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在《四夷附录》中说：“夷狄，种号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国，其次小远者附见，又其次微不足录者，不可胜数。其地环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为中国患。三代猃狁，见于《诗》《书》。秦、汉以来，匈奴著矣。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这就把宋朝之前出现的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给总结了，起码站在宋朝的立场上看，西北少数民族强大是个明显的事实。按照欧阳修的逻辑，元朝蒙古人是新出现的一个“夷狄”，也就是中国正北方向的一个新生的少数民族。
1271年，蒙古人占领了全中国，他们甚至占领了旧大陆的一半地区，以至于我们常常不好描述这个时期蒙古与中国的关系。
短暂的巨无霸—元代，是截至13世纪唯一统一过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可能说明了一个倾向：中国文明的“胡化”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同时中国文明的腐朽也已经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里的腐朽，未必指政治腐败，而是指一种文明不该有的长期停滞不前和缺乏创新。西方同期因为基督教的出现而有效阻止了游牧人对于欧洲的继续侵袭，开始了欧洲文明的全面积累，欧洲人甚至开始集体出击，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与西亚游牧人的对垒。东亚人却一直生活于游牧人的阴影之下，直到20世纪中国文明才摆脱了游牧人的蹂躏。
一如其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本身的文明程度不高，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时期为了统治需要而临时创立的。但元朝对于中国正统文明发起冲击的同时，对于中国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经由便利的交通达到的，而这种便利恐怕与中国疆土广大而统一以及国力强盛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朝带来了东西方文明的高度融合与沟通。比如，今天被视为典型中国符号的青花瓷就是在元朝出现的。青花瓷的材料与灵感都来源于元朝时期和西亚的文化交流。有关青花瓷的交易多数是通过海运完成的，今天的上海就是在元朝期间设立县制的，这说明当时的对外海运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元朝也是第一个将中国推向高度全球化的王朝，尽管这种全球化给中原人带来的不全是福祉，甚至是耻辱。回顾历史，汉朝以所谓的“张骞凿通西域”给人们留下了与西方沟通的幻象，唐朝的胡人、胡服给中国文明抹上了浓重的胡人色彩，元朝则是一个明确以尊胡鄙华为特征的朝代。“崇洋媚外”尽管是个现代词汇，但这个现象在蒙元时期就已出现，具有全球视野的元人对于中原文明流露出不折不扣的蔑视。这也可以看作他们对当时中原文明的一种评价，绝非仅“种族歧视”就可以总结。蒙古人的文字甚至没有吸取任何汉字元素，而是直接采用了突厥人的字母体系，这个文字体系来自西亚的阿拉米文字，无意中为“文明西来说”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据。之后的清人使用的满文同样起源于西亚。
当时的元人与西方发生了密切接触，许多蒙古人甚至还加入了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如克烈部就全部皈依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铁木真的保护人也是个基督徒，克烈部的一位基督徒公主养育了三位大汗（皇帝）：蒙古大汗、中国皇帝（元世祖）及波斯伊儿汗国的大汗。所以，蒙古族是完全脱离了汉文明桎梏的一个民族。由此来看，草原之路上产生的民族与西方之间确实有着更为直接的文明沟通渠道。
此期间，基督教不仅大规模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国，同时还从南方水路挺进中国。宋朝时期中国沿海出现了众多“天后庙”，这很可能就是包括崇敬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在内的众多宗教本土化融合的结果。
具有另类眼光的元朝统治者带着对中原人的鄙视将中国人分为四等，他们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色目人就是含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蓝眼睛族群，可能以回民居多，这也说明了当时“胡人”数量之大。其中“汉人”与“南人”的划分也值得人类学家注意，这反映出当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群有着明显的差异，而所谓“汉人”可能是指北方经过充分胡化的中国人。
通过之前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南下，中国的胡人应该已经覆盖了黄河流域全境，长江之南成为以往传统中国文明的保存之地。历史上一批又一批中原人在受到北方游牧人驱赶时，主要通过安徽与江西一带南下，然后如扬尘一般逐渐覆盖中国的东南地区，他们逃难的经由区域以及他们最终落脚的岭南，成为中国古文明的收留之地。
在这个时期，有些欧洲人还认为中国的文明强盛于欧洲。这是因为许多欧洲国家把中国称呼为“契丹”，实际上他们认识的中国是北中国，甚至只是元朝的中国—马可·波罗描写的就是元朝时的中国。
作为政治策略，元朝统治者为了顺利统治中国，接纳了在南宋“伪学”声讨中郁郁而亡的朱熹的“新儒学”，并明确地为朱氏政治平反。腐朽的儒学在异族手里迎来了它尴尬的第二春。
越过短暂的元朝，从明朝开始，中国进入了“落后”的深水区。类似的历史结构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一个地域庞大的具有开拓性的王朝短命之后，接下来是一个稳定的王朝，秦汉如此，隋唐如此，元明也如此。但不同的是，时移事易，明朝没有成就汉唐之盛。似乎某种效应终于失效，千年之后的明朝反而成为一个“落后”的枢纽期。从宏观上看，明朝的外部参照和地缘已经发生了巨变。不进则退，明朝的腐朽性在这个时期与西方对比则显示出令人难以忍受的一面。实际上，明朝与宋朝的腐朽性在当初都是不可能被认识到的，这是在今天人们具有全球化视野后将其与西方对比才发现的。
