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廉伯叛乱夺权
1924年8月10日，暮色里，一艘满载着枪支弹药的挪威轮船“哈佛”号静静抵达广州珠江口沙角炮台。就在船员准备卸货时，这艘大船却意外地被蒋介石率领的“江固舰”截获扣留，由一艘炮艇押送到黄埔岛黄埔军校，从而引发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商团叛乱事件。
8月12日晨，雾霭蒙蒙，广州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有些不安地透过百叶窗望向长廊。陈廉伯贩运大批武器，他这是明显要搅事！
“先生，刚才蒋校长来电，那批扣下的武器为长短枪共9841支、子弹337万发，其中50挺机关枪，是最新式的德国货。”
“好。”孙中山望了侍官一眼。墙角半人高的德国立式自鸣钟“当、当”响了9下。大院外传来阵阵喧闹声，身穿军服的商团军代表率领1400多名商团人士突然围聚在孙中山总统府广场，要求见孙中山。元帅府卫队迅速把孙中山保护起来，请求总理回避。
幕后唆使商团发难的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主席、广东省商团团长陈廉伯。
被广州人戏称为“纸老虎”的商团是1913年建立的，起初的目的只是守卫商店、仓库和工厂，威慑强盗，并“捎带”镇压群众的反抗行动，经费由商人支付。但是后来，随着陈廉伯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这支雇佣军就变质了。
陈廉伯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简村人，机灵聪明，精通英语，他是英籍巨商，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也是极有政治野心的人，与地方军界要人交往密切；既是民国时期广州的出口巨商、大买办，又是华南帮会的一位头面人物；既是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在太平洋沿岸、欧洲和美国置有20座豪华住宅的商贾巨富，也是捐资医院、学校和赈济会的慈善家，曾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请总统说明没收武器的理由，我们有申请买枪护照。请大元帅府准予起卸。”一位被孙中山卫士带进来的代表说。
“陈廉伯虽然向政府申请了买枪护照，护照说明要40天才生效，但申请才5天，枪就从国外运到了，且与申报数量不符，他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当然要扣。”
“那我们商界就举行罢市。”三个代表要挟道。
“武器是非法运进广州的，政府理应没收，并且不予发还。”孙中山回答说。
最后，孙中山在广场上亲自接见了1000多名代表，并发表演讲，动之以情，晓以大义，劝他们反省，不要上陈廉伯的当。许多商人被说服，纷纷散去。
然而，事态日趋恶化。
滇军笫二军军长范石生借机充当了政府与商界的调停人，并向蒋介石诈去长短枪2000余支。
陈廉伯的兵力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12000多人，发展到近五万人（全省）。而且，陈廉伯还亲自督办，为商团购置了统一的服装和枪械，每日操练。
1924年8月20日，陈廉伯因为孙中山扣留了这批武器，向全省商界颁布了罢市指令，广州市商团于当天组织首次全市罢市，煽动市民说政府无信无德，要挟政府发还枪械。并且到处散发“请孙下野”“欢迎陈炯明回省主政”的传单和标语，要求孙中山下台。陈廉伯的政治野心是把商团做大，组建他的商人政府，取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
8月24日，孙中山果断下令镇压！广州全城戒严，在东关、南关、西关和北门全部设卡缉拿陈廉伯。缉拿令迟了一步，陈廉伯潜逃到佛山市，与心腹、佛山商团团长、大地主陈恭受汇合，密谋夺权一事。
9月4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北伐大本营，陈廉伯、陈恭受欣喜欲狂，两人联合国民党右派设了一个局，以混淆视听，制造假象。9月15日，二陈联合发表公开声明，否认利用商团图谋推翻省政府，表示服从孙中山先生，拥护广州革命政府，暗中却与各地商团相互呼应。随即，各地的自卫民团开往佛山，与陈廉伯的商团军汇合，陈廉伯又派人联系了盘踞东江的陈炯明，派兵进攻广州，企图推翻孙中山政府。陈廉伯还联络了驻广州英总领事，总领事正式出面干涉：“如果商团受到攻击，英国皇家海军将立即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蒋介石毫不示弱：“商团胆敢捣乱，我们坚决镇压！”
黄埔军校学生也表示誓与商团决一死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24年10月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
陈廉伯要当省长的传言在广州不胫而走。市内大小商店门前，一张张被剪开的孙中山像贴在墙上，穿着崭新制服的商团军，用点燃的鞭炮，或用屎尿、泥巴掷向相片，“啪啪”声中夹杂着大声哄笑……
10月3日，商团军又掀起了第二次罢市风潮，气焰十分嚣张。
这个时候，国民党右派又对孙中山施压。迫于压力，孙中山做出了让步，决定将一部分武器发还商团。新上任的广东省长胡汉民取消了对陈廉伯的通缉令，并给商团发还部分被扣军火。
有英国海军指使和陈炯明撑腰，陈廉伯火速坐电船返回广州沙面，召集各分团头目密谋：10月14日下午5时，各路商团兵在西关汇合，10月15日拂晓攻占省府、公安局和财政各机关。驶入白鹅潭的9艘英国军舰的炮口对准了城内，为商团助战。
1924年10月10日，商团军在黄埔得到了部分武器：步枪2149支，手枪1851支，子弹近125万发。还有2700支步枪、1000支手枪和23万发子弹未发还商团。
发还的武器用快艇运到了珠江岸边，陈廉伯商团军凭这些枪械叛乱。这一天刚好是双十节——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日。广州各行各业的工人和学生在街头游行，振臂高呼口号。西关麻石街的街口，那林立的棕黄色、白色建筑和飞扬的异国彩旗、此伏彼起的叫卖声，正散发出盛极一时的旧中国贸易中心的繁华艳光。然而在这繁华艳光之下，却有一场血光之灾在发酵。空气令人窒息。
陈廉伯已在长堤和西濠口（今人民南路）一带设下岗哨，不准游行队伍通过。上午，三个踩着木屐的西关小姐在小巷中匆匆走过，穿过商馆林立的街头，当她们从长堤行进到西濠口，随着队伍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时，“怦”的一声，枪声突然响起，商团军竟向游行队伍开枪，首先中弹倒下的正是那三个西关小姐。游行队伍中赤手空拳的黄埔军校学生迅猛地向开枪者扑去，又一阵子弹凶猛扫射过来，工人倒下了，学生倒下了，20多人惨死在刀枪下，有的工人被打死后，还被商团军残忍地剖腹剜心，还有的工人被割下生殖器。不多时，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被打散，商团头子控制了全市。
1924年10月14日上午，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长堤路缓缓行驶。孙中山着一件白色中山装，神色肃穆地坐在车内后座，默默注视着车窗外的情景，不时有醒目的布告、标语从他眼前闪过。
“商团军维护社会治安，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定当痛剿！”
“驱逐祸害的孙文！”
“打倒孙文，保境安民！”
