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宗入朝蒙古后的第三年，即元至元三年、高丽元宗七年十一月，作为忽必烈使者的兵部侍郎[23]赫德、礼部侍郎[24]殷弘二人携诏书前来江都。诏书内容如下：——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赫德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道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为托，卿之忠诚，于斯可见！卿其勉之。
这表明蒙古要任赫德为国信使、殷弘为国副信使，将之派往日本，命高丽负责向导。诏书中还附上了需要赫德一行携往日本的诏书的抄本：
——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装着从蒙古来的诏书的筒状金属箱从没有像此刻看上去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它长五尺，直径约一尺，有一抱那么粗，这使它本身看上去就像是具有某种威严的意志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元宗现在要做的就是召集王族重臣们，把忽必烈下达的这一可怕的命令传达给他们，并商定好高丽应该对此采取何种姿态。主要的宰相大臣们迅速聚集到了王宫的大殿中。没有人先开口。这是忽必烈下的命令，语气极其严厉，叫人进退两难，对高丽来说，也许只能服从了。聚集到场的君臣们不禁思绪万千。
宰相首班李藏用仿佛看到了遥远荒野尽头飘着一团黑云。这种不祥的征兆从他的内心渐渐地向外扩散、增大，不久就占据了天空的一角，继而又遮住了半边天空，像是转瞬之间就会把整个天空包裹起来。蒙古给日本递交要求通好的国书，这就意味着蒙古已经把日本作为新的目标，把触手探过去了。只要日本不宣誓臣属，不尽属国之礼，那蒙古就绝不会满足。一旦有了这种心思，蒙古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实施。因为发给日本的这封国书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以至用兵，夫孰所好。”
对此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可想而知。不管和大陆隔海的日本是否了解蒙古如何强大，首先肯定会驱逐使者，或是拒绝回复返牒。对于一个本身就凶猛好战且有大海作为天然屏障的国家来说，就算对手再强大，也断不会唯唯诺诺地听令于异国来的第一封诏书。
如果蒙古要派兵攻打日本，高丽当然责无旁贷，就算不派军队，作为一个与日本相邻的国家，也得按蒙古的对日政策承担一些特殊的职责，这是毫无疑问的。蒙古大军最终会出兵伐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威胁着高丽的那支蒙古部队一定还会再次进驻高丽各地。一切都要倒退到已故的高宗时代。全国各地都会设有达鲁花赤。粮食会被征缴，被分配给各地驻军，壮丁会不断地被搜捕。如果有派兵远征的任务，那情势就会远甚于高宗时代。高丽士兵会被征召，农民们也会被征作军中杂役。
李藏用闭上眼睛。一座间久久没人说话。过了好一会，江都朝廷的高官、直接统领兵马大权的将军海阳侯金俊开口说道：
“对我们高丽来说，只能祈祷日本万万不能对蒙古有什么不敬的言辞或是不当的行为了。这次随蒙使赴日的使者任务十分艰巨。务必要让日本的当政者认识到蒙古的强大，要把事情办妥当，除此之外再无他法。一旦蒙古往日本派出兵船，那高丽就看不到明春的阳光了。”
金俊的话语中满含悲痛，就像朝在场的人心里猛地刺了一刀。让日本乖乖地听从蒙古，这是能把高丽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
引领蒙使前往日本的人选很快就选定了——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25]金赞二人。同时，赴日的具体日期也定下来了。鉴于忽必烈的诏书措辞严厉，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于是定在三日后的二十八日出发。“风涛险阻不以为辞，未尝通好不以为解”，既然诏书都这么说了，想必任何托辞、哪怕想稍作拖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了。
