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赤胆忠心 临危不惧
1927年1月，厦门市总工会（筹备会）和中共厦门市委成立，罗扬才当选为总工会（筹备会）委员长和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长。当厦门地区北洋政权垮台时，他及时把工人、学生的革命力量组织到反帝斗争路线上来，声讨英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声讨日本轮船“横山丸号”资本家屠杀厦门码头工人的罪行，揭露天主教堂“仁慈院”残害13名中国儿童的滔天罪行。罗扬才等发动的这些反帝斗争，大大地提高了厦门人民的觉悟，尤其是随着斗争的深入，更加广泛地动员了厦大师生、教会学校师生和文化界爱国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公开叛变革命，掀起反共逆流。对风起云涌的厦门革命运动极其恐慌和仇视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决定首先在厦门发难。在4月初，右派已经到处扬言“要干掉罗扬才”，同时制造舆论：“如果罗扬才愿意放弃总工会，离开厦门，可以送他10万元。”右派势力的威胁利诱丝毫没有动摇罗扬才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那时，不少革命同志出于对罗扬才的爱戴，都劝说罗扬才暂时离开厦门，免遭毒害。然而，罗扬才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坚决表示：“我不能走，这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并着手加强工人纠察队，准备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壮烈牺牲 光芒永驻
1927年4月8日深夜，反动当局派出大刀队包围了厦门总工会（筹备会），翌日上午逮捕了罗扬才，同时被捕的还有厦大学生、共产党员杨世宁、黄埔树等7人。反动当局召开所谓“拥蒋护党大会”，通电请愿，实行“清党”，提出惩办十几个人的“黑名单”，随即搜查和封闭总工会、学联等革命团体，进行全市大搜捕，迫害革命分子，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团体遭受摧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鹭江海岛。
罗扬才被捕后，中共厦门市委和厦门总工会（筹备会）、厦大党支部立即进行营救，并发动了全市性的罢工抗议。次日，大批工人纠察队手持木棍举行游行请愿，厦门20多个团体亦联名要求保释罗扬才等人。海军司令林国赓看见工人纠察队抗议活动来势勇猛，不敢执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发出的“就地枪决罗扬才”的密令，只得秘密用军舰押解罗扬才等到福州。
罗扬才牺牲前，曾托人带信给中共闽南特委，表示：“为革命而死，我觉得很快乐。”他还在信中勉励厦门工人和青年：“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就义前，罗扬才还慷慨激昂地告诉狱中难友：“为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并说：“革命者是杀不尽的”，“今天反动派杀我一个罗扬才，明天定有千万个罗扬才站起来”。临刑前，他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昂首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殉难时年仅22岁。
罗扬才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厦门后，厦大师生、厦门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同声哀悼。1927年9月底，南昌起义部队到达广东汕头，周恩来会见从福建来的同志时，对罗扬才的牺牲表示深切的悼念。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期间，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王若飞等十几人参加编写的《革命烈士传记》，为厦门大学党支部首任书记、厦门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罗扬才写了传略，颂扬他是“学生领袖”、“工人领袖”、“先锋战士”。
在党的领导下，厦大师生和厦门人民把悼念罗扬才的活动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革命宣传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厦大党支部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成为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市委的重要活动据点。在长期的战斗岁月里，厦大地下党员和革命师生，继承罗扬才烈士的遗志，踏着罗扬才烈士的血迹，在急风暴雨中冲锋陷阵，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无私地献出他们宝贵的青春，为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从1927年罗扬才壮烈牺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历时22年的战斗岁月里，共有20多位厦大儿女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捐躯，他们是厦门大学的光荣和骄傲！
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无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和献身精神，仍然是当代青年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路明灯和强大动力。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生涯短暂而辉煌，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捍卫了革命信仰。我们深信，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代代相传，光芒永驻！
以萨本栋校长为代表的抗战时期厦大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
厦门大学建校90多年来，历尽沧桑。有一段我们永远无法忘怀的历史，那就是抗战时被迫内迁闽西，艰苦办学，前后共历时8年之久。在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的穷乡僻壤，在萨本栋校长的领导下，厦门大学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长足发展，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材，办学成绩非常突出，成为东南一隅的文教中心，“南方之强”从此蜚声中外！
一、临危受命 筚路蓝缕
