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海岛之城几乎都缺一样不可一日或缺的资源——水，当然是淡水而非咸水，更非时时涌入江河的咸潮。香港自1841年开埠以来，一直为寻找足够的水源而烦恼。这个人烟稠密的工商业中心，在过去165年的历史中，在几乎完全欠缺天然资源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均饱受水源匮乏之苦。
地质因素是香港缺水的原因之一。山地似乎天然与水势不两立，香港恰是一个多山的丘陵地区，其地层主要由火成岩和花岗岩构成，这些岩石绵延层积，铿然作响，会是很好的台阶和柱础材料。岩石地貌的透水性差，难以储水，天然隔绝了潜流暗涌，因此不能提供大量的地下水。雨量的不均衡是香港缺水的另一个原因。香港因受气候和台风的影响，季节倏忽犹如孩童的脸，喜怒无常，天公或瓢泼如倾，或赤日踵接。根据天文台1875至1939年及1947至199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百余年的阴晴雨晦轮替之中，香港年均降雨量为2206mm。虽然并不算干旱，但是每年的雨季只集中在5至9月的5个月内，汛期【5至9月】与旱期【10月至次年4月】降雨量的差异相当大。旱期不但长，而且降雨量与全年平均降雨量相差很大。在最少雨的月份，只有5mm，而在最多雨的月份，降雨量可高达590mm。夏秋之间出现台风时会带来雨水，但由于香港地区，大部分山脉连绵，巉岩林立，收集和储存雨水费时费力，常收事倍功半之效。家中无论大人孩子，均为日用水的不足而忧烦。
2 .香港开埠之前，商业尚在萌芽状态，放眼皆是蛮荒，居民的食用水主要依赖住处附近的山涧溪流或开凿地下水源。当时为数仅数百人的英国贸易商队，在中区一带建立商贸基地，据说百步林【薄扶林】山涧的瀑布和鸭巴颠【香港仔】的山涧是他们取水的主要地点。原住民中有利用竹管从山涧引导溪流至住处或田间，以供日常生活及灌溉农田之用。法国画家波尔扎【Auguste Borget】在1838年游经香港时，或许当地居民的用水之难给他印象太深了，曾把当时竹制的引水管绘入画中，并作了有关村民用竹管从山涧引水入村的描述。欧洲移民则多在住处开凿水井。好在当时全岛居民不多，1841年英国为全香港岛进行人口统计，当时岛上只有村民约3650人，渔民约2000人。五六千之众，岂是当下六七百万的人头涌动可比，利用溪涧和井泉，就基本可以解决居民的日常用度。
开埠初期，政府的供水服务也非常有限。1848年政府档案中首次出现政府为其部门提供用水的资料。1851年政府在预算案中拨备了52英镑，准备开凿五口水井。上述预算实际只花了47英镑4先令，四两拨千斤，就堂而皇之地开凿了四口水井。在1860年以前，政府亦有在主要溪流上游兴建储水池，蓄水供市民饮用。
一切资源的紧张，都因人头的增加而显露。如上那些有限的措施随着港岛人口的与日俱增，马上如穷汉的钱囊——捉襟见肘。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烽火燎天，难民卷席，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1849年至1851年间在美洲西岸及澳洲两地相继发现金矿，西方国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香港既为英国殖民地，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又邻近华南地区，航运条件优良，成为华人劳工前往美国和澳洲等地的中转站。这使在香港暂时居住或过境的人口数字急剧增长。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骤增至1865年的12万多人。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供应稳定的食用水成为政府抓耳挠腮的当务之急。香港天然水源匮乏，可开发的土地又有限，苦无良策的政府悬赏1000英镑，征求开发水源的方案，并准备拨款25000英镑作为香港第一个大规模水务计划的经费。可以说，从此港岛为水资源的匮乏缠绕，历届港英政府煞费苦心却始终难得一劳永逸。
“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惜乎就当时的政府财力和科技水平而言，收集雨水似乎是唯一可行之策。英国人罗宁【Rawling】建议于薄扶林谷地内兴建一个容量达3000万加仑的储水库。该水塘可利用因势就形，修建一个稍大的水坝拦截雨水。政府采纳了罗宁的建议，并于1860年7月10日正式通过法例，规定了政府除承担诸项主理之责，还有一个重要的担当——供应市民的食用水。
3 .“任有大小，唯其所能”。为节省开支，这第一个水塘的兴建费用被屡次削减，水塘容量也从最初设计的3000万加仑缩减为200万加仑。由于库塘容量太小，该水塘被批评对缓解当时香港的饮水之难没有实际作用。据1863年的估计，全港居民每天用水量为50万加仑，薄扶林水塘的总水量不过支撑4天。因此水塘在建成后，便马上需要进行水坝加高等扩建工程，以备所需。
