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人研究物质太成功，自己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人性的观念，已经变了。“思想”的力量已为历史所否认。瓦片的研究，已替代了历史上爱憎仇恨人情幻变的研究。我们量了特洛国时代的破砖石的尺寸，便觉得增进了解或考核荷马的程度。历史家研究埃及女皇的宫房夜壶，兴趣大于研究她们的宫闱秘史。收集事实、考核事实，这两项工作一直继续下去。一个历史学教授可以一手拿了一只破古罐，得意忘形叫道：“我们懂得历史了。”
搜寻考证事实的工作继续不断。历史家测量瓦片，教育家测量人的智力，犯罪学家测量人类的脑壳，心理学家测量我们的感情反应，地理学家测量雨水的寸数，地略政治学家测量高加索的油量。如果瓦片能够解释，历史亦可立足；如果知识的单位仔细地测量，教育便成功；如果脑壳、下颚、耳朵，测量过，犯人便可像一架洗衣机般为我们了解；如果感情反应研究得法，人类的灵魂、智力、想象力、意念、欲望、癖好，都可明白；如果雨量算出，文明之盛衰便有解释；如果油源在握，胜利必属吾人！
人呢？他已变成旋转不息的机器中之一原子，为某爆发过宇宙的陨石余灰所造成。腺、血管、流质，组成了我们的身体，机械化的阻抑、交替反应、错综，组成了我们的心机。肉体的饥饿，我们知道得很详细，精神的饥饿，我们一无所知。欲望乃是体中冲动，我们对它无法节制，正如我们没有力量改造我们自己脑壳的形式。人是一个化学混合物，由身内的分泌物和身外的环境势力所变化而成。那飘渺莫测的灵魂，无形无色，无法研究，受人冷落，已鼓翼而飞，不知去向。彩虹已经解剖得干干净净，孩童时期的好奇心与幻想已经逝去，世界已同我们一起转变灰色。
霍金教授有一段文，可算为现代文章内最玄通知远的一段，说得甚好：
不足为怪，科学在全胜利之后，已射过了它的目标。科学家现在不说：“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无闲谈论世事的目的与价值。”而实际上等于说：“我们已把目的和价值推出宇宙之外。”这样大刀阔斧的手段，倒也觉得爽快：虔诚信教说道的人不敢再妄谈上帝的旨意。只要科学专事研究星球与原子的话，这人道价值的幻灭，并不会使人衷心不安。
但是有一个时候，科学必须把自己训练有素的目光移转到有生命的东西和人的身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的学科，应运而起，如热带的太阳一般高升，继承科学衣钵真传的方术，富有新生初期的猛势。心理学变成感情思想的物理学；人变成了事实与公例的现象。这样一来，自由有些立不住受不住了，因为它们把人体不多不少整个的配合在数学上完美而可计算的物质定数的范型中。但是到底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与方法的联合势力；人虽未能真正摆脱自然的公例，却仍可保持自由的感觉。大家总是如此假定。
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人已变得毫无意义。人变成了宇宙大机器的一部分，这部机器已经整顿修理重配过，而把原有潜伏的旧价值已丢在废堆内。宇宙并不向什么地方走去，只是在走罢了！如果整场戏没有意义，那么人这一部分——在它自己看来如何？姑且不论——也不过是一桩事实，虽是一件复杂有趣的事实；却也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实——连人类的各种文明建树，都不过如此。人生这幕戏在扮演时，也许能自觉得活灵活现。但是真谛还得打个算盘总算一下，而总算结果，人生意义等于零。①
始终没有人充分指出，希特勒的伦理和政治与这一世纪半以来的欧洲发展有关。也没有人指出希特勒颂扬离常（压制理智，颂扬原始观念），同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史泰因 （Gertrude Stein）、达理（Dali）、爱白史坦（Epstein）的颂扬离常［即反对理性］巧合。老实说，这趋势可以推溯到浪漫运动的反理智呼声，尼采的蛮意复位运动，诺兜（Max Nordau）用剖尸方法所描写的十九世纪状况。任何分析，如把纳粹思想的来源看做只限于德国，而不把西欧文化普遍衰落的因素算在里头，便是自欺。人生意义的零点已经抵达：一辈科学家已把知识空气中的古道古风肃清；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理夕阳返照的红光已经消逝；在欧洲的心中，人已变成一个机械式的动物，在盲目的物质势力所指使的盲目的原子混旋中作个困斗。希特勒不过是信步走入这人道荡灭的空野罢了。不然，“希特勒从何而来？”这问题永远不能解答。
