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国时的货币，哪家最靠谱？
谈到蜀汉的货币，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刘巴。刘巴本来一心跟随曹操。结果赤壁之战后，曹操为了抑制刘备在荆州的发展，派刘巴回到其老家荆州南部从事反对刘备的活动。刘巴失败后，几经辗转到了蜀地，依附刘璋。
刘巴在蜀地，劝谏刘璋不要请刘备入川。刘璋不听。刘备平定益州之后，不但没有责罚刘巴，而且在诸葛亮的推荐下，任命其为左将军西曹掾。
据《零陵先贤传》，刘备攻打刘璋时，对士众讲：“要是平定西川，府库里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了，我不会干预你们。”
结果占领成都后，大家都争着到府库里取宝物，造成了军用不足。这让刘备很忧心。
此时，刘巴对刘备讲：“这事容易，只要铸造价值百钱的货币，平衡商业市场的货物流通，让吏员开办官市，就可以了。”
刘备采纳了刘巴的意见，只用了几个月，就做到了府库充实。
也许有人会问，刘巴不是不愿意辅佐刘备吗？怎么会给刘备出主意呢？
两个字：自保。刘巴一直以来反对刘备。现在他刚刚归附，其与刘备集团之间的隔阂很深。所以，他这次主动为刘备分忧，也是为了淡化以往的矛盾。可是，从长远看，刘备铸造大钱，使大量货币进入市场，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百姓手中的钱没有原先值钱了，购买力下降了。这必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会导致许多有钱人的不满。在当时的社会里，许多有钱人是当地士族，这样做就会促使益州本地士族与刘备离心。
第二，刘备通过手中的大钱，从蜀地民众手中购买物资，这是运用“经济手段”变相掠夺财富的一种行为。
诸葛亮曾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刘巴）远矣！”不过这位子初先生虽然身在蜀地，然心在中原。他出的这个主意，让刘备大失民心。可是，刘备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采纳刘巴的意见呢？
《三国志》中，在记载隆中对时，刘备曾向诸葛亮说过这样一句话：“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刘备这个人很看重“智术”。他认为，自己深陷困境是因为“智术短浅”。他三顾茅庐，目的就是向诸葛亮请教平定天下的“智术”。在“智术”本位的指引下，刘备及之后的诸葛亮、姜维都幻想通过“智术”来创造军事上的奇迹，以平定天下。所以，刘备把“民殷国富”的益州当成了一块大蛋糕，进而铸造大钱以掠夺财富来充实府库，从而保障军资的充足，为实施“智术”服务。这种过于迷信“智术”，让蜀汉重视军资而忽视了民生，在“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短视思维下，偏离了民为邦本的大道。
如此看来，蜀汉的货币并不靠谱。那么，东吴的货币又如何呢？
据《通典·食货八》，在孙权统治时期，先是铸造了价值五百个五铢钱的大钱，即大泉五百。并立法打击盗铸。后来又铸造价值一千个五铢钱的大钱。推行几年之后，孙权发现大面值的货币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市场不接受。
二是百姓对此不满。
于是，孙权改变了策略，下了一道命令：
一是以前之所以铸造大钱，是为了促进市场的货物流通。
二是现在大钱不被市场接受，所以停止铸造。
三是个人手中的大钱，官府作价收回，不让百姓蒙受损失。
铸造大钱是东吴一次失败的货币改革，对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孙权在发现问题后，能够废除这项不靠谱的货币政策，并且将百姓手中的大钱作价收回，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民生的重视。刘备铸造大钱充实府库，看似赚了，但是，从民心方面来讲，则是亏了。孙权作价回收大钱，看似亏了，但是，从民心方面来讲，则是赚了。
那么，曹魏的货币是否靠谱呢？
据《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当政时期，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小钱。这导致了物价上涨，一斛谷子要卖到几十万。自此以后，用小钱买不到货物。
据《通典·食货八》，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废除了董卓发行的小钱，启用五铢钱；但是，当时政府已经很久不铸钱了，货物本来就不多，谷子卖得很便宜。
据《通典·食货八》，曹丕时期，废除了五铢钱，用谷子和绢帛充当货币的职能。
也许有人会问，曹丕为何要废除五铢钱呢？
《三国志·文帝纪》记载：“以谷贵，罢五铢钱。”说的是曹丕认为当时的谷子太贵了，所以废除了五铢钱。
那么，谷子到底是贵好，还是便宜好呢？
谷子如果太便宜，就会伤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就是谷贱伤农。但是，谷子如果卖得太贵，让人买不起，又会危及民生问题。如董卓时期，一斛谷子卖几十万钱。所以，谷子的价格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便宜越好，最好是价格合理。
据《通典·食货八》，魏明帝曹叡时期，湿谷子和薄绢在市面上流通，政府对此处以严刑，但是，仍然禁止不了。于是，曹叡决定重新使用五铢钱。西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
董卓废除五铢钱，发行小钱的“改革”是失败的；曹操废除小钱，恢复五铢钱是正确的。
曹丕之所以废除五铢钱，让“谷帛”充当货币的职能，是因为他看到谷子太贵，很是担忧，认为让谷子充当货币职能，可以避免谷价不合理而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废除了货币，让经济倒退到物物交换的时代。这样做，明显既不利于货物的流通，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曹叡时期，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晋朝沿袭了这一做法。
综合三国的货币政策，三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
