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不但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而且科研成果丰硕，引得国内外教育界的瞩目。这自是跟厦大环境及办学条件有关，也与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任校长有关。
王亚南一生追求真理，努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和教育两大领域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享誉海内外。
正是在王亚南任厦大校长的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王亚南率领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并认真贯彻，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亚南是厦大师生向科学进军中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是厦大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不息的一生
王亚南，又名直淮，号渔邨，笔名碧辉、王真，1901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三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淋山河王家坊的农民家庭。少年失怙，家境贫寒，6岁入村里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后在其大哥的支持下，进县城学堂即黄州小学堂就读到毕业，再后在其已出嫁的姐姐的资助下到武昌第一中学读到高中毕业。1922年，王亚南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学习，因家乡闹水灾，兄姐无力资助，自己设法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就这样半工半读到大学毕业。
青少年时期的王亚南，学习十分刻苦用功，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学生时代，他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上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获得中共地下党员王仲友赠送的《共产党宣言》，听取了当时任武汉中小学教员的党政训练处负责人董必武的演讲，使他较早地接受了进步思想。
1926年，大学毕业后，王亚南到一所私立中学（武昌成城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当时北伐军兴，他经同乡、中共地下党员王仲友介绍，于1927年初转到长沙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学生军教导团任连队政治教员。不久，因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导致大革命失败。王亚南亲眼看到无数革命者惨遭屠杀，心中无比悲痛，愤然离开长沙返回武昌，谋职不成，流落到上海，仍然找不到工作。1928年他辗转到杭州，寄寓于西子湖畔、保俶塔下的大佛寺中，打算以写小说投稿谋生。
写小说是一种文艺创作，而创作促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中国往何处去？这是王亚南和当时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这问题时时萦绕于他的脑际。
这年冬天，王亚南在大佛寺中邂逅结识江西人、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1905—1976）。郭大力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了一年书，因思想倾向进步，被学校解聘，当时也栖身于这个大佛寺，寻找新的工作。两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两位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遂结成莫逆之交，共同商定：长期合作，研究经济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先从翻译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入手，着手做些准备工作。这是王亚南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抉择。从此，王亚南走上了积极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
1928年底，这两位刚结成莫逆之交的热血青年，由于生活所逼，不得不暂时分开，郭大力回上海教书，王亚南得友人方达功的资助东渡日本深造。
东渡日本后，王亚南在东京勤奋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日文和德文，按自己与郭大力共同订立的计划开始翻译有关经济学著作。从1930年起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部译著出版。其中，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成出版后轰动了上海学术界，被誉为“盛举”。这些都在为翻译《资本论》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在东京期间，王亚南在潜心翻译古典经济学的同时，时刻关心祖国的前途，积极参加当时国内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1931年6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封建制度论》一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颇引人注目。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王亚南得知后怀着满腔义愤回到祖国，在上海一边继续从事写作、翻译，一边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并兼任暨南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工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因不满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做法，联合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动“闽变”。王亚南闻讯放下手边的翻译工作前去参加，出任福建人民政府文教委员并兼任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王亚南和许多参加“闽变”的人受到通缉。因此，王亚南取道香港流亡欧洲，在德、英等国住了一年多。其间，他广泛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事迹，深入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继续进行经济学的翻译和研究，写成了《德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这对翻译《资本论》大有助益。
1935年初，欧洲形势急剧变化，政治气势恶化，王亚南无法继续住下去，他取道莫斯科去日本。是年冬，王亚南从日本回到上海，在那里与郭大力会合，全力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王亚南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上海沦陷，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下，王亚南转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与同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人频繁接触，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就在这一年的8-9月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大卷全释本，在党的关怀与支持下，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举动，轰动了中国学术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王亚南成了国内声望甚高的经济学家之一。
