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莫愁湖，这些酸腐文人们欢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场所袁世凯一般都是拉帮结伙骑马闲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韵律，写些豪气四溢的打油诗：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虽无韵味，但粗粝之中英雄之态毕露。12岁的袁世凯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不想当人，只想当神。
1873年，袁保庆因患霍乱，挂在了盐法道任上。治丧委员会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吴长庆。
当年吴长庆他爸在安徽庐江办团练，被太平军包围，生死悬于一线。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邻近的淮北镇压捻军，吴长庆缒城而出，单枪匹马去求援。
谁料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庆倒是力主救援，数日议论不绝，庐江城破，吴父败死。吴长庆痛感袁保恒顾己不顾人，与之绝交，对袁保庆却感激不尽，与之结义，交情日深。
袁保庆死时，官居从一品提督的吴长庆早已为淮军打造了一支劲旅，名为庆军。
在长辈的帮衬下，14岁的袁世凯办完丧事，同养母牛氏扶柩还乡。
一年后，生父袁保中的死给袁世凯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定袁世凯是可造之材，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指点，大头的少年生涯铁定悲催了。
1875年（光绪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凯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内阁大学士的属官）的弟弟袁保龄共同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责任。
尽管师资队伍堪比乾元国学班，袁世凯花在研究兵书上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读四书五经。不仅如此，关心国家大事的他还经常写杂文讽刺时弊，很显然是受了容闳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是美元党，毕竟大头连美钞长啥样都不知道。
袁保龄给多动却勤奋的袁世凯下了“中上美材”的评语，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一直带在身边帮他上传下达。
袁世凯思维敏捷，逐渐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却给侄儿敲响了警钟，指明了他性格上的一个弱点：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
袁保恒的眼光是很准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条约》签订时，清朝官员连香港在哪儿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便未雨绸缪地建议清廷在台湾设置巡抚，并得到采纳。
然而，袁世凯究竟善谋还是善断，仍言之过早。
17岁那年，大头回老家参加乡试（此前已花钱捐了监生，跳过考秀才这关）。名落孙山的结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毕竟考举人考了一辈子的大有人在。不过你非要跟16岁就中举的梁启超比，人生还是挺幻灭的。
鉴于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比较折腾，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陈州大户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凯的发妻，后来为他生下著名祸根袁克定。
于氏虽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礼数。头几年感情尚好，有一天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还跟她开玩笑，说穿得像“马班子（妓女）”。于氏觉得受到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凯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正因这句话，夫妻反目，感情日淡。
完婚后，袁世凯旋即赴京，继续攻读。
28、行尸走肉
学海无涯的生活也曾让大头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场谋个饭碗，最终被袁保恒严厉制止。在堂叔的言传身教下，大头猎取功名的志向日渐高涨。
伴随着激昂的音乐，镜头里的大头以各种姿势在各种场合专心苦读，直到光绪三年（1878）的到来，快速剪辑戛然而止。
音乐也骤然变成了电视剧《天下粮仓》那苦逼至极的主题曲。史称“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爆发了。
饥荒持续四年，囊括五省，波及亿人，死亡千万。
历来灾荒，至次年夏收前达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属于重灾区，人相食是那时必备曲目。据大头家信上记载，人肉明码标价，二十八文一斤。
这就有些骇人听闻了。
于是，饥民们扶老携幼，组团逃荒。结果跑到陕西，发现同样无以为生，不得已又逃回本土。辗转流徙之中，冻饿交加，死尸盈路。
玩网游打野怪还能掉个装备，而饥民们不被野怪吃就算万幸了，现实果然很骨感。
作为河南籍的官员，袁保恒被任命为帮办赈灾大臣，赴河南赈灾，袁世凯随行。
随行的结果是大开眼界。各州县官要么遇灾不报，要么借口赈灾加重科派。碰到几座敷衍了事设的粥厂你也不要过于兴奋，锅里熬着的永远是清汤寡水。
这要搁清宫戏里，没准儿刘统勋大人还能从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头落地”斩杀几个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是比《隔山有眼》还血腥的B级片。袁世凯看到，灾难打开了人心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天灾很快演变为人祸。
一群妇女占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里面生火做饭，吃个精光后又转战下一家。男人们见效果不错，纷纷组团，挨村抢粮。一个知府因此被就地罢免，下面的知县维稳压力陡增，为保顶戴，只好将为首的“暴民”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活活饿死。
一个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曾率领众人抵抗太平军。此刻，他又被推举出来，饥饿难当的村民希望他能带头造反。丘同学拒绝后逃跑了，愤怒的村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冲进他家，杀死了他的六个家属。
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还行走着一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后来创办了山西大学，活跃于晚清政要之间，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此时的他作为纪录片《活死人之地》的出镜记者，从太原出发，边走边看，越走越惨，为我们忠实记录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还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1月29日（1878年），太原以南140里：
看到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碰到了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最后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里。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卖出，每斤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一个装下半身。七天后，另一个也死了，却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洪洞县，我见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人的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边是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不远处，男尸和女尸被分别扔进了两个挖好的大坑。
