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卢克医院的护士发现药品失踪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当然，不是什么药都没了，只不过有一种药，他们几乎没怎么用，却一直缺货：普鲁卡因酰胺。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往药柜里补充这个药，但每天晚上这药都不翼而飞。连着6个月了，这问题实在很让人头疼。护士们常会拿这事儿开玩笑—肯定有人把这玩意儿当化肥使！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真的想要调查此事。
这让查理很失望，因为他一直在试图向他们传达信息。每天他上班的时候都会把这药拿出来扔掉，连着好几个月了。他发现自己真的太讨厌圣卢克医院了。他觉得要是个基督教医院，肯定表现得比这儿负责得多。他认为圣卢克医院不过是个工人阶级的疗养机构，如果你非要进医院，那这里也能让你好起来。不过查理最忍受不了的还是他们的态度。他不停地将那些椅子拿走，而他们会接连将椅子找回来。还有那洗液—他也用得相当浪费，但好像主管对所有这一切都毫不在乎，他想当然地认为可能是查理有这些需求。于是他开始跑到病人的房间，用他们的洗液，然后把剩下的给扔掉。他们毫不在意，摆出来更多的洗液，所以他不得不开始浪费他们为病人准备的爽身粉。虽然有时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小儿科的战役实在是荒谬得很。不过，作为一个在天主教医院工作的天主教徒，曾经为了婚姻和孩子放弃自己的信仰，继而在失去婚姻以后又失去了孩子，他到底还有什么呢？一无所有。作为一个爱尔兰犹太人，信奉着天主教的查理为圣卢克医院工作着。作为那些医生的得力助手、一位单身的连环杀手、一位艺术家，他竟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来抵抗，只能通过精心的计算，消耗掉成百上千美元，当然，是以扔掉药品、浪费医院成本的方式。这是他唯一知晓的交流方式，虽然很间接。查理的一部分理智告诉自己，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的，他们一定能调查出来，他们也必须调查出来。这就像是他给出的测验，一种信念的表达。但在他心底，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嘟囔着，他们应该一直没注意到，毕竟自己是那么小心。对于这个想法所带来的满足感，查理还是感到非常欣喜。不过，事实是，他们确实早就发现了。
值班护士长塞尔玛·莫耶是头一个发现普鲁卡因酰胺正在以非常夸张的“井喷式”持续缺货的人。2002年4月，莫耶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自己的主管艾伦·阿米地奥以及药房的药剂师汤姆·纽金。纽金翻查了自己的记录，但没法计算出具体丢失的数量。阿米地奥将此事放在了心上，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002年的6月1日是个周六，对于查理来说，这一天是乐翻天还是沮丧到底，完全取决于监护官的安排。如果孩子们来看他，而且大家玩得很开心，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周末。他们可能在小花园里玩耍，摘一些新鲜的花朵别在头发上，然后在DQ冰淇淋店里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尽情享用所有菜单上她们感兴趣的新品。但很不幸，这一天是个糟糕的周末，下午的空气潮湿，天气预报还说有雨，他在家里憋了一整天，但雨一直就没下。哦，太典型了，他们总说有雨，而且只要你等，它就永远都不会下。如果天气预报什么都没说，很可能连着一周都大雨倾盆。他在准备上班的时候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带件雨衣。
开车去圣卢克只要一路向西到22号公路出口下高速就行了。他傍晚6点15分到达停车场，6点20分进了病房。夜班7点开始，但他喜欢早到。他在男更衣室脱了大衣，换了双鞋。这时段更衣室没别人—又是一个早到的好理由，不用怕被别人听到自己小便的声音，不用在乎别人窥探你的隐私，盯着你下面看，更不必用充满孩子气的幼稚搭讪来打破尴尬的沉默气氛，没人跟你玩更衣室的恶作剧。门外，可以听到重症监护室各种仪器的轰鸣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是探访时间，很多家属都没走。整个病区显得满满当当的，护士站空荡得很，好像被遗弃了一般冷清。
用微妙的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间接搞破坏，没有人会怀疑什么。在其他护士眼中，他只是在四处帮忙，偶尔去药房补货，或是帮其他护士一起准备输液袋，要是有人需要急救，他们也能看到他四处忙碌的身影。从没有人会把这三件事儿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可以让它们有所关联。他压根儿不需要遮遮掩掩，也不需要戴手套。他只需要从包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毫升容量的注射器，拔掉针头的盖子，推推，抽出“生理盐水”，推推，再打到输液袋里。然后将用过的针头和注射器扔进利器盒，将他独家调配的抗生素鸡尾酒放到指定病人的药物托盘里。查理在关灯的那一瞬间，瞥到了普鲁卡因酰胺，就在架子的顶端。这药又被放回去了，货源被重新补满，就像那些他藏起来的椅子一样恢复了原样。
查理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就这样跟他打着太极，周旋着。这感觉就好像你拼尽全力吼得嗓子都冒血了，还是没人听到一样令人崩溃。不过，他还是会继续呐喊下去的。当然了，你知道的，不是真的喊出来，他才不会喊呢，但他需要被别人听到，被别人关注到。他重新关上灯，回到了医院的走廊。当第二天早上7点有人来接班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药柜里又少了几百美元的药物，而重症病房里又有几个病人停止了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