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9年，陈灭亡。隋统一中国，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中国文明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甚至进入自秦汉以来的另一个顶峰期。这两个顶峰期大约间隔了500年的时间。
隋唐王室具有鲜卑血统
隋唐文明一如之前大多数王朝，他们的统治者并非纯正的汉人。根据较为清晰的文献资料记载，这些中国皇帝多是少数民族与汉人通婚的产物。这一血缘现象非常明确地反映了中国当时多民族文化交汇的状况，这也是南北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象征。
早期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在“五胡乱华”之后已经被追逼到南方，新王朝是一种全新内涵的嫁接与发展，这在隋、唐两个皇室的血统方面最为典型。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原为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之重臣。杨坚之妻是鲜卑女独孤氏（有人说独孤氏实际为匈奴根系），长女嫁北周武帝，其子隋炀帝杨广有一半鲜卑血统，杨家甚至有鲜卑姓“普六茹”。隋、唐两个王室是亲戚，唐高祖李渊（618—626年）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所以李渊是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弟，而杨广又是李世民的表叔。
唐太宗李世民从其祖母到皇后皆为鲜卑人，所以唐与隋一样，皇族都有游牧人血统。李氏祖上不仅一直在北周历任要职，而且屡取鲜卑女为妻，李渊自取鲜卑名“大野”。按现代基因学分析，仅从李世民鲜卑族的祖母算起，其父李渊有二分之一的鲜卑血统，李渊之妻为鲜卑女，李世民则有75%的鲜卑血统，再加上其妻亦为鲜卑人，则其皇子的鲜卑血统已达80%以上，因而唐朝就是个“胡朝”。这恐怕也是唐朝能够敞开胸怀、海纳百川，最终得以兴盛的原因所在。
隋唐时期与汉人融合最深的少数民族是鲜卑人，他们是“五胡”中最为野蛮的族群，因为他们是唯一被怀疑没有文字的民族，而且也是唯一来自文明之光最为黯淡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当时人类的最高文明皆在中国的西方，东北开化相对较晚。
隋文帝杨坚是个并不经常被中国人提及的皇帝，但他的作用几乎相当于秦始皇，他开创的朝代寿命虽短，却奠定了之后一个隆盛王朝的文化根基。正如汉朝奠基于秦朝的废墟之上，唐朝也有赖于隋朝的文化延续。
隋朝开通大运河，号令天下整理国学，建立科举制。其中，大运河向东南的延伸表明了当时中国文明的东南倾趋势。另外，隋朝还再次打通了封闭已久的丝绸之路。
科举制的平民意识
科举制是隋朝创立的，此项制度延续了大约1500年，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社会。不过，很多人误解了科举制的功能，科举制不是教育制度，而是一种考试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与考试体制相关的高等教育制度，大致的发展轨迹是这样的：汉朝建立的太学制度经过断断续续的发展，形成了专门吸收皇亲贵胄子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的“三学并立”之制，儒家经典一直是教育和考试科目的重中之重；至隋，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进入考试学习科目，但高等级的官宦人家一般不学涉及实用的学科，只有八品以下子弟才学习“三学”；唐朝时期教育归国子监管理，学生通过科举制检验成绩，最后输送给社会，所以科举制相当于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若一定要比附西方大学，或许唐朝兴建的主要为私人主持的书院更为接近一些，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尤其是科举制度束缚了书院制度的发展，最终导致在千年之后中国教育体系彻底被西方教育体系所取代。
科举制具有明显的平民意识，它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仕的等级制，许多人将其看作中国古代社会公平的一个体现，但实际上这项制度是与中国暴力革命的政治传统相结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革命传统更是平等、民主的一种极端体现。正如人和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这两种传统都是中国文化“早熟”的青涩恶果，在本书后面与西方的多重对比之下，我们将看到它们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缺憾。
隋前百年的社会动荡效应在隋朝建立后并未马上消失，暴力革命的传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隋皇室随时都有可能被野心勃勃的军人推翻。暴力革命导致社会动荡，并因此带来更加严苛的专制。隋文帝的政权就是通过暴力夺取的，他以大规模根除鲜卑皇室为基础，建立了隋王朝，但这种残暴很快得到报应—隋炀帝不仅杀掉四兄长，而且弑父，他自己也最终被鲜卑人带领的官兵绞死，隋朝很快便被盘踞于关中的李家表亲篡权，仅存在了37年就完结了。
唐朝的繁荣是文明的飞跃
唐朝（618—907年）初期同样经历了隋朝皇室的过程。为争夺皇权，李世民不惜杀兄戮弟。这位皇帝带着自责和耻辱，从来没有到过泰山封禅，因为他自认为德行不配。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到唐朝时期，人心思稳，和平为众望所归，加之李世民戴罪小心治世，向外部世界开放并与之交流后，唐朝马上获得了经济大繁荣。
唐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赞叹的盛世，但唐朝的繁荣是简单的繁荣，没有构成实质性的文明飞跃，只是养肥了一群李姓“大地主”。除了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欣赏的文学成就，唐朝在政治、经济与科学领域都没为世界提供明显的普世文明新价值。
而且，唐朝的繁荣可能恰恰是民族融合的硕果，是杂交优势的证明。唐朝是南北文化和多民族文化融合成功的显著标志，从那么多胡人乃至外来人种来华交流的考古资料看，这还是一个与国际有着广泛联系的王朝。所以，唐朝不是个普通的中国封建王朝，它的兴旺发达值得从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深入研究。
唐朝又一次选择以关中西安建都。从宏观上分析，有几个因素可能促使李唐选择回到西北：一是李家的祖籍在西北，定都西北有利于“接地气”，这是政治的需要；二是隋朝又一次打通了陆路的丝绸之路，而当时的外部世界文明核心因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而回到了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所以中国西北的地位重归重要，国都回归西安合情合理。
“五胡”经过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已经被同化为中原人，鲜卑人更是成为隋唐的王室成员，此时新出现的中原王室大敌变更为西北方的突厥以及西南的吐蕃。所以，唐朝重回西北也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最终唐朝被西北各民族瓜分，也说明了当初这个选择的必要性。
汉、唐两朝选择关中定都，为关中文明积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足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文明，从这个意义而言，截至唐朝，或者说截至大约1000年前，中国已有几处积淀比较深厚的文明之地：涉及“三代”文明的中原地区，周、秦、汉、唐定都的关中地区，齐鲁文化—或者说孔孟礼教的发源地山东，以及夹于这些文明之地之间的山西、河北。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与长江下游地区，其文明到唐时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江中游也有灿烂的楚文明；而东部与南部沿海的众多海港城市于最近1000年里，在与西方的遥相呼应中也开始苏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