1937年初，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实业严重受挫，遂于7月1日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献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厦门大学。7月6日，教育部敦聘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萨本栋博士为校长，次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萨本栋，字亚栋，蒙古族，1902年7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和教育家，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伍斯特工学院学习，获工学士、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美学生中之佼佼者，二十五六岁已蜚声学术界。1935年被聘为美国大学理工科客座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代所长。他曾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的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得到当时国际电工界的高度评价。英文专著《并矢电路分析》在电机工程研究中属于新开拓的前沿，该书一出版立即被选入国际电工丛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1月金门沦陷，战火很快蔓延到厦门。为保卫学校免遭战争破坏，临危受命的萨本栋校长在周辨明等教授的建议下，当机立断，于12月分批内迁闽西长汀，从此筚路蓝缕，开始长达8年的艰苦办学。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厦大才回迁厦门。
抗战时期，全国多所高校在不断搬迁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长期计划，多番迁移，颠沛流离，师生员工不断减少，图书设备损失惨重。有的学校在迁移中，遭到日寇轰炸或遭遇其他劫难，大量物资被毁，无法继续办学。而厦大由于萨本栋校长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领导才能，在搬迁过程中，图书、仪器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保存得比较齐全。到达长汀后，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并于1938年1月准时复课，这在全国内迁高校中是极为鲜见的。
在那烽火连天的非常年代，萨本栋校长等厦门大学领导集体以身作则，以校主陈嘉庚为榜样，勤俭办学，治校有方，树立了严谨的校风。广大师生也纷纷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以苦为乐、为国兴学的豪迈气魄。内迁后，学校因陋就简地利用小小的县文庙为大礼堂兼图书馆，作为教学中心。教授及家属挤住仓颉村仓颉庙和破损的长汀饭店，每人仅分到一两间房间；单身员工全部住在八角亭；而男女生只能以旧祠堂、庙宇为宿舍。学校虽然迁到了山区，但并没有完全远离战争的威胁，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扫射。敌机临空时，萨本栋校长总是亲自指挥同学们疏散，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进入防空洞，并亲自把守洞口，敌机不去，坚决不让学生冒险出来。
二、自力更生 共克时艰
内迁长汀时，学校经费不足，领导群体事事精打细算，力求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长汀地处山区，不仅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全城没有电力供应。学校从江西买了一辆小轿车，作为“校长座车”，萨本栋校长却把小轿车的发动机拆下来，与从桂林买来的一台20千瓦的发电机和一台用木炭做燃料的小型煤气发生器配合组装起来，在校园内架设了输电线。就这样，厦大有了自己的“发电厂”。为了满足教学需要，学校还筹建水利实验室以及一座具备模、铸、锻、机、钳和动力等各个工段的实习工厂，为理工学院各学生的学习创造十分难得的条件。原材料缺乏，学校就因地制宜，利用驻长汀美国空军一架报废的军用飞机，把它拖到实习工厂，将大量的铝合金器件熔化铸成各种材料。当时药品来源也受阻，重要酸碱就自己制造。还自制制冰与燃气装置，供教学之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为保证教学和科研顺利进行，学校克服重重困难，设法向国外订购急需的书刊和药品。当年图书馆向美、英、法等国订购最新出版的主要图书刊物，并且一直没有因战事而停止，中外学者对此赞叹不已。
物资匮乏，师生的生活十分清苦，于是学校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制豆腐，提倡吃糙米。学校对饭量不加限制，这一点很受流亡学生和内地贫困学生的欢迎，保证了他们身体健康成长的正常需要。现在厦大实行的免费米饭，可以说其来源于此。许多同学买不起新衣服，脏了脱下来洗，一晾干就马上再穿；旧衣服是一补再补。有些同学同穿几套破衣服，甚至连口袋里的钱也是共享的。住的条件就更不用说了，一到夏天，蚊子就像气势汹汹的日寇轰炸机似的，一窝蜂地涌进宿舍。家境困难的学生没钱买蚊帐，就用被单当蚊帐。可是旧的被单不透气，闷热难当，人蒙在里面，简直都喘不过气来。更为严重的，有的同学染上了疟疾，忽冷忽热，苦不堪言。宿舍也不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十多个甚至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大房间里，人多了，进进出出，非常嘈杂。室内灯光差，只好自备灯草芯油灯，书看久了，头昏眼花，感觉纸上的字都在跳舞。于是，阅览室成了同学们最理想的读书场所。每天清早图书馆阅览室开门之前，门口总是排着一条长龙，门一开，同学们轰的一声，争先恐后地去抢占位置。阅览室里人头攒动，同学们在灯下悄悄地阅览学习，气氛特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生活和学习条件是艰苦的，但大家都怀着“读书救国”的信念，造福国家和社会的雄心壮志，劲头十足，没有谁敢懈怠，主张不读书。
三、严于治校 患难与共
从严治校、从严治学，是厦大内迁时期的一大特色。萨本栋校长从一开始就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发布“信条20条”。学校管理十分严格，新学期注册时，要求学生入学报到日期绝对不许超过。很多人以为战时交通困难，可以通融，但学校铁面无私，迟到者均被拒收。萨校长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绝不通融，所以背后被人戏称为“杀不动”（谐音）。
学校还十分强调质量。萨本栋认为：“如果顾到量，就不能顾到质，所以宁可放弃量的发展，以谋质的改进。”为此严把入学关口，择优录取新生。国民党某地的海军司令以他的儿子能录取厦大为条件，许诺将马尾造船厂的全套机械设备无偿赠送厦大，被萨本栋校长严词拒绝。萨校长的亲戚多次报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学校特别注重基础课教学，如一年级的国文、英语和数学，学生必须修好这两三门课程，不及格者重修，重修再不及格就勒令退学。学生选课，既爱又怕，因为选这几门课就必须经得起艰苦的磨炼，偷懒松懈是没有出路的。像微积分课，老师不布置作业，也不收缴作业，可同学们个个非常自觉，从头至尾把习题做过一遍，而且常常带着难题进入梦乡。正因为学校实行“严进严出”，长汀时期培养出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才。