人选和日期确定之后，在场的人才有余暇去怒斥和咒骂忽必烈诏书开头提到的一个高丽人。据诏书可知，就是这个叫赵彝的人提议忽必烈派遣使者赴日的。这种情况并不少，每每在谈论完国家大事之后，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们都要抱怨和自己有着相同血脉的同族人，这时候就能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对蒙关系上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幸。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归附蒙古、在蒙古朝廷为官的高丽人绝对不少，他们往往站在主张入侵高丽的立场上。而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蒙古入侵这一黑暗时代中，对祖国高丽下手最狠、最大牌的人是洪福源。洪福源和其父麟州[26]守将洪大宣在高宗十八年蒙古第一次入侵时便一起投降了蒙将撒里答，之后一直作为入侵高丽的蒙军先锋率领北国的遗民入寇祖国。凭借这些功绩，洪福源当上了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27]，负责招讨高丽未归附的百姓。被他所率士兵攻陷的高丽城池数不胜数。此人在一二五七年高宗决意投降时为谗言所杀。接替他登场的就是陷害他的永宁公綧。是王族子弟，于高宗二十八年被作为质子遣往蒙古，已留在蒙古二十余年，现在接替洪福源统领着新附的高丽人民，他的言行之中也逐渐趋向于入侵本已臣服蒙古的祖国。
关于赵彝这个人，只知道他生于庆尚南道的咸安，此地离金州（金海）、合浦（马山浦）很近，所以他多少掌握和日本通交等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谁也不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究竟是像诏书上所说的那样，是他劝忽必烈遣使赴日的，还是忽必烈本有此意，只是把他召来听取一下意见的，其中的原委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此人和这次事件绝对脱不了干系。
李藏用冒着冰冷的雨走出王宫，徒步走向自己位于内城西门旁的宅子。老宰相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最近这两三年来性情尤其乖戾，王宫的大门旁备有轿子和马两种交通工具，但他什么都没选。因为走着回去也不是很远。
虽说是都城，但地方很小，用城墙围起来的中城周长只有约四公里。里面有王宫，位于北部一带，也以城墙围起，被称为内城。除了王宫之外，官衙、王族重臣的府邸、寺院、武士房屋、店铺也都在其中。王宫和官衙位于比较平坦的地域，其他都随意地分布在三座独立的小丘的斜面或是坡脚下。中城城墙的三分之一位于都城南面的山脊上，像屏风一样环绕，因此不管从城内何处看去，都能看到山脚下像铁锁一样连接在一起的城墙。为了抵御外来入侵，江华岛原本就修筑有坚固的城墙和砦。中城外部一般称为外城。总之，整个格局说起来就是，在周长十五里的宽阔的外城一角处建有中城（都城），其周长为一里二十町的再往里是内城（王宫）。
无论是内城、中城还是外城，它们作为坚固的城池、具备抵御外敌的功能都是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每个重要的关口都被毁了。
从内城的大门到李藏用家所在的西门，约有一公里的距离。李藏用带着三名随从，沿泥泞的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管是否认识，路上擦肩而过的男男女女们都给这个步伐稍显凌乱的、看起来脾气古怪的老人让路。
泥泞的道路并没有给李藏用造成丝毫的困扰。虽然不时在泥泞的道路上驻足，但此刻他的脑中全都为别的事情所占据。他必须要在到家之前做好决定。那就是如何才能阻止要从蒙古派往日本的两个使者。在宫中时金俊说了，只能祈祷日本能采取顺从的态度了，但那只不过是愿望而已，根本靠不住。现在高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力阻止蒙使前往日本。为此应该怎么办？是李藏用直接去说服蒙使，让他们打消念头，还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说服对方呢？要从这两个方法中选出一个来，这真的很难。很难想象蒙使会轻易同意这一点，毕竟他们是受了忽必烈的严令前来的，这么做等于是悖逆了忽必烈的意志。但这也不见得毫无希望。两位蒙使肯定很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这项任务有多么的吃力不讨好。越过万里风涛赴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赌上身家性命的事，何况就算到了日本，谁也不知道那之后日本方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将会遭受何种命运。如果日本对忽必烈尽了臣属之礼的话倒还好，否则，虽然他们作为使者并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没有完成使者的使命一定会被视为失职。所以无论怎么看，没有比这更不划算的工作了。从这些方面来说，李藏用的建议也不一定会遭对方忽略，这个想法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当然，对于要往蒙使内心深处植入某种东西这一工作，李藏用也不打算独自承担。如果事情暴露——那是相当可能的——灾祸就需要他独自承担了。