刘备只考虑府库充盈和军资供给，不考虑民生，所以其铸造大钱，伤害了民心。结果蜀汉最先灭亡。
孙权铸造大钱，本想促进经济发展，结果适得其反。还好，后来其知错就改，废除大钱，并顾及了百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民心。结果东吴比蜀汉多支撑了十七年。
再说曹魏，无论是曹操、曹丕，还是曹叡，他们实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都是为了有利于民生。虽然在曹丕时期走了一段物物交换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没有铸造大钱，掠夺财富，伤及国基民意。
货币政策关系民心走向。相比之下，魏蜀吴三家，曹魏的货币是最靠谱的。晋朝承袭了曹魏的基础，统一了天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了曹魏货币政策的光。
2.三国时婚丧嫁娶有哪些风俗？某些风俗因何出现？
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曹操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又为自己的儿子迎娶了孙贲的女儿。
孙贲是谁？
孙坚的侄子。也就是说，孙策与孙贲是堂兄弟。
由此可见，孙匡、曹操的侄女、曹操的儿子、孙贲这四个人应该是一代人。所以，从辈分来讲，曹操的儿子应该与孙贲是同辈，那曹操的儿子怎么能娶孙贲的女儿呢？
这说明三国时期，结婚双方在辈分的要求上并不那么严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在这种环境下，对许多人来说，能生存下去就很不容易，娶妻生子则变成了一种“奢求”。也许正是这种残酷的社会环境影响到了当时的风俗，导致人们在结婚对象辈分的选择上要求也不是特别严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一个乱世之人的不容易。
三国时有哪些特别“婚姻”呢？
据《三国志·邴原传》，曹冲（曹操幼子）去世之后，曹操想给曹冲配个冥婚。司空掾邴原的女儿早亡，于是曹操就和邴原商量，想让其女与曹冲合葬。邴原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礼法，也不符合古圣先贤的训典，于是就拒绝了曹操。曹操也没有强求。
据《三国志·曹冲传》，曹操最终将曹冲与甄家的亡女合葬，还是给曹冲配了冥婚。
邴原是当时的名士，大知识分子。根据邴原所讲“合葬，非礼也”“公（曹操）之所以待原（邴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知识界的主流文化并不提倡配冥婚。但是，这种做法在时人中有一定的普及度。即便是像曹操这样地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够免俗，只是他不强迫别人也这样做而已。
对于丧葬，曹操有何看法呢？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
曹操不仅自己提倡薄葬，反对厚葬，而且以身作则。怎么讲？
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临终前颁布遗令：入葬时，穿平时的衣服，不要金玉珍宝陪葬。
曹操为什么提倡薄葬？
第一，三国乱世中，粮食匮乏，民生凋敝，物力维艰。曹操是从乱世中走过来的人。他了解民间疾苦，也格外珍惜物力，所以他提倡节俭，提倡薄葬。
第二，东汉中后期，厚葬之风尤盛。如《后汉书·侯览传》记载：“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曹操借鉴东汉王朝衰败的历史教训，不想让自己打下的江山走东汉王朝的老路。
除了前两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的性格。怎么讲？
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讲道：“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曹操很懂人情世故，同时，又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所以，他并不反对丧葬，但其要通过提倡薄葬，节约社会资源，以此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服务。他能够将人情世故与务实作风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中庸之道的方式来移风易俗。那么，三国时期的嫁娶有何风俗呢？
《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吴主权（孙权）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瑜两男一女”，“男循尚公主，拜骑都尉，有瑜风，早卒”。
《三国志·朱据传》记载：“中书令孙弘谮润据（朱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朱据）死，时年五十七。”
如果说孙权两个寡居的女儿改嫁，属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据《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刘备的皇后吴夫人本是刘瑁（刘璋的哥哥）的妻子。刘瑁去世后，吴夫人寡居。刘备平定益州后，娶了吴夫人为正室。
据《云别传》，赵云以偏将军的身份领桂阳太守。原桂阳太守赵范想把自己寡居的嫂子樊氏介绍给赵云为妻，但是，赵云没同意。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什么呢？
刘备为蜀汉开国皇帝，其皇后却曾是一位寡居的妇女。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见。尽管赵范的寡嫂非常漂亮（有国色），但赵云当时掌握着赵范的命运，赵范把其寡嫂介绍给赵云，这说明一个情况：
