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岛上有两座地阱炮，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着三十多个水兵坚守于此，像钉子户大战拆迁队一般，屡挫日军的嚣张气焰。
可惜，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杀红了眼的伊东佑亨下令合围日岛，使出一记“疯狂一百零八打”，终于把日岛轰成了焦土。萨镇冰只好撤回刘公岛。
张文宣已镇不住陆军，士兵们公开说不再打仗，并挤在防波堤下、镇远舰上，要求坐船回家。
洋员也公推戴乐尔为领袖，找到道台牛昶炳，撺掇他同自己一起去劝丁汝昌投降。
这实在是太不了解丁军门了，人杵在这儿就是为了当门神的。见过哪路门神缴械投降？
果然，丁汝昌断然拒绝。但为了实施人性化管理，打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悖论，他撂下一句话：
尔等坚守岗位，若11日救兵不至，我当自杀，以保全大家性命。
众人这才放心离去。
丁汝昌叹了口气，执笔写信给烟台的登莱青道刘含芳，凝重道：
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9日，靖远沉没。11日， 四艘日舰驶入港内，以排炮轮流轰击，威海卫南岸的日本陆军也开炮助阵，火力之猛，前所未见。
清军奋力还击，炮台怒吼，重挫日军。
然而，天数已无可更改。
夜里，丁汝昌收到刘含芳的回信，以为援兵有了指望。可就在拆信的瞬间，高兴的表情僵住了。
信纸上不过寥寥数字，却字字重如千钧：
顷接李大臣（李秉衡）电，全力冲出。
冲出？口外倭舰密布，我军船只俱损，便是插翅恐亦难逃。丁汝昌顿时瘫倒在椅子上，枯坐无言。
不能据此认为见死不救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再怎么说丁汝昌也不是小悦悦。
事实上李鸿章早就从内地调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及皖南镇总兵李山椿共20营开赴烟台，问题是这帮人承平日久，根本无法想象前线战况的惨烈与危殆。
湖南巡抚吴大澂已然足够开明，人至少还出过国（朝鲜）。在奉命发临时拼凑的湘军50营驰援山东、讨伐日军的檄文中，还是充分暴露了作为一名左愤的幼稚与无知：
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唯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以嗜杀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音同“之”，恭敬）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
陈凤楼倒是不扯淡，却专心扯皮，迟迟不启程，一直拖到1月26日才令两营先行，连李秉衡都急得发电催道：
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李鸿章也鼓励张文宣等，说“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坚持静伏，勿浪战”。
可惜，希望的肥皂泡最终被清军混乱的指挥和低下的效率戳破了。
屋外传来一片喧哗。丁汝昌抬眼望去，只见一众水陆兵勇正跪在阶前哀求活命。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心如刀割。
死亡的寒光，足以使最勇敢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战栗。
谁愿意做陨石？谁愿意做冰冷的雕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即使鸽子落到肩上，也感觉不到体温和呼吸。它们梳理一番羽毛，又匆匆飞去。
就让我代你们去死吧。
丁汝昌来到窗前：“诸位的请求我知道了，明早一定给予圆满答复。”
待众人散去后，丁汝昌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信，对其中的一句深以为然：
今贵国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张文宣走了进来。
他早已做好殉国的准备，屡屡告诫部下：“竭力死守。力竭而不能守时，我当先死，以免尔等之死。”
因此，丁汝昌清楚张文宣的来意，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从怀里摸出一包鸦片。
两人分食，仰面吞吃。
弥留时刻，萨镇冰守在丁汝昌的床前，听他喃喃自语：“这么大的一支海军，就这样完了啊。”
良久，丁汝昌又抓住萨镇冰的手，欣慰道：“我死了，你们便可以活下来。你们是海军的种子，国家的希望……”
68、最恨是马关
1895年2月12日上午7时，丁汝昌薨。
最早发现丁张二人自杀的是杨用霖。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阖岛上下，自己已是级别最高的官员。
决断的时刻来临了。
两天后，牛昶炳找到杨用霖，要求他出面同日军接洽投降，遭到拒绝。
杨用霖回到镇远舰舰长室，吟诵了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平静地拿出手枪，对准嘴，扣动了扳机。
2月17日，牛昶炳伪造好丁汝昌的降书，加盖水师提督印，向日军投降。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中和镇边等十舰被日方俘获，独留一康济，载着丁汝昌等六名高级军官的灵柩，伴着汽笛呜呜的哀鸣，冒着风雪，凄然离港，往烟台驶去。
北洋舰队彻底覆灭。
天津。
袁世凯面东而立，以酒遥祭。
凛冽的寒风中，北洋水师的官兵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响。一幅酸楚的画面浮现在袁世凯眼前，那是从刘公岛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亲眼所见，他们说：“最后一天，等待援兵的丁军门始终苦苦地望着岸上，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
紫禁城已乱作一团。
光绪和翁同龢终于明白，打仗不是打架，打输了后果很严重。面对战、和皆无可恃的局面，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
世间最屈辱之事莫过于战败求和，清廷却不得不强咽这颗苦果。
在美国驻华公使的调停下，慈禧派出了谈判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1837—1900），结果被伊藤博文赶了回来，理由是资格不够。
慈禧怒了，立召军机大臣徐用仪和孙毓汶，说自己已忍无可忍，准备把驻日公使也撤回来，免得再受挫辱。
徐孙二人是一以贯之的主和派，当场表示反对，主张“留此线路，不可决绝”，不然会驳了斡旋人的面子。
慈禧马上反问：
若尔，中国体面何在？
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最后还得李鸿章出来收场。
已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光绪终于决定议和，五次召见以往看着就来气的李鸿章，嘱其“权衡利害，统筹全局。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
都是废话，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句：
予以商让土地之权，斟酌轻重，磋磨定议。
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明摆着是去当卖国贼，李鸿章却不得不去。环顾宇内，这天大的罪名，你不担，又有谁能担当得起呢？
3月13日，在李经方和伍廷芳的陪同下，李鸿章率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美国律师和厨师、轿夫等）登上了去往马关的轮船。途中，他赋诗一首，悲切道：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悠远的钟声传来，渐渐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常年被海雾浸润的湿漉漉的石板街道上，偶尔走过一个身穿和服、撑小花伞的仕女。惊鸿一瞥，只留下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想……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典雅素净。窗外，几枝樱花含苞欲放。
抛开血仇，这个国家的文化既令人迷醉更令人迷惑。
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居然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然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
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两人也是老对手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了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是因为正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了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69、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的解释区别很大。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60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不禁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地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偷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的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怕也自愧弗如。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要不是中间变换了一次场景，整个一标准的“三一律”。
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