在这个地区，路两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作木柴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悲惨处境的写照。
啼笑皆非的是，不断有反动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劝说他率领大家去抢大户，去抵抗来自官府的镇压。
百姓洋人官的游戏的确是现实最好的缩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环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带着两千两白银拜访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要赈济灾民。曾国荃对他怀有戒心，处处设防，气得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吐槽道：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以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
愤怒没有使李提摩太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是默默地开展起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福音。
几周前还流传着关于天主教诱拐小孩的谣言似乎一夜之间就被各大门户网站的版主集体删帖了似的，一帮生下来就给佛祖磕头的村民争相砸烂了家里的佛像，改信上帝—从道教开始，国人的信仰就是从实用出发的。
29、独裁的艺术
袁保恒开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罢免的前任河南巡抚。
允诺拨给的钱粮迟迟不到位，每提出一笔筹款都要专门拜折请求，旷日持久的“部议”后还得看户部书吏的脸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笔，等不到发放的灾民早就死了不知几拨，你叫我怎么赈荒才算给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劝他推掉这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袁保恒凛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岂以艰危所阻？”
袁世凯清楚地记得，那天，堂叔以庄严的形式对天起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筹，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音同“吉”）之。”
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实鞠躬尽瘁了。作为赈灾的帮办，比总办河道总督李鹤年还尽心。他辗转奔波，多方筹措，见动员富人捐输已无人响应，便以个人名誉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贷，却仍所获无几。
各地粥厂请求接济的公函堆积如山，袁保恒无言以答，终日枯坐，短短三个月便为焦虑所迫，眠食俱废。
袁世凯不禁想问：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若神明仍要殛（杀）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风，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开封的赈务公所。
对于这种兢兢业业死在任上的劳动模范，政府当然不会放弃树典型的机会。“文诚”的谥号不可谓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为文臣最高谥号，只有八人，如曾国藩、刘统勋；
“文忠”次之，如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张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尔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诚（丁宝桢）等也都根据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都是理学名臣）严格论给。
总之就是两个字：稀缺。没当过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样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凭借举人的身份捞到一个文襄。
然而，对现实感极强的袁世凯而言，文什么都不过是文过饰非。
袁世凯的心彻底凉了。
接连失去养父、生父和叔父，再坚强的人心也拔凉拔凉了。
赈灾五个月，袁保恒廉洁奉公，自己和随从的餐饮旅费均从俸禄中支取，未敢动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则没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官员的准则。
自古赈灾有多黑，袁世凯在基层看到的，却是一幅远比贪墨赈款更为复杂、更令人绝望的画面。
晚清没有NGO，像李提摩太这样漂在中国实心救人顺便传教的牧师还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左愤所言这帮传教士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好说，但人都要饿死了，你草菅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义”，这不是爱国者是爱国贼。
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就上奏朝廷，指责洋人热心赈灾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买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练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刻指示受灾各省，如遇洋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准洋人逗留，更不许涉足赈务。开封市民还自觉张贴告示，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义正词严地绑架你爱国。
且慢嘲笑这自上而下脑残加自残的举动，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当你不理解萨达姆、卡扎菲这些大独裁者何以像打了鸡血一样天天惹事到处树敌时，研究一下办公室政治就明了了。
作为一个部门主管，当他面临团队成员的信任危机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塑造一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敌—当有危险逼近时，人类总是容易尽释前嫌携手与共。
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是将群体步调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敌人和营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立志成为杰出独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课。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却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民变，传教士的“转移视线”可谓功不可没。
30、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炼狱般的惨象。
在袁寨长大的袁世凯从未如此真切地耳闻目睹底层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驱驰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参佐袁保恒办理赈务。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后事、交接公务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不满20岁的袁世凯身上。
出色的表现感动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徐宗瀛，他决定按月发给袁世凯三十两银子作为薪资，却被大头拒绝了。
“先叔办理赈务，自备斧资，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袁世凯那双圆圆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诚让徐宗瀛感佩交加。
诗言志。
“不受金钱不受名，大权在手世人软”，大头的诗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么。