小车沿珠江岸边行驶，挨着孙中山坐着的是模样清秀、戴一副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省长胡汉民。胡汉民突然指着珠江水面：“先生，那是英国的军舰！”
珠江上，九艘挂着米字旗的军舰缓缓行驶，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天凌晨，孙中山从英领事馆一朋友处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陈廉伯将于10月15日攻占省府，夺取政权。
孙中山马上紧急召集会议，部署武装镇压商团叛乱事宜。会议决定，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部队为主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以及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公安局的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参加平定商团叛乱。五军总司令会衔发出布告，限令陈廉伯商团即日开市，恢复秩序。陈廉伯此时自以为羽毛丰满，实力充沛，又有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部支持，自己又是英籍华人，更有英帝国主义撑腰，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与石龙的土匪联合起来，也向石滩进攻，因此对五军总司令发出的布告不予理睬。
然而，孙中山寄厚望的各路军阀出兵镇压叛乱却被推诿了。
在军阀割据的乱世中，紧要关头，军阀们纷纷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勇敢善战、战力最强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都不约而同以各种理由抗命，杨希闵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加上自恃功高，又无革命思想，对孙的指示阳奉阴违；而外表斯文的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和杨希闵一样，也有伺机推翻孙中山政府的野心，刘更是一个性情反复无常的人，他那双在金丝眼镜后面不停闪烁的眼睛总令人捉摸不透。他常出入于陈廉伯的豪华公馆，除了喜欢这栋欧式风格的豪华俱乐部，刘震寰还迷恋鸦片，在酒池肉林的淫逸糜烂气息中，在鸦片烟雾的徐徐袅绕中，消磨着他的快活时光。
没有自己的军队太难成事了！
夕阳把院子染得一地金黄。孙中山望着门外，心下忐忑，军阀指望不上，自己手头无军队，能用得上的军事人才又太少！广东商团至少有五六万人马，加上英军助战，结局将怎样？唉！军阀靠不住，滇军、桂军不听调遣，计划怕又要破产了。孙中山不禁伤感叹息。正在焦灼之际，孙中山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蒋介石。
一件件事情令孙中山记忆犹新。早在1911年的一天，蒋介石的同乡、把兄弟、沪军都督陈其美给远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见习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赶紧回国，参加战斗。蒋介石连毕业证书都不要，立即回到上海，到陈其美处报到。之后，蒋介石受命参加攻打杭州的战斗，带领敢死团拿下杭州城，生擒浙江巡抚，一战成名。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命蒋介石为沪军第五团团长。陈其美是孙中山的股肱，一直在孙中山面前夸耀蒋介石，称其“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且精通军事，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里难得的人才。孙中山终于知道陈其美身边有个骁勇善战的军事人才叫蒋介石。后来，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蒋介石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孙中山。
不久后陈其美被暗杀殉难，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陈的尸体送回浦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9号的家中入殓，并亲书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旁人无不啧啧而言：“英士（其美）与介石不枉兄弟一场。”
蒋介石平息了桂系军阀后，孙中山开始积极整军北伐。作为孙中山倚重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陈炯明却对“北伐”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各种正史与野史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在沉淀80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许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些。
陈炯明是前清举人，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还曾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对孙中山改组的中华革命党明确表示不满，赌气带了一批人去南洋开办橡胶公司，从1914年到1917年，他与孙中山断了音信。1916年袁世凯暴亡，陈回国充任国会议员，张勋复辟的时候，他又悄然消失。后来，他从南洋到上海，专门拜见孙中山并且表示自己的悔过之心，孙中山也就宽容待之。因为陈炯明有军事才能，所以孙中山南下护法的时候，想建立一支由党人领导的军队，便亲自与省长朱庆澜交涉，把20营警卫军交给了陈炯明统率援闽。当时众人对如何打仗一筹莫展，陈炯明表现得非常卖力，他到泉州、漳州训练军队，1920年，他领导的粤军驱逐了盘踞在广东的桂军，而他的力量也逐渐加强，军权逐步集中到他的手中。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治，提倡民治。
不过，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而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二人矛盾纷争也由此而起，并彻底反目成仇。但赞成孙中山意见、主张成立广东政府的还是主流派。
孙中山把镇压商团和陈炯明叛乱的重担放在了他信任的蒋介石身上。
局势紧张，蒋介石立即宣布长洲要塞戒严。黄埔军校忙作一团。升旗山架起了瞭望哨，学校四周日夜警戒。
这天，蒋介石由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陪同，在黄埔岛视察。他披着一件考究的黑呢斗篷，表情沉默严肃。近处，是简陋的教堂、宿舍、伙房。远处，是长洲岛内密集构筑的火炮阵地，与隔江相对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牢牢把守控制着江面。岛内易守难攻，便于学习与练武。他不禁有些感慨，佩服孙中山的高瞻远瞩，孙中山有意选址远离市区的孤岛创办军校，就是要避开军阀的控制和干扰啊！
