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三天就六个月了，约翰在这场他一个人的战争中输掉了这场战斗。那年他四十六岁，他在家里安静地走了。我们的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还有一个六岁。“真让人心碎。”提起约翰的死，就让人想起这句话。
不放过一丝希望
我想有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在我懂了，太难。有些诗歌没有韵律，有些故事没有清晰的开始、过程和结尾。生活是未知的，变化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抓住当下，好好生活。
——吉尔达•拉德纳（1946—1989年），喜剧演员
正当我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妙不可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好时，“嘭”的一声，死神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征兆早就存在，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而已。约翰总是头疼，当肿瘤开始恶化时，我们都没太在意。他出过一次车祸。因为头痛得厉害，他老是在早上两点起床口服四粒去痛片。他的感冒持续了好几个月没有痊愈。我们以为是压力作祟。他总是发火，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以前他总是喜欢大笑，但后来他笑的时候越来越少，这一点我都没能发现。也许是因为生活太忙了，三个孩子、工作，旅行、家庭还有朋友。
约翰做完手术后，外科医生说这颗恶性肿瘤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有一年之久了，也可能更久。奇怪的是，你明知这个人就要死去，但却抱定那个微乎其微的希望。如果约翰神志清醒，我想：“啊哈，他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医生一度说脑瘤没长，放疗似乎起作用了。开瓶香槟庆祝一下吧！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躺在家里从医院租来的病□□，带着尿布，打着吗啡减轻病痛。在护士的帮助下他才能吃下苹果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十二岁的女儿正在参加七年级的舞会。但我不得不把她早点接回家，因为我们知道，约翰随时都可能离去。女儿的朋友们都哭了。
约翰死后，解脱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对约翰来说，死亡对于他临终前的极度痛苦而言是一种解脱；对于我的孩子们，对于这个家庭也是一种解脱，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我从不怀疑孩子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事实上，在约翰临终前，我对着他的耳朵说，我会保证孩子们继续快乐地生活下去，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经历六个月的痛苦、害怕、绝望、化疗、放疗和不安后，我变得异常淡定。接受是另一个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词。在约翰的追悼会上，我们赞颂约翰的一生。邀请一些特别的朋友讲一些约翰的趣事。我坚持要盖上棺材盖，因为饱受脑瘤折磨的约翰不是我要记住的约翰，他已经变得非常憔悴。时至今日，我都不愿意看约翰在与病魔作斗争时的照片。在他的棺材上面，我放的都是他生前喜欢的东西：巧克力饼干、扑克筹码、一张他在深海捕鱼时的照片。他的秘书唱了首摇滚女歌手蒂娜•特纳唱的《简单就是最好的》。约翰走了。
你可能听说过“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这句陈词滥调，虽然我不认为时间能够疗伤，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约翰的死带来的痛苦的确减轻了一些。
约翰死后的几个月里，我要面对四起官司。约翰没有足够的人寿保险（他总觉得可以用钱干更多他喜欢的事，而不是用来支付人寿保险）。他可以获得五十万的人寿保险金，但他也有五十万的信用卡账单要支付。此时我也失业了，在约翰去世的两个月前，我和电视台的合同已经终止。现在我是一个寡妇，而且还处于失业状态。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被迫学起了打官司，我的工作也蓄势待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许多钱我才解决掉这些经济纠纷。不只一个朋友问我是否生气约翰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不，不能说我很生气，毕竟约翰不想死去，他也从未想要让我吃官司和留下大笔的经济纠纷。
今天，很多年以后，我嫁给了罗伯•伊夫，我们一共有五个孩子。很多人都戏称我的新家为“布雷迪大家庭”。“布雷迪大家庭”是个不错的电视节目，而我们家的真实生活与它完全不同。我们咨询过家庭顾问，一起旅行过、争吵过、失望过，建立了新的家庭习惯和规则，看着我们的孩子们读完高中、戒毒、上大学。
我过了一种自认为是历险性的、充满挑战的生活。事实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当这不是你要的生活时，你可以学着从头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