当李藏用走进家门的时候，心里已经决定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给蒙使进言了。对方的想法自己既不能也无需了解。对方读不读书信上的内容完全是他们的事，丝毫没有关系，而他们的行动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掣肘，也只是他们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李藏用想给两位蒙使充分选择的自由。他要以不受任何外事外物干扰的形式，给予他们可拒绝也可接受的自由。
进入自己的房间之后，李藏用把人遣走，接着给要被派往日本的国信使[28]赫德写了一封信。
——日本隔海万里。往时虽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职责。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抚之，去则绝之。以为得其亦无益于王化，弃之亦不损王威。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然则蜂虿之毒岂可无虑？国书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时上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其骄傲不识名分如此，安知遗风不存乎？国书既入，如有骄傲之答，不敬之辞，欲舍之则为大朝之累，欲取之则风涛艰险，非王师万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宽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试之耳，然取舍如日本，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为得也。且日本岂不闻大朝功德之盛哉？既闻之计当入朝，然而不朝，盖恃其海远耳。然则期以岁月，徐观其为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于相忘之域，实圣人天覆无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觐天陛亲承睿渥，今虽在遐陬，犬马之诚，思效万一耳[29]。
写完后，他派使者去往那一晚作为蒙使赫德的馆伴负责接待的起居舍人[30]潘阜那里，拜托他把书信亲自交到赫德手里。
做完这些后，他觉得异常疲惫。但在那种强烈的疲惫感中，又有着一种因为“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而感受到的踏实感。给蒙古呈递降表以来，本国曾经历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两年前的元宗入朝时。忽必烈命令元宗入觐的诏书到来时，高丽朝廷上下全都大惊失色。虽然递交了降表，甘心做了属国，但谁都能感觉出身处属国地位的危险。元宗入朝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重返故土了？于是宰臣们全都反对元宗入朝，但李藏用那时却积极力挺元宗，力排众议劝他入觐。如果元宗入朝的话，就算万一有什么危险，从增进和蒙古的和亲这一点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反之，如果拒绝入朝，其结果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万一有什么变故，那就只能自甘屠戮了。李藏用对反对者说了上述这番话。这就是当时李藏用真实的心境。还好元宗入朝一切顺利。对高丽来说，这次的事件是自那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蒙使赫德、殷弘还有担任向导随同前去的高丽使宋君斐、金赞等一行人离开江都那天，李藏用把他们送到了江华岛最南端的草芝津的渡口。一行人要从对岸经陆路前往合浦再乘船赴日。渡口聚集着一百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人，李藏用和赫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互相点头致意。赫德身材肥胖、个子高大。李藏用并不了解他的性格为人，因此无法从他的神情窥知他会如何解读、如何看待自己写给他的信。