然而，比较小小蓄水池，这毕竟是一个新的诱人的开端。储水库的建设被证实为可行之策，政府又加紧兴建了第二个水塘，大潭水塘。这一供水系统工程庞大，单第一期建设耗资已较薄扶林水塘总支出高出一倍多，其容量也高出三倍多。这个水塘的淡水主要供应今日香港的心脏之地，中环、湾仔和铜锣湾一带，水波如镜，泱泱之泽，大大缓解了中区一带的商业用水困难。
政府终究不是万能，市场经济的发端就是从私人之利铺陈到天下之裕。除了政府兴建的水塘之外，在19世纪下半期还有4个私人企业兴建的水塘。3个属于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 .】，一个由大成纸厂修建。这些水塘通常仅供业主使用，但在天旱期间，也曾协助政府提供食用水。大成纸厂水塘还与政府协定每天定量提供食用水。
政府之主职，与其说在建设，不如说更在管理，在督导，当然也在分配。当时政府除了组织兴建水塘，还负责食用水分配：将水塘的水输入管道，分流至各个街道，再在街道装置公共水龙头，定时向居民供水。1902年成立专责水务监督【water authority】执行水务工作，不再由工务局兼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安置和维修供水设备、统筹各个水塘的储水与用水并且计收水费等。一时间，穿着特制工装的水工们，穿行在大街小巷。
4 .食品质量的优劣，很为当下媒体关注，而饮用水的好坏，早就成为媒体发矢之的。毋庸置疑，如何控制食用水质量也是香港政府供水的一个至为头疼的问题。1894年，广州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感染瘟疫去世，境内外媒体广有报道。同年5月香港首先在太平山区发现疫症，之后迅速蔓延。香港的商业活动大受影响，不少商行的东主纷纷携带雇员及家眷离港回粤，食品及日常用品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事后检点，卫生部门认为，此次瘟疫的发生，与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及居民缺乏卫生常识有关。而疫症发生后无法控制，主要是因为政府早期的供水系统及排污系统不完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政府组织专家，逐步进行食用水过滤工作。最初沿用英国流行的沙溜过滤，过程相当缓慢，在雨季期间，雨水流量充沛，水塘收集到的雨水大多夹杂大量沙泥，由于滤水池容量有限，往往造成食用水混有泥土，腥膻难闻。政府于1924年购入较先进的英国设备，减少过滤时间并改善过滤质量。除此之外，政府开始定期抽取食用水样本化验，并向外公布水质化验结果。相关工作主要由英国皇家化验师执行，公告张贴于市廛，知识晓谕于里巷，顿时人心安定。时光荏苒，骎骎而至20世纪上半期，香港虽然发生数次旱灾，天象大炎，云霓遁影，可是市民因为公共食用水不卫生而感染传染病的个案依然屈指可数，瘟疫暴发的危险基本解除。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水塘建设是当时政府确保供水的唯一开源而卓有成效的选择。于是，大潭水塘之后又有九龙水塘、香港仔水塘、城门水塘等等，整个供水系统的开发基本反映了人口分布情况。因为发展得早，港岛的人口较九龙新界更为密集。1929年香港发生天旱，九龙区因为人口密度较低，耗水量较少，供水仍处于充裕状态。所以政府构想兴建连接港九两地的跨海输水管道，将九龙半岛及新界水塘收集到的雨水运至港岛缓解食用水压力。此乃一小型的“北水南调”工程，但在当时，也算一个不小的胆略与谋划。当年项目几经辗转，终获英国方面批准，霍然振衣，正式开工。十年间，当局共兴建了三条海底输水管，清水潜流，滋润本岛，居民为之雀跃，因为他们再不用像古人那样逐水而居了。
5 .前期的水塘均是依山而建，就着山谷拦坝蓄水。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一样稀缺，“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政府、专家与市民都需要跳出窠臼，另辟思路。1959年政府开始筹建一项无论在设计或投资上都是划时代的工程——船湾淡水湖。这一水塘选址不在山谷，而是在海边。当局利用新界大浦湾一带半月形的海湾，于大尾笃半岛兴建一条长约1 .25里的水坝，横越海峡，连接大浦海岸对开半岛白沙头洲，改变原有的海岸线，使之成为一个长3里半，宽1里，面积达2950英亩的海滨之湖，再将湖内海水抽干，储存淡水。工程相当浩大复杂，除大型水坝外，还需修建配套的抽水站及配水库，历时7年方才完工。“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建成后水库容量达373亿加仑，是为当时全港水塘总容量的3倍。