在当时的社会，有身份的男人娶寡居的妇女为妻，已经形成了一个风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还要提到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人口锐减，而上战场的士兵往往都是男性。这就导致了男性人口的大量减少，进而出现了大量的寡居妇女。这种现象的出现，已经成为三国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解这一社会压力，就必然会出现一些重组家庭，以开始新的生活，恢复人口，复苏经济。这种社会需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道德观念，进而引发了社会风俗和社会评价的改变。
3.魏蜀吴，哪一家是幸福宜居之地？
许多人对诸葛亮的印象很不错，于是一提到幸福宜居，必然首推蜀汉。而且，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说，益州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民殷国富”。
蜀汉真的是这样吗？
据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孙休时，珝（xǔ，薛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这个故事被《资治通鉴》收录。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发生在景元二年（261）。蜀汉灭亡的时间是公元263年。景元二年，吴国的五官中郎将薛珝因公务去了一趟蜀地。回来后，他向吴主孙休汇报蜀汉的情况，其中有一句话是“经其野民皆菜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薛珝经过蜀国的郊野地区，看到老百姓脸上露出菜色。值得注意的是：不是个别的老百姓脸上有菜色，是民皆有菜色，带有普遍性。菜色是什么颜色？就是老百姓因为营养不良、饥饿，导致脸色发绿。
隆中对发生在公元207年，当时，刘璋统治下的益州的确是“民殷国富”。公元261年，蜀汉灭亡前夕，益州的情况却是“经其野民皆菜色”。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刘禅治国无能，黄皓乱政；但是，客观地讲这不是主要原因。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从公元212年刘备进攻刘璋，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刘备家族统治益州大约五十年。这半个世纪蜀汉主要经历了哪些战争呢？
一是刘备入川之战，二是汉中之战，三是荆州丢失后刘备讨伐东吴的夷陵之战，四是诸葛亮平定南中，五是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六是姜维九次北伐中原。
诸葛亮去世后，除了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汉相对平静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打仗。常年的征战，粮草、兵源、钱财要益州的百姓来负担。不能不说益州这片土地确实如诸葛亮所说“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底子确实好。但是，曹魏占据的黄河流域当时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人口优势明显。蜀汉仅仅凭借益州与曹魏对抗，同时，还要防御东吴。益州的民力不堪其重。所以，作为普通老百姓，在三国时期，蜀汉真的不是一个幸福的宜居之地。
那么，生活在东吴会怎样呢？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赤乌）三年（240）春正月，（孙权）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240）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吴主孙权很重视农业生产，保障农时，饥荒时赈济贫穷百姓。
那么，作为一名生活在东吴的普通百姓就一定幸福吗？
答：不见得。为什么？
蜀汉的战争比较多，但是，蜀汉的战争往往是进攻东吴、曹魏的战争，属于向外打。而东吴不但曾与曹魏、蜀汉交战，发生在其境内的战争也比较多。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与境内山越等少数民族之间战争频繁。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
“（200）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226）（孙权）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
“（黄龙）三年（231）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234）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
“（234）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237）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孙权统治的几十年里，东吴与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战争频繁。
第二，东吴境内叛乱频繁。
孙权统领江东初期，东吴就发生了孙辅暗通曹操、庐江太守李术反叛、丹杨太守孙翊被杀等事件。后来，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其子士徽起兵反对孙权。
再如《三国志·吴主传》记载：“（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
如果你是一名生活在东吴境内的普通百姓，那么，你可能要经常生活在战争环境下，这样一来幸福指数必然下降。
那么，曹魏适合百姓生活吗？
《魏书》（北齐魏收撰）记载：“是岁（曹操）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说的是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曹操招募百姓，实行屯田，保证了军粮供给，使国家由战乱走向统一。