蒋介石立功心切，已给孙中山发了几次电报，请其班师。孙中山获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开始打算舍弃广州，移师韶关，要蒋介石将学生及剩余的枪械器材迅即运去韶关。蒋介石却认为广州是根据地，自己又刚刚击溃叛变的陈炯明，如何能轻易相让？面对气势汹汹的商团军，蒋介石气愤不已，上书孙中山成立3个团的军力，即可肃清广东，并可平定中原。电报发出去两天了，却不见回音。
就在10月14日下午，传令兵终于送来孙中山的平叛急电：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蒋中正被任命为平叛总指挥。立即起义杀敌，绝无反顾。
孙文
1924年10月14日
学生们都到齐了，蒋介石大声地叫着学生三队、四队队长的名字。他的声音中饱含着不可动摇的惊人信念，仿佛胜券在握。
10月14日下午1时，大雨瓢泼。雨水顺着学生军单薄的军服、帽檐滚滚而下。学生三队、四队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冒雨乘船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而由市民组成的工团军也已整装待发！与黄埔军会合作战。
雷声在头顶上轰鸣，大地被震得颤抖。越秀区永汉路积水接近三寸。
1924年10月15日凌晨4时，蒋介石下令炮击西关。高昂的军号声突然响起，学生们抬着山炮以及截短的野战炮炮筒，蹚着积水，分五路悄悄包围西关。
夜色中，戴着红色识别带的黄埔学生军跑步进入广州街头阵地。随后是工团军、农民自卫军……
西关阵地。共产党员、一期学生陈赓被编在14人组成的机枪队里。孙中山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率领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一期二期黄埔学生作战，学生军在冲锋号中挺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越火光熊熊的街闸栅，杀向商兵，商团军堆砌栅栏路障和沙包掩体，并在高楼架设轻重机关枪。追随孙中山东征讨伐陈炯明回师广州的许崇智粤军也杀进来，和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冲入阵地。商团借助高楼用机枪猛射，工团军、农民、学生、农民自卫军、粤军相继中弹倒下。火光冲天，从凌晨激战到午后1时半，学生军越战越勇，和农民军围住西关展开巷战，并占领了商团总部。突然，“扑”的一声，粤军点燃约300箱煤油，火势蔓延，那青砖木楼、花砖地、满洲窗和木趟栊围构筑的西关大屋及商铺，顷刻间焚烧起来，在滚滚烟尘中轰然倒下，化为灰烬。
商团军被迫西撤，在西撤的过程中，他们把抓获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全部绞杀。
朝阳初露，海关钟声响起。反动商团的消灭，是国共合作共同战胜反动派的胜利，也是黄埔学生军首战的捷报。
镇压商团叛乱的斗争带来了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衍生品，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
二、铁甲车队
1924年10月20日的广州黄埔军校。校内，歌声嘹亮！校外，波光潋滟，漫山遍野的绿，晨光温柔初启。
一条积淀着岁月尘埃的麻石古巷通往长洲岛一幢幽静、四面环水的走马楼，这便是黄埔军校的校本部。歌声正是从这栋走马楼里传出来的。
学生来自全国26个省，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革命青年。他们英姿飒爽，喜气洋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从天井处透过一缕阳光，照亮了摩挲得光滑明净的花地砖。天井的另一侧木门内，风琴形办公桌颇具美感。身材颀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系武装带、脚蹬高筒军靴、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的蒋介石正在校长办公室内清一色的满洲窗格下忙碌。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盐商家庭。1908年春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回国后投身民主革命，领导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功勋卓越。
蒋介石有些兴奋地来回踱步，目光专注地投向墙上贴着的学生名录，这是第一期黄埔军校学生名录，写着每位学生的姓名、籍贯、年龄、评语等项。他认真地为每位参加了平叛商团的学生填写好评语，转身从长满茂盛繁花的院子里看出去，曲径通幽的回廊里，一群侍卫持戎而立。蒋校长在静静等待周恩来、何应钦、王柏龄、叶剑英、陈延年等人的到来，准备欢宴以庆祝平叛胜利。
在阁楼前侧转弯时，流光溢彩的阳光忽然倾斜过来，蒋介石回过神，思潮起伏，嘴角挂满笑。一声汽笛声，他收敛了笑容。
这时，周恩来、何应钦、王柏龄、叶剑英、陈延年等由小汽艇送到岛上。结束演习的学生早已排好队列。
一阵铿锵有力的军靴声传来，蒋介石疾步迎出，一书生气息、面容俊秀、鼻梁高挺的学生紧跟在蒋介石后面，他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秘书蒋先云。
蒋先云，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大坪塘乡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刚烈正直、疾恶如仇、才华横溢，能说会写。他写的文章深入浅出，文笔流畅，常使人爱不释手，口才和演讲能力更为突出，其才能深得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人赏识。
蒋介石笑得脸色泛红，与周恩来、何应钦一众热情寒暄。大家说笑着来到学生们面前。蒋介石在日常穿戴方面是十分注意仪表整洁的，尤其对黄埔军校学生和侍从室人员更是严格要求。蒋先云感触尤为深刻，每日起床号一响，蒋校长就开始巡视全校寝室，催促爱睡懒觉的学生起床，不仅要求学生们头发和胡子都不能留长，还要经常修剪和梳整。因此，学生们也和蒋介石一样，即使在热天也从不卷衣袖，不解扣敞胸，不松开风纪扣，毫无邋遢之态。
蒋介石曾在日本留学4年，每天早起床，洗冷水澡，昂首挺胸，正襟危坐，不抽烟，都跟他早年在日本的几年军训有关。
午宴后，蒋介石像往常一样训话，鼓励学生要乐于从军、乐于吃苦。他走到着整齐薄蓝布军衣、西装短裤、草鞋或布鞋、打绑腿的学生面前，心里似乎有些感动，自豪地大声道：“平定商团，充分显示了我黄埔健儿的革命勇气。黄埔作为未来的‘党军’，区别于一切新老军阀，它是武装统一中国，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的伟大力量！健儿们，当不断努力！”
谁也不会想到，这座孙中山创建的学校，竟然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在将近一个世纪里，黄埔的影子笼罩了整个中国。
铁甲车队的中坚力量就始于这所军校！
初秋的阳光，把操坪染得一地白光。这些人中间有在未来中共党史军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蒋先云、王尔琢、陈赓、徐向前、许继慎、周士第、卢德铭、周逸群、余洒度、左权……