1939年10月间武汉失守，王亚南从湖南往广西、贵州等地辗转到重庆，在乡间住了一段时间。
抗战时的重庆号称陪都，集中了许多抗日志士、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反人民政策，致使许多人遭受迫害，住乡间的王亚南亦不安宁，住处遭搜查，连上海寄去的《资本论》中译本也被扣留。那里真可谓“暗无天日”！
重庆待不下去，王亚南决定离开。他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之聘，于1940年9月来到广东北部坪石镇，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除了讲课，王亚南还致力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和战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为推动研究工作，他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并出任主编。
在中山大学，王亚南作为教育家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与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在校内团结一批教授，以民主战士的姿态站在教育战线的前列，利用学校讲坛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不久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在教学中，他重视实践，鼓励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王亚南的做法，得到广大学生的赞颂，却遭到国民党当权者的嫉恨。1944年王亚南被迫离开中山大学，到抗战时的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到任后，王亚南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和经济科学出版社，并组织研究人员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不久，王亚南应聘兼任当年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讲授高级经济学和中国土地问题等课程，深受厦大学生的欢迎。
1945年，国民党政权福建当局，以莫须有罪名诱捕了社会科学研究员、著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潮（也称羊枣），是谓“羊枣事件”。对此，王亚南十分愤怒地表示：“他们可以抓走我们的人，但绝不能叫我们干他们所要干的事！”为此，他愤然辞职离开永安。
离开永安后，王亚南正式应聘到搬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厦大由长汀迁回厦门，王亚南也与厦大其他人员一道回到厦门，在厦大继续讲授经济学课程。其间，他应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之邀赴台讲学一个多月，对闽台学术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战胜利，国家重建，有赖仁人志士，学校要壮大进步力量。
在厦大任职期间，王亚南引荐、聘请了一大批进步学者如郭大力、林砺儒、熊德基等相继来校任职。同时王亚南独树一帜，创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既加强了厦大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也有力地支持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王亚南在厦大学生中享有甚高的威望，也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嫉恨和威胁，他不时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特务们的卑鄙手法，王亚南大义凛然，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回击反动势力。王亚南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既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战士。1946年厦大从长汀迁回厦门后，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政的变本加厉，校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进步活动也日益发展。某些人自诩为超阶级者“只读圣贤书，不问窗外事”。而王亚南则不然，他总是关注着时事，遇事临危不惧，敢于挺身而出。有一次，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了两位女同学，她们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学生军，在军队里做了一些进步工作。王亚南闻讯设法援救，经多方据理交涉，使她们终于获释。
为了王亚南的安全，1949年初，地下党组织帮他从厦门转移去香港，在香港达德学院兼课以维持生计。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又精心安排将他和一批进步人士离港北上，到北京后，董必武和林伯渠代表周恩来总理到招待所看望王亚南一家人以及同时到达北京的民主人士，这使王亚南他们大受感动。大家表示，今后的工作要听从党的安排。接着，王亚南被安排到清华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
1950年5月10日，政务院正式任命王亚南为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6月中旬，他离京南下，经上海于7月抵达厦门上任，接掌厦大，从此开始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而辛勤耕耘。他不但亲自抓学校各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以及教学的检查和总结，且每每走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亲自上课。他以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厦大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努力将学校办成一所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为此，除了设院系和专业，以便于教学，还根据原有的基础，设立经济、化学、海洋三个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接着他先后办起了《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以及科研园地《学术论坛》（文科）、《科学进展》（理科）、《厦大学生科研汇报》等，借以推动培养人才工作。
担任厦大校长期间，王亚南除了校务工作，给学生上课，自己还抓紧点滴时间，从事科研工作，修订《资本论》中文译本，撰写《＜资本论＞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等。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多种重要的社会职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时，他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1954年起他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等职。1956年，他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1957—1958年率中国教育专家组赴缅甸工作三个月。