《三国志·刘馥传》记载：“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这里提到了曹操的下属刘馥在淮南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利国利民的故事。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说的是曹操免除了河北当年的租赋，颁布法令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赢得百姓的支持。
《通典》记载：“后汉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税一。”《魏书》记载：“（曹操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田租是按收成的比例征收；而曹操是按照固定的数额征收，这样一来，农民多产出的粮食都归自己所有，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那么，这样看来，生活在曹魏就一定很幸福吗？
答：不见得。
《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是时，（魏明帝曹叡）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说的是魏明帝曹叡大规模地兴建宫殿，耽误农时，增加了百姓负担。
所以，生活在魏明帝时期，百姓的负担是很重的。
那么，魏蜀吴三家，到底哪一家更适合生活呢？
《资治通鉴》（源自《襄阳记》）中记载了东吴大臣张悌的一段话：“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
说的是司马家族掌握曹魏的国政后，改变了曹魏“刑繁役重”的状况，给老百姓以真正的实惠，民心归附了司马家族。
三国之中，蜀汉最先灭亡，有其民力透支、士卒疲惫、民心已失的因素；司马家族最终取代曹魏，有民心走向的因素。对普通百姓来讲，在三国乱世之中很难找到理想的宜居之所，但相比较而言，只能说司马家族统治下的曹魏相对宜居。所以，从民心走向上看，三国归晋不是没有道理。
4.三国时人们可以旅游吗？旅游的方式有哪些？
三国时期烽烟四起，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连生存和温饱都难以解决，旅游更是一件非常奢侈且遥不可及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去旅游。旅游的主力军就是士族子弟。一提到士族子弟，有的读者可能就会想到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其实实际情况跟你想的还真不一样。怎么讲？《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英雄记》（王粲撰）记载：“（袁绍）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董卓是凉州的士族，袁绍是京城的士族。这两位士族子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好游侠。游侠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成游历四方，行侠仗义。从深层次讲，董卓、袁绍的游侠有着十分浓厚的政治目的。
董卓通过游侠羌中，结交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此来增强自己在凉州的政治影响力。袁绍通过游侠，来结交政治上有声望的名人，以此来积攒政治资本。由此可见，三国时游侠，不是一种单纯地吃吃喝喝、登山赏景。这种旅游与扩展政治上的人脉紧密地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以旅游为纽带的政治活动。
三国时期，除了游侠，还有何种方式的旅游呢？
《三国志·士燮传》记载：“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
这段记载中提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游学。士燮是交州的士族，身处边疆。他通过游学来到京师，跟随老师学习文化知识，扩展学术视野。其父士赐在交州为官，士燮在京师为官，后来又在荆州南郡的巫县当县令。这说明什么？士燮到京师后，其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交州，有了自己新的人脉圈。
谈到游学，在三国时，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
《魏略》记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这段记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诸葛亮的游学是以学习小组的方式组团出行，大家在相互探讨中可以实现学问的长进。这种组团游学还有什么好处呢？
据《魏略》，徐庶在曹魏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石韬在曹魏当过郡守和典农校尉。《三国志》记载：“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所以说，游学时诸葛亮对老朋友们将来“仕进可至刺史郡守”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那么，这种判断的根据在哪里呢？
诸葛亮发现徐庶、石韬、孟建三个研究问题非常精熟，这很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三人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精熟”二字上，却忽视了对全局的把握及对大方向的思考。所以，在诸葛亮看来，这三个人很适合当刺史、郡守，去做具体的工作；而自己将来要总揽全局，去领导众多像徐庶、石韬、孟建这样的人才。
由此可见，这种组团游学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发现谁适合干什么，培养识人之明。
那么，三国时期的游学和游侠，对今天人们的旅游有什么启发呢？
旅游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行业，不应该仅停留在吃好、喝好、玩好、乐好等这些感官趣味上，而是应该重视自己在旅游中学到了什么。例如，在旅游中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提升思想境界；参观博物馆，可以提高文化品位；参观文化小镇，可以了解风土人情；参观名胜古迹，可以感受历史文化的熏陶；等等。要把旅游变成提升自己的宝贵机遇。