年轻、俊朗的周恩来默默站在蒋介石身旁。他身着灰布军装，角落的侧光投射过来，把他的轮廓勾勒得分外分明。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当时，日本是亚洲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多热血青年便把日本看成是中国变革的温床，因此，在这种思潮下，心怀远大抱负的周恩来于1917年9月东渡日本留学。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也传到了日本，周恩来无比喜悦，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的消息，从中受到鼓舞，并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决意投入革命的洪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声援助威。周恩来给自己的日本朋友写信说：“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他想起身，想亲自到那些有硝烟，有刺刀闪烁，有革命运动和呐喊声的地方去。1919年，周恩来回到祖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11月，周恩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
聚会结束后，周恩来却没有胜利的喜悦，他眼前不断闪过“双十节”那天中弹倒地的学生，那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剖腹剜心，被人割下的生殖器，无法调动掌握的军阀。平叛商团那天，最后出战的是许崇智的粤军和属下地方军及广州国民党公安局警卫队，如果没有黄埔学生军出战，无辜的广州市民会不会死更多？谁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家园？这次反击叛乱事件，西关损失惨重，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000多万，2000多市民无辜身死。那惨烈的一幕幕像带刺的铁栅，深深扎入他的心里。
最近，两广铁路常遭土匪恣意抢劫掠夺，这一时期的广州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域主要是广九铁路（广州至九龙）、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的一个狭长地带和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地区。而广九线是广州通往香港的唯一一条铁路，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经济、政治地位，因而打通、肃清广九线正是当务之急，对于东征军的后勤补给和兵力运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成为他的心病。凡此种种，就是因为中共手里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我们迫切需要成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富有革命理想、富有现代化素质、纪律严明的革命军，这支队伍的骨干就从黄埔学生中的党员里面挑选。”他和陈延年商谈。
“我早有此想法，看来我们不谋而合。”
周恩来和陈延年在校内的大榕树下边走边谈。
风从珠江吹来，带着翠绿色的气息。周恩来看着陈延年：“这次陈廉伯胆敢搞事，也是看孙先生手中没有军队。军阀始终是靠不住的，而且这些军队，经济不清、军官盘剥士兵是普遍现象，又最容易激起下层的情绪。我们现在能掌握的武力只有几百人的工团军，相当于工人民兵性质，不是正规部队，很难调动自如。而且，这些工团军战斗能力也很有限，事后又不能作为常备军保留，我们应该尽快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秘密特种军队，直接听命于党的集体指挥。”
落叶榕在暮色的风里轻轻摇摆。周恩来凝视着垂落于地的榕枝，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说完。
“是啊，事到紧急时，光依靠国民党的军队保护而没有自己可靠的部队是不行的。”陈延年望着这位年轻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陈延年，又名遐延，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陈独秀长子。他刚刚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的脾气像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他性格内敛，沉默寡言，却见识非凡，意志刚强。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形势很严峻，为避免招致各派军阀警觉而带来危险，最好把这支队伍隐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名义之下，这件事我找先生谈一谈，他会支持的。”
“经费和武器怎么筹集。”这是陈延年最关心的。目前广东政府财政极为困难。
“武器和经费的事我找找沙菲爱夫，看他能不能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周恩来征得孙中山同意成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找到苏联顾问沙菲爱夫，请他帮助解决了武器供应和经费供应问题。
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经费主要靠莫斯科方面供应。因铁甲车队只是一个连级单位，所需费用在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全部金额中只是九牛一毛，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加伦将军等人商量后很快得到解决。在苏俄援助黄埔军校的大批武器中，抽出了100余支日本的“三八式”步枪，10支德造驳壳枪和3挺手提冲锋枪（花机关枪）交给铁甲车队。周恩来利用自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从黄埔军校学生中选调了周士第、赵自选、徐成章三个人筹建铁甲车队，徐成章为队长，廖乾吾（陕西省平利县人，耳熟能详的《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就是年轻有为、文武兼备的廖乾吾）为党代表，周士第为副队长，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这5人成为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
1924年11月，铁甲车队正式成立。这小小的一个100多人的连级单位，就是威震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雏形。
广州市大沙头一幢四层楼高的洋房门口，一块上书“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牌子并不显眼地钉立墙上，而这支由精锐青年组成的“铁甲车队”一共150多人，分为三个排，铁甲车队队员绝大部分是从广州、海南岛、东江及南洋华侨中抽调来的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和农民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铁甲车队”的班长、队员配备长枪，排以上军官均佩驳壳枪，每排装备一挺手提冲锋枪。这些装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因为常常有土匪军阀的残部出没在铁路沿线抢劫财物，扰乱秩序，铁甲车队成立初的主要任务是护卫铁道安全、保持交通顺畅，驰骋于广州至九龙、韶关的铁路线上，随时执行战斗任务。