1957年5月23日，王亚南在厦大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从此，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组织生活，遵守党的纪律，按期交纳党费，还以交党费的形式将《资本论》中译本修改版费交给党组织。他更加注重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和加强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王亚南作了《大学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专题发言，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除了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多方灌输马列主义以提高政治意识外，还应当“在如何使教学、科研工作更密切联系实际，及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思想、习惯、感情更多地接近劳动人民。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明确方向，也无疑是学校党委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确定方针”（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1960年9月，王亚南以团长身份率福建省代表团赴北京出席全国首届文教系统群英会。会后，王亚南向厦大师生作了一场报告，谈了自己的感受，鼓励师生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人人争当先进。
1961年4月，王亚南到北京参加了高校文科教材编审工作会议，他承担了主编一部政治经济学史教材的任务。主持会议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特别提到：“郭老、范老、翦老、艾思奇同志、王亚南同志……要加一把劲啊！”王亚南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重，决心全力以赴。不久，经校党委同意，王亚南暂时摆脱校务，从厦门转上海，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学史的编撰工作。
对于这部《经济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王亚南原先计划分两步走，编写出版两种版本：一是在两年内完成的较低要求本；二是五年内完成的较高要求本（50万字）。不久，他拟出了编写大纲，写了绪论，提出这部教材的体系、结构、编写原则及其特色。王亚南说，这部教材不仅要阐述近代的经济学说，还要阐述古代、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和当代的经济思想；不仅要阐述西方的经济思想、理论，还要阐述中国的经济思想、理论；不仅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理论，还要阐述列宁、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理论；同时还要阐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改良社会主义者以及修正主义者的经济思想和观点，以资比较研究。在取得各有关部门的认同和支持下，王亚南通过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从华东区高等学校经济系抽调三名中青年教师到他身边来边学习边协助他编写这本教材，拟先编出一套经济思想史资料，在资料汇编基础上正式编写出经济学史教材。
1964年下半年，教材的编写工作才刚刚开始，全国开展社教（“四清”）运动。王亚南即让三位中青年教师回原单位参加运动，自己亦于1965年3月从上海回到厦门，教材的编写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回到学校，王亚南仍思考着编写教材的事。1965年底，王亚南想稍改变一下编书计划，就在厦大校内继续把教材的编写工作进行下去。只是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容他专下心来编书，工作进展不多。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掀起，王亚南亦受到冲击，挨了批斗，不久还得了病。即使这样，王亚南仍挂念着教材的编写事。1968年国庆时，他对秘书说：“这部书还是要写的。”“只要不死，只要不被定为牛鬼蛇神，我还是要把书写出来。”这是何等的精神！只是后来病情的发展，使他不能如愿以偿，真是千古遗憾！
王亚南一向身体健壮，只是因为从事脑力劳动，平时血压偏高，服用降压药后，也还正常；1964年因心脏有点毛病，曾到太湖疗养了半个月，自觉好了许多，出来后又开始紧张工作。
“文革”中因受冲击，王亚南的健康受到极大影响。1968年下半年起，他感到关节疼痛，左手发麻；1969年初，心脏发痛，一时未引起充分注意，照常参加开会学习。不久，王亚南的病情更严重了，两脚不能行走。8月中，经厦门中医会诊，怀疑脊椎长瘤。8月27日，由医师陪护他去上海进一步检查。上海某医院检查诊断为后期脊椎癌，治疗也难，劝他回家休息。后经多方设法，转到华东医院抢救，华东医院医师想用抗癌药来控制，但因癌细胞已扩散开来，效果不大。11月3日，病人昏迷过去，靠输氧气维持生命。1969年11月13日4时40分王亚南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8岁。
周恩来总理得知王亚南病危时，给福建指示：王亚南同志是个爱国知识分子，一贯表现好，死后要在上海、厦门两地分别开追悼会，并登报。只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总理的指示未得到贯彻，追悼会没有开，只草草地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登报，以致人们许久还不知道王亚南去世了。
“四人帮”垮台后，中共福建省委于1978年12月23日在福州为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有过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科学家和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王亚南的生前友好、厦大师生代表、省市有关单位代表、王亚南老家的县乡代表、王亚南的家属（包括老家亲人王英伯）等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陈云、方毅、彭冲等中央领导敬送了花圈，厦门大学师生员工敬献了一副挽联：
辛勤译著传马列，业绩永垂海内；
不倦教诲育桃李，深情常存鹭滨。
挽联表达厦大师生员工对王亚南校长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此后，又在美丽的厦大校园内矗立起王亚南的半身铜像，让后人瞻仰和缅怀，并成立了“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以弘扬这位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
王亚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爱憎分明，治学严谨，在68年的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著译40余部、文章300多篇，多跟研究、运用和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关。他生前曾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任过职，特别是在厦门大学任校长近20年之久，这不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即使在世界的大学中，都是少见的。
二、翻译、研究、宣传《资本论》，并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
王亚南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科学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学习和工作。讲到王亚南的科学精神，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把他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联系在一起。王亚南一生追求真理，以巨大的毅力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翻译、研究、宣传和应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而闻名海内外，成为我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受到人们的崇敬和赞颂。这是他科学精神的最光亮点。