在旅游中，可以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从朋友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有价值的宝贵经验，这些人可以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和学习的好榜样。换句话说，行万里路也可以阅人无数。
法国雕塑家罗丹有句名言：“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艺术家可以在旅游中寻找创作灵感，企业家可以在旅游中寻找创业商机，政治家可以在旅游中发现社情民意的第一手资料，文学家可以在游览大好河山时写下流传千古的壮丽诗篇，等等。总之，旅游是提升自己综合修养的一个宝贵契机。
5.曹操、刘备、孙权与酒有哪些不解之缘？
在三国时期，曹操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大诗人。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也有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惆怅。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大诗人对酒是很有偏爱的。
可是，这位喜爱酒的大诗人却做了一件与其爱好截然不同的事情，怎么讲？
张璠的《汉纪》中提到“太祖（曹操）制酒禁”。那么，曹操为什么会禁酒呢？
《后汉书·孔融传》给出的答案是：“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这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曹操颁布酒禁时，国家正处于兵荒马乱之时，粮食匮乏，军队和百姓的粮食供给难以保障。第二，喜欢喝酒的人大有人在，连曹操自己都喜欢喝。也就是说，尽管粮食匮乏，但是，酒品市场的需求仍然很大。
第三，酿酒是需要粮食的，这就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粮食消耗，也必然会威胁到许多百姓的基本生存权，也会威胁到军粮的供给。在当时的战乱时期，缺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为了缓解粮荒，曹操决定制定酒禁。
那么，曹操制定酒禁时，有反对的声音吗？
据张璠的《汉纪》中记载，曹操颁布酒禁时，被孔融写文章嘲讽。文章中写道：“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孔融为什么要反对曹操的酒禁呢？
张璠在《汉纪》中道出了一个原因，也就是孔融有一句口头禅：“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孔融是个喜欢喝酒的人，曹操的酒禁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所以，孔融来气了。
这件事反映出曹操与孔融有何异同？
相同的地方是，曹操与孔融都爱喝酒。
不同点在于，曹操思考问题是想着大局，是想着国家的粮食供给问题，是为国计民生考虑。所以曹操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能在权衡利弊之后，控制自己的酒欲。
但是，孔融出身名门，从小到大，衣食无忧，从来没体会过百姓之家忍饥挨饿是一种什么感受，也就根本不知道吃不饱肚子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想到的仅仅是曹操的酒禁影响到了自己。所以，孔融的思维格局太窄，虽有名士之名，但不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人。
可是，我们读《三国志》，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曹操颁布酒禁后，仍然有人饮酒。
据《三国志·陈思王传》，“而植（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曹操一向执法严明，曹植凭什么可以饮酒？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找到曹操禁酒的原因，也就是战乱时期，粮食匮乏。孔融被杀于建安十三年（208）。这一年，曹操结束北征，返回邺城，可以说基本统一了黄河流域。曹操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已经逐渐走向安定，经济逐渐恢复，粮食供给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曹植经常饮酒的事恰好证明：在曹操看来，粮食严重匮乏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执行原先的酒禁了。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曹操制定和废除酒禁都是从国计民生出发，根据国情、民情的变化，来调整统治政策。再说刘备。我们谈到刘备与酒的缘分，许多人都会想到《三国演义》中的煮酒论英雄。那么，正史中是否有煮酒论英雄的记载呢？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这段记载说明，曹操确实与刘备论过英雄，当时刘备也确实在吃饭，但是，没说他们在饮酒。有人会问，他俩为啥没喝点儿酒呢？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发生在官渡之战（200）前，而官渡之战中，曹操存在粮草供应困难的问题。由此可见，《三国志》中没有记载他们在一起饮酒，很可能是当时正在执行酒禁。
正史中，刘备有饮酒的记录吗？
《英雄记》记载：“（吕布）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由此可见，刘备是饮酒的。
最后说孙权。
如果说曹操饮酒从其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刘备饮酒是史料中偶然有所记载，那么，孙权饮酒可以说在《三国志》中就非常常见了。