当时的“铁甲车队”，只是在铁道上跑的装甲列车。
所谓“铁甲车”，就是在火车头上外加一大块铁甲包裹，火车头后面拖着五节车厢，各车厢均为铁甲包裹。车厢两侧开有多处不同大小的射击口，车厢内的士兵可站立或蹲着射击。车的正中间顶端设有3个可旋转的炮塔，炮塔上装备了一挺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
就是这样一列样子长得丑怪的装甲列车，却具有很大的实战威慑力。
没几天，一位身材不高，脸长而白的24岁文弱书生来到广州，他就是有“广东农王”之称的彭湃。他向中共广东区委反映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后，希望带领这支“铁甲车队”下乡帮助开展农运。
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县城龙津溪畔的一个地主家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21年10月，25岁的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赤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1922年冬，彭湃在海丰县龙蛇埔召开农民大会，把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契、铺约全部拿出来，先公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的姓名，然后一张张当众烧毁。彭湃与自己的家族公开决裂，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作个大地主，每年收入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说。
1924年彭湃到广州主管中共广东区委的农民工作，又亲自到广州以南的广宁县指导农运。但是，最近广宁农民协会遇到了阻力，因此，彭湃不得不急切地向中共广东区委求援。
广州粤华路杨家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室，静谧而整洁。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彭湃汇报了广宁县农民运动现状：“在那里（广宁），农民运动已开始发展起来并成立了农民协会，但是很快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镇压。那些豪绅还收买土匪，组织反动武装攻打农会，屠杀农民。当地农会没有武装保护，举步维艰。”
为了更好地领导与帮助广宁农民运动，周恩来、陈延年同意了彭湃的意见，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宁，武力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农民运动，同时，也吸收彭湃为铁甲车队骨干。
铁甲车队的到来，给予农民群众很大的鼓舞，广宁人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跑到数十里路外去欢迎铁甲车队。有了正规军撑腰，当地农民自卫军的胆子马上壮了起来。
次日早上，六七十名农民自卫军出击，与反动地主武装战斗，铁甲车队随即赶来增援。在这次反击中，铁甲车队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1000多人，缴获了长枪、短枪、土炮、土枪共2000多件，并摧毁了反动地主用来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封建堡垒江家大炮楼和黄家炮楼。被打怕了的当地豪绅，不得不同意农会的减租要求。自此一役，反动地主武装再也不敢镇压农民运动了。
铁甲车队在广宁近两个月，在此期间，彭湃经常请徐成章、周士第及赵自选等人带领当地农民参加军训，讲授军事，自己也经常练习实弹射击。在铁甲车队驻地外有一棵树，彭湃经常用他的驳壳枪向树上的一个“疙瘩”练习实弹射击，两年后，南昌起义的南下行军路上，彭湃的射术精湛，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的功夫。
1925年2月16日，是铁甲车撤离广宁的日子，宁静的村舍喧沸起来，农民们恋恋不舍，带了酒肉前来慰劳送行。
1925年5月21日，东征军奉命回师广州，镇压刘震寰、杨希闵叛乱。6月20日，当东征粤军和黄埔学生军由潮汕前线回师广州向叛军发起总攻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配合由入校不久的黄埔军校三期生组成的学生总队，从猎德附近渡河，插入滇军侧后，向石牌、瘦狗岭方向的叛军背后发起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向叛军与广州市内叛军的联系，并渡过珠江攻占石牌车站，然后沿铁路向沙河进攻，攻下了沙河，又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平定刘、杨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1925年8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不久，徐成章离开铁甲车队，到刚成立的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任总教练。25岁的周士第接替了铁甲车队队长一职。赵自选留在飞机掩护队当队长兼党代表。
回到广州的铁甲车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广州告急。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际，策划进攻广州。
1925年11月，陈炯明部队突然包围了深圳沙鱼涌的工人纠察队。沙鱼涌是香港货物运输的重要口岸之一。周恩来指示铁甲车队政治教官曹汝谦，执行如下任务：配合省港大罢工，协同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抗击陈炯明叛军的残部；协同石滩友军加强石滩方面警戒；经常向石龙方面进行火力侦察；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掩护东征军集中、开进。
铁甲车队迅速行动。
夜里，一支头顶黄色大檐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的队伍脚步轻快地顺着田野的小道，摸黑向沙鱼涌铁道边进发。带队人正是铁甲车队政治教官曹汝谦、队长周士第和石滩友军的一个向导。铁甲车队雇了一只小船，顺着正南的一股小河道，划到了沙鱼涌海边，沙鱼涌前边有一个土丘，上边有几户渔家。
登上沙鱼涌土丘，朝南一望，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海滩周围都是被刈过的黄色枯草根和残荷梗，在枯草荷梗之间，有着许多交叉的小河道，像荒芜的陆地上的道路一样四通八达，靠近岸边有几只渔船停泊。靠沙鱼涌河几户人家的院子里晒着渔网。
石滩友军指着湖中遥遥在望的一个黑黑的山影，对周士第、曹汝谦说：“那就是沙鱼涌河出口的南岸边上，出海口的南边是一个海滩。距离咱们立脚的地方，大概500米！”