尽管水塘与库湖陆续兴建起来，但因为岛内河流短小，缺乏兴建大型水库的自然条件，形势比人强，现有水塘的规模供应总是赶不上急剧增长的人口需要。1931年起，九龙半岛人口上升至全港人口的30%，城市从一个核心增至两个。“北水南调”渐渐失去了意义，现出式微之态。早年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及之后频仍的战乱，难民流离，裹挟南下客家之移民人头汹涌，大量进入香港，如同音乐节奏，一段之后又是一段，人口膨胀导致多次水荒。
6 .香港天文台由1884年开始记录香港雨量，根据记录，1895年降水量为45 .83寸。当年全港人口约为24 .8万，全年降雨量较正常年景少了一半。政府为节省用水，在4月至6月、10月至12月实施限时供水措施，每天只供应3到4小时。而且因为1894年开始的瘟疫，政府将部分被污染的水井关闭，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意，但这样一来，原本食用水短缺的情况，只会是更趋严重。
1929年是一个令全世界经济学家望而生畏的年份，经济大萧条，大崩盘，香港则是大水荒，香港全年雨量只有69 .82mm，而人口接近80万，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旷日持久的严重水荒。据记载，同年4月，香港大旱，开始实行七级制水，6月，大旱持续，6个水塘，有5个泥浆龟裂，干涸见底。白鹭翔于浅滩，雀鸟噪于淡荫。当局组成食用水供应委员会应付水荒，宣布紧急措施：楼宇水喉全部停止供水，居民须在食用水供应站领水使用。全港80万居民只靠街上306个水龙头，每天供水两小时。7月初到8月底，港九处在极度水荒中，全港各团体纷纷集会，请求当局改善水塘设备及供应。当局采取应急措施，将广九火车的车厢全都改成水箱——这是何等壮观又何等惨烈的一幕，到深圳河吸水运来供应，同时派船队到珠江吸取淡水，运来供应居民。据《深港关系史话》记载，水价一路飙升，势不可挡，当年叉烧饭每碗才5分钱，但每小桶水可卖到2角，市民因忍受不了干渴之苦，这一年约有20万人离开香港，返回故土与星流海外的比比皆是。直到9月5日之后，天气变动，雨水始降，水荒威胁才渐告解除。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耗水量增长迅速。根据香港政府年报报道，1962年的平均小时耗水量较1961年同期有63%的增幅。1963年，开埠以来罕见的旱灾，河塘干枯，田园龟裂，水库积蓄仅够43天食用。当局租用油轮每日奔赴珠江汲取淡水。港英政府施行严厉制水措施，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只有4个小时。该措施实施长达一年，全港上下一片恐慌。不仅饮用备受煎熬，不可一日离水的渔农业更是损失惨重，制造业也因为水荒减产停工，尤其是耗水大户比如饮料制造、染布、洗衣、建筑等行业，关停并转。有些酒楼为节省用水，向茶客派发冲茶用的水筹，论枚计价，规定顾客最多可冲热开水3次，另外停止向顾客供应毛巾，桌布改用塑料，免去洗涤之费。茶餐厅则不再免费奉送清茶，按盏收钱。理发店也因无法储存足够用水，被迫削减营业额。制水期间分秒必争，一家人停工、停学轮流排队取水的场景日日如话剧一般上演着，只不过这种上演的剧目，谁都不愿看到，做饭、洗澡、洗衣都是一本难念的经，锅碗盆瓢只要能装水都派上用场。“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GFEA9知几时没水荒”的歌谣不胫而走，诵之祷之，不由额头频蹙，泪水承睫。
7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若问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还有谁受益吗？答曰，唯一受益的就是水桶生产商了。各行各业及一般家庭都要购买水桶储水，水桶销路倍增。50加仑装的铁质大桶最受市民欢迎。粗略估计，1963年全港有300万个改装水桶，排起来比太平山还高1913倍！这是何等兴隆的市场，这是何等壮阔的场面。搬运食用水也成了一门新兴行业，不少新界乡民乘机抽运井水售予市民，一些渔船前往大屿山和离岛一带，寻找山涧清泉出售。但得汩汩一线流，眷顾家有嗷嗷哺。1963年5月前天然水售价大约每担1角，5月实施制水后上涨到5角一担，市区甚至高到5元一桶。时人所谓，珠薪米贵，此之谓，滴水贵过油。
1963至1964年的水荒后，港英政府开始寻求其他开源思路。人多水少，众人方意识到只有海水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时并非偏居南中国海一隅的香港才有用水之难，缺水是遍布全球的问题，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展了海水淡化工作。美国政府早在50年代成立盐水局【Office of Saline Water】，进行淡化技术应用研究，1974年后转为资源技术局，不断推进水资源和脱盐技术的进步。日本也于1968年建造了第一座民用海淡厂，到2001年，日本已有369座500吨以上的海水淡化厂，日供应量达777967吨淡化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