如《三国志·周泰传》记载：“权（孙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
再如《三国志·虞翻传》记载，孙权当了吴王，设宴庆贺。酒宴快结束时，孙权起身行酒，结果虞翻伏地装醉。孙权走过去之后，虞翻又起身坐起来了。孙权大怒要杀虞翻，被刘基劝住。于是，孙权下令，自今以后如果自己酒后说要杀谁，都不能杀。
孙权喜欢设宴行酒，一方面，他想以此来和下属联络感情（如周泰）；另一方面，孙权也意识到酒喝多了，可能会让自己的判断力下降，以致做出追悔莫及的错事。比如，虞翻险些被杀就是例子。在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孙权意识到要想办法避免酒后误事。所以他下了“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的敕令。
6.大乱方定，提倡节俭的曹操为何要建铜雀台？
铜雀台建在哪里？
当时的邺城，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
什么时候建的？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曹操占领邺城。建安十五年（210），铜雀台建成。
由此可见，铜雀台的营建时间正是北方地区逐渐结束战乱，走向安定、百废待兴的时期。
据《三国志·毛玠传》，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这段记载反映了在曹操的倡导下，当时整个朝廷都在提倡节俭。
民力正是恢复之时，朝廷正在提倡节俭，曹操为什么要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呢？
汉末大乱之时，洛阳残破。当时，曹操的统治区域主要在黄河以南。所以，这一时期，定都许都，让其成为自己的大本营，对曹操来讲无疑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可是，随着河北地区的逐渐平定，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统一，许都的战略地位也在逐渐改变。怎么讲？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孙策闻公（曹操）与绍（袁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
这个记载说明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问题。许都在黄河以南，接近荆州，离孙权、刘备等人的统治区域相对较近。如果曹操继续将政治中心全部放到许都，那么，就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精力来防范南方割据势力偷袭许都。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皆伏诛。”
汉献帝虽然是一个傀儡皇帝，但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他身边有着一帮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拥汉派。汉献帝和董承等人搞的衣带诏事件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件事对曹操的触动很大。
一是曹操取代汉朝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在一段时期内，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二是曹操自己在明处，拥汉派在暗处，而且其力量不可忽视。将来一旦许都有变，拥汉派得势，那么，对曹操家族及其亲信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这个记载说明，在河北地区，袁绍很得人心，很有号召力，收揽了许多人才。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配（审配）兄子荣守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这一段文字，讲述的是曹操攻打邺城时，镇守邺城的审配忠于袁氏、宁死不降的故事。
《三国志·袁绍传》中的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一个问题。经历了多年的军事割据，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一种观念：黄河以南是曹操的地盘，黄河以北是袁绍的地盘。曹操征战河北时也意识到：河北地区的许多人才、名士把袁绍看成他们的主公，把曹操看成占领者。
基于以上几点，曹操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那么，曹操看上哪块宝地了呢？邺城。为什么是邺城呢？
第一，从防御南方割据势力的角度讲，许都在黄河以南，缺少险要的屏障；邺城在黄河以北，在防御上存在优势。如果把政治中心放在邺城，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南方割据势力偷袭邺城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如果把邺城建成政治中心，许多人员（如曹操的家人）就可以迁往邺城，许都原有的许多政治职能就可以转移到邺城。一方面，这样可以减缓将来许都一旦发生政变给曹操集团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如果许都真的被拥汉派占领，曹操可以在邺城调动各地军队，镇压拥汉派政变。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出现拥汉派政变，并成功占领许都，曹操家族全面失势的局面。也就是说曹操要以此来防患于未然。
第三，邺城在河北地区，属于原袁绍统治区。曹操下定决心要把邺城建成政治中心，就是要告诉原来袁绍统治区的人，无论河南、河北在曹操心中都是一视同仁，从而不让河北地区的人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不让他们有被征服、被占领的感觉。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在邺城建铜雀台呢？