向导又向东南一个高地指去：“那有一个深深的大沟壑，找到不易，进入更难，我们打他们容易。在车站的后边，现在是陈炯明一个据点，离这里只有几里水路。”
“坐船得多长时间？”周士第问。
“风顺一下就到了。”
“我们先了解一下沙鱼涌的地形，阻击陈炯明的装甲车。”周士第说。
“前面有一个大深沟，只要把道岔扳手拉开，装甲车就会脱轨，车毁人亡，我们可以节省不少弹药。”
他们走下土丘。雇了一只小船，顺着正南的一股小河道，向海滩划去。海水顺着枯草梗蹿出，周士第才看清，枯草下边并不是陆地，而是水，只是人们顺着水浮皮将水草的上身刈去罢了。所谓河道，原来是渔民为了划船方便把草梗连根拔去，水面就露不出什么植物了。
周士第向四面瞭望，成群的水鸟在水面上旋转。突然远处草丛里冒出两股白烟，接着是“通通”两声炮响。
“怎么回事？”
“英国军警巡逻队与工人纠察队在深圳河两岸武装对峙。”
一列敌军装甲车“轰隆隆”开出，向南蠕动着，过了一个站，还是傍着沙鱼涌向南开去。曹汝谦心中暗吁了口气。这时西北方向隐隐传来炮声。曹汝谦、周士第知道这是陈炯明收编的顽固派残匪，在向石龙方向进攻。
周士第下令以装甲列车为前锋。装甲列车像只巨大的冲城锤，带着轰隆声毫不费力地冲开了守军的防线。
敌军载满援兵的装甲列车发出开车的吼声了。铁轨上已能听到车行的“轧轧”声响。铁甲车队员卸下了两节铁轨，正要往道边搬扳手，被周士第阻止了。因为前边留一段黑空，敌军机车上容易发现，会提前把车停下的。
“稍错开一些就可以！”
一声口哨，他们向道边隐去，隐在一里外一个洼地的黑影里。
一列运兵火车轰轰隆隆向石龙方向开去。机车上的探照灯照得前边的铁轨雪亮，当驶到村边的护路岗哨时，“呼隆”一声，整个列车摇晃了一下，出轨了，撞向敌军的装甲列车，装甲列车滚下大沟壑，一千多名支援棉湖战役的精锐士兵车毁人亡，为蒋介石、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扫除了障碍。
周士第和曹汝谦站在高地上，望着滚下的装甲列车，会心一笑。
之后，铁甲车队除了执行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任务外，还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叛乱、肃清反革命武装、支援省港大罢工以及改造飞机掩护队等重大活动，在革命战争和群众斗争中立下了卓著功勋。
当时广东军队番号多如牛毛，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新建的小小的军事单位。更不会想到，往后如奔腾江河般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早的源头竟然就是这里，并以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全国。
多年以后，共和国上将周士第回忆道：“那时铁甲车队一出动，铿锵有声，闪闪发光，广州市民倾城而出，围观者如山似海。”
“铁甲车队的伙食费、办公费与杂支费开支账目采取民主管理，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队里对贪污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队长、党代表和队员的伙食标准一样，都是每月5元至6元。大家吃一样的伙食，每月伙食有节余时，大家一齐分，官兵都一样，叫作分‘伙食尾’。队员还是领兵饷，军官也领薪水。兵饷与其他军队的士兵标准相差不多，每月10元左右，却没有军官克扣，大家心情舒畅。干部的薪水还是较高的，都在100元以上。不过当时中共中央在内部有规定，党员收入超过30元的部分都要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经费，所以干部战士的收入差别并不是十分悬殊。”
周士第的儿子周勇谈起当年父亲领导的铁甲车队时说：“他们接受现代化的训练，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即每天早、中、晚各进行一次训练，有射击、投弹、刺杀、搏击等内容；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平时，铁甲车停放在广州大沙头火车站，遇有情况，可随时驰骋于广州至九龙、韶关的铁道线上执行任务。‘铁甲车队’只是名义上挂靠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都是由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直接统筹领导的，是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
新建的铁甲车队从成立之时起，就与国内其他军队完全不一样。虽然这时还算不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独立建军，却因为铁甲车队而开始了这方面的伟大尝试，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雏形。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周恩来的筹划下，“铁甲车队”人员作为主要兵力被编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担任一营营长，全团2000余人。
三、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生死情谊
一幢欧式风格的二层楼房，矗立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这幢砖木结构的房子便是国民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市党部，亦称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工作。
1924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
这年春天，一位留人字形短发、身材挺拔高大、面容清瘦的年轻男子走进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大门。他，就是时年31岁的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小名石三伢子，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在毛泽东赴上海执行部工作之后，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等人也被派到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这时的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局秘书。随后，陆续进来的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一时之间，社会上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设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调派毛泽东到中央担任要职。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个富裕家庭。
陈独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1915年初夏，陈独秀站在从日本归国的海轮上，凭栏眺望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凝视着瓜分豆剖、满目疮痍的祖国，心潮起伏。
