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的迷信，并非下等社会才然，即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试看当 时政治上，遇天灾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几分诚意，和后世视为 虚文的不同。在学术上，则阴阳五行之说，盛极一时。以致有所谓谶纬者出。 东汉之世，竟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便可知其时古代遗传的思想，还遍满 于社会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间，而哲理研究之风渐盛。至于晋初，风流 弥盛。此时知名之士，始王弼、何晏、王衍、乐广等，或以谈论见长，或以 著述见称。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问题。其所宗之书，则为《易经》和《老 子》、《庄子》等。这固然由于当时的时势，有以激成人的颓废思想，而使之 趋于玄虚。然而在大体上，亦可说是两汉人拘守前人成说的反动。汉代的今 文家言，虽多存微言大义，亦不过搬演孔门的成说，并不能独出心裁。古文 家好谈名物、训诂，更不免流于琐碎。而自谶纬之说既兴，两派之士，又都 不免受其影响，有入于妖妄之势。又其时之人，拘守礼法太甚。礼是古代规 范人之行为的。时异势殊，行为之轨范，就当有异，而还强执着古代具体的 条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礼岂为我辈设”等议 论了。虽然这一班人，蔑弃礼法，不免有过甚的地方。而终日清谈，遗弃世 务，亦是社会衰颓的一个朕兆。然而以学术思想论，毕竟不能不谓为高尚的。 魏晋时代的玄学，在我国学术思想界中，终当占一重要的位置。
这时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贵“道”而贱“迹”。迹便是事实，而道 则是原理，拘守事实，不能算得古人之意。必能明于其原理而应用之，才可 谓之善学古人。这正是泥古太过的反响。
其时的儒学，虽还保守相当的领域，而亦为此派思想所侵入。当魏晋之 世，今文之学，渐已失传，盛行的是古文之学。古文之学，虽亦有其师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师说，而注重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之风既开，其后 必至变本而加厉。所以自郑玄、王肃，揉杂今古文后，又有杜预、范宁等， 不守成说，自出心裁的学派。至于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等， 兼采玄言，则为魏晋时之哲学思想，侵入经学领域的。南北朝时，南方的经 学，这两派都盛行。北方还守着汉人之说，然至隋并天下后，而北方的经学， 反为南方所征服。郑玄的《易注》废，而王弼的《易注》行。马、郑的《尚书》 废，而伪古文《尚书》行，服虔的《左氏》废，而杜预注的《左氏》大行了。
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人的一个大病。如王羲之作《兰亭集序》，说：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一类灰心绝望， 贪生怖死的话，到处都是。此时国势的所以不振，社会的所以无活气，这 实在是一个大原因。而这时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辞，则亦由于此。隋朝的 李谔说 ：“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辞，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 弊弥甚。”可见崇尚文辞的风气，是起于魏、晋之世的。魏、晋之世，为什 么要崇尚文辞呢？我们看魏文帝说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 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就可以知其所由来了。人之年寿有尽，神仙 等求长生之术，又不可恃，则不免侥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而文辞原是 美术之一，爱好文辞，也不免有些“及时行乐”的意思。所以这时候的文学， 多带颓废的色彩。从东汉以后，骈文渐兴，不过是（一）句调渐趋整齐；（二） 用字务求美丽，尚未大离其本。至齐梁以后，则“隶事‘日益繁富，字句 愈趋雕琢。始而辞胜其意，浸至不能达意了。于是有文笔之分。然笔不过 参用俗语。其语调仍是整齐啴缓，和自然的语言相去很远的，仍不能十分 适用。又古人文字，不甚讲调平仄。齐、梁以后，则渐重四声。于是诗和 文都生出律体。虽然音调谐和，而雄壮朴实之气，则远逊古人了。此亦是 其时的人，注意于修饰的一证。