船离开码头时，李藏用对自己所写的书信多少还有些在意。
蒙使的风姿容貌数次在他的眼前浮现，他想，也许自己在日本的倨傲和波涛险阻的艰难这方面多下点笔墨就好了。
《高丽史》[31]的“李藏用传”中有如下的记载：李藏用，字显甫。初名仁祺，中书令子渊六世孙。藏用高宗朝登第，元宗元年任参知政事加守太尉，监修国史，判户部事。五年蒙古征王入朝。……其时蒙古翰林学士王鹗邀宴其第。歌人唱吴彦高“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二曲，藏用微吟其词中音节，王鹗起执手叹赏曰：“君不通华言而解此曲，必深于音律者也。”益敬重。帝闻藏用陈奏，谓之阿蛮（意为“口”）灭儿里干（意为“名家”）李宰相[32]。
第二年即元宗八年（西历一二六七年）正月，赫德、殷弘、宋君斐、金赞等遣日使一行回到了江都。他们在登陆合浦后就沿陆路返回了。在进入江都之前，关于他们到巨济岛后便折返一事就先传到了江都。江都的君臣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是船只遇难到不了日本还能辩解，只因风涛险阻就借故折返，不知忽必烈会怎么想？还有的说，高丽使者只不过给蒙使带路而已，其间自然是听从于二位蒙使的，故不应由高丽方面担责。还有人说，既然负责给蒙使带路，如今路没有带成，责任自然还在高丽身上等等，众说纷纭。元宗脑海中始终萦绕着忽必烈诏书中那句“勿以风涛险阻为辞”。语气如此强烈，看来无论如何这次难免被追责了。
待一行人回到江都之后才问清了前因后果。此事对于高丽的首脑们来说无异于一场悲剧。据说一行人来到和对马岛遥相呼应的巨济岛松边浦后，看到风涛冲天而起，感觉渡过对马岛一事太过危险，于是高丽使节和蒙古使节互相商议之后决定就此折返。高丽朝廷方面不敢苛责蒙使，于是责怪宋君斐、金赞二人处置失当。对此，宋君斐说道：“蒙使本身就没有渡海的决心，又怎么可能到达？待臣入朝之后把具体情况上奏忽必烈，请他定夺。”
之前一直没有附和在座众人、只是一味沉默着的李藏用这时才开了口，公开了自己在大家出发之前给蒙使送过书信一事，想必是蒙使觉得自己言之有理，所以才会如此处置的。他说道：
“对高丽来说，与遣日使一行人在到达日本之后将会面临的灾难相比，因没有到达而受到忽必烈的喝斥或许更好。对于忽必烈，我们应该一口咬定就是因为风涛艰难所以不能渡海赴日。蒙使可是我们高丽的恩人，大家不得有丝毫的怠慢。”
由于事情的起因太过出乎意料，众人一时间都没有马上表明自己的意见。
“如果蒙使把其中经过都告诉忽必烈，那如何是好？”
金俊说道。
“这也不无可能。为以防万一，先处置我李藏用如何？既然已经降罪给李藏用，我们也就有所交代，忽必烈的怒火也能平息了吧？臣对此早已做好舍弃身家性命的心理准备了。”
李藏用说道。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高丽政府把李藏用流放到灵兴岛，又把替李藏用转交书信给蒙使的潘阜流放到彩云岛就算了结了。官差们前往赫德所居住的府邸捕捉赫德馆伴潘阜一事很快就传到了蒙使耳里。赫德立即拜谒元宗，将李藏用的书信呈递上去，并说道：
“我将这封书信带回去上奏皇上，皇上肯听的话，就是天下之福。就算不听，这也只是李藏用的一己之见罢了，高丽犯不上处罚他吧？我怎会被李藏用的一己之见说动呢？我只是为风涛所阻才折返回来的。”
于是李藏用和潘阜就被赦免了流放之罪。
元宗在当月又让宋君斐随同赫德等人赶赴蒙古。此时宋君斐携带的、元宗关于此事始末的上奏文就出自李藏用之手：
——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事，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不尽心力，有如天日[33]。
这一年八月，赫德、殷弘又来了。二人携来的诏书中这样说道：
“——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导，不意卿以辞为解，遂令徒还。意者日本既通好，则必尽知尔国虚实，故托以他辞，然尔国人在京师者不少，卿之计亦疏矣。且天命难谌，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卿其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必得要领为期。卿尝有言圣恩天大，誓欲报效，此非报效而何？”
显然这是在责怪之前元宗上奏文中的托辞，命高丽继续担负与日本单独交涉的职责。这次赫德、殷弘只是携诏前来的使者，赴日使臣一职已经被解除了。
高丽朝廷立即召开了宰相会议。圣命难违，只能遣使赴日。而使者人选难定，经李藏用推荐、元宗任命之后，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曾作为赫德馆伴的起居舍人潘阜的头上。无论是元宗还是李藏用，都觉得他对上次的事情一清二楚，且本人也想报效祖国，因而是承担这一棘手任务最适当的人选。他对不测事件的判断很准确，为国分忧的心情也很迫切，不太可能会出什么差错。