假如说，元朝拓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走向全球化，那么代表汉文明的明王朝则走向了反面。
14世纪中期起兵于东部安徽的农民朱元璋获得政权，最终他建都于长江口岸的应天府（今南京），是为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移都于今天的北京，究其原因，一者可能是他想摆脱“靖难”篡权的阴影，再者作为燕王，他的大本营本来就在北京。另外，据说他母亲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朝鲜人或蒙古人），这也可能是永乐移都的原因之一。当然，北京已被众多少数民族开拓为京都的事实，为明朝移都北京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元大都”更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直接的便利。
首都北移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大明朝的版图扩展到几乎与唐朝同等大小，连荒无人烟的东北也被明朝注意到，这或许是刚刚被赶跑的契丹人给中原王朝的一个启发。随着众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元的扩展与夯实，中国的地理中心已经与以前大为不同，东北的政治分量让偏于东北的北京城在此时格外重要起来，北京取代西安的地位就是这个原因。科学技术或生产力的发展很可能也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北方的御寒方式在此期间得到了长足发展，东北逐渐成为适合居住乃至大规模发展的地区。
在中国历史上地域宽广而重要的汉人王朝中，两个皇族都来自中国东部同一个地区，相距不到200公里。刘邦、朱元璋皆出于黄淮平原，今天他们的故乡分属江西与安徽，但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这很可能说明汉文化在东部受到了特殊滋养。中国很少有来自西南方向的统治者，这也说明地域和人之间确实是有关联的。
农业文明初起时，从北方的山东一直到杭州湾都是中国文明的发达地区，中原文明历次南迁，对中国黄淮地区的发展大有裨益。到近代，所谓“帝气”更多集中于东部与南部，也应是文明长期积累的结果。
不过，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文人雅士所擅的文体他也不懂，所以颁布文书皆以农民大哥的口气而成。“农民皇帝”是人们对于朱元璋的总结。
与同期中国皇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欧洲贵族精神的成长正达到顶峰。以“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克制、公正”为核心的“骑士精神”正在欧洲形成，同时尊重妇女成为这一精神的衍生物，讲究优雅的贵族礼仪在欧洲即将成为上流的宫廷风尚。“文艺复兴”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西方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假如说宋朝是中国文明近千年来不断走下坡路的第一个台阶，那么明朝就是第二个。但是，如今的人们通常只看到清朝那最后一个台阶，故而有所谓“中国的落后只是近代”的荒谬说法。
以西方为坐标，中国的落后在明朝就已不可扭转。西方人的代表之一—葡萄牙人在明正德九年（1514年）驾船来到中国，在广州向明朝鸣炮示威。中国此时对万里之外的西方一无所知，眼界与科学技术都反映了差距，此时保守的中国人尚未准备好去了解外部世界。在300年后的清朝晚期，中国人才在战败后被迫向西方人打开国门。
中国看似败于清朝，实际上东西方之间的强弱关系在明朝就已经完全奠定（可参见后续对于欧洲论述的对比部分），中国人从明到清的稳定仅是由于地缘关系而获得了继续苟延残喘的机会。这种直接的中西方碰撞直到300多年后才深入发展，确实验证了文明传播的距离效应，也说明了中国所处远东地缘的特殊性。
先是距离西亚远，后是距离西方远，放眼全球文明史，中国作为地球的一员，不是只经历了近代这一次文明落后，而是两次落后—第一次史前的落后被历史的迷雾掩盖了，有些人还将那次落后误解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先进性体现。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夭折
对于近代的中国落后，人们常常以“资本主义萌芽”为现代化的前兆来分析中国各个方面的得失，明朝正是第一个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王朝，只可惜这个萌芽却夭折了。
韦伯说过，“明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缺乏政治前提，也缺乏独立于独裁之外的、实质的个性化司法”。同时，他也认为，清朝的一些制度似乎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营利并获得自由发展，却“没有导致西方特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连西方中世纪已经有了的那些资本主义的营利形式，也没有十分成熟”。所以，他认为“归根到底，几乎全都源于国家结构”（参见韦伯《道教与儒教》）。这些都是微观上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能忽视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因素。
