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梅口是个神奇之地，可说是个“聚宝盆”！那么，今天面前这么大的一个“聚宝盆”，该从哪儿聚宝？梅口乡的干部和群众，瞪着寻找财富、探索致富之路的眼睛，望着大金湖的粼粼波光，开始了新的思索：泰宁的旅游标志性景区——百里大金湖的无限风光，大部分就分布在梅口乡范围内，这是天赐良机。梅口乡的决策者认真地分析了乡情，心中升起了希望之光，大金湖贯穿全乡南北境内，大多数景点也地处其中，两岸丹山与碧水共成佳景，沿湖名胜古迹群迭，有尚书墓、甘露寺、醴泉岩、丹霞岩等人文景观；有水际瀑布、水上一线天、小赤壁等湖中丹岭；有猫儿山、情侣峰、王石峰等湖上秀峰；有虎头寨、黄石寨等湖边古寨。这一区位优势为全乡群众参与旅游、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此，梅口乡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脱贫致富、强乡富民工程，作为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来抓，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确立了“立足旅游资源，加快新一轮创业步伐，把梅口建成旅游之乡”的奋斗目标。他们用足用好用活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全乡旅游经济发展进行政策扶持、加强引导、提供信息，坚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积极培育旅游项目，加快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建设了旅游接待站、停车场、农家饭庄，还着手开发弋口景区商业服务网点。同时，他们积极引导景区附近的村庄兴办旅游业，扶持了25家旅游专业大户，还兴办了旅游食品厂、金湖钢质游船厂等企业。全乡现有旅游企业14家，从业人员294人。2008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1802万元，其中旅游产值1704万元，旅游税收25万元，旅游税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一倍。乡财政收入10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5272元。
在三明市介绍大金湖旅游景区时，总是这样骄傲与自豪：大金湖的丹崖峰林中，最引诱人的就是灵秀、灵气、灵动，景点的天然与湖水的浩渺、保持着的原始的古朴与气势的恢宏，成就了这片神奇土地的娇美容颜。在阳光明媚的时刻，泛舟湖上，耳畔波涛轻叩船舷，迎面微风亲吻脸颊，眼前是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卷，让人宛若在聆听自然和声那百转千回的协奏；更让人似乎浮游在美妙的太虚幻境，带着梦想和诗意，飘飘欲仙，晶莹的碧波托着游人的灵魂，向长空向白云飘去。在暮霭降临时，伫立舟楫之中或岸边崖畔，静观百里金湖云蒸霞蔚，峡谷之间山岚升腾，峰谷涧周轻纱缠绵，翠竹奇树丹崖赤壁都在大金湖安详而静谧的怀抱中甜甜地休憩。而灵秀的梅口，是大金湖的美妙风景集中地之一，这里的丹崖碧水与武夷山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夷山以孤峰独秀为胜，大金湖则以水上丹霞闻名。走进梅口，走近神奇的大金湖，我们可以看到、听到许多诱人的质朴优美的民间传说，如甘露寺、尚书墓、虎头寨等等传说。2004年，联合国专家麦基维考察泰宁后，激动地说：“泰宁地质公园，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2005年初，大金湖获准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正式走向了世界，如今，泰宁又加入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行列。
同时，大金湖的库区水域优势，还在于发展渔业生产，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他们先后组建了大金湖渔业公司和三剑峰食品公司等两家上规模企业，开发即食和半成品鱼干两大类，高、中低档鱼干产品三大系列30余个品种，实现年产有机鱼1200吨，日加工美味鱼干4000余斤，2008年创产值1000万元，占全乡农业产值11 .8%，为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在闽江上建了多少座电站，便有多少座水库，便有多少处人造的高峡平湖，便有多少个新开辟的旅游景区，经过60年的开发，闽江已日益显示出了她娇美的面容，福建人为美轮美奂的母亲河而自豪。
1985年，应胡平省长的邀请，曾任美国白宫能源顾问和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长的大卫·弗里曼先生，对闽江全程作了十天考察。他称赞闽江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称赞武夷山要比桂林美得多。他把闽江比成一口永不枯涸的油井，如果迟迟不开发，一些工程不上马，就像让石油白白流进大海，非常可惜。自然中国人不再会那样傻了，再让石油流进大海，对闽江的开发，仍在规划中继续进行。当年古田二级电站工程处处长、现任闽江规划开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李志同志，描绘过闽江未来的迷人前景。早在1982年，省里成立了闽江流域规划开发委员会，对闽江的综合开发进行考察和规划，其中有水电、航运、防洪、水土保护、污染防治等等工程。而最重要的是水电，因为水电站不仅能够给工业提供最廉价最清洁的能源，给农业输送源源不断的血液，而且能改造自然，美化环境，提高航运和防洪能力。规划中，闽江流域要建筑34座水电站和34座大水库。这些工程完成后，闽江将会像童话世界一样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三、人物篇