《资本论》三大卷中文本的翻译和出版，是王亚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巨大贡献，这是他与郭大力一起前后经历十年时间才完成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第二、第三卷则是在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由恩格斯加工整理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资本论》的写作与出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翔实的材料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深入揭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阐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指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胜利的道路。《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求解放的“圣经”。王亚南认为，《资本论》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新兴科学，是总结人类社会变革思想，“它里面不仅贯穿着一切社会变革的基本原理，并把发现阐述那些原理的方法也给我们指示出来了”。因此，它是一部关系人类命运的书（见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第328页）。
《资本论》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1920年。这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登载了《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称“《资本论》自叙”。后于1930—1934年间，先后有过四种《资本论》中译本在中国出现，但都只译出部分章节，最多也只译完第一卷。直到1938年8、9月间，中共上海地下党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本，才是中国第一部全译本（不包括理论史部分，即马克思原计划的《资本论》第四卷），影响巨大。
《资本论》三大卷是怎样翻译成中文的呢？王亚南在一份自传中写道：1935年，他从海外回国住上海，当时地下党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约他和郭大力翻译《资本论》，他们把它看成是党给他们的最大光荣和信任，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1936至1937年两年中，王亚南除了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翻译《资本论》工作上。《资本论》被誉为是一部活的辩证法，不仅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而且是一部历史的书、哲学的书，翻译它要有丰富的知识，那不是一般懂得外文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而《资本论》中所讲的理论原理，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经济范畴的概括，那又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特别是《资本论》中的许多名词概念，在中文辞典里是查找不到的。翻译时既要忠于原文，又要让中国读者看得懂，做到信、达、雅，可说是一次再创作。王亚南与郭大力分工合作，根据德文原文，参照英、日译本，也参考当时国内已翻译出版的部分读物，尽可能通俗地将全书翻译出来。那时，抗日战争已开始，日本侵略军不断进攻中国，上海一片混乱，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条件很差。在恶劣环境里很难进行工作，而王亚南又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和神经衰弱症，更是雪上加霜。但王亚南不顾这些，他与郭大力合作，手不停笔，废寝忘食，带病坚持工作，一字一句地细心琢磨，反复推敲，译出初稿后又不断修改、加工。经过整整两个寒暑，终把17篇98章178万余言的三大卷《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
《资本论》中文本的译成与出版，轰动了中国学术界，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更加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中国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推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按原来计划，在《资本论》中文译本出版后，王亚南要继续与郭大力合作翻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亦称《资本论》第四卷）。可因时处战争年代，二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未能合作，而由郭大力单独承担该书的全部翻译工作，王亚南转到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这当中，他从未放下对《资本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在科学研究方面，王亚南除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作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后来结集出版，即为《＜资本论＞研究》的专著以外，更以《资本论》为指导，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探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说：“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王亚南：《致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一封公开信》，载《每日论坛》1946年11月）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在应用，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豪迈地发出倡议：以中国人资格来研究中国经济学。他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术语，后来一直为经济学界所采用。在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王亚南就是以中国人资格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加以中国化，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了中国经济学这门学科。《中国经济原论》出版于1946年，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资本论》中的结构、体系和范畴探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出中国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研究了旧中国社会的商品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润和利息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等，即从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考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从中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体系。这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科学而系统的经济学体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被誉为是中国的《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修订重印出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既是王亚南对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而阐发自己的科学见解，也在为中国民众学习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提供经济理论方面的解读，以“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