约一个月之后的九月二十三日，潘阜离开江华岛赴日。
这次是从江华岛直奔日本。出发之际，李藏用也没什么特别要对潘阜说的，只祝他能顺利完成这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使命。除了之前提到的忽必烈的国书之外，他让潘阜一并带上了高丽呈递给日本的国书。因此忽必烈的国书是元宗七年即至元三年八月的，而这次高丽发出的国书则是至元四年九月的。高丽的国书是李藏用起草的。他数次起草，又数次废弃，最后终于在上面摁上了高丽的国印：——我国臣事蒙古大国，服其统治有年矣。蒙古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见远同近。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日本与高丽为近邻。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汉唐以降，亦或通使中国。故特遣使持蒙古皇帝书前往，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使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历代皆有。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士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配[34]焉。
这一年年末，元宗把弟弟安庆公淐作为贺正使派往蒙古。第二年二月淐回国，他所报告的事情让江都君臣上下大为震惊。淐把潘阜使日一事上奏后，忽必烈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只是责怪高丽没有履行属国应该履行的职责，还对迁都的迟滞、贡品的粗劣、否认与日本通交的事实等进行了诘问，言辞颇为激烈。
淐的报告结束没多久，忽必烈的诏使就来到了江都。诏书上赫然写着之前忽必烈以激烈的语调对淐所说的话，文章最后还有这么一句“今特遣使持诏往，诚尽情实，使海阳侯金俊、侍中李藏用斋来奉章，具以悉闻”。
高丽王朝当即召开会议。商议的结果是，由于金俊忙于迁都，暂缓入朝，故由李藏用一人前去觐见忽必烈。此次入朝生死难料，眼下管理国政的这两人都离开的话，对高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金俊原本就不想应忽必烈的召见，且对因忽必烈的言行而忽喜忽忧的高丽的这种态度有所不快。
这暂且不提，更现实的问题是，这已经是高丽面临的第三次危机了，对于李藏用来说，已经是他第三次作出为祖国献身的决定了。
李藏用拿着回复忽必烈的上奏文，踏上了入朝蒙古的旅途。时值元宗九年四月，李藏用时年六十八岁。离开江都之前，他觐见元宗并进言说，为了让社稷安稳，最好尽早迁回旧京。
迁都一事是高丽多年以来的心愿，与忽必烈约定的九年后营造首都一事依旧毫无进展。营建宫城的国费几乎没有，也一直募集不到工匠，工程从两年前就开始被搁置了。而且因为一年前的一场大雨，营造都城所需的、堆放在汉江上游和洛东上游的木材全都和河边的水稻一起被洪水冲走了。高丽朝廷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想要拖延迁都的日期。直接统领兵马大权的金俊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留在江都，高丽仅存的兵马才能在紧急时刻派上用场，一旦迁到开京，这股军力的百分之一都不会剩下了。实际上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但如果不迁都，就会给蒙古人口实，这会引起何等灾祸，谁也说不清。这是始终躲不开的一个问题。
“就算无法营建都城，当务之急也要在开京修建宫廷。夏天在开京，冬天回江都，这也是方法之一。上国有和林、燕都两个都城，我们也可以仿照。”
李藏用说道。元宗于是和李藏用约定设置旧京出排都监[35]。
李藏用带着二十多名随从离开江都。入朝的费用以朝臣们分头凑来的帛充当。与之前赴蒙面见元宗时相比仅仅相隔了四年。以李藏用那老迈的身躯来说，马背上持续颠簸的旅程让他很是吃力。进入西京（平壤）、渡过大同江时，李藏用看向缓缓流淌的江流，心想大概自己再也见不到这条大河了。岸边可以看到洗衣服的女人们的身影。所有人的脸上都显得极为憔悴和疲惫。蒙古侵略三十年间，许多男人都被杀了，满眼所见全是女人和孩子们，这在西京和其他城市都一样。
过了义州之后，从路过的百姓们那里知道，有些人很怀念蒙古兵驻屯时代的殷盛，有些甚至盼着那一时代能再次到来。一行人听到这种呼声也不是一两回了。每当此时，李藏用胸中就会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郁的情绪堵塞。