另外，明代政治重心在远离南海的北方，让位于游牧分割线上的北京理解南海社会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这在距离上是行不通的，这个大国对于灵活的经济商品时代显示出难以应对的笨拙一面。其实，我很奇怪中国当时为什么没有南北分裂—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明朝皇帝“明智”地及时选择闭关锁国。明朝的这一举动是符合逻辑的，远东不可能在此时就与西方顺利接轨。南方经济的发达预示着尚未准备好的明朝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所以明朝依靠封闭与专制才维持了大约300年的稳定。甚至到了清朝，中国依然没有向西方人开放通商。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可以直接影响中国的西方人为什么在明朝不能改变中国？一是因为中国是个庞大的王国，二是因为西方距离中国太远，鞭长莫及。这两个因素都属于地理地缘因素。同期的日本由于是个小型岛国，便获得了与西方人交流的不同结果。
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出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考：全球化时代早已开始，否则中国就不可能与欧洲基本同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然，这种全球化是悄然展开的，而非轰轰烈烈。
另外，观察中国早期社会所出现过的短暂的资本主义萌芽，不难发现它们皆出现于沿海地区，如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这些地区通过水路交通，已开始与西方密切联系。中国早期的这些萌芽发生地都是和海外进行商品贸易的出口基地。作为旁证，可以参看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元朝的青花瓷以及其后中国诸多的名瓷，都与国际贸易有直接的关系，大批清朝时期的彩瓷更是直接与欧洲相关。其实这种国际交流或许应该从开放的唐朝算起。明清之际中国尽管从政治上拒绝了与西方的交流，但其他非官方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嘉庆、道光年间，山西金融体系“票号”的建立是否受到过西方现代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有研究的空间，毕竟那时距离葡萄牙人到达广东已有300年了。为什么票号业务昌盛于内地而非沿海，这确实让人颇费思量，但有一个事实是清晰的—在古代，晋南一带一直是中国东西与南北通道上的一个十字路口，那里一直进行着繁忙的国内与国际贸易。
郑和下西洋：昙花一现的崛起
元朝遗民马三宝（1371—1433年）作为回民，在元朝属于高等级公民。被明人掳掠后被强行阉割成为太监，后因战功卓著而被朱棣赐名为郑和。评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和明朝得失，都不能绕过“郑和下西洋”，犹如说西方现代化不能不提“哥伦布（约1451—1506年）发现新大陆”。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几乎同期，甚至早于哥伦布半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的规模也更大一些，但很明显，郑和之行并未产生与哥伦布同样的效应。再考虑到郑和所率船队多达28000人并且物资充沛，哥伦布的配备不过区区几只小船，这种对比凸显了国力的悬殊，他们在日后引发的不同结果，让中国人为没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而唏嘘不已。俗话说，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很明显当时的明朝并未为此做好准备。那是一种全面开放的思想文化的准备，也是一种新文明的准备。在当时，明朝与西方在精神层面上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所以它们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涵，即便它们擦肩而过也不会相互理解。
郑和时期的明朝确实是中国在世界上相对强盛的时期，此时除了拜占庭与奥斯曼帝国，西方无人可比。郑和无功而返与明朝直接掐灭了资本主义萌芽属同一性质：没有新文明精神的大力支持。在同期，西方乃至日本与俄罗斯都已处于变革的准备期；明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不过以其庞大而处在“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地位，强大却又无飞跃，这只能说明中国的文明没有“技术含量”。从唐宋到明清，的确皆如此。而后来明朝又被游牧人推翻，清朝继续统治的几百年里，中国内部不存在全新的文明因子。相比于西方的进步，中国的无功便是落后，所以明朝成为一个使中华帝国加速下沉的王朝，郑和也不过是在华丽外表装饰下的腐朽文明的一个代表而已。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认为500至1500年间的1000年（隋朝到明朝）“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并且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但中国最终落后于西方也是个事实。斯氏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稳定”，没有变革，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宋明时期的表面繁荣对于改变中国的落后命运没有任何裨益，再考虑到游牧人对中原文明的不断打击，以及一直通行的暴力革命传统所导致的文明退化，还有中国人一贯的保守与拒斥外来文化的自大心态，中国的未来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但同期的西方却恰恰相反，在社会文化、科学教育乃至军事政治方面都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大变革、大跃进，所以，万事俱备的西方在哥伦布寥寥数只小船的大发现之后，竟然引燃了近500年的文明导火线，这一切皆非偶然。
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阵容之豪华，也标志着中国的一次崛起。但这种崛起缺乏精神内涵，缺乏更多文明配套，注定昙花一现。因大而撑起的崛起，没有真正的意义，这种简单的崛起也走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