王亚南另一本研究旧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出版于1954年，集结了他十几年的研究成果，那是从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些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集权官僚政治问题、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问题、民族产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等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有机联系。在书中王亚南着重分析中国封建经济的实质和超经济剥削的特点，率先提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具有弹性的理论：深入剖析中国地主经济整个意识形态，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与儒家学说及宗法制度在缓解和调节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功能，简要阐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地权关系的运动规律。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王亚南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地主经济论”，可以说是在社会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种大胆创新，它科学地揭示了旧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所在。王亚南指出，中国封建制度是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它与以领主经济为特点的西欧各国的封建制度不同：地主经济是由领主经济转化过来的，而地主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前提。因为中国封建制度停留在地主经济阶段时间特别长，其影响甚为深远。中国也有过领主经济时代，但到秦代就被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经济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形态，即由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由分立局面变成集中局面。由于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种种限制，加上儒家思想意识的束缚，人治、礼治代替法治，学术、思想、教育等都成为政治的工具。集权专制的政治，沿袭相传，习以为常，麻木不仁。这就不免使得新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各种条件，难以成长起来，“使其在进步方面的量的累积，不够引出质的大变革”（《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第236页、第68页和第94页）。结果，导致旧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这样，王亚南把中国学术界长期的“死结”打开了，整个学术界由此展现出一种新的局面，人们大开了眼界。这是王亚南应用《资本论》来研究旧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又一重大成果。由此，王亚南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同时，王亚南还对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从后者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从1948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王亚南先后写了《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混合经济制度批判》等文章，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论著，专门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在上述论著中，王亚南批判了那些脱离现实政治条件，主张不触动半封建半殖民地秩序的自然观点、纯技术观点、资本决定一切观点，而对未来新社会经济体制作了若干原则性的展望，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主张。有关这方面的见解和主张，人们从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序、《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一文以及《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华书局1949年版）等论著中不难见到：其一，王亚南认为，未来新经济体制必须以生产为重心，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要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力，所以未来新经济必须是“生产经济”、“民主经济”、“社会化经济”；其二，王亚南提出，为逐渐实现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但要允许而且要鼓励个人的经济活动，但首先要有一个社会目标，使各个人都明白，他们的最大可能的个人利益，只能在或大或小的集体利益中才可实现；其三，王亚南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要利用资本主义某些积极因素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技术条件……这里，人们不难看出，王亚南主张的未来新经济体制，应是在一元化领导下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过渡型社会。这种见解和主张自是卓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在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基础的基础上，王亚南把“解剖刀”转向中国上层建筑方面，他曾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写成并于1948年问世的又一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关于写作这本书的缘由，王亚南曾说，那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教授促成的。1943年夏天，李约瑟到坪石镇中山大学访问了王亚南。临别时，李约瑟提出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问题向王亚南请教，要他从历史和社会两方面来说明。对此，王亚南深感到问题重要，因自己未曾深入研究，不愿信口开河，但愿加以研究。三年后，他终于写成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官僚政治的产生、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及其表现、新旧官僚的分野及其转化和前途等，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314页）。王亚南说：旧官僚政治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体制上，近代的新官僚政治则是建立在买办金融资本，即官僚资本体制上。中国官僚政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官僚政治？王亚南提出，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地行动起来，参加并主导政治革新运动，那是官僚政治寿终正寝之时（《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319页）。这里，王亚南发出革命的呼声，人们是不难听到的。不但如此，王亚南还把矛头直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一文中，王亚南明确指出，四大家族就是新官僚资本，其形态有三种：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官僚使用资本形态和官僚支配资本形态。王亚南深入剖析了三种形态官僚资本的内在联系，揭露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除了靠野蛮残酷原始积累扩大其资本外，还通过对公家资本的实际使用权，不断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不断膨胀自己。——在王亚南笔下，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这对提高民众的认识，对明确革命对象，意义重大。