五月中旬时李藏用到达燕都。他立即前往都城中央那壮丽的宫殿中去觐见忽必烈。忽必烈正在召见其他异国使臣，于是李藏用便在宫殿前的石阶上等候了半天左右。其间越来越炽热的阳光炙烤着他这两三年来斑痕急剧增多的脸。
李藏用来到忽必烈面前时，忽必烈突然大声地叫喊起来。李藏用不懂蒙古语，所以只是毕恭毕敬地聆听忽必烈怒吼。这时终于有人把忽必烈的话翻译过来了，和忽必烈的声音不同的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十分的冷静：朕命尔国出师助战，尔国不以军数分明奏闻，乃以模糊之言来奏。王綧曾奏：“我国有四万军，又有杂色一万”，故朕昨日敕尔等云：“王所不可无军，其留以四万来助战”，尔等奏云：“我国无五万军，之言非实也，苟不信试遣使与告者偕往点其军额，若实有四万陪臣受罪，不则反坐诬告者。”尔等若以军额分明来奏，朕何有此言。
李藏用抬起头来。看到那个翻译的瞬间，才发现对方是一个高丽人，而且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这让他颇为吃惊。但李藏用立刻感觉到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眼中，分明含有这三个国家的人都没有的那种冷漠。这不是拥有同样血统的人该有的眼神。他的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五六岁。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忽必烈的怒吼声。但在听到青年极其冷静、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之后，李藏用觉得忽必烈的怒吼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空洞无物的东西。青年这次没有把话翻译给李藏用，只是沉默着站在那里。很快，永宁公綧走了进来。李藏用早就认识他了。他很小的时候便被送往蒙古充当人质，如今动辄发出对高丽不利的言辞。想必是忽必烈把他召来的。行过礼之后就站在一旁。出身高丽名门的他容貌秀丽，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这与他五十岁的年龄看起来很不相称。
忽必烈又涨红着脸开始怒吼。在情绪最激动时他才停下话头喘息。就像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一样，那青年一直很冷静的声音又传到了李藏用的耳中。他翻译完忽必烈的话之后便停了下来，竖起大大的耳朵，像是要洗耳恭听。于是李藏用便开口说话。但很快，忽必烈又用怒吼声完全盖住了他的声音，就好像不想让李藏用所说的被其他人听到一样，如此反复持续了多次。
“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李藏用于是说道：
“陛下既然有令，臣焉敢不从。只是虽有船材，但恐难募听令的造船工匠。”
“勿以为辞。古代之事尔等所知不必更说，朕将取近而言之，昔成吉思汗皇帝时，河西王纳女请和曰：‘皇帝若征女真我为右手，若徵回民我为左手。’后成吉思汗皇帝将讨回民，命助征河西竟不应帝，讨而灭之，尔亦闻之。速造一千艘船，集全兵送我。”
“我国昔有四万军，三十年间死于兵战殆尽，虽有百户千户，但虚名耳。”
“死者尚有，独无生者乎，尔国亦有妇女，岂无生者尔。”
“我国蒙荷圣恩，皆于此九年兵战中亡矣。其后有男子生长者，然皆幼弱，不堪充军。”
此时□凑往近前还想说点什么。李藏用对他怒目而视，并说道：
“不得在陛下面前争论。如要说的是高丽的兵数，还请派人前往高丽调查为盼。”
忽必烈制止了□，又板着脸看向李藏用说：“无需多言。就依你所言，验兵便是。”
忽必烈站起身来，带着众多随从消失在了深宫之中，在此期间李藏用一直深深地低着头。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永宁公綧和担当翻译的那青年都已不在原地，似是也跟着忽必烈走了。后来李藏用才知道担当翻译的那青年就是曾与高丽结仇的洪大宣之孙——洪福源的遗孤洪茶丘。李藏用也曾数次听过这个名字。据说他和忽必烈所宠的永宁公綧一起都当上了高丽归附军民长官，势头甚至还压过了□，在祖国高丽也逐渐声名远扬。
在归国的途中，李藏用一直心事重重。为了踏上原本以为有生之年可能不会再踏上的故土，他在盛夏酷热的阳光中，一直在马背上颠簸。其间两匹马都倒下了，随从之一也累得猝死了。受洪水的冲击，鸭绿江水浑浊而高涨，一行人因此在江畔的一个村落停驻了五日。这次旅程真是让人闹心。
李藏用在六月末回到了江都，当天即拜谒了元宗，呈报了事情的原委。根据忽必烈的命令，高丽必须建造一千艘战船，必须调查助征军的兵力总数向忽必烈回奏。奏报兵力别无他意，无非就是因为蒙古要根据现有数量的兵力来征兵。