9月15日，《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在上海群益书社问世，敢说敢做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陈先生在文章中教育青年人：要自主，进步，进取，青年人要重实利，轻虚文，重科学，轻蒙昧。重实利，非拜金主义，而是看重实实在在的竞争与较量，并非“诵孝经以退黄巾”之类大而无当之虚论空谈也。重科学，即把科学、科技视为兴国强国之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之谓也。
在他正直不阿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领袖意识，这使得他不会随意附和他人的观点。而后他将《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并在蔡元培先生的聘请下出任北大文科长。随后，陈独秀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以《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号召青年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促成了民国初年的一次思想解放大潮，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进行了必要的补课，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那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迅速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渐渐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毛泽东就是那时由衷地对陈独秀顶礼膜拜的。
毛泽东在后来谈到1917年新民学会时说：“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的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的日记中也记录下了青年毛泽东与朋友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友谊则要从1917年说起。
1917年3月，毛泽东满怀着对陈独秀的崇敬和神往，将自己撰写的一篇《体育之研究》投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对这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畅快淋漓的文章颇为赞赏，全文发表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因“毛泽东”三个繁体字笔画共28画，所以毛泽东这篇文章署名为“二十八画生”。
这一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构。已到北大任教的留日教育家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
当时湖南政局混乱，教育一片萧条，新民学会会员感到有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因此，毛泽东觉得赴法勤工俭学是一条出路，便在1918年6月下旬开会专门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统一了大家思想。
1918年6月，杨昌济被正式录用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携家眷自湖南迁至北平，住进豆腐池胡同15号院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平，那是他卖掉大衣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向往已久的北平。起初与好友蔡和森一起住在杨昌济家前院的房间里，后来由于和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才和蔡和森等几位同来的穷老乡在景山东街三眼井一处狭窄的房间里租住，自此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
此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毛泽东来北平的钱都是借的，他陷入经济困境，迫于生计，原本打算出国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不出国了。
“我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回忆说。
他请求从前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恩师，现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杨昌济帮助他找工作，经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起了管理员，工资每月8元。从此，北京大学图书馆来了一个说南方话的人，课堂里也多了一个湖南旁听生。年轻的毛泽东尽管在湖南小有名气，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初来北大，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青年。
一天，毛泽东又来杨昌济家小坐，和恩师说起想见见陈独秀，杨昌济欣然答应。就这样，通过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仰慕已久的偶像。
那是1918年8月下旬的一天，景山东边的北大红楼大钟“当当”地响了几下，已经是下午4点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走进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旧长衫的年轻人，长长的头发似乎几个月没理了。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陈独秀。
两个年纪相差14岁的男人，一个英姿勃勃，一个干练老成，双方思想火花交融迸发。毛泽东平定心绪，首先从自己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打开话题，这是毛泽东为响应陈独秀的主张而作的处女作，陈独秀有些吃惊，原来眼前这个高大的青年就是作者。随后的谈话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
尽管这次晤面时间很短促，陈独秀的态度也很平淡，但就是这样一次短暂平常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阳光投射在他脸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多么超凡脱俗的纯净，多么美丽的迷人天宇呵！毛泽东兴冲冲地跑到豆腐池胡同15号院，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然而，就在毛泽东沉浸在相见后的欢喜之中时，陈独秀被捕了。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
