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沱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建管处的领导同志介绍说，4号水面长度约2000米，试蓄水完毕后，水深1米左右，水面宽为600米到800米，总面积150多万平米。放眼眺望，宽阔水面好似大海一样宽广。站在4号水面漫水路中间，东边的京珠高速桥、西边正在修建的子龙大桥，好似两条长龙护卫在水面两边。而水面中间的沙洲，也长满了绿色植物。“太舒服了，站在这儿我都有在大海边的感觉。”来自正定的一位先生张开双臂面对水面，脸上呈现出很享受的表情感叹道。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夸张，但是这么宽的水面，这么漂亮的景色，跟看大海的感觉真的一样。那绿色的沙地桑、长着红色果子的欧李，还有一片片芦苇，鸟儿盘旋在湿地上空，水里不时游过一条条鱼。别说久在都市的市民，就是附近的村民，也是30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了。
“没有治水工作的持续开展，就不会有滹沱河的今天，更不会让这条古老的河道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啊！”这位建管处的领导同志由衷地说道。说得对啊，水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根本之一，它能维系我们的生命，亦能剥夺我们的生命。俗话说：水火无情。用水与治水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河北的水甘甜凛冽，滋养哺育燕赵儿女。河北的水，同样狂放不羁，同样会给我们带来灾祸。打一场治水人民战争，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河北作为拱卫北京的大省，理应响应领袖号召，冲在治水的第一线，争立大功。
二、治水风云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我们的国家，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
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河北省境内的海河滦河也是经常发威，让河北人民饱受其苦。
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打一场治水的人民战争，周恩来总理主持治水工作。很快，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宣战、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迫不及待地把根治水患的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当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战事正在紧张，国内物质条件十分缺乏，百废待兴。可以说形势是外患内忧。但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战！这是一种什么气魄，一种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政党，如果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念，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当时就想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或有“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观念，能发动那种战天斗地的壮举吗？
紧随全国各地治水工作的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这是河北省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治水工程，是河北人的骄傲。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1953年完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兴建了从洪泽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长100公里，宽1 .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闸、淮阴闸、沭阳闸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先后开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4个蓄洪工程；沿淮开辟了18个行洪区；举世闻名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区也开工兴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预定目标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人民群众的百折不挠，这样的壮举是不可能有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 .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 .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农业干旱缺水问题。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 .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关注治水大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水利建设做出过重要指示。针对黄河、淮河、海河三个流域片严重缺水现状，确定实施的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合力建设黄金水道、促进长江经济发展战略；黄河下游大修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等等，无不充分证明，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水利，这是水利战线战胜水害，取得治水成就的精神法宝。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重视治水即重视农业，治水的发展往往和政府的重农政策有关。由此说，农业和治水之间，一直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是治水的基础，治水则是农业发展的保障。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治水工程的修建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农政策形成以后，河流附近的土地很大程度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改变了模样，难以再保持昔日的格局，于是，一项项治水工程先后在中国应运而生了。河北省治水可说是中国治水这一巨大链条上的其中一节。
纵观历代各朝，为民兴利、勤于治水的名人数不胜数。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位已高而意益下，禄已厚而慎不取”。他亲自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先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一带】主持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特别是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周围二百里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又称安丰塘，在今安徽省寿县南】，把淠河水和诸山水都引入人工湖中，水多时可以开闸放水，水少时可以关闸蓄水。不仅对防治这一带水灾起了积极作用，还灌溉了一百多万亩的农田，对于推动楚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楚庄王当上中原霸主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汉武帝的左内史倪宽，身居高位，心系黎民，公元111年他组织百姓穿凿六辅渠，扩大了原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他还“定水令，以广溉田”，使六辅渠的水利不被权贵豪强所独占，得到百姓称赞。
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亲自四出寻找水源，查看水势，率领百姓开通沟渠引水灌田，修筑陂塘、堤闸数十处。其中一个钳卢陂就灌田三万亩。他还亲自制定管水制度——《均水约束》，并刻石立于田畔以利执行。召信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人立祠供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指召信臣和60年后的南阳郡太守杜诗】。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壮志之一就是“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他在任地方官时就组织群众兴修水利，为相后，又积极变法革新，颁布《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利，引黄淤灌，形成“四方争言水利”的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民族英雄林则徐发配到边关，也不忘为民大兴水利。他的治水思想、管水文告和屯垦著作以及治水技术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河北省古有战国时期魏国人西门豹，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水利家。魏文侯时曾任邺令，主持修筑引漳十二渠灌溉工程，在漳河上建无坝取水枢纽和12座低溢流堰，引出12条灌渠，既减少了河水泛滥之祸，又肥沃了土壤。引漳十二渠经人们的不断整治，灌溉效益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德年间，有1000多年。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在他治水的地方兴建了西门豹大夫庙，宋、明、清三朝还为他树立了碑碣。直到现在，河北临漳地区还有一条渠道叫西门子渠。
还有一位治水名人郭守敬，他是河北邢台人，元代杰出的科学家，对天文、历法、水利三方面贡献很大。中统三年，他提出修治燕京附近运道，开发邢台、磁州农田水利及豫北沁河、丹河水利等六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称赞，并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受命负责河流与渠道的整修、管理事务。中统四年，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1264年在西夏地方行政长官张文谦的支持下，在宁夏等地修复、新建了数十条引黄灌溉渠道，并修建了许多水闸。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唐徕渠、汉延渠等十几条渠道就是当时重修的。次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协助都水掌管全国的水利事务。回到大都后，郭守敬提出重开金口河，以引浑河【今永定河】之水入大都，兴漕运与灌溉之利。至1266年，全面整修了金口河，使这条旧渠道起到了既能灌溉又能漕运的作用。至元十七年他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最精确的《授时历》。还研制成功了近二十种观测天象仪器，组织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四海测”计划。提出了以海平面为地形测量的基点的科学理论及“海拔”的概念。至元二十八年任都水监，修复通惠河工程。郭守敬是与张衡、祖冲之等人齐名的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家之一，是十三世纪末登上世界科学高峰的杰出人物。
中国史上十大治水名人，河北就占了两个，因此，河北的历史天空绝对有“治水”这股英雄气纵横驰骋。河北没有理由不把治水大业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