闽江的开发与建设，凝聚了一代又一代闽江儿女的心血，上至各级领导，下至黎民百姓，许多人为此献身，为此牺牲。当我在描述母亲河的伟大，开发的成就时，无法停下笔来，描绘那些为使母亲河美丽的各式人物。实际上，人物也太多了，区区笔墨如何能书尽？
只能挑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犹如舀起几勺滔滔的闽江水，泼书于下。
1 .13个风钻手
他们是建设古田电站时的英雄，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壮烈牺牲。1959年6月22日，一个灰色的星期天。那时古田一级电站刚刚建成，运转不久的机组定在这一天检修，电厂不能给二级电站工地供电。可是，热情高涨的风钻工却不肯休息。他们做梦都在想着打洞。引水洞早一天打通，二级电站就早一天竣工，列宁说的电气化就早一天实现，社会主义就早一天建成，他们就是怀着这样朴素的感情在干活。班长丛华亭，一个虎彪彪的山东大汉，带领9名风钻工、两名检修工进入一个支洞继续打洞。没有电灯，他们点起几盏汽灯照明。如此施工本来就存在安全隐患，偏偏有一盏汽灯老是漏气，一个学徒工就拎着汽灯到支洞与主洞交会处的修理间打气。这修理间是临时抢修风钻等机械故障的，旮旯里放着一盆汽油和一桶柴油。那学徒工扑哧扑哧给汽灯打足了气，加满了油，然后擦亮火柴点灯。一粒火星飞迸到汽油盆上，呼地一下着了火，接着整桶柴油燃烧起来，修理间支撑洞顶的木栓木板也着了火，顷刻间，熊熊烈灭把12名工人严严实实堵在支洞内。洞内一无水，二无沙，更无灭火器，风钻工们束手无策，哗啦啦一下退到支洞尽头。火倒是烧不过来，可是灼热的气浪，呛人的浓烟，裹着大量的二氧化碳直往里灌，叫人呼吸急迫，窒息晕眩。支洞已打到200余米的大山深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风钻工只有坐以待毙。
也不知过了多久，在洞外施工的工人发现洞口冒出一团团白烟，才知洞内失火。眨眼间，上千名职工赶赴现场救火。局党委书记庄炎林急红了眼，身先士卒往洞里冲，才一会儿就被浓烟熏倒，让工人抬了出来。洞外霎时躺倒70余人。抢救者成为被抢救者，一车又一车急如星火送往医院。人们面对洞内大火干瞪眼，一筹莫展。工程处长李志还算忙中不乱，想到开足制风机，通过风管往洞内大量送风，祈望新鲜空气能救活洞内的遇难工人。
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小时，才渐渐减弱、熄灭，人们披着浸湿的棉被、军毯钻进炼狱一般山洞，在支洞尽头，发现11名风钻工头顶头围成花瓣形的圆圈儿倒毙在地。只有大个子班长丛华亭倒在人圈之外。人们略略思忖一下便恍然大悟：丛华亭在生死关头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他把工人们安排在风管接风口上，让他们呼吸新鲜的氧气，希望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他自己，选择了死亡。简易的墓地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丛华亭、施玉传、谢国程、黄桂成、蔡木泉、朱甲拌、刘家迪、刘伯林、王先导、黄文开。还有一位木工师傅黄顺并，冲进洞内救火烧成重伤医治无效，也同时英勇献身。
2 .一个为民请命的县委书记
前后开发长达40余年的古田梯级水电站，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库区面积大，淹没的村庄、农田很多，搬迁与移民也是大量的。从整个县城的搬迁，到一家一户农民的转移，涉及面非常大。古田县为解决移民的困难与问题，几乎是倾其所力，他们多次上书，仅是文件中的报告与批复，便有一大摞。这个档案中，他们记下了60年代的一位县委书记为民请命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靳苏贤。
靳苏贤是山西人，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1953年，任古田县委书记。大家都非常敬重靳苏贤的为人，特别是钦佩他敢讲真话的勇气。上世纪60年代，靳苏贤为了解决古田库区移民的问题和矛盾，置个人荣辱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级直至中央如实反映古田移民的困难处境。后来，移民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可靳苏贤却为此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为了确保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的成功，整个电站的建设速度和古田县城搬迁、移民的进度一再加快，上级要求原定三年完成的移民任务一年内完成。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充分使用移民拆迁房屋的旧料，因陋就简，大量建造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这也就使得许多移民安置点的新建房屋不但面积小、质量低，而且缺少配套设施，导致许多移民搬迁后住房条件极差，大为不满。再者，古田水库淹没了良田4万余亩，粮食减产2600多万斤，而上头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古田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越发紧缺，引发了移民与安置点本地农民的种种矛盾。平湖公社乔洋大队为此曾发生大规模群众械斗。那几年，其他公社也都有一些移民因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人世，仅凤都公社的凤都、双珠大队在1960年和1961年就死了51人，其中有3户人家绝户。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移民们不断上访，再三要求县委、县人委解决生活出路问题。1960年下半年，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400多移民围攻到该村检查工作的省领导，强烈要求解决困难。然而，谁都知道解决古田移民问题谈何容易！因为造成移民问题的主要根源是补偿标准太低。当年，根据华东勘测设计院的测算标准，平均移一个人包括土地、房产等补偿要1500元左右。然而，因为国家缺钱，所以补偿标准从1500元一直压缩到218元，不及原来补偿标准的15%。眼看着移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局面越来越被动，作为县委书记的靳苏贤对此心急如焚，却又难为无米之炊。