曹操要把邺城建成新的政治中心，可国家的都城还在许都，皇帝在许都，朝廷也在许都。问题是怎么才能够让人认同邺城是新的政治中心呢？总不能曹操说是，邺城就是啊！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曹操意识到，邺城需要一个标志性建筑。
世界上的许多知名城市，往往都有其标志性建筑。比如，看到埃菲尔铁塔你会想到巴黎，看到悉尼歌剧院你会想到悉尼，看到白宫你会想到华盛顿，看到勃兰登堡门你会想到柏林，看到罗马斗兽场你会想到罗马……这些标志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的伟大名片，不仅具有有形价值，更具有一种巨大的无形价值。
铜雀台就是当年邺城的标志性建筑，是邺城的伟大名片。人们想到雄伟壮观的铜雀台，就会想到邺城，进而就会想到当时朝廷真正的权力中心——曹操家族。铜雀台建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强化了邺城的政治地位，既为曹操积蓄政治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和平台，又为将来曹魏的建立起到了政治上的促进作用。在时人心中，铜雀台实际上就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
7.三国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
什么是看脸的时代？
本文中所讲的“看脸的时代”，指的是在这个时代中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个人的前途或终身大事。
那么，三国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用三国时期的事例说话。
首先，我们看一个人，王粲。王粲是何人？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在《三国志》中与陈琳、嵇康等人合传。由此可见，此人文才横溢。
据《三国志·王粲传》，王粲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在东汉时期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曾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当长史。何进想和王谦家通婚，人家王谦没同意。
由此可见，王粲属于士族高门，出身显赫。
可是，像王粲这样的人物，后来去投奔刘表，刘表并不重用他。为什么？
《三国志·王粲传》记载：“表（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
由此可知，刘表因王粲模样不行、身体不好等原因，对其不予重用。可见，刘表多多少少也是个看脸的人。
那么，曹操是不是一个看脸的人呢？
《资治通鉴》记载：“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曹操）。松（张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操时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复存录松。”
由此可见，曹操这个人也多多少少有以貌取人之处。可是，曹操忽略了一点，张松这个人不好惹啊。怎么讲？
据《三国志·刘二牧传》，曹操赤壁战败之后，张松回到益州，在刘璋面前讲曹操的不好，劝其联合刘备。这个意见被刘璋采纳，为后来的刘备入川埋下了伏笔。
有人会问，既然连曹操都有以相貌衡量张松才能的败笔，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三国就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呢？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诸葛亮。怎么讲？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由此可见，诸葛亮这小伙子不仅外在形象不错，还挺潇洒。那么，他被谁家看上了呢？
据《襄阳记》，想招诸葛亮为婿的正是沔南名士黄承彦。
黄承彦看上诸葛亮什么了呢？
据《襄阳记》，黄承彦对诸葛亮说了这么一段话：“闻君择妇；身（指黄承彦）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由此可见，也许诸葛亮的外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襄阳记》中讲的是黄承彦很看重诸葛亮的才。
因为婚姻是需要两家同意的事情，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同意娶模样不好看的黄氏呢？黄承彦还看中了诸葛亮哪一方面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提到在东汉时期士族之间频繁通婚的现象。例如，杨彪家族与袁绍、袁术家族通婚，杨修的母亲就来自袁氏家族。
诸葛亮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是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在东汉末年，其父诸葛珪官居太山郡丞，其从父诸葛玄曾为豫章太守。由此可见，诸葛亮出身名门，属于士族子弟。
那黄夫人家的门第如何？
参照《襄阳记》可知，蔡讽的大女儿，嫁给了黄承彦，也就是诸葛亮的丈母娘；蔡讽的二女儿嫁给了刘表，也就是刘表的继室蔡夫人；这两位蔡夫人都是蔡瑁的姐姐。
蔡家和曹操家族是什么关系？
据《襄阳记》，蔡讽的姐姐嫁给了东汉时期的太尉张温。
据《后汉书·曹腾传》，张温属于海内名士，曹腾（曹操的爷爷）曾提携过他。
因为两家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襄阳记》记载：“（蔡瑁）少为魏武（曹操）所亲。”说的是蔡瑁年轻时就和曹操关系不错。
综上所述，诸葛亮与黄承彦两家结亲，一方面是因为诸葛亮与黄氏都很有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家都是士族家庭，属于门当户对。
由此可见，不能说三国完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人家诸葛亮在择偶上就没有看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