因此，王亚南的著作不但给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指明了研究方向，而且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大。有些革命干部在回忆自己所走的道路时说：当年因为读了王亚南的著作，才决心参加革命，他们表示要感谢王亚南著作对自己的引导。这里，王亚南著作在国内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王亚南不愧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大师。
王亚南著作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考其原因，最重要的在于，王亚南回答了当时形势所提出的许多主要问题，如：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要不要革命，革命对象是谁，等等。因此，它成为中国劳苦大众进行革命的宣传书，成为埋葬反动势力的战歌。
王亚南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时代感。
在王亚南看来，立场问题乃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出发点。他说，有哪样的立场，就有哪样的观点和方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首先要看其所站的立场，看其对待所研究的对象的态度。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应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来，从实际中发现新的规律与法则，作出新的结论。
王亚南治学的最大特点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革命实际如上所述，而联系建设实际可提他运用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在实行计划经济的20世纪60年代初，王亚南坚持主张，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见《王亚南文集》第1卷第265页、第257页），这种主张自是很难得的。在理论研究中，王亚南向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主张要有自己的定见，但又不能有成见。他说，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的定见就是不随风摇摆，不迎合别人；不抱成见就是有错就接受别人批评，就改。王亚南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称颂，他的著作被称为具有中国的、实践的和批评的三大特色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王亚南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其所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广义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在宣传、介绍《资本论》方面，王亚南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厦大任校长期间，他专门组织有关人员，编写“《资本论》通俗讲座”，以通俗读物的形式，逐章逐节介绍体大思精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每篇均由王亚南亲自审定后通过《中国经济问题》（月刊）定期刊出，用以提高广大群众学习《资本论》的兴趣和效率。“通俗讲座”深受人们的欢迎、喜爱和重视。也就因此，厦门大学成为全国《资本论》学习、研究、宣传和教学的重要基地之一，引得人们的关注，不时有些外地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参观和取经。这大大地提高了厦门大学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三、为办好厦门大学，为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而鞠躬尽瘁
作为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一身而二任的王亚南，其科学精神既体现在科学学研究、学术理论方面，即体现在经济学研究——翻译《资本论》、研究《资本论》、宣传《资本论》，并以《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经济问题，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也体现在教育事业上，即体现在教育思想、办学方针和办学实践方面——或者说，体现在办学举措方面，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人才方面，以及个人的教学实践等诸多方面。
王亚南长期从事高等学校教育的领导工作和教学活动，既是身负领导工作的大学校长，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办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接掌厦大之初，王亚南就提出：学校的文理分科、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依照国家的需要而有比例地发展，“切莫重理轻文”。——那不仅是有感而发的，更是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
要了解王亚南如何办教育，如何培养人才，无疑应将他的教育思想、教学论和人才观结合起来加以探讨。这些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融为一体，自成体系。他对于教育的本质及其功能，对于如何办好大学（特别是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搞好教学工作，对于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和使用人才等等，都有自己的一套精辟见解和做法，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人才观和教育思想，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就办学方针来讲，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担任校长不久的王亚南，便从厦门大学办学环境和办学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清校情，发挥优势，坚持贯彻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华侨的办学方向，把厦大办成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办学道路。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方向。还应指出的是在王亚南的坚持下，调整后的经济系，除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外，还保留了统计学和会计学两个专业，这种大经济系在全国综合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这为80年代初在全国率先成立经济学院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充分说明了王亚南的睿智和远见卓识。他遵循大学发展规律，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厦门大学为社会提供许多在当时说来是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学术理论，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合格的、高素质、高层次的建设人才，使厦门大学很快成为国内一所受人瞩目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作为学校主要领导，王亚南尽职尽责。他爱才不爱财，重视人的价值。特别关心师生员工的学习和生活，关心他们在思想上和业务上的成长，尽可能把各个人的潜能、才干和主动性、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