在县里根本无法解决移民问题的情况下，1960年下半年开始，形成靳苏贤多次以县委的名义向南平地委和福建省委反映古田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地委、省委也先后派调查组到古田来调查处理移民问题，但由于所需资金太大，一直没能解决问题。随着灾情的不断加剧，1961年古田移民问题越加严峻，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5月份，靳苏贤责成抽调移民委得力干部组成专门调查组，深入新城、后靠、乔西、沂洋等地进行全面调查。根据靳苏贤的指示，调查组整理了一份《关于古田移民工作的调查报告》向县委汇报。6月2日，靳苏贤要求以县委名义将这份报告上报省、地委。1962年，粮食越发紧张无比，移民问题日趋激化，每天到县移民委和县委请愿上访的移民成群结队，他们当中有孤儿寡母，甚至有年届八旬的老太婆。面对上访的移民，靳苏贤交代县移民委、县人委食堂和古田饭店想尽一切办法，免费为上访群众提供伙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靳苏贤和县委第二书记王义科赴京参加了这次大会。
开完会，靳苏贤回到古田。此时，古田移民问题更趋复杂化。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一些移民向县移民委提出，既然政府不能帮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要求迁回原地。在核实了横洋大队移民反映的情况后，靳苏贤毅然同意横洋大队的部分移民迁回原地。为此事，他多次对县委班子成员和移民委干部说：“总要给老百姓一条生路，怎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在贯彻执行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特别是落实中央“十二条”、“十六条”过程中，移民问题的根源逐步被揭开，群众意见很大。为了及时掌握移民问题的最新动态，4月初，靳苏贤要求县移民委再次抽调干部下乡调查。移民委抽调26名干部分作5个组，赶赴平湖、大桥、凤都等5个公社的12个大队遍访移民群众，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并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4月16日起草了一份《关于古田移民当前严重情况与解决意见的调查紧急报告》，送交靳苏贤审阅。经县委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于4月18日以县委的名义将《关于迫切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报告》上报省、地委。
一个多月以后，仍不见上级答复。无奈之下，靳苏贤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半开玩笑地说：“古田移民问题如此严峻，上级又不给明确答复，要是哪一天生活无着的移民愤而围攻古田溪水电站，破坏发电设备，谁也制止不了。古田移民问题不知向上反映了多少次，甚至向周总理都反映了，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看来只有到苏联大使馆去告状喽！”不料，他这些话被个别人断章取义告到省委，成了日后整他的“黑材料”。
1962年5月15日，情急之中的靳苏贤突然记起一个人来，他就是解放后福建首任省委书记、在地图上给古田电站建设插上小红旗、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这位老领导最了解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经过和移民情况。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靳苏贤决定化名给张鼎丞写信，反映古田移民问题，他交代县委办秘书陈戈办这件事。
5月18日，陈戈根据靳苏贤的授意，草拟了一封反映古田溪水库移民问题的信。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披露古田移民的种种遭遇，说明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把移民问题归纳为“五多五少”，即征购多，口粮少；平调多，补偿少；劳动多，收入少；移民多，住房少；死亡多，人口少。
作为一名县委书记，靳苏贤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不会不知道写这封信的分量和由此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然而，为了4万移民的生活出路，他置个人一切于不顾。靳苏贤自己修改了这封信后，当面交给陈戈，由他交代康大尧同志誊写多份，分别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中央有关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