文字本所以代语言。我国的文字，则因其构造的特殊，而亦成为美术之一。 古代文字，意近图画，本有美的意味。秦时，官、狱务繁，改用隶书，这是专 为应用起见。然而后来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又有”挑法“的隶书，谓之八分。 汉之末世，章程书兴，即今所谓正书，而草书亦分章草和狂草两种。前者字字 分离。后者则一笔不断。草书离正书太远了，乃又有行书，以供藁草之用。凡 此种种，无一不求其美化。其风气起于后汉，而极盛于晋代。东晋的右军将军 王羲之，即是擅名当世，而后人称其”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的。然南朝的帖， 虽为后人所宝贵，而北朝的碑，朴茂遒逸，至近世，亦很为书家所推重。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战乱的世界。其时的民生，自然是很为困 苦的。然而其中，也有几件可以特别注意的事情。
其（一）是两汉人均田的思想，至此而实行。汉代的人，本都有个恢复 井田或限名田的思想，然终未能实行。及王莽行之，而反以致弊。于是当时 的人，又有一种议论 ：以为井田之制，当于大乱之后，人民希少，土田无主 之时行之。天下事，大家无此思想则已。如其有之，而又为多数人所公认， 成为一种有力的舆论，则终必有一次试行的机会。晋武帝的户调式，便是 实行此种理想的，其制 ：男女年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 六十五为次丁。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 ：丁男课田五十 亩，丁女三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令天下的人，依年龄属性之别，而各有同等之田， 因之而输同等之税。其于平均地权之意，可谓能极意规画了。然而井田制之 难行，不难在授人以田，而难在夺人之田。无论如何大乱，土田总不会完全 无主的。夺有主之田，而界之他人，必为人情所不愿，而其法遂难推行。所 以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令，又有桑田、露田之别。桑田为世业，露田则受之于 官，而亦还之于官。案《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则此所谓桑田， 疑即是宅田 ；或者是久经垦熟，世代相传的田，人情必不肯轻弃，所以听其 私有。而其余则归之于公。这亦可谓善于调和了。晋武定户调式后，天下不 久即乱，究竟曾否实行，很成疑问。便是魏孝文的均田令，曾实行至如何程 度，亦很难说。然而以制度论，则确为平均地权的一种良法了。
其（二）是自古相沿的阶级，这时代，因环境的适宜，又有发达之势。 社会有所谓士庶，其根源，大约是古代的贵族和平民。古代的贵族，其世系 都有史官替他记录。所以家世不至于无考，而士庶亦不至于混淆。自封建制 度破坏，国破家亡之际，此等记录，未必更能保存。加以秦人灭学，诸侯史记，被他一把火烧尽。于是秦、汉以来，公侯子孙，就都”失其本系“了。汉朝 是兴于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论门第。自古相沿的阶级，到此本可铲除。然 而政治上一时的设施，拗不过社会上自古相传的观念。向来称为贵族的，还 是受人尊敬，称为平民的，还不免受人轻蔑，这又是势所必然。两汉时代的 社会，大约便系如此，此乃当时习为固然，而又极普遍的现象，所以没人提起。 汉末丧乱，士流播迁。离其本土者渐多。其在本土，人人知其为贵族，用不 着特别提起。到播迁之后，就不然了。这时代的人，所以于氏族之外，尤重 郡望，职此之由。而五胡之族，颇多冒用汉姓的。中国士大夫，耻血统与异 族相混淆，而要自行标举，自然也是一个理由。再加以九品中正的制度，为 之辅助。士庶的阶级，自然要画若鸿沟了。
区别士庶，当以魏、晋、南北朝为最严。不但”婚姻不相通， 仕不相假“， 甚至”一起居动作之微，而亦不相偕偶“。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一 条可知。但是当时的士族，已有利庶族之富，和他们结婚、通谱的。隋、唐 以后，此风弥甚。如此，则血统淆混、士庶之别，根本动摇。所以在隋、唐 之世，门阀制度，虽尚保存，其惰力性。一到五代之世，就崩溃无余了。魏 晋南北朝，正是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大抵安坐无所事事。 立功立事，都出于庶族中人，而贵族中亦很少砥砺名节，与国同休戚的。富 贵我所固有，朝代更易，而其高官厚禄，依然不改。社会不以为非，其人亦 不自以为耻。这真是阶级制度的极弊。