作为校长，王亚南非常注意自己的职责，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他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就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有用人才，避免出“废品”。
为此，王亚南十分重视发挥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平时，他很注意发挥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提高学生道德品质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注意鼓励学生探求学习方法，培养个性发展。对于学生，他强调，要拓宽思维，开阔视野，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对待学习，既要认真又要活泼，要改变刻板生活，讲求身心健康，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培养合格人才是办好教育的目标和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王亚南常用当年教育部领导的话说：“办教育，树人材，这是高等学校办学的目标。”“我们要尽快地培养出大批科学上的‘登山队’、接班人。”首先要端正学风，才能培养出各种有用人才。他自己就是为此而辛勤工作着。他带头上好课，也要求教师教好书，学生读好书。
怎样才能做到教师教好书，学生读好书呢？也就是如何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呢？在王亚南看来，所谓教育，最重要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大学自然不能例外。他曾说，真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要大家到学校里来，张着口，让老师像“填鸭”般的灌进一些在他认为“营养”的东西，而是要大家在就学期间，利用学校之人的、物的环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自己去寻觅“食物”，自己去消化。自己找来的东西，自己消化的东西，往往是最有益于自己身体的。就是说，要发扬“自己学习”、“自由研究”的优良学风。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或轻视教师的作用，相反是要重视教学相长和充分发挥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同时，也不可忽视共学即大家一起学的作用。他指出，独自一个人学习、提高，易使人流于孤僻，流于孤陋寡闻，不利于学习提高，需要提倡善于“择友”、“交友”，互相切磋，相互砥砺，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当然，这里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为谁而教和为谁而学的问题，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王亚南思想里，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对国家有用的建设人才。为此，教师和学生都要树立敬业、乐业的思想。
学生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对象，学校的工作就是做好学生的教育。在对学生的教育上，王亚南要求十分严格，不但在学习上，而且在思想品德方面以及日常生活方面。
对学生思想教育，王亚南总是循循善诱，耐心进行，为教师们做出榜样。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可略见一斑。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某系三年级有位侨生连写两封信给他，要求休学出国。王亚南抽出时间找到那位侨生谈了两三次话，有批评有鼓励，希望他能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谈过话后，王亚南还特地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说：“我之所以要在百忙中反复同你讲这些话，因为第一，我体会，你目前感到的困难，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你的思想状态造成的；第二，你还可造就，还有回心转意的可能；第三，你是从海外回来的，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你。”王亚南劝他再从长考虑一两天，如觉得还是离开好，由系里帮办休学手续，把自己要去的地址告诉系里，因为学校有责任对他的家庭负责。以后呢？“如果……休养一段时间身体恢复健康了，精神也恢复健康了，觉得还是复学的好，只要你没有走到什么歪路上去，学校的门仍然是对你敞开的。”这些几十年前的话，至今仍是何等的感人啊！
要办好学校，除了靠正确的办学方针政策，还要靠广大教职员工的奋力工作，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此，当领导的理应爱护和关心他们。
王亚南经常告诫学校各级领导：办好学校要依靠广大教职员工，平时要爱护和关心教职员工。他自己首先做出榜样，平时十分关心和体贴教职员工，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关心他们的家庭和孩子。每有青年教工找他，他总是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提醒他们别忘了还要学习，末了还要问一句：家属在哪个单位，要不要照顾？对于成家较晚的教职员工，王亚南更是为之操心，经常问起，直至听到“问题已解决”的消息，他哈哈大笑一阵，说：“总算解决了一桩大事。”每有年轻教职员工结婚，他多要抽空前往参加婚礼表示祝贺。对此，年轻教职员工从内心里感到温暖。
王亚南十分重视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他常说，搞好教职员工生活，很重要一条是注意卫生，办好食堂。有一度，他对学校食堂卫生工作不甚满意，每天中午自己拿着一只苍蝇拍到教工食堂门口打苍蝇，以实际行动推动学校的卫生工作。
王亚南平时特别关心年老和有病的教工。有位退休教授被誉为“厦大活字典”，1962年路过上海时顺路去看望正在上海编写教材的王亚南，王亚南即放下手边工作，同他谈谈，陪他玩玩，还为他打听一位有名的眼科医师为之治疗眼睛疾病。王亚南考虑到老先生年岁大了，行动不便，让秘书早早去排队挂号，以方便老先生就医。有位中年教师也因眼病到上海就医，王亚南亲自到医院探望，还特地交代秘书常去医院问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处理的。有位女教师到上海手术治疗，治病期间想在上海借几本书看。王亚南得知她住院治疗还坚持学习，甚为感动，即通过组织设法办到一本上海图书馆的借书证，好让她方便借书。有位青年教师到北京进修，突然生病，时在北京开会的王亚南得知后，即发电报回学校，嘱咐从速汇款到北京给他治病。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生活困难的工友，王亚南每每寄以同情，设法帮助解决。他说：“工友工资低，生活有困难，多子女就更苦了，该关心他（她）们啊！”1965年的一天，总务处有位女工，因家中经济困难，找校长反映情况，王亚南二话没说，拿了一些钱当面送给这位女工。这位女工原只望校长能对总务处领导说说，给她一些补助，而王亚南除答应将情况转告总务处，还把自己的钱送给她，这使她大受感动。
王亚南对教职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人们同声赞颂：他是位“懂得教职员工疾苦的好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