由著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教学，又是当时厦大的一大特色。像萨本栋校长，当时已是国内外闻名的学者，可每周都要上课，既教物理学又教微积分。这种安排不仅使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名教授的直接教育和人格熏陶，而且为年轻的教学人员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当时学校经常有专题报告会，大大拓展了同学们的眼界。如周长宁和卢嘉锡两位老师先后做关于原子弹问题的报告；李培囿的恋爱心理学等讲座，差不多每次都座无虚席；而王亚南教授讲演时，不但室内爆满，连窗外也站满听众。
萨本栋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他认为对学生必须“砥砺气节，养成良好公民德性”，每学期都要对学生进行训导，教育他们爱国、节俭、尽责、团结向上等等。学生虽来自五湖四海，但在学校的训导和氛围影响下，均能遵守校规公德。他们以气节自勉，不少宿舍还张贴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汀时期，尽管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但校风淳朴，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和盗窃案件，课程考试一般不需要人监考，因为学生高度自觉，罕有作弊现象。
那时，同学们的精神生活也非常丰富，经常举行学术讲座、学术讨论、野游等活动。同学们还组织“铁声歌咏团”，歌唱抗日救亡歌曲。校内经常举办音乐会，师生同台演出，其乐融融。至于厦大话剧团演出的《雷雨》、《原野》、《家》、《北京人》、《清宫秘史》等剧目，更是轰动整个长汀。同学们的体育锻炼也蔚然成风，一年到头，各项赛事接连不断，同学们的参与热情，一点都不比现在差。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内迁长汀时期，所处环境非常恶劣。然而，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激发了厦大人患难与共、团结友爱的精神，大家能够互相合作，互相谅解，互相照顾。高年级同学毕业前向低年级同学转让旧书、制图仪器和计算尺，是常有的事。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是水乳交融，洋溢着深厚的情谊。
四、南方之强 蜚声中外
内迁时期，在萨本栋校长精心擘画下，厦门大学自强自立，艰苦办学，成就斐然。同战时的其他国内各大学包括一些名校相比，厦大当时聘请的老师多数来自清华大学，个个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教学科研气氛良好，学生接受相当完善的教育。厦大毕业生基础扎实又能够吃苦耐劳，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好评。1941年和1942年，厦大连续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学业竞赛，按获奖人数与在校生数、全校系数及全年经费数的比率，厦大蝉联第一，引起教育界的轰动。
由于学校办学成绩突出，成为东南一隅的文教中心，“南方之强”的美誉不胫而走，蜚声中外。不少青年学生不顾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慕名而来；远在北方沦陷区的学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数千里，以能考上厦大为荣。
厦门大学校誉日隆，不少外籍人士前来参观访问。例如，英国雷立克教授来华时，慕厦大之名，不远千里，特来专访；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权威李约瑟也亲临长汀厦大；美国地质地理专家葛德石来长汀后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时，称赞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最完善的大学”。1940年校主陈嘉庚曾到长汀视察，目睹厦大师生自强不息、艰苦办学的精神，大为赞赏，勉励有加。
内迁时期，厦大曾经造就了整整一代人。今天，他们分布于国内外，不少成为中流砥柱的人物。以1946级数理系为例，当时只有6位学生，其中3位成为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固体物理学专家谢希德，高分子化学专家林尚安，地球物理化学专家曾融生。2000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林幼堃，是我校1946级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参加过两弹研制的陈国珍，捐献巨资建嘉庚楼群主楼和建文楼的丁政曾夫妇，都是当年的学生。至于成为教授级的专家学者，更是不计其数。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变了，环境也优越多了，生活条件更是大大提高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先辈们艰苦创业的历史，在内迁长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厦大师生体现的团结进取、砥砺节气的自强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值得我们发扬！
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
王亚南校长和陈景润教授是厦门大学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有趣的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1950年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时，陈景润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进入数学系继续学习，并于1953年提前毕业，由国家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学校不让陈景润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第二年被校方“停职回乡养病”，在福州街头摆小摊子，以出租连环画为生。到福州开会的王亚南校长碰巧看到了这一幕，觉得这样浪费人才实在太可惜了，于是就与数学系商量，把他带回厦门大学，其后安排在数学系资料室工作。王亚南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事迹，曾被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可以说，这是陈景润一生的转折点。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他们两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科学精神。
王亚南校长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