就多了她们母女俩绵绵密密的细语与琐碎。这一天，我们来了，院子里多了人的声息，她靠过来，就当作是向空荡荡的时光投入一枚石子，为听一声浪花的响动。
我们聊起了她的生活。有几个孩子，生过什么病，为什么事和丈夫生气吵架，孩子结婚花多少钱，借了多少账，丈夫几时走的，走之后她怎么办？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心里难受怎么办，想没想过再找个男人，怎么把打她主意的坏心眼男人赶跑的，小叔子摔伤时送没送医院，每天清理屎尿嫌不嫌他脏，有没有挨不过去的时候，礼不礼拜，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谁能安慰她？
我们轻声问，她轻声地答，即使在说令人恼怒的事，神情也依然慈祥，仿佛那些在我们看来无法逾越的苦楚与艰辛，都不是在她身上发生的。
后来，马翠花走了。聊天被我录了音，但两个月里，直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依然不愿打开录音，重听那天晚上她对我们所说的一切，更不愿随手选取一截，将她的人生经历放置在这篇文字里。我知道，倘若写下，这篇文字定会因为她人生的曲折而增色。但这样做会令我羞愧，因为我什么也没有为她做，却在利用她的生命。
17
十五日下午，王征、藏策、陈晓波、刘苗苗、巫昂分别给孩子们上课。
学校在半山腰上。二十三个孩子，一间平房，一个堆着草垛的操场，一根挂着红旗的旗杆。操场前面，就是悬垂了几十米深的沟壑。
学校是村民筹钱建的，是个小学，为的是让下一代少几个文盲。老师是一对新婚的小夫妻，只能教些一二年级的课，再有几个月，等村子搬出去，两个人就去李俊乡生活了。
刘苗苗教孩子们读巫昂的诗，巫昂把诗写在黑板上，诗名为《我最亲爱的》。后来，一个叫马龙的六岁男孩走到黑板前，仰着头，一字一句，用普通话朗诵了全诗。他的个子小小的，眼睛亮亮的。巫昂坐在窗边，泪流满面。
最后是巫昂的课，她讲了恐惧与爱。
她教给孩子们怎样克服恐惧，怎样表达爱。
她把诗写在黑板上，她念诗，微笑，睁大眼睛，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读“我亲爱的”，她学火车叫，她把挡在耳边的长头发别在耳后，为了方便她脱掉羽绒服……当着一屋子孩子、摄影师、作家、记者的面，她什么也不担心，仿佛只是对自己说。孩子们和她一样投入。
许多人都流泪了，我也不例外。
我默默感动，默默地羡慕巫昂，羡慕她可以这样无所畏惧完美地表达自身。
是的，人近中年，我仍有许多恐惧。
许多时候，我仍旧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
18
我与小鱼是最早离开上圈的人。我们必须走，六个版在银川等候我们。
我知道我们不该走得这样匆忙，满打满算，我们来上圈也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最担心的是伤害马翠花。在乡村，若是留不住客人，是会被邻人说闲话的。况且，她正在准备我们的晚饭。
临行前的最后一刻我们才告诉她。她听了大吃一惊，表现出少有的紧张。听完我们的解释，她焦急地请我们等等，说罢急步钻进旧屋。两分钟后，端来一盘凉拌粉丝和一盆油炸面点。我们背扛手提行李在身，见她端来饭菜，只好一一解下，满心歉疚地拿起了筷子。我记住了菜的滋味，酸酸的，凉凉的，也记住了心里的滋味，涩涩的，暖暖的。
这一幕令我记忆长久。
我的歉疚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匆匆离开，还有我像每一个现代人一样所表现出的慌张与匆忙。在这个静谧的小山村里，我下意识地认为，任何背离它的心态与举动，仿佛就是对人类家园的理想的背离，也是对本心的背离。这使得我开始怀疑自身，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所表达的对安宁和舒缓的诉求，经这一刻的慌张与匆忙的映照，令它们显得如此虚假和空洞。时间在这里所呈现出的缓慢形态，人因为这种缓慢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形态，似乎已与我自身的内在节奏无法合拍。我知道，如今，再怎样努力，我自身的内在节奏已不完全是我的了。她纠结和混杂了外部世界太多的质素，有我想抵挡的，想排解的，也有我害怕的，甚至暗暗渴望的。那节奏总是跳音，或者忽然冒出一个怪音，让我须臾不离我的无能和局限，时刻触到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许多次，我试着把它们融合成一种适可的旋律，也试着剥离它们使我摇晃的杂音，但她偏偏斜斜，始终无法像车轮嵌入铁轨那样，紧密咬合，行驶在我期待的那条曲线上。这一次，在上圈，它们当然又像以往一样分分合合，而行走其间的我，看着它们的牵扯勾缠，不期然却有了从前缺乏的温和与顺从。我想，这大概是这一次的好，我可以全神贯注地在场，也能够退到一个适可的角度，观看所有的经历与发生，探入其内，使它们幻化成一根根动人的细节，犹如植物柔软的触须，一寸寸伸向未来。
挥手告别之时，马翠花突然冒出一句：“谢谢你们啊！”
谢我们什么呢？回银川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的话。谢谢我们吵吵嚷嚷地来，也谢谢我们慌慌张张地去。不论什么她都谢。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附注
①文学与影像的跨界活动：该活动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与农业部组织的“寻找农民的视角”活动中的组成部分，将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作为拍摄点之一。活动以“体验创作营”为基本概念，召集西吉本地的作家、上圈组不同身份的农民摄影者、全国著名的青年专栏作家、具有代表性摄影家、文学批评家、摄影批评家、媒体记者以及志愿服务人员等，共同参与这次文学、摄影创作交流活动。参与活动的作家与摄影家等，通过为期十天与村民同吃同住的生活体验和对上圈组的深度访问，实地感受西海固地区回族穆斯林的文化与生存状态，以及在生态移民搬迁背景下，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文化传承间的特定关系。
②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西吉县沙沟乡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哲合忍耶门宦沙沟道堂所在地，张承志的《心灵史》主要描写的就是沙沟的哲合忍耶门宦。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位于西吉县西南偏角，2013年3月起即将举村搬迁，现有39户人家，人口200多人。像上圈组这样依然保留着完整村落形态的村庄，在大规模搬迁的今天已经很少见。
③王征：回族摄影家。曾与宁夏青年作家石舒清合著图文集《西海固的事情》；摄影作品《最后的西海固》系列成为西海固回民人文生态的重要文本；主编中国前沿摄影理论书籍《像说》《非像说》；“文学与影像的跨界活动”主要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