听了李藏用的报告，元宗也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想就这样接受忽必烈的上述命令。他总觉得忽必烈或许另有他图。
按说忽必烈充分知晓高丽的疲敝状况，是不会让高丽承担这么苛刻的任务的。元宗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即在斥责高丽不履行作为属国的义务之后，忽必烈又发来了言辞恳切的诏书，可以说是语气相当温和地同意了他提出的要求。这次也一样，只要把个中详情尽数讲明，或许高丽眼下面临的困境自然也就消解了。在高丽的朝廷之中，元宗是其中唯一崇拜忽必烈的人。他曾在身为太子倎时在开封附近的村落中、在当时的燕京府现在的燕都、在登上王位之后第五年入朝时在燕都的宫城和万寿山的离宫中各见过忽必烈一次。这四次无论哪一次都给元宗留下了同样的印象。那张威而不猛的温和的脸，那让人着迷的说话方式，还有他身上具有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独特的魅力，元宗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
李藏用看穿了元宗的心思，他歪着头，用无法言述的悲伤的表情说道：
“人们常说猛虎在接近兔子时眼神最温柔，而它猛然咆哮的声音响彻山谷，会让小兔子瞬间无法动弹。兵船建造的事情不就和猛虎咆哮的前奏一样吗？”
但元宗始终没有抛弃他的想法，即，只要等潘阜完成使命从日本回来，把情由上奏忽必烈，一切都会好转。忽必烈之所以生气，肯定是因为没有顺利把蒙使带到日本，等潘阜顺利从日本返回，此刻笼罩在高丽头上的这朵乌云说不定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潘阜返回江都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七月初。潘阜是前一年九月离开江都的，也就是说从出国到回国大约花费了十个多月。潘阜报告了日本之行的始末。他们九月初离开江都，之后到达合浦，十月末时顺风渡过对马岛后，为风涛所阻，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出航、折返，如此反复两次，一月末才到达了彼境西边的太宰府。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五个月，终于获准进入王都。馆舍接待很随意，传达了诏旨之后也没得到报章，虽然赠送了国赆[36]，但前往各个机构告谕后却始终没有被采纳。结果是，潘阜虽然呈上了蒙古、高丽两国的国书，但没有获得返牒就回来了。
高丽不敢耽搁，即刻决定派潘阜将事情的始末上奏忽必烈。于是潘阜在江都只停留了一天就马上动身了。潘阜从日本归国时，高丽政府正忙于征兵和造船，潘阜只见到了元宗和李藏用二人。太子谌是兵船建造的最高负责人，金俊则负责征兵事宜。人们往来于江都和大陆本土之间，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繁忙。
八月初高丽遣使蒙古上奏说：“兵员虽多方征发，但仅得万人。舟舰一千艘已委沿海官吏着手营造。”
十月中旬，蒙古派来调查兵力和舟舰的官员王国昌、刘杰等十四名官员进驻江都。王国昌负责征兵，刘杰监督造船，检阅日期定在了这年的年末。高丽要确保在那之前万无一失，于是太子谌、金俊等也开始更多地在本土奔忙而不是待在江都。他们为自己手头负责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没有一天过得安稳。
王国昌、刘杰等人在高丽向导的引领之下巡视了黑山岛。黑山岛是全罗南道西边海上的一座岛，在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其北岸是中间往里深凹的、适合船舶停留的港口。蒙古官员之所以巡视这里，显然是要把黑山岛作为远征日本时的根据地。
就这样，高丽仿佛忽然之间被卷入了从蒙古刮来的一股旋风当中。但元宗还没有放弃希望。他只等着派去的潘阜尽早从蒙古归来。
十一月中旬，赫德、殷弘现身江都。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江都。潘阜也随同一起。赫德携来了忽必烈的诏书：——向委卿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还之语，此亦安足信？今复遣赫德、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
高丽于是又数次召开会议，以选定赴日使臣的人选。并且让知门下省事[37]申思佺、侍郎[38]陈子厚和潘阜引导赫德、殷弘二位蒙使赴日。
蒙古官员王国昌、刘杰等人从黑山岛巡视回来已是十一月末。在那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四日，赴日使节一行便离开了江都。这次也是从陆路前往合浦。一行人由蒙古国使八人、高丽国使四人、随从人员七十余人组成，队伍庞大。这支大部队赴日的花费巨大，这当然要由高丽承担。出发当天，以元宗为首的高丽君臣们一同把一行人送到了草芝津渡口。