这时候，是个异族得势的时代。汉族为所压服，自然不免有种种不平等 的事。而社会上的媚外，亦遂成为风气。这真是闻之而痛心的。《颜氏家训》 说 ：“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 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我们看《隋书·经籍志》， 所载学鲜卑语的书籍很多，便知这样的，决不是一两个人。这是士大夫。至 于小民，则史称高欢善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鲜卑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 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 ：“鲜卑是汝 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一为武士， 一为农奴，此时北方汉人所处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两汉以前，北方 的文化，本高于南方，富力亦然。自孙吴至陈，金陵为帝王都者三百六十年。 五胡乱后，北方衣冠之族，纷纷南渡。南方的文化，遂日以增高。浸至驾北 方而上之，而富力亦然。试看隋唐以后，江淮成为全国财富之区。自隋至清， 帝都所在，恒借江淮的转漕以自给，就可明白了。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
隋之统一与政治
从南北朝至隋，可以算我国历史上一个由乱入治之世。但是其为治不久。 论起隋文帝的为人来，也可以算一个英明的君主。他的勤于政治，和其持身的节俭，尤其是数一数二。所以承南北朝丧乱之后，取民未尝有所增加， 对于杂税等，反还有所减免。而其时府库极为充实。重要的去处，仓储亦极 丰盈。其国富，古今少可比拟的。
但是隋文帝有个毛病，便是他的性质，失之于严酷和猜忌。所以他的对 付臣下，是要运用手腕的。而其驭民，则偏于任法。因此其所任用的人，如 杨素、苏威等，非才知之士，则苟免之徒，并无立朝侃侃，与国同休戚的。 而人民也没有感恩的观念。他又偏信皇后独孤氏，废太子勇而立炀帝。荒淫 暴虐，兼而有之。而隋遂不免于二世而亡，与嬴秦同其运命了。
南北朝以后，荒淫暴虐的君主颇多。其性质，有近乎文的，如南朝的陈 后主是。亦有近乎武的，则如北朝的齐文宣是。这大约和当时异族的得势， 不无关系，而南朝的君主，多出身微贱，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隋及初唐 之世，此等风气还未尽除。如隋炀帝，便是属于前一种的。如唐太宗的太子 承乾，则是属于后一种的。
炀帝即位之后，即以洛阳为东都。他先开通济渠，引榖、洛二水，通于 黄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又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 杭，长八百里。他坐了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 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又开驰道，从大行到并州，由榆林以达于蓟。开运河， 治驰道，看似便利交通之事，然而其动机非以利民，而由于纵欲。而其工程， 又非由顾募，而出于役使。如此，人民就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了。
当南北朝末年，突厥强盛。周、齐二国，恐其为敌人之援，都和他结婚姻， 而且还厚加赠遗，以买其欢心。然而突厥益骄，边患仍不能绝。隋文帝劳师动众， 又运用外交手腕，才把他克服下来。突厥的启民可汗，算是称臣于隋。又从慕容氏侵入中原之后，辽东空虚，为高句丽所据。至隋时不能恢复。这确是中国 的一个大损失。为炀帝计，对于突厥，仍应当恩威并用，防其叛乱之萌。对于 高句丽，则应先充实国力，军事上也要有缜密的计划，方可谋恢复国土。至于 西域诸胡，则本和中国无大关系。他们大抵为通商而来。在两利的条件下，不 失怀柔远人之意就好了。而炀帝动于侈心。任用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沿途盛 行供帐。甚至有意使人在路旁设了饮食之肆，邀请胡人饮食，不取其钱，说中 国物力丰富，向来如此的。胡人中愚笨的，都惊叹，以为中国真是天上。其狡 黯的，见中国也有穷人，便指问店主人道：你这白吃的饮食，为什么不请请他们？ 店中人无以为答。如此，花了许多钱，反给人家笑话。他又引诱西突厥，叫他 献地数千里。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谪罪人以戍之。这些都是荒 凉之地，要内地转输物品去供给他。于是西方先困。他又发大兵去征伐高句丽。 第一次在六一一年，大败于萨水。六一三、六一四年，又两次兴兵，高句丽仅 貌为请降。而这三次，征兵运饷，却骚动天下。当他全盛时，曾巡行北方。幸 突厥始毕可汗衙帐，始毕可汗极其恭顺。到六一五年再往，始毕可汗便瞧他不起。 把他围在雁门。靠内地的救兵来了，才算解围。明年，炀帝又坐着龙船到江都。 这时候，天下已乱，他遂无心北归。后来又想移都江南，而从行的都是关中人， 心上很不愿意。宇文化及等乘机煽惑。炀帝遂于六一八年为化及等所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