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场规模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也算齐全，有号称医院的诊所，有碾米磨面的米厂，有卖小百货的商店，最热闹的地方是那个俱乐部，人们的许多快乐都和俱乐部直接相连。
俱乐部里有个小小的舞台，台下是几排长长的木板垫起来的观众席。
俱乐部的一大功能是开大会，开会时能站在舞台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赵支书。他是二分场的最高领导，也是部队转业干部，上过战场，真刀真枪耍过。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笔挺的身板，瘦削的脸颊，表情总是很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让人有点怕怕的。
一次在家里谈起赵支书，父亲说，他就是不爱说话的性子，其实很和善。
听父亲这样说，再玩耍时看到赵支书，我就很留意看他，发现他的确够和善的，就主动叫他一声“赵叔”。赵支书听了，不再严肃，笑一笑，叫我一声“小坛子”，我就感觉周身温暖，走起路来都觉得带劲儿。
俱乐部还有个功能，就是犯人演京戏。每次演戏母亲必带我去看。我很喜欢看舞台上那些穿盔戴甲的武将，他们头上插着长长的野鸡毛还能耍花枪翻筋斗，那花枪耍得十分厉害，筋斗翻得人眼花缭乱，但我不喜欢那些男扮女装的角色，一听他们咿咿呀呀地唱起来，瞌睡虫就开始捣乱。母亲在县城是常看戏的，她说犯人演戏的水平远远超过县城的剧团，那些男犯人演起女人来，也比县城的女演员强很多。
母亲也会给我讲讲戏里的故事和人物，母亲的历史知识基本是在县城看戏看来的，带有很浓的“戏说”成分。我虽然不懂戏，但那些反抗朝廷对抗官府或反抗封建婚姻的故事，却给了我不少影响。我最初的历史知识，也是看犯人演戏看来的，不但鸡零狗碎，还十分不靠谱。
看戏也让我懂得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犯人堆里也有能人。
那时候，虽有干群之别，但人们的“等级感”还比较淡薄。每次在俱乐部开大会，除犯人以外，人人平等，谁都可以参加，也包括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先到场的坐着，后到场的没座位就在一边站着。男人们边开会边抽烟，女人们边织毛衣边听会。开大会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件很开心的事。每次开大会，分场最高领导赵支书都要坐在舞台上做长篇报告，把他的领导给他讲的内容，尽可能完整地转述给大家。每次报告都是先讲国际形势，把乱糟糟的世界讲个遍，从一天天烂下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讲到气息奄奄的南朝鲜（韩国）总统李承晚，然后是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越来越好的农场形势。
舞台上有个小小的讲桌，那是赵支书专属的宣传阵地。
直到现在，我还十分佩服那个年月的宣传方式和组织方法。上面要干某件事，一定会贯彻到每个组织每个人，一竿子插到底，让你不能不心甘情愿地卖命去干，干了也没什么回报，没回报也觉得自己是为国家干的，为人民干的，甚至是为全人类干的。
赵支书口才不是很好，讲话时往往说完上一句，下一句就变成“这个这个这个……啊”，那个“啊”字的尾音是向上扬的，那是领导的习惯用语，也是领导派头的体现，既有一种威严感，又能赢得几秒钟的思考空间。
大家听赵支书的报告一般都很安静，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们。但每次讲到艾森豪威尔，台下就会响起一片笑声，不懂美国人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讲到李承晚，也会有人笑，觉得那外国人居然姓李，姓着中国人的姓却跑到外国去当总统，简直就是个大叛徒。大家都没什么文化，赵支书也不过是照本宣科，所以人们听国际形势就像听《三国演义》一样，听国内形势也相当于听《水浒传》，只是觉得好玩。只有听到农场形势，才回到现实，并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有一次开大会，我听不懂赵支书讲的艾森豪威尔，就溜到外面去玩，玩着玩着就玩到了舞台的后门，从那里可以看见赵支书讲话的背影。突然我就觉得很渴，然后就看见赵支书的讲桌上有一个搪瓷缸子，我知道缸子里有水，不禁喜出望外，运了运气，就蹑手蹑脚走了过去。走到讲桌前，也没看赵支书一眼，就从他的腰际把手伸过去端起缸子。果然里面盛满了水，不凉不热的，我一仰脖，咕咚咕咚把水喝了个一干二净，放下杯子时才仰头看了看赵支书，他正看着我发愣。我扫了一眼台下的众人，大家似乎都目瞪口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反正是不渴了，一转身，得意而去。
晚上回家，父母联合起来把我收拾了一顿。
父亲说：“你今天可真是丢人现眼，你昏头了？敢喝赵支书的水。”
我不服地反问：“他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啊？”
母亲说：“那是领导的水！”
我还是不服地问：“领导的水就不能喝？”
父亲说：“当然不能喝，都去喝领导的水，会场还不乱套了，领导喝啥？”
我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再倒一缸子不就行了？”
父亲说：“不是倒不倒一缸子的事。”
我不解地问：“那是啥事？”
母亲解释说：“领导多没面子啊。”
父亲又说：“你喝水的时候，赵支书在台上看了我一眼，我羞得差点没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还是有点不服气，说：“不就一缸子水嘛，赵叔又不是外人，他每回见到我都笑，还叫我小坛子。”
父亲说：“平时他是你赵叔，今天是开大会，他站在台上，就是大家伙儿的赵支书，是二分场的领导。”
我又不解地问：“赵叔台上台下还不一样？”
父亲叹了口气，用很失望的口气说：“你怎么啥都不懂呢？”
母亲看我这个样子，知道和我讲道理没用了，就放了句狠话：“以后再干这种事，我揍死你！”
母亲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下我真害怕了，晚上就做了个噩梦，梦见路上遇到赵支书，他一把揪住我的耳朵，厉声喝道：“为什么要喝我的水？我是大家伙儿的赵支书！我是二分场的领导！”
第二天我在路上还真的遭遇了赵支书，我转身想跑，却被他叫住了。我低着头不敢说话，他却没一点发怒的样子，还笑嘻嘻地拍了拍我脑袋，说了句：“小坛子，你真行。”
瞬间，我的害怕一扫而光，心想，还是父母想多了，人家赵叔才没那么小心眼儿呢。
后来参加了工作，尤其是进了大城市，自己当了个小官儿，和不少上司儿打过交道，也见过一些大官儿，才终于明白，还真不是父母想多了，而是我想少了。我遇到的不都是赵支书，不都是赵叔，因为对领导缺乏十分的尊重和百分的恭顺，我也吃过亏。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当年偷喝赵叔一杯水的事，还会匪夷所思地想，假如当年赵叔不那么温情，而是对我怒不可遏，甚至一脚把我踢到台下去，我痛了，就会长记性，让我对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能有敬畏之心，也许我的人生之路就会改写。
儿时的温暖也会衍生出副产品，谁说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