1919年6月11日晚上，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正与人谈事，却因散发反对北洋军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逮捕入狱。
得知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忧心忡忡，联合蔡和森等人设法营救。
如蛭附骨的奔波、忧虑，无边无际地噬咬着毛泽东。昏暗的油灯照在他有些忧郁的脸上，眸子的深处，藏匿着担心与愤慨。
他的手指和脚趾都感觉到了热血的流动，唤醒他的并非声响，而是尊严——那突然降临的力量，赋予他勇敢——无所畏惧！哪怕坐牢！
1919年7月14日夜，毛泽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他愤然疾书，满腔热血跃然纸上，写下《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
在文章末尾，毛泽东热泪盈眶，抑制不住炽热的感情，以飞蛾投火之势疾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很快发表，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1920年1月初，冬季的北京大风肆虐，凛冽的北风夹杂着沙尘，撕扯着这片土地，风从窗口呼啸而来。这日，雪花飘飘，气温极寒，零下20多度。毛泽东踩着厚厚的积雪，前去探望已被保释出狱在家养病的陈独秀。毛泽东的意外到来，令陈独秀既吃惊又感动，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后来，陈独秀看到毛泽东那篇《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这位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的硬汉，感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同年夏天，病后痊愈的陈独秀酝酿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决意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民主、公平、科学，让老百姓富裕的政党。
此时的陈独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马林，荷兰著名革命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马林的帮助下，陈独秀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即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央），并任中共中央书记。也确定了一个中央，即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核心就是陈独秀。
1920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湖南驱张（张敬尧）运动胜利后，毛泽东高兴地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再次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他们似久违的朋友，聊了很久，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彼此认同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的“冲决利禄之网罗”“君主专制的网罗”的新思想与新文化，革命者的信仰与价值观成为两个人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他们因思想相近、目标相同而成为师生、同志，进而又成为关系亲密的朋友。这次交谈，陈独秀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从这时起，毛泽东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十多年后，毛泽东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他实事求是、充满感激地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就是这次见面，陈独秀交代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因此，把陈独秀说成是毛泽东的贵人和恩师是恰如其分的，也是客观的！那流淌其中的一定仍是彼此深刻的懂得与信任。
而今，陈独秀把毛泽东派往上海中央，毛泽东除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局秘书外，还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此，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与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文件均由二人共同签署。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出现崭新的局面。这几个月，毛泽东一直在参与处理国民党改组的相关事宜。由于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二人的联系也较为频繁，当遇有特别重大的问题时，则由孙中山和陈独秀共同协商解决。
这期间，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是一致的。然而，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复杂，渐渐地，陈独秀已经感到很难驾驭，不像他写文章来得那么得心应手。他常常做出一些决策，而这些决策经过实践检验，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里，身上的那层耀眼的光环渐渐褪去，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两人对复杂时局的见解又不尽相同，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分歧。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
原来，自从国共合作后，陈独秀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在苏联的远东边界建立一个强大的亲苏邻邦，使自己摆脱被帝国主义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斯大林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
之后的短短几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友谊由浓转淡，直至成为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