遣日使臣刚离开江都的第二天，太子谌、金俊、王国昌、刘杰等便一同离开江都前往开京。谌带着刘杰前往西海道，陪他检阅了数个地区的造船场。在开京那只造了一半就搁置的王宫的广场上，金俊让好不容易征来的一万名士兵列队接受王国昌的检查。
王国昌、刘杰等人完成各自的使命之后，于年底离开江都返回蒙古。两位蒙古监督官离开江都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海阳侯金俊被部下枢密院副使林衍刺杀了。金俊从一介武人起步，官拜侍中[39]，食邑一千户，被册封为海阳侯，是高丽的一大功臣。他将兵马大权独揽手中，在庙堂上和李藏用平起平坐，时常对蒙古的威逼压制表示不满，不服从蒙使的命令，怠慢迎侍，其言行一再对国家形成威胁。在忽必烈命令其和李藏用一起入朝时，金俊坚决不从，于是国内对金俊批判的声音不断高涨，终于因此被和他关系不洽的林衍所杀。从那天开始雪就下起来了，并一直持续到年底。就这样，在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大雪之中，对高丽来说多灾多难的元宗九年迎来了年末。
第二年至元六年，即元宗十年的三月十六日，被派往日本、高丽的一行人回到了江都。一行人登陆对马岛，想要奉上两国国书时，对马岛的官员拒不接受，他们一直被挡在那里，没能去往日本本土，于是一行人不得已便折返了。只是这次一行人把对马岛的居民塔二郎、弥三郎[40]给抓了回来。
元宗立刻派申思佺随蒙使赫德、殷弘等人赴蒙古上奏事情的始末。六月初申思佺回到江都，他的报告对高丽政府来说是久违的好消息。忽必烈对申思佺说，尔国国王不违背朕的命令，把尔等派往日本，尔等不以道程的危险为辞，入不测之地生还，及此复命，当嘉忠节等。然后又对两个日本俘虏说，尔国人来中国久矣，朕欲让尔国人来朝，无任何无理勉强，只盼把来朝之事实向后世传达而已。说完之后大加款待，还让他们去参观了万寿山的玉殿等处。申思佺还说，两位俘虏的归国事宜最近就会安排。
得到申思佺报告的当天，元宗、元宗的弟弟安庆公淐、李藏用三人在王宫的一室中会了面。
对高丽来说，蒙古方面要求建造一千艘舟舰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高丽全国为此极度慌乱，但元宗并未放弃请忽必烈收回成命的希望。忽必烈征伐日本的野心到底出于何种理由不得而知，总之以赫德等人被派往日本为契机，高丽得以从紧迫的状态中暂时脱离出来。赫德等人只到了对马岛，并没有获准进入日本国土，牒书也没交出去，但忽必烈对此并没有丝毫的不满，何止如此，他甚至还让两位俘虏进入王宫，还下发路费，安排人把他们送回了祖国。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像是急着要用兵日本的样子。还有，高丽被下令征兵，眼下也完成这项任务了，但忽必烈只是派部将前来检阅，之后也没下什么特殊的命令，这难道不能表明忽必烈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转变了吗？元宗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淐和李藏用。
“士兵们解甲归田的日子快来了，停止建造兵船的诏书最近肯定也会下来的！”
元宗说道。淐的想法和兄长略有不同，他说道：“忽必烈现正在汉水流域和宋展开最后的决战。进攻江畔的襄阳城需要不少兵船，听说他已下令陕西、四川行省动工修建新船。让高丽造船和征兵或许目的就在于此。兄长觉得高丽已脱离苦海，我倒觉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如果说有，那得等到元宋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了，在那之前还得一段时间呢。”
淐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李藏用却说道：“臣的想法与二位完全不同。忽必烈或许暂时放弃了征日的想法。但他是不会撤销造船舟和征兵的命令的。正如安庆公所说，对宋作战确实需要高丽兵船，但首先船不可能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运去，而且高丽的兵力并不足以用于对宋作战。就算可以，也很难想象对宋作战结束后，高丽就能从蒙古所要求的苦役中解脱出来。忽必烈眼下并不需要战船和士兵，他需要的是对高丽施以重役，尽可能让高丽国疲惫不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高丽丧失战斗力，陷入更严重的贫困之中，最后把高丽完全变成自己的属国。如果可能，忽必烈一定会把高丽纳入蒙古的版图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