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包括口传和书写两种不同承载的方式，即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写文学。这是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文学门类。十九世纪下半叶，原始艺术研究者们相继证明，人类社会最早并没有个人创作的文学，只有社会成员（民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即以口头的形式存在和流传的文学。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社会成员（民众）的集体口头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被称为作家的个人的文学，从而这两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文学在不同的人群中各自发展起来。胡适在其早期著作《白话文学史》里把文学定位为“双重的文学”。他的这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以民歌（民间文学）及其与文人文学交互影响（“全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达到文人化”）为主要线索的文学史。不承认文学构成中包括民间口头文学，不是唯物史观的文学观，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编选这本书时，就是参照和认同了“双重的文学”这种文学观的。
周作人1922年为《歌谣周刊》写的发刊词里说：“歌谣（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这两种不同范式的研究潮起潮落、互有消长，一直持续并存了几十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深化，民间文学研究广泛吸收现代西方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些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如“原型批评理论”“口头传统”“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等等，研究方法发展为多学科参与。文艺的和学术的两种研究范式仍然继续呈现出分立状态，文艺的研究依然不失魅力。回顾起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同时，鼎力提倡民间文学、搜集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文学，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潘汉年、郑振铎、谢六逸、台静农、许地山、王统照、李金发、钟敬文、赵景深、周文、周扬、何其芳、老舍、楚图南、柯仲平、公木（张松如）、李季、赵树理、李束为、董均伦、江源、汪曾祺……在民间文学的“文艺的”搜集与研究上以及在其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选集包括两组文章：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民间文学、神话学、歌谣学作了重要阐述的几位作家的民间文学观；二、笔者用文艺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和研究民间文学、阐述自己的民间文学观的文章。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60年来，本人和老伴马昌仪有关民间文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藏书，已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希望有后来者可以利用。馆方愿意帮我出版这样一本选集作为纪念，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刘锡诚
2016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