我曾说过：
我们可以证明，天下骚动是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了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文学科的大教授们已降低到寻求机械律以解释人类行动的田地。愈证明“自然律”之精严，及自由意志论之荒谬，教授先生也愈自鸣得意……科学的物质主义必产生定数论，定数论必产生失望。所以悲观者成为今日最受人崇拜的人——并非最伟大，而是最负盛名的人——实不足为怪。今日国际间的紊乱，是发源于哲理上的悲观。①
也许强权政治的世界，借用佛家语说，不过是“梦幻泡影”。也许人事的定数论不过是海市蜃楼，我们造来自欺的。也许权力冲突和败灭的必然性，也不过是这种梦幻泡影。我们在机械律创立了不到一百年后，暂时迷失在其中。也许我们能改造这世界。这是不是布道？不，这是祈祷。
不然呢，也许在这世界上，权力将进而为集团的权力，冲突将进而为规模更大的冲突。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立宪的政治、政治学已为人所知；世界政府的政治学尚未出而问世［参见穷理篇第二十二］。世界民主的基本学理，尚未建立，此学理原则应该与一国的民主政治原则相同，以民意为基础。现此的世界联邦势必成为富户政治或富国的寡头政治（plutocracy or oligarchy of the rich），其不稳固亦不亚于一国中的寡头政治，受治的人民必被分成两级，一级是公民，一级是奴隶。这种政府必以武力强迫，不以受治者的同意为基础；天下将有大规模的反叛流血；寡头政治的强国，自相拼命并与受治者争斗后，精疲力尽，那时候必有一个暴君起而代之，独霸全局。历史上每逢革命混乱的时期，总有一个暴君出现。寡头政治的国家在战争中弄得精疲力尽后，必有一个世界暴君出而讨好大众，统霸世界。这是不是预言？不，这是警告。
但是我们的若干领袖，误解了世界冲突与这次世界革命的性质。最大的问题——帝国主义对抗世界的自由——仍为人所忽略，未得解决。有人以为他们能同时替帝国和替自由作战。丘吉尔在步着波里克里斯的后尘。站在帝国立场上看来，英国再也寻不出更出色的首相。他一人兼有克莱夫勋爵（Lord Clive）和海斯丁（Warren Hastings）的坚决果毅、威廉庇得氏（William Pitt）的意志集中、狄斯雷里（Disraeli）的圆滑灵敏；在举国手足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一人出来以铁一般的意志团结人民；在危险的时际，他卓立不移；在叛变爆发的当儿，他显出坚决的力量；在人民信心低沉的时候，他又恢复人民对大好的大英老帝国的信仰。但是庇得、狄斯雷里等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固能守先待后，胜任愉快，在二十世纪未必能成功。丘吉尔看错了时代的潮流。这是不是恶意的批评？不，这是友朋的诤言。
如果我对丘吉尔并无误解的话，我说他从事于二十世纪的战争，不过是要想在战后脱去大皮靴，爬上十九世纪的大床睡觉，床垫舒适地铺在印度、新加坡、香港上面。他有英国狮子狗可羡的坚忍不拔性，也有它的聪明，照帝国的标准看来，他是一个伟人；照未来的较好的世界看来，他不过又是一个克陀（Cato，古罗马参议员）大声喊着：“Delenda est carthago！”［“必须打倒迦太基”，北非强国，罗马劲敌］。他甚或会变成小斯及比阿（Scipio the Younger）。但是当隆美尔和蒙高茂来在突尼西亚争夺迦太基的时期，我似乎觉得布尼战争［Punic War，罗马与迦太基大战］又发生于今日了。我觉得这有点像第四次的布尼战争。今日或许有一个汉尼拔会出来拿坦克替代大象，自西班牙进攻意大利，但是地中海主权的争夺战原来不分时代，今古相同。战争的原因及实质是不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